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1940年10月28日，吴奔星先生应湖南省立衡阳乡村师范的邀请，“结初学写诗的朋友”作了一次演讲，讲稿收入《暮霭与春焰——吴奔星新旧诗钞》中；但所据为“剪刊残本”，内容有所缺失，今由吴心海先生的努力（见文后“校勘附记”）得以完璧，现与新发现的奔星先生的两篇诗论一起刊发，供我院研究生学习。
一、引言
我常常感觉得我国似乎是一个以“诗教”立国的国家。自三百篇到今日，诗风之盛，诗人之多，诗篇之富，至①属惊人；并且许多古代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常常寄托或保存在古代的诗篇中；而一般文人学者政客也时以诗为表现其主张或思想的工具。这种情形在其他各国是不大有的。可见我国文人的精神意志多半消磨在诗上。但是奇怪得很，要在我国文学作品方面，找出一篇有系统的诗论，却又万不可得，这又证明了我国诗人大抵重实践，不尚理论。虽说也有许多诗品诗话之类，但都是零零碎碎。使人抓不住一个有焦点的概念。在这一点上比起其他各国是相当逊色的，不过，要弥补这一缺憾，也难一挥即就。我现在只想以卑之无甚高论的态度，应付有志文艺者之需求，发表一点个人的心得，供大家参考或商榷，抛砖引玉，寔有厚望。
二、认识
此处所谓认识，不单是认识诗的本身，而且要旁及与诗有关的许多问题。虽然以当代诗为主，但为讨论便利计，也略微涉及一点旧体诗的理论。
甲.意义——古今中外对诗所下的定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只能综合地谈谈。我国最古的一部书《书经·舜典》上说：“诗言志”。又最古的一部诗集《诗经》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班孟坚（名固）《汉书艺文志》也说：“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言谓之歌。”此后，许多诗的定义，大体上难逃不了“诗言志”的范围，所以凡属言志的文字，便是诗，或者是近于诗了。但是志是什么呢？不外情感与思想的总和。无思想的情感，形象未立，不能入诗；无情感的思想，埋没性灵，流于哲学。虽然，这个定义很好，仍不免与其他言情的美文相混淆，所以我想改一下，便是：
凡以和谐的音节，经济的辞藻，表现个人的观感或刻画精彩（或生动）的人生，都可称之为诗。
这个定义要比较妥当一点，但我嫌它不免②“公式化”，似乎多少有点“八股”的气味，不妨干脆而简单地说：“诗是苦乐的象征，灵魂的散步”。倒有意味得多！
乙.内涵——诗的意义弄清楚了，进而便须明了诗之因素，即诗是什么东西组合而成的。为大家易于领会计，可以列表以明之。
丙.正名——“新诗”这一名词，实在欠妥，当初胡适之一班人为了与旧体诗区分发表计，临时采用一下，倒无不可，唯确定为永久性之专名词使用，即大有未妥。因为如果民国时代之诗是新，则将来诗再有改新，便将称为新“新诗”；再有革新，又将称为新“新‘新诗’”。如是下去，不知加到多少新字，实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虽然不一定有我所想象的那么一天到来，但以此证明新诗一词之不妥，是再切当也没有了。并且文学之为物，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所以新诗与旧体诗二词对立三十年谬妄之局，我们必须加以纠正，如为称呼方便计，可以叫今日之诗为“当代诗”或者“民国诗”，都比新诗来得好。
丁.演变——民国诗之演变，也如历代诗一样，自有其渊源与流派。顾炎武会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盛唐，势也”，这就是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时代起了变化，文学也自然随而起着变化。民国诗之兴起，也当然是“势也”！至于其所以兴起之原因，约有两个：一个是受了参差不齐的词曲民谣的影响；一是受了清末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的主张及一班留学生介绍西洋文学的影响，而操其③枢机替新体诗接生的，当推胡适之。自他的《尝试集》出版后，新的诗潮奔腾澎湃，周流全国，日新月异，逐渐成熟。为使大家得一明确的概念起见，特区分如下各派，略加说明。
1.尝试派——此派作风以明白晓畅为主，中心人物为胡适之，为其④羽翼者，有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宗白华、康白情、周作人、刘大白、沈玄庐、胡怀琛以至鲁迅均是，而最著者当推周作人与刘大白为此期之代表人物，周之诗集有《过去之生命》，刘之诗集有《旧梦》包含《旧⑤梦》、《风云》、《花间》、《红色》四部，此外尚有《丁宁》、《邮吻》、《再造》、《卖布谣》、《秋之泪》等。但他俩取经不同，周诗取法西洋散文诗（在其《小河》前曾有一段小序云：“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来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象，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歐洲的俗歌；俗歌本来要叶韵，现在却无韵……”），刘诗则脱胎于旧体词，所以虽为解放之新体诗，而旧体词之痕迹仍然存在。
此外康白情著有《草儿》，俞平伯有《冬夜》、《西还》、《忆》，刘复有《扬鞭集》，胡怀琛有《大江集》，或则仿效西诗，或则脱胎旧体，颇极一时之盛。至于没有专集而须一提的，便是沈尹默，他所作的《月夜》，发表于民国六年，为备具新体诗之美的第一首无韵诗。
这一派的机关刊物，要算《新青年》及《新潮》⑥。其活跃时期约起自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年。胡适之至今虽亦偶一为之，但已流于消闲或应酬了。
最后尚须加一句论断的话，此派的胡适之及其他的作者，所写的诗篇，只有历史的价值，而无艺术的价值。虽有继往开来之功，亦广粗制滥造之路。
2.英美诗风派——此派又可分为两组，一为小诗组，一为格律组。前组的作风为清淡，后组的作风为婉约。前组源于泰戈尔的小诗及日本俳句而参以西洋诗之气味，后组则完全脱胎于英美诗篇，尤受“十四行诗”之影响⑦甚深。前组以冰心女士、汪静之为中心人物，羽翼之者有徐玉诺、谢采江、朱自清、陆志韦、何植三、孙席珍、周乐山，及所谓“湖畔诗人”冯雪峰、漠华、修人、若迦等；冰心的诗集有《春水》和《繁星》，时寓哲理，受泰戈尔影响颇深，汪静之有诗集《蕙的风》，表现青春的火焰，至为旺盛。此外徐玉诺著有《将来的花园》⑧、谢采江著有《野火》、陆志韦著有《渡河》、朱自清著有《毁灭》与《踪迹》，湖畔诗人著有《湖畔》、《春的歌集》等，其他诸人虽或为结集，而散见之诗亦颇不少。至于后组则以徐志摩为中心人物，羽翼之者有朱湘、闻一多、刘延陵、梁宗岱、西蒂、陈梦家、方玮德诸人，此组之诗，字句相当整齐，为新体诗中格律最严者，曾有人名之曰“新律诗”或“香干派”。徐志摩为人倜傥风流，天才秀发，影响我国诗坛至重且大，惜天不永年，于民国二十年由沪乘机北上，机毁遇难，死于山东党家庄。所著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其次朱湘亦为此组中之健将，所作诗篇，字句整齐，人号为“豆腐香干派”，惟以不满现状，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往南京途中，投长江自杀，著有《草莽集》、《番石榴集》等诗集。其次为闻一多，所著之诗亦曾风行一时，著有《红烛》、《死水》等诗集，今则度其教授生涯，不弹此调了。其次为陈梦家，乃此组之青年诗人，为徐志摩所激赏，编有《新月诗选》，著有《梦家诗集》、《铁马集》等诗集。此外刘延陵、梁宗岱、西蒂、方玮德诸人，或有诗集，或未结集，过于烦琐，不再一一详谈。 此派之机关刊物有文学研究会所编之《小说月报》，新月社所编《新月》月刊，徐志摩等所编之《诗刊》，及叶绍钧刘延陵等所编之《诗》杂志，其活跃时期约起⑨自民国八年冬天文学研究会成立于北平⑩，止于“一二八事变”《小说月报》停刊。至于此派人物，今则或已作古，或充教授，诗之生命，早已终止，虽亦有偶尔即兴挥毫者，但亦止乎应酬应景而已。
3.德日诗风派——此派作风为豪放，以郭沫若为中心，羽翼之者，有成仿吾、王独清、高长虹、蒋光慈、穆木天、王统照等，郭沫若所作之诗，雄深雅健，颇有可取，计著《女神》、《星空》、《瓶》、《恢复》、《前茅》等诗集，其他诸人亦均有诗集行世，不复详论。
此派之机关会社为创造社，民国九年五月刊行《创造》季刊，后又刊行《创造周报》同《月刊》等。活跃时期与前派等。除王独清蒋光慈已去世外，其他如穆木天，王统照等亦时有作品发表，惟已不若向时{11}之刚劲，且影响所及，多有以标语口号为诗者，如臧克家田间诸人为此派后起之秀，亦不免时有此弊。
4.法国诗风派——此派作风为缥缈。以李金发为中心，与之作风相近者，有戴望舒、废名、何其芳、施蛰存、卞之琳、路易士、吴奔星、李白凤、李章伯、林庚、伍蠡甫、水天同等。中心刊物，有施蛰存所编之《现代》、吴奔星李章伯合编之《小雅》、路易士所编之《诗志》，及戴望舒等所编之《新诗》月刊等，活跃时期约自“五卅惨案”，直至今日，犹方兴未已。此派主张：在内容上描写身边琐事，把握瞬间的冲动，发展个{12}人性灵，但自“七七事变”之后，已完全改观吟哦战斗的诗篇，以作抗倭的号角。至于在形式上，废除脚韵，不拘一格，总以各尽其才为主。目前诗坛的刊物合乎此派作风的，当推桂林的《诗》刊为最优，如婴子、周维、胡明树、艾青诸人，均系有希望的青年诗人{13}。
5.改组派——这一派诗人是继承黄遵宪的流风，革新内容而不变更旧体诗的形式的，故人称之曰“旧瓶装新酒”，主要人物为吴芳吉吴宓二人，吴芳吉业已作古，所余者仅吴宓而已，此派之机关刊物为民国十一年在南京发刊的《学衡》杂志。其活跃时期约为民国十四年{14}至“七七事变”。虽吴宓仍在继续关门写作，而{15}于文坛上已不能激起波纹了。
6.保守派——此派系维持旧体诗的残喘的。以《国闻周报》的“采风录”，及卢前所编《民族诗坛》为机关刊物，主要人物为陈石遗、汪东、于右任、卢前、易君左、陈树人等，并旁及一般党国要人消闲之作，他们也只存一种玩好的心理，并无一定的活跃时期，兴高采烈时口占一律而已。
7.土风派——此派作风为通俗，约起自“九一八”，以冯玉祥、老向、老舍、陶行知等为中心人物，其间尤以冯玉祥作品为最多，他的作品为以抗战的内容，装入歌谣的形式，一行一行以至无数行，令人读之，毫无诗的感觉，只好像党政宣传大纲。拿给丘八读读，倒是非常适合的。他如陶行知和老向等之作品，也只是一些民教教材而已。此派机关刊物曾有中國文艺界协会会刊《三日刊》及老向所编之《抗到底》半月刊。我们可以断定此派在文学上将来决无成就，只是在抗战宣传上多少有些贡献罢了。
以上所谈各派，除法国诗风、德日诗风、土风等三派尚有作者活跃外，其他都只能当历史看；其所举刊物会社的名称，也多成了过去。今之所以略略一谈，其目的在使大家知道过去诗坛的一个轮廓，详细情况如何，不是一下可以讲完的，有待编撰民国诗史了。
至于全面抗战以后，诗人们所吟哦的对象，差不多已合而为一；所采用的形式，多为法国诗风派所主张的那一个。良以伟大的内容，实非其他各派的形式所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假如我们还要加一派的话，那便可以命之曰混合派了。
戊.比较——一般人认为新体诗是人人个个都可以写的，而旧体诗则非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可了。其实大谬不然。做好旧体诗固然很难，做好新体诗又谈何容易？要之，都非易事。比较言之，则新体诗较旧体诗为尤难。如果要说他容易的话，也只有其中的尝试派、土风派不太讲求技巧，比较容易耳。我曾经拿过下棋来坐比方，那便是旧体诗诸如象棋，难学而易精；新体诗如围棋，易学而难精；如果大家都有写诗及下棋的经验，又无成见的话，大家是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己.欣赏——要分别诗的好坏，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我现在为优良的诗拟定四个条件，可以命之曰四贵主义，便是境界贵静，辞藻贵和，气象贵壮，表现贵深。如有背乎此者，都非佳作。即使长至千行万行，仍是徒费纸墨，决不能以所谓伟大作品的大帽子去掩饰。因为伟大作品，严格地说起来，并不在篇章的长短，而在乎作品的本身好不好。好的作品一行也伟大，坏的东西万行也枉然！这是盼大家深切认识的。
庚.长短——新体诗之长短约有六：
1.要以活的语言，写活的人生现象，非若旧体诗之充满已死的文字{16}。
2.文字与语言相统一，能深入各个阶层，非若旧体诗之为特殊阶级的玩物。
3.吟咏的对象，扩大到宇宙人生的任一角落，非若旧体诗之多为少数人的空想。
4.能利用古今中外各国度各阶层的语汇与辞藻，提炼新的语汇及词汇，增多表现的工具，提高写作的技巧，非若旧体诗之搬弄人云亦云的词汇。
5.所采用之形式，能表现任何内容，非若旧体诗之形式时感穷窘{17}！
6.为继往开来的神圣事业，非若今之少数人以旧体诗为消闲品，继其残喘而已。
新体诗虽具上列种种之长，而在形式上亦颇有人感觉下列种种之短：
1.字句繁冗芜杂。
2.行节参差不齐。
3.无脚韵，不便朗诵。
4.无定型，不便模拟。
实则这些并非新体诗之短，乃是新体诗所以足称为“新”之处。等到谈完写作那一{18}项时大家自会感悟的！
三、写作
谈到诗的写作，可分两个阶段：
甲.准备时期——
1.诗是以情感为命脉的，而今日所最需要的情感，是“大我”的情感，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必须培养热爱民族国家的丰富的情感。 2.有了丰富的情感，又要找寻寄托此种情感的事事物物；并且还{19}要注意什么事物才是你的情感最适宜的寄托的场所，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还要养成对宇宙及人生敏锐的观察力及深刻的想象力。
3.解决了以上二点，还得注意要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寄托着情感的事物，这就要注重表现的工具了，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必须摄取并储蓄描绘宇宙及人生各种色相的语汇同词汇。
4.摄取并储蓄语汇同词汇，是不能凭空说的。我们应该批判地接收于诗有利的遗产，而且多多欣赏当代名家的诗篇，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除了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外，还要养成高度的欣赏力与明确的批判力。
乙.实践时期——
1.内容方面：
a.发扬民族精神——“艺术的地”表现我国民族纵的横的特性，不应只拘泥于几个抗战建国过程中所用的新名词或新术说；尤其避忌“论说文”的姿态，必须要具象地含蓄地显露出民族性所以伟大的地方来。
b.负起教育责任——第一不可迁就民众的智力，而须提高民众的智力；第二不可将许多新名词强硬地注射到民众的头脑里去，而须使民众在阅读诗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对民族国家所肩负的责任有一个猛烈的觉醒。
2.形式方面：
a.行节的画分，应以意象为转移。一节或一行，宜代表局部或全部的意象，不可故意弄得支离破碎。
b.整个的诗篇不必有一定的形式。人皆有天才，人皆可以创造最适合于表现事物的形式。
c.不必硬凑脚韵，以合乎语言的自然性而又不与散文混同为原则。钟嵘《诗品序·下》说：“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这话不啻为我的主张所下的注脚。
d.他人之形式，只可供参考，切忌谄媚地“脱胎”于人，给人家作“子孙”，而失去你自己的“本性”！
3.怎样写：
a.大胆地学习，小心地创作，谨慎地发表，换句话说：初学宜放荡，如天马行空；成家宜谨严，若盲人走路。
b.不要为题目所拘束，最好写成之后，斟酌内容，适当地配题。
c.描绘悲欢的题材，不宜滥加一些悲欢的字眼，而须细腻地表现所以悲欢的原由，但又以不流于叙事文为上。
d.不用典。钟嵘《诗品序》中云：“……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旧体诗尚且无须用典，民国诗更不用说了。
e.写诗与读诗不同。读诗贵客观，客观便无我，无我则可知他人之长；写诗则贵主观，主观便有我，有我则不袭人陈言，而能画出自己生动的面孔。
f.诗意贵含蓄。宋张南轩曾说：“作诗不可直说破，须如诗人婉而成章，《楚辞》最得诗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则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语形容也，说破如何如何思，则意味浅矣。”旧体诗如此，新体诗尤然！
g.须把握灵感。宋严羽云：“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妙在悟。”妙悟云云，可为灵感之注脚，已今语释之，灵感是一刹那间的热情的冲动。当你的脑袋中，有这一种冲动时，那么，尽管你有天大的紧要事，也须暂时放下，赶快提取笔来乘兴而写，如此，当有佳作产生，否则，不啻毁灭你自己的声名呵！
h.忌以险怪的词句表现最平凡的意境。写诗能注意以上诸点，自有办法。现在我借钟嵘的话来结束这一个节目，他在《诗品序》上说：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思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曼之累矣。……”
他这几句话，虽是对旧体诗而发，但赋、比、兴的方法，是无问古今的。特此贡献诸位，以备参证。
四、结语
关于诗的诸种问题，约略如上所说。虽都是些老生常谈，但归纳在一起，对于一个初学写诗者，或者也有相当的益处吧？
此外尚须顺便谈谈的，便是当前文学界有一种新的趋势，那便是讨论经年的“民族形式”一问题了。这个问题以郭沫若所发出的意见为最公允最正确，大家可以看他的《“民族形式”商兑》一文，我也曾专就诗的一方面，在桂林《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以宫草的笔名发表了《略论诗的“民族形式”》一文。那篇文章的大意，约略说明了当前一班人对民族形式的误解，以及民族形式的内涵，与夫什么叫做民族形式的诗。前二点因为题旨所限，今天姑且不谈，后一点的意思，我也可以大概说明一下。我以为民族形式的诗，在形式方面，尽可能的利用可以表现中华民族历史的地理的伟大性，这一内容的形式，不必拘拘一格。既不完全是士大夫阶级所用的旧的格套，也非纯粹利用歌谣的定型，在写作历程中，自可得到一种比较适合而统一的形式。而在语言方面，则为士大夫的语言、大众的语言、外洋传入的语言以及我国旧体诗词所惯用而无腐气的语言的结晶，——说得更妥当一点，是各种语言的化合物，要是这样地写出来的诗，才算真正代表全民族的标准的民族形式的诗。
最后须加以声明的，便是流亡数年，书籍散失，草拟此篇，全凭记忆。略无参考于诗之演变一项，自不免挂漏之议。其他不周到之处，亦在所难免；故此篇除供诸青年朋友工余参证外，并以就正于有道！
按：右文本系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之约，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出席该校第五次纪念周讲演之辞。原题为《门外诗谈：认识、写作及其他》。当时全体同学均低头记录，热忱可嘉。惜因时间迫促，语调过速，鲜有能尽其全者，兹特根据黄伻、邹敦源两同学之记录，略事损益，完成此篇，印而问世，俾供探讨。各同学精心记录，均于此谨致谢意。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吴奔星附识
校勘附记
2012年，我为父亲吴奔星编选的《暮霭与春焰——吴奔星新旧诗钞》由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诗的认识与写作——给初学写诗的朋友》一文收录在“现代诗论”部分，文前说明为“本文为剪刊残本，从19页开始到22页结束，其后缺1至2页。杂志名字不详。应为抗战期间大后方文艺杂志。”出版之前，为了寻找此文出处、补充稿件缺失的部分，曾联系过上海图书馆、广西图书馆、贵阳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惜均无结果，留下遗憾。最近捡拾先父遗物，在一堆发黄的故纸堆中发现此文的油印讲义原稿，经核对发表稿件所存部分，仅有些微差别，可以证实为同一篇文章。对照讲义原稿，剪报所缺部分（约2000余字），不但可以完璧，而且发表剪报中字迹漫漶的部分，终得识别，收入《暮霭与春焰——吴奔星新旧诗钞》一书时的误植，得以纠正。从先父吴奔星按语中所说此文为1940年10月28日为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演讲之辞，以及文中提及他在桂林《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略论诗的“民族形式”》（一九四零年九月）来看，《诗的认识与写作——给初学写诗的朋友》一文大抵应该发表于一九四一年。
吴心海记于2013年12月31日
注释：
①剪刊残本为“质”——校勘者注。下同。
②剪刊残本为“兌”。收入《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年，下简称为《暮霭》）同样作“兑”。
③收入《暮霭》误作“起”。
④收入《暮霭》误作“起”。
⑤剪刊残本误作“蓓”。收入《暮霭》同作“蓓”。
⑥收入《暮霭》误作“《新诗》”。
⑦收入《暮霭》误作“印象”。
⑧剪刊残本为“《雪朝》”。
⑨收入《暮霭》误作“其”。
⑩吴奔星1940年10月28日为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讲演之辞讲义原稿此句作“民国十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
{11}剪刊残本“向”后一字模糊，难以辨识，收入《暮霭》错为“万”。
{12}收入《暮霭》误作“各”。
{13}剪刊残本无此句。
{14}剪刊残本为“民国十一年”。
{15}收入《暮霭》误作“至”。
{16}收入《暮霭》误作“死的东西”。
{17}收入《暮霭》误作“窒”。
{18}收入《暮霭》漏“一”字。
{19}剪刊残本到此终结，其后文字根据吴奔星1940年10月28日为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讲演之辞讲义补充。
一、引言
我常常感觉得我国似乎是一个以“诗教”立国的国家。自三百篇到今日，诗风之盛，诗人之多，诗篇之富，至①属惊人；并且许多古代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常常寄托或保存在古代的诗篇中；而一般文人学者政客也时以诗为表现其主张或思想的工具。这种情形在其他各国是不大有的。可见我国文人的精神意志多半消磨在诗上。但是奇怪得很，要在我国文学作品方面，找出一篇有系统的诗论，却又万不可得，这又证明了我国诗人大抵重实践，不尚理论。虽说也有许多诗品诗话之类，但都是零零碎碎。使人抓不住一个有焦点的概念。在这一点上比起其他各国是相当逊色的，不过，要弥补这一缺憾，也难一挥即就。我现在只想以卑之无甚高论的态度，应付有志文艺者之需求，发表一点个人的心得，供大家参考或商榷，抛砖引玉，寔有厚望。
二、认识
此处所谓认识，不单是认识诗的本身，而且要旁及与诗有关的许多问题。虽然以当代诗为主，但为讨论便利计，也略微涉及一点旧体诗的理论。
甲.意义——古今中外对诗所下的定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只能综合地谈谈。我国最古的一部书《书经·舜典》上说：“诗言志”。又最古的一部诗集《诗经》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班孟坚（名固）《汉书艺文志》也说：“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言谓之歌。”此后，许多诗的定义，大体上难逃不了“诗言志”的范围，所以凡属言志的文字，便是诗，或者是近于诗了。但是志是什么呢？不外情感与思想的总和。无思想的情感，形象未立，不能入诗；无情感的思想，埋没性灵，流于哲学。虽然，这个定义很好，仍不免与其他言情的美文相混淆，所以我想改一下，便是：
凡以和谐的音节，经济的辞藻，表现个人的观感或刻画精彩（或生动）的人生，都可称之为诗。
这个定义要比较妥当一点，但我嫌它不免②“公式化”，似乎多少有点“八股”的气味，不妨干脆而简单地说：“诗是苦乐的象征，灵魂的散步”。倒有意味得多！
乙.内涵——诗的意义弄清楚了，进而便须明了诗之因素，即诗是什么东西组合而成的。为大家易于领会计，可以列表以明之。
丙.正名——“新诗”这一名词，实在欠妥，当初胡适之一班人为了与旧体诗区分发表计，临时采用一下，倒无不可，唯确定为永久性之专名词使用，即大有未妥。因为如果民国时代之诗是新，则将来诗再有改新，便将称为新“新诗”；再有革新，又将称为新“新‘新诗’”。如是下去，不知加到多少新字，实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虽然不一定有我所想象的那么一天到来，但以此证明新诗一词之不妥，是再切当也没有了。并且文学之为物，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所以新诗与旧体诗二词对立三十年谬妄之局，我们必须加以纠正，如为称呼方便计，可以叫今日之诗为“当代诗”或者“民国诗”，都比新诗来得好。
丁.演变——民国诗之演变，也如历代诗一样，自有其渊源与流派。顾炎武会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盛唐，势也”，这就是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时代起了变化，文学也自然随而起着变化。民国诗之兴起，也当然是“势也”！至于其所以兴起之原因，约有两个：一个是受了参差不齐的词曲民谣的影响；一是受了清末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的主张及一班留学生介绍西洋文学的影响，而操其③枢机替新体诗接生的，当推胡适之。自他的《尝试集》出版后，新的诗潮奔腾澎湃，周流全国，日新月异，逐渐成熟。为使大家得一明确的概念起见，特区分如下各派，略加说明。
1.尝试派——此派作风以明白晓畅为主，中心人物为胡适之，为其④羽翼者，有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宗白华、康白情、周作人、刘大白、沈玄庐、胡怀琛以至鲁迅均是，而最著者当推周作人与刘大白为此期之代表人物，周之诗集有《过去之生命》，刘之诗集有《旧梦》包含《旧⑤梦》、《风云》、《花间》、《红色》四部，此外尚有《丁宁》、《邮吻》、《再造》、《卖布谣》、《秋之泪》等。但他俩取经不同，周诗取法西洋散文诗（在其《小河》前曾有一段小序云：“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来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象，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歐洲的俗歌；俗歌本来要叶韵，现在却无韵……”），刘诗则脱胎于旧体词，所以虽为解放之新体诗，而旧体词之痕迹仍然存在。
此外康白情著有《草儿》，俞平伯有《冬夜》、《西还》、《忆》，刘复有《扬鞭集》，胡怀琛有《大江集》，或则仿效西诗，或则脱胎旧体，颇极一时之盛。至于没有专集而须一提的，便是沈尹默，他所作的《月夜》，发表于民国六年，为备具新体诗之美的第一首无韵诗。
这一派的机关刊物，要算《新青年》及《新潮》⑥。其活跃时期约起自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年。胡适之至今虽亦偶一为之，但已流于消闲或应酬了。
最后尚须加一句论断的话，此派的胡适之及其他的作者，所写的诗篇，只有历史的价值，而无艺术的价值。虽有继往开来之功，亦广粗制滥造之路。
2.英美诗风派——此派又可分为两组，一为小诗组，一为格律组。前组的作风为清淡，后组的作风为婉约。前组源于泰戈尔的小诗及日本俳句而参以西洋诗之气味，后组则完全脱胎于英美诗篇，尤受“十四行诗”之影响⑦甚深。前组以冰心女士、汪静之为中心人物，羽翼之者有徐玉诺、谢采江、朱自清、陆志韦、何植三、孙席珍、周乐山，及所谓“湖畔诗人”冯雪峰、漠华、修人、若迦等；冰心的诗集有《春水》和《繁星》，时寓哲理，受泰戈尔影响颇深，汪静之有诗集《蕙的风》，表现青春的火焰，至为旺盛。此外徐玉诺著有《将来的花园》⑧、谢采江著有《野火》、陆志韦著有《渡河》、朱自清著有《毁灭》与《踪迹》，湖畔诗人著有《湖畔》、《春的歌集》等，其他诸人虽或为结集，而散见之诗亦颇不少。至于后组则以徐志摩为中心人物，羽翼之者有朱湘、闻一多、刘延陵、梁宗岱、西蒂、陈梦家、方玮德诸人，此组之诗，字句相当整齐，为新体诗中格律最严者，曾有人名之曰“新律诗”或“香干派”。徐志摩为人倜傥风流，天才秀发，影响我国诗坛至重且大，惜天不永年，于民国二十年由沪乘机北上，机毁遇难，死于山东党家庄。所著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其次朱湘亦为此组中之健将，所作诗篇，字句整齐，人号为“豆腐香干派”，惟以不满现状，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往南京途中，投长江自杀，著有《草莽集》、《番石榴集》等诗集。其次为闻一多，所著之诗亦曾风行一时，著有《红烛》、《死水》等诗集，今则度其教授生涯，不弹此调了。其次为陈梦家，乃此组之青年诗人，为徐志摩所激赏，编有《新月诗选》，著有《梦家诗集》、《铁马集》等诗集。此外刘延陵、梁宗岱、西蒂、方玮德诸人，或有诗集，或未结集，过于烦琐，不再一一详谈。 此派之机关刊物有文学研究会所编之《小说月报》，新月社所编《新月》月刊，徐志摩等所编之《诗刊》，及叶绍钧刘延陵等所编之《诗》杂志，其活跃时期约起⑨自民国八年冬天文学研究会成立于北平⑩，止于“一二八事变”《小说月报》停刊。至于此派人物，今则或已作古，或充教授，诗之生命，早已终止，虽亦有偶尔即兴挥毫者，但亦止乎应酬应景而已。
3.德日诗风派——此派作风为豪放，以郭沫若为中心，羽翼之者，有成仿吾、王独清、高长虹、蒋光慈、穆木天、王统照等，郭沫若所作之诗，雄深雅健，颇有可取，计著《女神》、《星空》、《瓶》、《恢复》、《前茅》等诗集，其他诸人亦均有诗集行世，不复详论。
此派之机关会社为创造社，民国九年五月刊行《创造》季刊，后又刊行《创造周报》同《月刊》等。活跃时期与前派等。除王独清蒋光慈已去世外，其他如穆木天，王统照等亦时有作品发表，惟已不若向时{11}之刚劲，且影响所及，多有以标语口号为诗者，如臧克家田间诸人为此派后起之秀，亦不免时有此弊。
4.法国诗风派——此派作风为缥缈。以李金发为中心，与之作风相近者，有戴望舒、废名、何其芳、施蛰存、卞之琳、路易士、吴奔星、李白凤、李章伯、林庚、伍蠡甫、水天同等。中心刊物，有施蛰存所编之《现代》、吴奔星李章伯合编之《小雅》、路易士所编之《诗志》，及戴望舒等所编之《新诗》月刊等，活跃时期约自“五卅惨案”，直至今日，犹方兴未已。此派主张：在内容上描写身边琐事，把握瞬间的冲动，发展个{12}人性灵，但自“七七事变”之后，已完全改观吟哦战斗的诗篇，以作抗倭的号角。至于在形式上，废除脚韵，不拘一格，总以各尽其才为主。目前诗坛的刊物合乎此派作风的，当推桂林的《诗》刊为最优，如婴子、周维、胡明树、艾青诸人，均系有希望的青年诗人{13}。
5.改组派——这一派诗人是继承黄遵宪的流风，革新内容而不变更旧体诗的形式的，故人称之曰“旧瓶装新酒”，主要人物为吴芳吉吴宓二人，吴芳吉业已作古，所余者仅吴宓而已，此派之机关刊物为民国十一年在南京发刊的《学衡》杂志。其活跃时期约为民国十四年{14}至“七七事变”。虽吴宓仍在继续关门写作，而{15}于文坛上已不能激起波纹了。
6.保守派——此派系维持旧体诗的残喘的。以《国闻周报》的“采风录”，及卢前所编《民族诗坛》为机关刊物，主要人物为陈石遗、汪东、于右任、卢前、易君左、陈树人等，并旁及一般党国要人消闲之作，他们也只存一种玩好的心理，并无一定的活跃时期，兴高采烈时口占一律而已。
7.土风派——此派作风为通俗，约起自“九一八”，以冯玉祥、老向、老舍、陶行知等为中心人物，其间尤以冯玉祥作品为最多，他的作品为以抗战的内容，装入歌谣的形式，一行一行以至无数行，令人读之，毫无诗的感觉，只好像党政宣传大纲。拿给丘八读读，倒是非常适合的。他如陶行知和老向等之作品，也只是一些民教教材而已。此派机关刊物曾有中國文艺界协会会刊《三日刊》及老向所编之《抗到底》半月刊。我们可以断定此派在文学上将来决无成就，只是在抗战宣传上多少有些贡献罢了。
以上所谈各派，除法国诗风、德日诗风、土风等三派尚有作者活跃外，其他都只能当历史看；其所举刊物会社的名称，也多成了过去。今之所以略略一谈，其目的在使大家知道过去诗坛的一个轮廓，详细情况如何，不是一下可以讲完的，有待编撰民国诗史了。
至于全面抗战以后，诗人们所吟哦的对象，差不多已合而为一；所采用的形式，多为法国诗风派所主张的那一个。良以伟大的内容，实非其他各派的形式所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假如我们还要加一派的话，那便可以命之曰混合派了。
戊.比较——一般人认为新体诗是人人个个都可以写的，而旧体诗则非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可了。其实大谬不然。做好旧体诗固然很难，做好新体诗又谈何容易？要之，都非易事。比较言之，则新体诗较旧体诗为尤难。如果要说他容易的话，也只有其中的尝试派、土风派不太讲求技巧，比较容易耳。我曾经拿过下棋来坐比方，那便是旧体诗诸如象棋，难学而易精；新体诗如围棋，易学而难精；如果大家都有写诗及下棋的经验，又无成见的话，大家是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己.欣赏——要分别诗的好坏，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我现在为优良的诗拟定四个条件，可以命之曰四贵主义，便是境界贵静，辞藻贵和，气象贵壮，表现贵深。如有背乎此者，都非佳作。即使长至千行万行，仍是徒费纸墨，决不能以所谓伟大作品的大帽子去掩饰。因为伟大作品，严格地说起来，并不在篇章的长短，而在乎作品的本身好不好。好的作品一行也伟大，坏的东西万行也枉然！这是盼大家深切认识的。
庚.长短——新体诗之长短约有六：
1.要以活的语言，写活的人生现象，非若旧体诗之充满已死的文字{16}。
2.文字与语言相统一，能深入各个阶层，非若旧体诗之为特殊阶级的玩物。
3.吟咏的对象，扩大到宇宙人生的任一角落，非若旧体诗之多为少数人的空想。
4.能利用古今中外各国度各阶层的语汇与辞藻，提炼新的语汇及词汇，增多表现的工具，提高写作的技巧，非若旧体诗之搬弄人云亦云的词汇。
5.所采用之形式，能表现任何内容，非若旧体诗之形式时感穷窘{17}！
6.为继往开来的神圣事业，非若今之少数人以旧体诗为消闲品，继其残喘而已。
新体诗虽具上列种种之长，而在形式上亦颇有人感觉下列种种之短：
1.字句繁冗芜杂。
2.行节参差不齐。
3.无脚韵，不便朗诵。
4.无定型，不便模拟。
实则这些并非新体诗之短，乃是新体诗所以足称为“新”之处。等到谈完写作那一{18}项时大家自会感悟的！
三、写作
谈到诗的写作，可分两个阶段：
甲.准备时期——
1.诗是以情感为命脉的，而今日所最需要的情感，是“大我”的情感，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必须培养热爱民族国家的丰富的情感。 2.有了丰富的情感，又要找寻寄托此种情感的事事物物；并且还{19}要注意什么事物才是你的情感最适宜的寄托的场所，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还要养成对宇宙及人生敏锐的观察力及深刻的想象力。
3.解决了以上二点，还得注意要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寄托着情感的事物，这就要注重表现的工具了，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必须摄取并储蓄描绘宇宙及人生各种色相的语汇同词汇。
4.摄取并储蓄语汇同词汇，是不能凭空说的。我们应该批判地接收于诗有利的遗产，而且多多欣赏当代名家的诗篇，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除了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外，还要养成高度的欣赏力与明确的批判力。
乙.实践时期——
1.内容方面：
a.发扬民族精神——“艺术的地”表现我国民族纵的横的特性，不应只拘泥于几个抗战建国过程中所用的新名词或新术说；尤其避忌“论说文”的姿态，必须要具象地含蓄地显露出民族性所以伟大的地方来。
b.负起教育责任——第一不可迁就民众的智力，而须提高民众的智力；第二不可将许多新名词强硬地注射到民众的头脑里去，而须使民众在阅读诗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对民族国家所肩负的责任有一个猛烈的觉醒。
2.形式方面：
a.行节的画分，应以意象为转移。一节或一行，宜代表局部或全部的意象，不可故意弄得支离破碎。
b.整个的诗篇不必有一定的形式。人皆有天才，人皆可以创造最适合于表现事物的形式。
c.不必硬凑脚韵，以合乎语言的自然性而又不与散文混同为原则。钟嵘《诗品序·下》说：“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这话不啻为我的主张所下的注脚。
d.他人之形式，只可供参考，切忌谄媚地“脱胎”于人，给人家作“子孙”，而失去你自己的“本性”！
3.怎样写：
a.大胆地学习，小心地创作，谨慎地发表，换句话说：初学宜放荡，如天马行空；成家宜谨严，若盲人走路。
b.不要为题目所拘束，最好写成之后，斟酌内容，适当地配题。
c.描绘悲欢的题材，不宜滥加一些悲欢的字眼，而须细腻地表现所以悲欢的原由，但又以不流于叙事文为上。
d.不用典。钟嵘《诗品序》中云：“……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旧体诗尚且无须用典，民国诗更不用说了。
e.写诗与读诗不同。读诗贵客观，客观便无我，无我则可知他人之长；写诗则贵主观，主观便有我，有我则不袭人陈言，而能画出自己生动的面孔。
f.诗意贵含蓄。宋张南轩曾说：“作诗不可直说破，须如诗人婉而成章，《楚辞》最得诗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则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语形容也，说破如何如何思，则意味浅矣。”旧体诗如此，新体诗尤然！
g.须把握灵感。宋严羽云：“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妙在悟。”妙悟云云，可为灵感之注脚，已今语释之，灵感是一刹那间的热情的冲动。当你的脑袋中，有这一种冲动时，那么，尽管你有天大的紧要事，也须暂时放下，赶快提取笔来乘兴而写，如此，当有佳作产生，否则，不啻毁灭你自己的声名呵！
h.忌以险怪的词句表现最平凡的意境。写诗能注意以上诸点，自有办法。现在我借钟嵘的话来结束这一个节目，他在《诗品序》上说：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思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曼之累矣。……”
他这几句话，虽是对旧体诗而发，但赋、比、兴的方法，是无问古今的。特此贡献诸位，以备参证。
四、结语
关于诗的诸种问题，约略如上所说。虽都是些老生常谈，但归纳在一起，对于一个初学写诗者，或者也有相当的益处吧？
此外尚须顺便谈谈的，便是当前文学界有一种新的趋势，那便是讨论经年的“民族形式”一问题了。这个问题以郭沫若所发出的意见为最公允最正确，大家可以看他的《“民族形式”商兑》一文，我也曾专就诗的一方面，在桂林《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以宫草的笔名发表了《略论诗的“民族形式”》一文。那篇文章的大意，约略说明了当前一班人对民族形式的误解，以及民族形式的内涵，与夫什么叫做民族形式的诗。前二点因为题旨所限，今天姑且不谈，后一点的意思，我也可以大概说明一下。我以为民族形式的诗，在形式方面，尽可能的利用可以表现中华民族历史的地理的伟大性，这一内容的形式，不必拘拘一格。既不完全是士大夫阶级所用的旧的格套，也非纯粹利用歌谣的定型，在写作历程中，自可得到一种比较适合而统一的形式。而在语言方面，则为士大夫的语言、大众的语言、外洋传入的语言以及我国旧体诗词所惯用而无腐气的语言的结晶，——说得更妥当一点，是各种语言的化合物，要是这样地写出来的诗，才算真正代表全民族的标准的民族形式的诗。
最后须加以声明的，便是流亡数年，书籍散失，草拟此篇，全凭记忆。略无参考于诗之演变一项，自不免挂漏之议。其他不周到之处，亦在所难免；故此篇除供诸青年朋友工余参证外，并以就正于有道！
按：右文本系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之约，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出席该校第五次纪念周讲演之辞。原题为《门外诗谈：认识、写作及其他》。当时全体同学均低头记录，热忱可嘉。惜因时间迫促，语调过速，鲜有能尽其全者，兹特根据黄伻、邹敦源两同学之记录，略事损益，完成此篇，印而问世，俾供探讨。各同学精心记录，均于此谨致谢意。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吴奔星附识
校勘附记
2012年，我为父亲吴奔星编选的《暮霭与春焰——吴奔星新旧诗钞》由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诗的认识与写作——给初学写诗的朋友》一文收录在“现代诗论”部分，文前说明为“本文为剪刊残本，从19页开始到22页结束，其后缺1至2页。杂志名字不详。应为抗战期间大后方文艺杂志。”出版之前，为了寻找此文出处、补充稿件缺失的部分，曾联系过上海图书馆、广西图书馆、贵阳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惜均无结果，留下遗憾。最近捡拾先父遗物，在一堆发黄的故纸堆中发现此文的油印讲义原稿，经核对发表稿件所存部分，仅有些微差别，可以证实为同一篇文章。对照讲义原稿，剪报所缺部分（约2000余字），不但可以完璧，而且发表剪报中字迹漫漶的部分，终得识别，收入《暮霭与春焰——吴奔星新旧诗钞》一书时的误植，得以纠正。从先父吴奔星按语中所说此文为1940年10月28日为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演讲之辞，以及文中提及他在桂林《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略论诗的“民族形式”》（一九四零年九月）来看，《诗的认识与写作——给初学写诗的朋友》一文大抵应该发表于一九四一年。
吴心海记于2013年12月31日
注释：
①剪刊残本为“质”——校勘者注。下同。
②剪刊残本为“兌”。收入《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年，下简称为《暮霭》）同样作“兑”。
③收入《暮霭》误作“起”。
④收入《暮霭》误作“起”。
⑤剪刊残本误作“蓓”。收入《暮霭》同作“蓓”。
⑥收入《暮霭》误作“《新诗》”。
⑦收入《暮霭》误作“印象”。
⑧剪刊残本为“《雪朝》”。
⑨收入《暮霭》误作“其”。
⑩吴奔星1940年10月28日为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讲演之辞讲义原稿此句作“民国十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
{11}剪刊残本“向”后一字模糊，难以辨识，收入《暮霭》错为“万”。
{12}收入《暮霭》误作“各”。
{13}剪刊残本无此句。
{14}剪刊残本为“民国十一年”。
{15}收入《暮霭》误作“至”。
{16}收入《暮霭》误作“死的东西”。
{17}收入《暮霭》误作“窒”。
{18}收入《暮霭》漏“一”字。
{19}剪刊残本到此终结，其后文字根据吴奔星1940年10月28日为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讲演之辞讲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