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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平
出版：《北京文学》杂志社
在一个关于流行文化的座谈会上，一位90后女大学生说什么也不明白：喜儿为什么不嫁黄世仁？她语出惊人：嫁人就嫁黄世仁，黄世仁有钱；如果喜欢大春，就让大春做情人好了。
在某电视台的征婚交友类节目中，女孩马诺放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她因而一夜成名跻身于“二线明星”，更有一个个男人给她送来宝马车的钥匙。
直面现实，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爱情失效了吗？原来爱情只是一个传说？当今中国人的爱情怎么了？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还是爱情本身令人生疑？
应《北京文学》总编辑杨晓升之约，现任《家庭》执行主编的杨立平犹疑两年之久，前往上海采访了被评为“2004年感动上海十大人物”之一的刘行军、王亚文夫妇。原本质疑“这早已过时的生死恋，还有人喜欢看么”的杨立平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却数次被主人公感动得泪湿双颊！那一刻，杨立平突然明白了这一段老土得掉牙的爱情的现实意义……
美丽、刚烈的二丫突然撞入刘行军的生命，竟因刘行军差点“误杀”了她的父亲
1969年4月28日，上海青年刘行军怀着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信念，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到北大荒插队落户。
1974年1月，由于刘行军表现出色，被安排到二队卫生所当药剂员。他勤问好学，不仅学会了配药，还学会了打针。可是，5月的一次失误差点毁了他的前程，却让一个女孩撞进他的生命。多年后，他对前来采访的杨立平这样述说——
那个早晨，卫生所的病人很多。我按照医生的处方把药分好，用马粪纸包好，递给病人。大队记分员王振江有点不舒服，西医王大夫给他开了核黄素，我在忙乱中误把另一位病人的氯丙嗪递给了他。
氯丙嗪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病类药，过量服用会引起昏迷，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王振江偏巧肝功能不好。那天，王振江在乡里办完事，往家走的道上就感到不舒服，想起早晨开的药，一下吞服了四片。
卫生所在前屯，王振江家在后屯，相距半里地。当他到家那会儿，药劲儿上来了，脸色变得蜡黄。他想解手，刚走到房东头就“咕咚”倒下了。幸好被家人发现，把他搀进屋里，扶上炕……
傍晚时分，卫生所下了班，我到院子里的井旁打水，辘轳刚将一桶水摇上来，就见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王大夫在吗？”
这姑娘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女子，外号“小辣椒”——她是王振江的二女儿，叫二丫（王亚文）。
见到二丫那慌张的神色，我的心“咯噔”一下：完了，看来上午的药果真给错了！
我和王大夫急忙赶到王家，打开药包一看，果然药弄错了。二丫的父亲已陷入昏迷，我的头脑“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了：这要闹出人命可怎么办？
二丫听说是我给他父亲发错了药，“嗷儿”地一声蹿上来要挠我，被她母亲一把拉住。她跳着高冲我喊道：“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我吓得躲在她母亲的身后，羞愧交加，她母亲却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别怕。老头子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要你买棺材！”
老太太这一句话救了我，二丫的父亲也最终转危为安。
此后，我怀着补偿的心理，只要有空就往老王家跑，挑挑水，扫扫院子，收收庄稼。慢慢地，这一家人也接纳了我。过年过节，他们会把我叫到家里去，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吃饭聊天。那份淳朴和厚道，驱散了我在异乡的孤独。
苦恋的结果换来的却是长达18年的生离死别！当刘行军偶然得知二丫终身未嫁还病魔缠身，竟心痛得无以复加，这才知道自己当年完全低估了她的刚烈以及她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1974年到1976年，是刘行军和二丫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已坚信对方属于自己。然而，好景不长。
1976年冬天，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其中一个是佳木斯医学院。刘行军动心了，跟二丫商量：“我在卫生所干得不错，但终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只能做药剂员。若能读几年医科，回来就能做医生了。”
二丫痛快地同意了，浑然不觉他们的爱情正面临着危险。多年后，二丫这样回忆道——
1976年底，刘行军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不是佳木斯医学院，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来，公社开会研究时，有位副书记在大队蹲点时认识了刘行军，对他很有好感，他说：“干吗要读佳木斯医学院啊？不是有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吗？让这孩子回家吧。”
刘行军蒙了，他哭着找我：“丫儿，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说“你别去了”。当年才18岁的我根本就不懂得爱情里的算计和防御。
那天晚上，我从家里溜出来，他早早就等在村小学起了一半的教室地基前。那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被照得明晃晃的。我有点伤感地说：“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不知道人会不会圆。”
他说：“会的。你不信？我发誓给你看。”
我们像孩子似的用手扒了两堆土，分别在上边插上一根草棍，双双跪下，对天发誓：“二丫此生非刘行军不嫁！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回来娶二丫为妻。刘行军此生决不负她！”
就这样，刘行军离开了北大荒。没想到，苦等他三年的二丫盼来的却是一封决绝的分手信！18年后，当刘行军偶然得知二丫的近况，心痛得无以复加，这才知道自己当年完全低估了她，低估了她的刚烈以及她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多年后，面对采访者杨立平，二丫说她不乐意再回忆过去，每说一遍心里都绞痛。果然，她的泪水贯穿整个采访的始终——
1980年早春4月，我给刘行军写信，问他大学毕业了吗，什么时候回来？
信寄出去后，我数着日子等回信。一天，两天，三天……在第46天，没等我问，邮递员就笑了：“你等的信来了！”
我把信放到胸口，摁住狂跳的心，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
信中写道：“你的信收到了，我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上海闵行区的一所小学当老师。结婚的事现在看不大可能了：我回黑龙江不现实，你来上海户口解决不了，没有户口就没有一切。对不起，希望你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祝你幸福。”
他这是要跟我分手！我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哇”地一声哭出来。
父母听到哭声，赶忙过来问“怎么了”，我把刘行军的信拿给他们。父亲看完信，心里不好受，说出的话却很平静：“这有啥稀奇的？人家上海的孩子，终归要回到上海去的。跟你说你不信，这回信了吧？”
我知道自己该忘了他，可就是忘不了。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下意识地在寻找他的影子。我知道，我的魂魄被他带走了，只剩下一具皮囊，孤独地游荡在北大荒怒号的寒冬里……
1989年8月，我作为妇女主任去县里开计划生育会。前来参加会议的妇女主任们叽叽喳喳地讲着她们的丈夫、孩子，我听到耳里，如针扎在心上。散会时，大家去照相馆拍合影，我无意中发现那布景竟然是上海站！
合影拍完了，那些妇女主任都走了。我对摄影师说：“我想在上海站的背景下拍几张婚纱照。”
摄影师说：“好的。”
我挑出一件漂亮的婚纱穿上，坐在镜子前，一边仔细地为自己涂嘴唇、画细眉，一边默默地说：“你今天是最美的新娘。”
我站在上海站的背景前，对摄影师说：“拍吧。”
“就这么拍？”摄影师被我搞糊涂了。
“就这么拍。”我说罢，泪水涌了出来。
我站在上海站的背景前，拍了三张婚纱照。
几天后，我取回照片，在三张照片上分别写上：期望、希望、绝望。我想以此纪念我和刘行军的爱情三阶段。我终于让自己做了新娘，这一年我31岁。
9月，我去乡卫生所找到一个熟悉的医生，请她帮忙开100片氯丙嗪。医生经不住我的央求，开给了我。
1990年腊月十六深夜11点多钟，我把100片氯丙嗪吞了下去，走出了小屋。我知道离家半里远的地方有个大坑，纵身跳进去，即便药性不发作，这么冷的天冻也冻死了！
后面隐隐传来呼叫声，我回头一看，是小弟！
我扭头拼命向前跑，小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我，从后面死命抱住我：“二姐，大冷的天儿，你这是干什么？”
我嘶声说：“你回吧。我今天是不会再回家了。”一边拼命挣脱小弟，挣脱不掉，我索性坐到了雪地上。
小弟拉不动我，也“扑通”一声坐到雪地上：“二姐，我陪着你。”
憨厚的小弟不会劝人，他急得一把扯掉了身上的棉袄，身上只剩下一件薄内衣。
我的眼泪迸了出来，我把棉衣捡起来让小弟穿好：“走吧，我跟你回家！”
妈妈见我回来了，嗔怪道：“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真能闹。赶紧上炕睡觉。”
我把鞋子脱了，没来得及上炕，就一头厥那儿了，就听我妈焦急地叫：“快看你二姐咋啦？”
小弟“扑通”跪在地上：“二姐，你到底咋的啦？你说啊说啊！”
然而，妈妈和小弟焦急的呼叫声越飘越远，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已是七天后。我看到我妈坐在我跟前哭，屋子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小弟的头上、手上缠着纱布。
原来那天我药性发作摔倒在地，小弟急得用拳头把窗玻璃全砸碎了，砸得拳头鲜血淋漓；他又反身去厨房操起菜刀，猛砍自己的头……他恨自己没看护好姐姐，想用这种方式唤醒姐姐！
我醒后，小弟握住我的手，声音喑哑：“二姐，你是想害死我们。你死了，不知情的人会说我和你弟媳容不下一个姐姐。你让我们今后在屯子里怎么做人？”
小弟悲切的眼泪滴到我的手上，唤醒了我：是啊，我死了，我的亲人怎么办？
死而复生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严重的哮喘让我每一次的呼吸都像拉动的风箱，呼呼作响……
刘行军鼓足勇气，飞奔至黑土地。他要去找回一份遗失太久的爱情，找回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女人，然而，再聚首却是双双重病缠身……
1994年11月底，得知18年来痴情刚烈的二丫依然在苦苦等待自己，刘行军立即提笔给二丫写了一封信：“听说你病得很重，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在1991年离婚，现在是单身一人，你能否来上海？上海的医疗条件较好，也许能治好你的病。”
信发出去好久，二丫终于回信了。她在信中淡淡地说：“我去上海不大可能，毕竟我不再是当年的我了。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意的话，就回来看看吧！”
刘行军赶紧向单位请假，到火车站买好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火车向前奔驰着，飞奔向那块黑土地……
当刘行军一踏上那熟悉的土地，便急急地奔到那令他魂牵梦绕的土坯房前——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陌生的女子（二丫的弟媳）走出门来，她看到大清早家门前立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外乡人，不由怔住了。但很快她就醒转过来，转身就往屋里跑：“上海人来了！姐，你快起来，上海人来了！”二丫床前的小桌子上，18年来一直放着我的照片，因此她能认出我。
我迈进了这个家的大门。
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
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
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
终于，二丫从房间里出来了。她低着头，声音喑哑：“你来啦？”
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
“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
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妈妈也没了踪影。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我把她揽进怀里，我们放声大哭。
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摸上去硌得慌。不把她带走，做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去了，我走不动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不分开。”我坚定地说。
第三天早晨4点多钟，我出逃似的带着二丫离开了她的家。头一天我们去大队办好了结婚登记用的介绍信，二丫把妇女主任的工作跟队长作了简单的交接。
二丫的身体太差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1.65米的身高，体重只剩下38公斤。一路上，我用大毛围巾把她的脸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大眼睛，两条毛毯全都堆到她的身上。喝水、吃饭，全是我喂她。
就在火车上，我俯下身，附在她的耳边说：“我将从17岁补偿你……”
1995年1月2日，刘行军把二丫背回上海。第七天，二丫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她身体状况好转，出院回家。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左肺。2000年，刘行军把二丫的妈妈、小弟一家接到上海。从此，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004年2月，刘行军出现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4月9日，二丫见情势不妙，把他送进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癌晚期！
4月14日下午，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4月15日上午9时30分，刘行军在即将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二丫的手，说：“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
二丫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咬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硕大的泪珠滴到他的脸上。
刘行军抬手轻抚了一下二丫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
下午3点多，当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刘行军的体内……
当刘行军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他，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工作。
4月26日，刘行军走出重症监护室。三个月后，他出院回家。换肝后，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
然而直到今天，磨难也没有放过这对夫妇：刘行军做肝移植手术欠下的20多万元外债，尚有近20万没有偿还。刘行军术后每月服用的排异药高达万元，除去医保报销，自己还要负担4000多元。二丫体内仅存三分之一功能的右肺，在2008年8月再次发病，医生让她马上住院手术，高达四五万元的手术费绊住了她，她索性连医院都不去了。
采访将结束时，杨立平问二丫：“如果生活能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
“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她转过头去看身边的丈夫，夫妻对视时，眼神中的甜蜜与幸福令人羡慕。
当现代人作茧自缚般将自己陷于一场有关物质和金钱的大梦时，二丫和刘行军却坚定地实现了爱的突围！他们用行动告诉人们：贫穷和厄运摧不垮爱情，爱情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堪比宗教，不容玷污。
编撰：玉儿
因为稀缺,所以无价
杨立平的报告文学《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有些陈旧但却动人的爱情故事：两位相爱的北大荒青年，虽然历经沧桑却相爱依旧，平凡的人生闪现出伟大的爱情光芒，和当今社会的爱情婚姻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有人说，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然而，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急匆匆地低头前行，一路上尘土飞扬，心境却在满世界的喧嚣中变得越来越浮躁。理想中的爱情只剩下一个想象的躯壳，残留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于是，那些曾经的爱情开始变得无比美好，让人无比怀念。
北大荒上的这一场爱情，之所以让我们落泪，与其说是因为主人公的幸福与不幸，不如说是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心中尘封已久的对爱情的记忆和向往。对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而言，这个爱情故事就像神话一般，或许他们会从中看到现实的另一种面目，在惊奇与疑惑之余，发现爱情竟然还可以如此纯美。因为稀缺，所以无价。
出版：《北京文学》杂志社
在一个关于流行文化的座谈会上，一位90后女大学生说什么也不明白：喜儿为什么不嫁黄世仁？她语出惊人：嫁人就嫁黄世仁，黄世仁有钱；如果喜欢大春，就让大春做情人好了。
在某电视台的征婚交友类节目中，女孩马诺放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她因而一夜成名跻身于“二线明星”，更有一个个男人给她送来宝马车的钥匙。
直面现实，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爱情失效了吗？原来爱情只是一个传说？当今中国人的爱情怎么了？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还是爱情本身令人生疑？
应《北京文学》总编辑杨晓升之约，现任《家庭》执行主编的杨立平犹疑两年之久，前往上海采访了被评为“2004年感动上海十大人物”之一的刘行军、王亚文夫妇。原本质疑“这早已过时的生死恋，还有人喜欢看么”的杨立平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却数次被主人公感动得泪湿双颊！那一刻，杨立平突然明白了这一段老土得掉牙的爱情的现实意义……
美丽、刚烈的二丫突然撞入刘行军的生命，竟因刘行军差点“误杀”了她的父亲
1969年4月28日，上海青年刘行军怀着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信念，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到北大荒插队落户。
1974年1月，由于刘行军表现出色，被安排到二队卫生所当药剂员。他勤问好学，不仅学会了配药，还学会了打针。可是，5月的一次失误差点毁了他的前程，却让一个女孩撞进他的生命。多年后，他对前来采访的杨立平这样述说——
那个早晨，卫生所的病人很多。我按照医生的处方把药分好，用马粪纸包好，递给病人。大队记分员王振江有点不舒服，西医王大夫给他开了核黄素，我在忙乱中误把另一位病人的氯丙嗪递给了他。
氯丙嗪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病类药，过量服用会引起昏迷，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王振江偏巧肝功能不好。那天，王振江在乡里办完事，往家走的道上就感到不舒服，想起早晨开的药，一下吞服了四片。
卫生所在前屯，王振江家在后屯，相距半里地。当他到家那会儿，药劲儿上来了，脸色变得蜡黄。他想解手，刚走到房东头就“咕咚”倒下了。幸好被家人发现，把他搀进屋里，扶上炕……
傍晚时分，卫生所下了班，我到院子里的井旁打水，辘轳刚将一桶水摇上来，就见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王大夫在吗？”
这姑娘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女子，外号“小辣椒”——她是王振江的二女儿，叫二丫（王亚文）。
见到二丫那慌张的神色，我的心“咯噔”一下：完了，看来上午的药果真给错了！
我和王大夫急忙赶到王家，打开药包一看，果然药弄错了。二丫的父亲已陷入昏迷，我的头脑“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了：这要闹出人命可怎么办？
二丫听说是我给他父亲发错了药，“嗷儿”地一声蹿上来要挠我，被她母亲一把拉住。她跳着高冲我喊道：“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我吓得躲在她母亲的身后，羞愧交加，她母亲却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别怕。老头子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要你买棺材！”
老太太这一句话救了我，二丫的父亲也最终转危为安。
此后，我怀着补偿的心理，只要有空就往老王家跑，挑挑水，扫扫院子，收收庄稼。慢慢地，这一家人也接纳了我。过年过节，他们会把我叫到家里去，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吃饭聊天。那份淳朴和厚道，驱散了我在异乡的孤独。
苦恋的结果换来的却是长达18年的生离死别！当刘行军偶然得知二丫终身未嫁还病魔缠身，竟心痛得无以复加，这才知道自己当年完全低估了她的刚烈以及她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1974年到1976年，是刘行军和二丫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已坚信对方属于自己。然而，好景不长。
1976年冬天，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其中一个是佳木斯医学院。刘行军动心了，跟二丫商量：“我在卫生所干得不错，但终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只能做药剂员。若能读几年医科，回来就能做医生了。”
二丫痛快地同意了，浑然不觉他们的爱情正面临着危险。多年后，二丫这样回忆道——
1976年底，刘行军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不是佳木斯医学院，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来，公社开会研究时，有位副书记在大队蹲点时认识了刘行军，对他很有好感，他说：“干吗要读佳木斯医学院啊？不是有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吗？让这孩子回家吧。”
刘行军蒙了，他哭着找我：“丫儿，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说“你别去了”。当年才18岁的我根本就不懂得爱情里的算计和防御。
那天晚上，我从家里溜出来，他早早就等在村小学起了一半的教室地基前。那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被照得明晃晃的。我有点伤感地说：“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不知道人会不会圆。”
他说：“会的。你不信？我发誓给你看。”
我们像孩子似的用手扒了两堆土，分别在上边插上一根草棍，双双跪下，对天发誓：“二丫此生非刘行军不嫁！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回来娶二丫为妻。刘行军此生决不负她！”
就这样，刘行军离开了北大荒。没想到，苦等他三年的二丫盼来的却是一封决绝的分手信！18年后，当刘行军偶然得知二丫的近况，心痛得无以复加，这才知道自己当年完全低估了她，低估了她的刚烈以及她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多年后，面对采访者杨立平，二丫说她不乐意再回忆过去，每说一遍心里都绞痛。果然，她的泪水贯穿整个采访的始终——
1980年早春4月，我给刘行军写信，问他大学毕业了吗，什么时候回来？
信寄出去后，我数着日子等回信。一天，两天，三天……在第46天，没等我问，邮递员就笑了：“你等的信来了！”
我把信放到胸口，摁住狂跳的心，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
信中写道：“你的信收到了，我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上海闵行区的一所小学当老师。结婚的事现在看不大可能了：我回黑龙江不现实，你来上海户口解决不了，没有户口就没有一切。对不起，希望你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祝你幸福。”
他这是要跟我分手！我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哇”地一声哭出来。
父母听到哭声，赶忙过来问“怎么了”，我把刘行军的信拿给他们。父亲看完信，心里不好受，说出的话却很平静：“这有啥稀奇的？人家上海的孩子，终归要回到上海去的。跟你说你不信，这回信了吧？”
我知道自己该忘了他，可就是忘不了。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下意识地在寻找他的影子。我知道，我的魂魄被他带走了，只剩下一具皮囊，孤独地游荡在北大荒怒号的寒冬里……
1989年8月，我作为妇女主任去县里开计划生育会。前来参加会议的妇女主任们叽叽喳喳地讲着她们的丈夫、孩子，我听到耳里，如针扎在心上。散会时，大家去照相馆拍合影，我无意中发现那布景竟然是上海站！
合影拍完了，那些妇女主任都走了。我对摄影师说：“我想在上海站的背景下拍几张婚纱照。”
摄影师说：“好的。”
我挑出一件漂亮的婚纱穿上，坐在镜子前，一边仔细地为自己涂嘴唇、画细眉，一边默默地说：“你今天是最美的新娘。”
我站在上海站的背景前，对摄影师说：“拍吧。”
“就这么拍？”摄影师被我搞糊涂了。
“就这么拍。”我说罢，泪水涌了出来。
我站在上海站的背景前，拍了三张婚纱照。
几天后，我取回照片，在三张照片上分别写上：期望、希望、绝望。我想以此纪念我和刘行军的爱情三阶段。我终于让自己做了新娘，这一年我31岁。
9月，我去乡卫生所找到一个熟悉的医生，请她帮忙开100片氯丙嗪。医生经不住我的央求，开给了我。
1990年腊月十六深夜11点多钟，我把100片氯丙嗪吞了下去，走出了小屋。我知道离家半里远的地方有个大坑，纵身跳进去，即便药性不发作，这么冷的天冻也冻死了！
后面隐隐传来呼叫声，我回头一看，是小弟！
我扭头拼命向前跑，小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我，从后面死命抱住我：“二姐，大冷的天儿，你这是干什么？”
我嘶声说：“你回吧。我今天是不会再回家了。”一边拼命挣脱小弟，挣脱不掉，我索性坐到了雪地上。
小弟拉不动我，也“扑通”一声坐到雪地上：“二姐，我陪着你。”
憨厚的小弟不会劝人，他急得一把扯掉了身上的棉袄，身上只剩下一件薄内衣。
我的眼泪迸了出来，我把棉衣捡起来让小弟穿好：“走吧，我跟你回家！”
妈妈见我回来了，嗔怪道：“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真能闹。赶紧上炕睡觉。”
我把鞋子脱了，没来得及上炕，就一头厥那儿了，就听我妈焦急地叫：“快看你二姐咋啦？”
小弟“扑通”跪在地上：“二姐，你到底咋的啦？你说啊说啊！”
然而，妈妈和小弟焦急的呼叫声越飘越远，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已是七天后。我看到我妈坐在我跟前哭，屋子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小弟的头上、手上缠着纱布。
原来那天我药性发作摔倒在地，小弟急得用拳头把窗玻璃全砸碎了，砸得拳头鲜血淋漓；他又反身去厨房操起菜刀，猛砍自己的头……他恨自己没看护好姐姐，想用这种方式唤醒姐姐！
我醒后，小弟握住我的手，声音喑哑：“二姐，你是想害死我们。你死了，不知情的人会说我和你弟媳容不下一个姐姐。你让我们今后在屯子里怎么做人？”
小弟悲切的眼泪滴到我的手上，唤醒了我：是啊，我死了，我的亲人怎么办？
死而复生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严重的哮喘让我每一次的呼吸都像拉动的风箱，呼呼作响……
刘行军鼓足勇气，飞奔至黑土地。他要去找回一份遗失太久的爱情，找回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女人，然而，再聚首却是双双重病缠身……
1994年11月底，得知18年来痴情刚烈的二丫依然在苦苦等待自己，刘行军立即提笔给二丫写了一封信：“听说你病得很重，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在1991年离婚，现在是单身一人，你能否来上海？上海的医疗条件较好，也许能治好你的病。”
信发出去好久，二丫终于回信了。她在信中淡淡地说：“我去上海不大可能，毕竟我不再是当年的我了。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意的话，就回来看看吧！”
刘行军赶紧向单位请假，到火车站买好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火车向前奔驰着，飞奔向那块黑土地……
当刘行军一踏上那熟悉的土地，便急急地奔到那令他魂牵梦绕的土坯房前——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陌生的女子（二丫的弟媳）走出门来，她看到大清早家门前立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外乡人，不由怔住了。但很快她就醒转过来，转身就往屋里跑：“上海人来了！姐，你快起来，上海人来了！”二丫床前的小桌子上，18年来一直放着我的照片，因此她能认出我。
我迈进了这个家的大门。
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
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
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
终于，二丫从房间里出来了。她低着头，声音喑哑：“你来啦？”
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
“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
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妈妈也没了踪影。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我把她揽进怀里，我们放声大哭。
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摸上去硌得慌。不把她带走，做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去了，我走不动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不分开。”我坚定地说。
第三天早晨4点多钟，我出逃似的带着二丫离开了她的家。头一天我们去大队办好了结婚登记用的介绍信，二丫把妇女主任的工作跟队长作了简单的交接。
二丫的身体太差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1.65米的身高，体重只剩下38公斤。一路上，我用大毛围巾把她的脸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大眼睛，两条毛毯全都堆到她的身上。喝水、吃饭，全是我喂她。
就在火车上，我俯下身，附在她的耳边说：“我将从17岁补偿你……”
1995年1月2日，刘行军把二丫背回上海。第七天，二丫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她身体状况好转，出院回家。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左肺。2000年，刘行军把二丫的妈妈、小弟一家接到上海。从此，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004年2月，刘行军出现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4月9日，二丫见情势不妙，把他送进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癌晚期！
4月14日下午，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4月15日上午9时30分，刘行军在即将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二丫的手，说：“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
二丫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咬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硕大的泪珠滴到他的脸上。
刘行军抬手轻抚了一下二丫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
下午3点多，当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刘行军的体内……
当刘行军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他，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工作。
4月26日，刘行军走出重症监护室。三个月后，他出院回家。换肝后，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
然而直到今天，磨难也没有放过这对夫妇：刘行军做肝移植手术欠下的20多万元外债，尚有近20万没有偿还。刘行军术后每月服用的排异药高达万元，除去医保报销，自己还要负担4000多元。二丫体内仅存三分之一功能的右肺，在2008年8月再次发病，医生让她马上住院手术，高达四五万元的手术费绊住了她，她索性连医院都不去了。
采访将结束时，杨立平问二丫：“如果生活能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
“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她转过头去看身边的丈夫，夫妻对视时，眼神中的甜蜜与幸福令人羡慕。
当现代人作茧自缚般将自己陷于一场有关物质和金钱的大梦时，二丫和刘行军却坚定地实现了爱的突围！他们用行动告诉人们：贫穷和厄运摧不垮爱情，爱情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堪比宗教，不容玷污。
编撰：玉儿
因为稀缺,所以无价
杨立平的报告文学《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有些陈旧但却动人的爱情故事：两位相爱的北大荒青年，虽然历经沧桑却相爱依旧，平凡的人生闪现出伟大的爱情光芒，和当今社会的爱情婚姻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有人说，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然而，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急匆匆地低头前行，一路上尘土飞扬，心境却在满世界的喧嚣中变得越来越浮躁。理想中的爱情只剩下一个想象的躯壳，残留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于是，那些曾经的爱情开始变得无比美好，让人无比怀念。
北大荒上的这一场爱情，之所以让我们落泪，与其说是因为主人公的幸福与不幸，不如说是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心中尘封已久的对爱情的记忆和向往。对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而言，这个爱情故事就像神话一般，或许他们会从中看到现实的另一种面目，在惊奇与疑惑之余，发现爱情竟然还可以如此纯美。因为稀缺，所以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