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强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近现代史如德国那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里，德国迅速崛起而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然后又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两度发动世界大战，经历了战败国的历史命运。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纳粹德国的战败和德国分成东、西德的结局而告终，但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联邦德国（西德）战后重建并创造了经济奇迹，民主德国（东德）也是苏联和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让战后的德国民众重新获得了信心与自尊。1990年后德国重新统一，德意志民族自身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重新统一的联邦德国不仅是目前欧盟国家中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而且也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事实上，自从德国19世纪工业化开始，似乎就一直有一股持续的力量在推动德国经济和国力。其别具一格的人才培养体系，成就了持续创新的企业家、素质优秀的劳动者以及持续领先的科技研发人员。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奥秘归结为德国未被战争摧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具体而言，这包括了德国在普鲁士时期就建立的国民教育体系、独特的职业教育、德国民族对理性的崇尚和对知识技能的重视、在宗教上开放宽容的态度、国家各级政府的认真规划等等。下面，笔者就从普鲁士时期的教育体系谈起。
　　虔信运动及其结果
　　公元1750年，大德意志地区存在多个公国，而作为30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等几场大战主战场的中欧地区一直相对落后，即便是其中最为强大的普鲁士，也十分赢弱。但是这一切很快就发生了改变，随着腓特烈·威廉与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的教育改革，这个地区注定将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知道，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路德派的宗旨逐渐被淡化了，人们的信仰再次回到了天主教。有很多信徒坚持着路德的意志，从而不断希望信徒们重新回到简朴、去权威化的道路上。这场运动就被称为“虔信运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继承了王位，当时欧洲的宗教势力已经衰退，但是宗教本身仍然是君主提高王权的有力武器，于是他开始推动“虔信运动”。这一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是军队和官僚机构。例如军队中的教会得以重组后，多名虔信主义者成为军团中的牧师。由于威廉一世下令禁止为不会阅读者举行宗教仪式，这些牧师就必须开始教授这些目不识丁的军士及其亲属（包括子女）进行阅读和书写。于是，荣誉不再仅是在单纯军事作战中突出成绩的反映，更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履行的责任感。这种全民素质的提升和社会责任感的加强是德国受教育阶层崛起的基础。
　　同时，在官僚制度上，德国也开始逐渐进行各种门类的考试选拔。这既提高了官员素质，也刺激了德国大学的发展。威廉一世特命两所大学开设了财政学，讲授经济、财政、警察制度等专业知识和法理根源，并且还提供了低阶官员可以通达高级职位的机会，德国社会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进取意识的官员阶层，他们拥护通过教育提升公民社会的素养。而当腓特烈大帝继位之后，继续保留了“军事一官僚一教育一经济”的总体结构。经过两代君主的努力，普鲁士走上了崛起之路，哪怕是在七次反法联盟中遭遇到毁灭性打击，普鲁士也能重新站起来，原因就在于这种官僚与教育制度。
　　德国大学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受教育阶层的崛起
　　早在18世纪早期，普鲁士就拥有了近50所大学，而同时期的大不列颠王国却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虽然当时很多大学规模很小，但由于其数量多和地方性强的特点，使得那些家境贫穷但是却极具天赋的孩子也可以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到了1742年，普鲁士的学校已经超过了1660所。
　　在欧洲早期的很多大学中，只有神学和哲学两个科目。而于1737年成立的哥廷根大学，改变了这一切。这所大学限制了神学院的审查权，还在哲学院中设立了历史学、语言学、数学等学科，同时还开设了物理学、政治学、自然史、测量学、军事与民用建筑学、历史、地理、艺术等课程。另外，该大学也开设了为官员阶层的生活做好准备的训练课程：舞蹈、击剑、绘画、音乐等。
　　除此之外，哥廷根大学还发行了第一批专业学术期刊，发展了研讨班。其意义十分重大，它们启发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促使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的出现，并引发产生了学术化、科学化的学科和专业。这些可以说是德意志大学的创举。由此，德意志形成了一种新式教育，并在德意志社会内部催生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的人数规模并不多，但是他们却控制了国家的官僚体系、教会、军队、教授席位和其他各种专业。
　　随着教育的发展，阅读革命继而在德意志境内爆发，德意志人的阅读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神学著作的比重从1625年的46%降至1800年的6%，哲学著作则从19%上升到40%，文学作品从5%上升到27%。德国人由此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产生了一批上进的英才式阶层，即德国受教育阶层崛起了。
　　宗教宽容与旋转门
　　在德国（普鲁士）受教育阶层崛起之后，德国就开始对外招贤纳才，其中就包括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特别是富裕的犹太人。他们逐渐在德国文化——哲学、文学和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和很多新教徒共享一种文化的宗教，即对过去的伟大事务，对教育——经典学问和人文修養的神圣混合物——特别崇敬，无论这种教育是通过个人自学或通过学术机构获得的，无论是真心求学还是完全为了获得学位证书，而且这种教育常常带有基督教伦理的特征。由此，相比信奉东正教的或者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而言，他们觉得自己与世俗的德国公民有更多的共性。
　　同时，德国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产学研旋转门”。例如在德国经济非常成功的化学工业，就始终致力于寻找杰出的科学家，政府非常支持这种科学——工业动态模式，而且德国劳工是以其无与伦比的技巧和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的任务的。而德国工业巨头们在搜寻人才方面也是独具慧眼的，他们争先恐后从当时不那么知名的技术大学和一些古老的人文大学中挑选人才，为了吸引人才，这些企业甚至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不久之后，大学里的学术机构也开始希望拥有具备工业经验的科学家。由于德国的工业企业通常都与银行界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于是这种模式就逐渐发展成能够代表德意志帝国典型特征的“学术一工业一银行联合体”，这也是德国至今仍然非常强大的“军事一工业一学术联合体”的前身。从学术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学术和教学之中，这个过程就叫做“旋转门”制度。
　　德国首先是在国家政府的干预下，建立了一套独立于宗教的教育体系，通过在军队和大学的各种制度创新，培养出了一个新兴的受教育阶层，从而重铸了德国国民性格和文化理念。在这个基础上，德国精英阶层逐渐脱离了一般宗教意义上的好恶，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人才的引进，同时，德国实业、金融与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和紧密，形成了旋转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