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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如何开始，仿佛有很多说法。年纪相对青春时，我们通常会觉得，一首诗只有始于青春的冲动，才没有辜负诗的激情。诗会始于激情吗？如果诗始于激情，那么，合理的期待就是，诗会终于理智。这一心理过程，至少看起来很春华秋实。诗的激情，近乎春花的绽放；而表达的理智，则对应于沉甸甸的金色果实。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倾向于一种本质的辨认：没有激情，就没有诗歌。至于何为诗的激情，它能否全然呈现在诗人的生命激情之中，似乎来不及思量。如同被催眠，我们其实很愿意放纵我们的一种意愿，毕竟沉湎于诗和激情的神话般的关联，听起来很脱俗。它暗示了一种特殊的诗歌氛围，没有诗的激发，我们就不能通过诗歌在这复杂的世界里划出一条清晰的生命界限。诗的激情近乎一种审美指令，它促使我们加紧体会我们自身的生命情绪。
很多时候，诗必须展示激情，不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它差不多是我们在年轻时遭遇到的最常见的最紧张的诗歌语境。如果一首诗在展示的过程中，被判定为缺乏激情——这听上去不像是指出我们在语言表达上的失误，而更像是一种包含着严厉的文学潜台词的审美审判。如果一位诗人提交的诗，涉嫌缺乏激情，这就意味着一种残酷的尺度：缺乏技巧，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缺乏激情，基本上等同于宣告缺乏创作诗歌的天才。我年轻的时候，偶尔将诗歌示人时，常常得到两种相反的评判：一种情形中，我提交的诗被认为激情有余，但超越激情、比激情更高的文学指标还十分匮乏；另一种情形中，它们有时又被诊断为缺乏激情，只停留在华丽的修辞的泥淖之中，自拔乏术。如此矛盾的反馈，有可能过早地促成了我对诗和激情的关系缺乏好感。渐渐地，这种好感的缺乏甚至发展成了一种顽固的排斥感。即使我从生命感受上依然同情诗与激情的神秘关联，但在文学自觉的意义上，我很早就自诩为瓦雷里主义者。文学上的瓦雷里主义者，究竟有何含义呢？瓦雷里说过，诗是一种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生存情境中，诗和激情的关系不再具有普遍性，它更像是一种残留的痕迹。要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诗人，一个人就必须抹去这些痕迹。诗人的使命就是设法克服对激情的依赖。换句话说，一个诗人必须彻底纠正他对诗歌灵感的膜拜情结。这是一种现代的局面：诗人必须与冷静为伍，必须学会给生命的激情降温。
降温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会面对诗始于冷静这样的情形吗？如果从柏拉图那里开始溯源，确实可以这样认为：冷静是一种非常突出的现代品质。柏拉图诱导我们这样体会诗歌，诗始于迷狂。诗人的言说近乎神灵附体。就充当的角色而言，诗人是神谕的代言人。而诗的冷静，则意味着我们对柏拉图的告别。但诡异的是，一旦这种告别真的发生过，我又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意识到，我还是一个被压抑的柏拉图主义者。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很多美妙的激动人心的想法都已成过眼烟云，但我依然坚持一个原则——“诗就是不祛魅”。我依然对诗始于迷狂有很深的好感。庞德也承认，诗人的冷静几乎是现代书写的一个基本法则。或者如里尔克的一个自我修正：没有冷静，就没有真正的观察。对现代诗而言，更值得信赖的文学动机是诗始于观察。
从诗歌传统的角度讲，学会观察世界，对诗人而言，其实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文学能力。观察不仅意味着诗人姿态的调整，从沉溺的幻想状态，转入充满警醒的对周遭处境的生命反应；也意味着诗人必须开始掌握描述性的修辞方式，使用精确的语言来协调游移的生命观感。
在《诗歌替身学入门》中，我甚至想象过这样一种可能：诗始于洞察。换句话说，面对如此变化无常的现代世界，一个诗人只有努力锤炼他的洞察力，才能在混乱无序的时代情绪中把握到一种生命的从容。如果说诗还能有什么用，诗的无用之用就是帮我们获得一种这样的境界：通过诗歌语言独有的花序，将生命的豁达排列成一种经得起灵魂反复辨认的绚烂。
《冬天的捷径入门》像是要宣告这样一种可能：诗始于日常体验。或者说，这首诗的文学动机带有一种强烈的反诘色彩：它认同诗必须关注日常现实，但关注的方式必须是建立在强劲的生命体验之上的。“走向对岸”，表明了这首诗的写实性。它基于真实发生的事件。北方平原尽头的某处，一个人试图穿越冰封的小湖走到对岸。他必须冒险，因為冰封的程度在暖冬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已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凭常识来判断。所以，在本来的意义上，事情虽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但从文学表达的规约而言，它听起来依然几乎是一种寓言。而这首诗的意图，则基于这种寓言能发展出一种对称的隐喻指涉：在不太能确定结实程度的冰面上行走，和诗在语言的冰面上运行，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写诗，最好意味着一个诗人有能力精确地去冒险。极端地说，诗的语言效果基本上取决于诗人没有冒过险。
诗和冒险的关联在现代诗的写作境遇里如此彰显，但我们依然不能轻易妄言：诗始于冒险。冒险，意味着对本原的弃离。但诗的本质是通过诗，我们能更丰富、更强大地返回本原。诗，体现的是生命的返回能力。好诗，多半都在某种程度返回了生命的梦境。好的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更高的生命层次上返回了生命的童年经验。《镜子入门》展示的就是一种返回的意愿。通过镜子，我们又回到了明亮的生命的自我世界。在这个自我的世界里，学会观看世界，就是学会观看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联。对诗人而言，学会观看，是一种基于神秘的友谊的自我提醒。如果还要总结点什么的话，我愿意援引罗伯特·费罗斯特的话，并修改如下：“诗始于神秘的意义，终于智慧。”
很多时候，诗必须展示激情，不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它差不多是我们在年轻时遭遇到的最常见的最紧张的诗歌语境。如果一首诗在展示的过程中，被判定为缺乏激情——这听上去不像是指出我们在语言表达上的失误，而更像是一种包含着严厉的文学潜台词的审美审判。如果一位诗人提交的诗，涉嫌缺乏激情，这就意味着一种残酷的尺度：缺乏技巧，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缺乏激情，基本上等同于宣告缺乏创作诗歌的天才。我年轻的时候，偶尔将诗歌示人时，常常得到两种相反的评判：一种情形中，我提交的诗被认为激情有余，但超越激情、比激情更高的文学指标还十分匮乏；另一种情形中，它们有时又被诊断为缺乏激情，只停留在华丽的修辞的泥淖之中，自拔乏术。如此矛盾的反馈，有可能过早地促成了我对诗和激情的关系缺乏好感。渐渐地，这种好感的缺乏甚至发展成了一种顽固的排斥感。即使我从生命感受上依然同情诗与激情的神秘关联，但在文学自觉的意义上，我很早就自诩为瓦雷里主义者。文学上的瓦雷里主义者，究竟有何含义呢？瓦雷里说过，诗是一种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生存情境中，诗和激情的关系不再具有普遍性，它更像是一种残留的痕迹。要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诗人，一个人就必须抹去这些痕迹。诗人的使命就是设法克服对激情的依赖。换句话说，一个诗人必须彻底纠正他对诗歌灵感的膜拜情结。这是一种现代的局面：诗人必须与冷静为伍，必须学会给生命的激情降温。
降温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会面对诗始于冷静这样的情形吗？如果从柏拉图那里开始溯源，确实可以这样认为：冷静是一种非常突出的现代品质。柏拉图诱导我们这样体会诗歌，诗始于迷狂。诗人的言说近乎神灵附体。就充当的角色而言，诗人是神谕的代言人。而诗的冷静，则意味着我们对柏拉图的告别。但诡异的是，一旦这种告别真的发生过，我又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意识到，我还是一个被压抑的柏拉图主义者。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很多美妙的激动人心的想法都已成过眼烟云，但我依然坚持一个原则——“诗就是不祛魅”。我依然对诗始于迷狂有很深的好感。庞德也承认，诗人的冷静几乎是现代书写的一个基本法则。或者如里尔克的一个自我修正：没有冷静，就没有真正的观察。对现代诗而言，更值得信赖的文学动机是诗始于观察。
从诗歌传统的角度讲，学会观察世界，对诗人而言，其实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文学能力。观察不仅意味着诗人姿态的调整，从沉溺的幻想状态，转入充满警醒的对周遭处境的生命反应；也意味着诗人必须开始掌握描述性的修辞方式，使用精确的语言来协调游移的生命观感。
在《诗歌替身学入门》中，我甚至想象过这样一种可能：诗始于洞察。换句话说，面对如此变化无常的现代世界，一个诗人只有努力锤炼他的洞察力，才能在混乱无序的时代情绪中把握到一种生命的从容。如果说诗还能有什么用，诗的无用之用就是帮我们获得一种这样的境界：通过诗歌语言独有的花序，将生命的豁达排列成一种经得起灵魂反复辨认的绚烂。
《冬天的捷径入门》像是要宣告这样一种可能：诗始于日常体验。或者说，这首诗的文学动机带有一种强烈的反诘色彩：它认同诗必须关注日常现实，但关注的方式必须是建立在强劲的生命体验之上的。“走向对岸”，表明了这首诗的写实性。它基于真实发生的事件。北方平原尽头的某处，一个人试图穿越冰封的小湖走到对岸。他必须冒险，因為冰封的程度在暖冬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已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凭常识来判断。所以，在本来的意义上，事情虽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但从文学表达的规约而言，它听起来依然几乎是一种寓言。而这首诗的意图，则基于这种寓言能发展出一种对称的隐喻指涉：在不太能确定结实程度的冰面上行走，和诗在语言的冰面上运行，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写诗，最好意味着一个诗人有能力精确地去冒险。极端地说，诗的语言效果基本上取决于诗人没有冒过险。
诗和冒险的关联在现代诗的写作境遇里如此彰显，但我们依然不能轻易妄言：诗始于冒险。冒险，意味着对本原的弃离。但诗的本质是通过诗，我们能更丰富、更强大地返回本原。诗，体现的是生命的返回能力。好诗，多半都在某种程度返回了生命的梦境。好的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更高的生命层次上返回了生命的童年经验。《镜子入门》展示的就是一种返回的意愿。通过镜子，我们又回到了明亮的生命的自我世界。在这个自我的世界里，学会观看世界，就是学会观看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联。对诗人而言，学会观看，是一种基于神秘的友谊的自我提醒。如果还要总结点什么的话，我愿意援引罗伯特·费罗斯特的话，并修改如下：“诗始于神秘的意义，终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