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石”相撞:“首号钦犯”彭德怀罕见手稿幸存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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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戎马倥偬、功勋盖世却命运坎坷、饱受冤屈的彭德怀曾言:“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可以算数的,我彭德怀是什么人,让人民去评说,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离我们似乎越来越遥远,也给世人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谜团……
  
  作者:滕叙兖
  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彭德怀陵园坐落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乌石山下,园中的墓碑十分奇特,是一块菱形黑色大理石,耸立在巍巍蓝天之下。
  在湘潭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地出了三块闻名世界的石头,一块是红石头——毛泽东,一块是白石头——齐白石,还有一块是黑石头——彭德怀。
  毛泽东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他与彭德怀是诞生于湘江边的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扔向敌人,会把再强大的敌人都砸得粉碎;而这两块石头相互撞击起来,则必然碎帛裂石,地动山摇,激起的火焰也必然惊心动魄……
  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目睹了“大跃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庐山上又目睹各级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轻描淡写,他忧心忡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痛陈“大跃进”的弊端。他没有料到,这封信会引起毛泽东的巨大误解……
  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曾多次上书中央和毛泽东,希望能够洗清罪名。在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日后轰动中国的《彭德怀自述》。可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为何都被专案组和造反派认定是“翻案”文章?这部珍贵的文稿,是如何写成的,又是如何劫后幸存的?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闭门思过半年,读书反省,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为何不分昼夜,伏案疾书,他在写些什么?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大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这些话深深刺痛了他,他下决心要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上的缺憾。
  自1960年的隆冬起,彭德怀在学习大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开始冷静地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4月,他重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分昼夜,伏案疾书,整整两个月,他倾尽心力,写出一本长达5万余字的笔记,总题目是《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彭德怀首先对《决议》作出了一个总的评价:“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
  彭德怀痛心地列举了大跃进中他亲自调查到的不能容忍的现象:“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人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
  尽管在庐山,林彪给彭德怀扣上了几顶恶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决议》也在“伪”字上大做文章:“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但在《看法》的最后,彭德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大局,他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势必出现一个少慢差费的大马鞍形,真使人痛心!”
  彭德怀意犹未尽,他又在《决议》上面批道:“宁左毋右,再来一个宁左毋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
  1960年的春天,在全国上下一片“继续跃进”的鼓噪声中,有谁能听到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农村里发出的焦灼悲怆的呼喊呢?
  
  “黑石头”彭德怀本是铁骨铮铮,却为何向“红石头”毛泽东再上“八万言书”?同样倔强的毛泽东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申诉信为何被毛泽东认定是“翻案书”?
  
  1962年,彭德怀正在实施他深思熟虑后的一个大计划,他要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一封长信,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指责作个全面的答辩;他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功过是非,特别是错误和缺点,都和盘托出,请党来审查。“黑石头”彭德怀本是铁骨铮铮,却不得不向同样倔强的“红石头”毛泽东低头,只为了力证自己的清白……
  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这篇长达八万两千余字的信,他感到周身一阵轻松。
  6月16日中午,彭德怀在誊清好的“八万言书”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驱车前往中南海,把厚厚的一个大信封交到杨尚昆的手上,请他把“八万言书”铅印多份,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
  彭德怀天天都在等候中央的回音,两个多月过去了,他望穿秋水,可他的“八万言书”仍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彭德怀为此愁眉紧锁,焦灼不安。8月22日,彭德怀实在忍耐不住,他再次伏案挥毫,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阅读了今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企图。”
  彭德怀郑重地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在信的最后,彭德怀以足以使铁人动心、鬼神垂泪的泣血之言这样写道:“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我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彭德怀哪里知道,自年初七千人大会之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为“反右倾”运动挨整干部的甄别平反,已席卷全国,但在数百万干部喜获平反的同时,毛泽东皱起眉头,把甄别平反斥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点到彭德怀:“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9月24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警告,他要求全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信被毛泽东认定是“翻案书”,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
  
  彭德怀向侄女彭梅魁托付手稿:“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是对我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系到伯伯的政治生命啊!”彭梅魁母女为藏好手稿费尽苦心
  
  1962年7月底的一天,彭梅魁习惯性地走进伯伯彭德怀的书房,帮助整理一下房间——
  彭梅魁拾掇完了,彭德怀说:“你坐下,我和你说个事。”他打开办公桌一个加锁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纸袋。
  “梅魁呀,从现在的情况看,我的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彭德怀拍拍那个纸袋,低声说,“我这包材料放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
  彭梅魁回答得很干脆:“行!”
  彭德怀把纸袋打开,取出里面的材料,清点给侄女看:1959年《庐山会议文件三十六》000008号;有本人眉批和增删修改过的所谓“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原件;6月中写给中央的“八万言书”第一稿;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底稿;三份杂记。
  彭德怀神色冷峻,眉宇间弥漫着凝重的忧虑。他说:“梅魁,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是对我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系到伯伯的政治生命啊!我的问题迟早要搞清楚,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你是最了解伯伯的,务必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
  彭梅魁接过伯伯递过来的材料,说:“伯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存好的!”
  回到家里,彭梅魁用布把伯伯的材料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然后放到衣柜的最下层,上面压了一些平时用不着的衣服和破烂东西。
  秋末,八届十中全会的风暴再一次袭击彭德怀,他的处境越发险恶。彭梅魁来看他,他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那包材料放到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
  1962年年底,彭梅魁把保存了几个月的材料又悄悄还给了伯伯。
  1964年春天,彭梅魁去见伯伯,她说:“我想趁这次回老家把那包材料带回去保存,总比放在您这里安全些。”
  彭德怀点点头说:“这倒是个好机会。那你打算怎么保存?”
  “我把它埋起来。”彭梅魁胸有成竹。
  彭德怀低头思忖一会儿,说:“好,就这样吧。”
  回家乡后,彭梅魁早早把孩子哄睡,这才关起门来,和妈妈说起伯伯交付的大事。她拿出那包材料,问妈妈怎么才能保护好伯伯视为生命的手稿,周淑身和女儿想到一块儿了,只说:“埋起来。”
  娘俩商量一番,觉得灶房里干燥,又不显眼,埋在那里比较稳妥。彭梅魁让妈妈找来一个小口瓷坛子,把伯伯的手稿放进去,她又弄来几大块生石灰,塞在上面,最后,再用自带的一块白蜡封好了瓷坛盖口。
  周淑身指指灶脚下的一块地方,示意在那里开挖。彭梅魁先准备一堆劈柴和一把斧头,有人进来的话她就装着劈柴火,听听老屋里没有动静,她才操起家伙,没用多少时间就把土坑挖好了。她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子放下去,添土踩实,回头再用劈柴和稻草把那一块新土盖得严严实实。
  在家乡小住了几日,彭梅魁就匆匆返回北京,把埋藏手稿的全过程告诉了伯伯。
  彭德怀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
  1965年10月28日,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成都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庐山会议”定罪的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头号人物,彭德怀在劫难逃。
  1966年12月,受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联络站”。他们南下成都,将彭德怀秘密押回北京,关在北京西郊五棵松的一处部队营房里。彭德怀完全失去了自由。
  1967年7月底,华夏大地上枪炮声不绝于耳,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如原子弹的冲击波横扫全国,为两派的武斗火上浇油,冷兵器的械斗迅速升级为现代化武器的攻防战,中国的老百姓在惊恐万状中看着“文化大革命”演变成“武化大革命”——
  忧心忡忡的彭梅魁跟丈夫张春一商量:“给老家写了好多封信也不见我妈回信,我都要急死了。现在最不放心的是伯伯托我保存的手稿,再就是我妈和两个孩子,老太太耳朵聋了,反应又慢,一旦红卫兵再来家里闹腾可怎么办呢?我真想回去一趟。”
  张春一说:“到处都在武斗、死人,铁路上也很危险,我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呢,要回去,得咱俩一起走。”
  从天而降的女儿女婿把周淑身吓了一大跳,她嗔怪道:“梅魁,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连一封信也不给我回?”
  彭梅魁这才明白,双方都没有收到信,天下大乱的结果,连邮路都中断了。
  周淑身放低声音:“梅魁啊,我就担心那个东西,要是红卫兵把这老屋子给占了,可就不好办了……”
  彭梅魁和张春一商量以后,就去找堂弟彭康志,说明手稿一事的来龙去脉,让堂弟参与保护这些浸透着伯伯心血和泪水的珍贵资料。
  彭康志听罢,没有任何迟疑就爽快地答应了。姐弟两人研究的结果,手稿还是不要藏在家里,谁能保证那群如虎似狼的造反派不再来了呢?
  第二天,彭梅魁和彭康志到屋外物色埋藏手稿的地点,一是家门左边有几棵枇杷树的那块平地;一是从屋子右边向上走到山脚,在彭家两位烈士坟墓旁,有块自留菜地。这两个有记号的地方都行,彭梅魁让堂弟择其一挖洞。
  “这个地方只有你、我和我妈妈三个人知道,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彭梅魁叮咛彭康志,“这可关系到咱们彭家人的生死啊!”
  1969年4月,彭梅魁送妈妈回老家,她决定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保存——
  彭梅魁翻看了几份手稿,纸页边角处有点磨痕,个别纸页有受潮留下的小斑点,但整个材料完好无损。她把伯伯的手稿贴在胸口,欣慰地说:“康志啊,真难为你了,伯伯的材料保存下来了。”
  彭康志说:“也不知道伯伯现在怎么样了,这些材料是伯伯交给咱们的,拼死拼活也要保住,梅魁姐,今后就靠你了。”
  彭梅魁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后,专门做了一个带夹层的小樟木箱子,她把手稿小心地放进夹层里。
  1974年11月29日,76岁的彭德怀带着满腔愤恨含冤离开了人世。专案组立即通知彭梅魁到医院为彭德怀料理后事,前前后后只给了她20分钟时间,就急忙催她离开。站在伯伯的遗体前,彭梅魁暗暗发誓:梅魁一定保护好您的手稿,有朝一日,让它重见天日,为您洗刷不白之冤!
  
  胡耀邦轻轻打开黄克诚送来的手稿,那上面的笔迹苍劲有力,正是彭德怀元帅的手迹。读着读着,胡耀邦不禁拍案叫好:“说得多么透彻,多么准确!”
  
  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城里一片狼藉,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防震棚,人们在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
  彭梅魁一家也搬到防震棚里躲地震,她背着一个旧书包,昼夜不离身,睡觉的时候也把书包带缠在手腕子上。张春一知道,那里面有妻子视为命根子一样宝贵的东西——伯伯的手稿。
  1978年春天,彭梅魁从报纸上看到黄克诚复出的消息,她欣喜莫名——与伯伯一起蒙难的黄克诚是她最信任的长辈。几经周折,她在医院找到了黄克诚。
  谈过许多往事之后,彭梅魁才说到主题,她告诉黄伯伯关于秘藏伯伯部分书稿的来龙去脉,黄克诚为此感叹不已。
  彭梅魁问:“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
  黄克诚说:“自己保存难,容易损坏,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交吧。”
  1978年底彭德怀平反昭雪以后,黄克诚认为上交手稿的时机成熟了——
  1979年1月3日,彭梅魁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附在伯伯那包手稿里,请黄克诚交给胡耀邦。
  翌日,黄克诚神情肃穆,缓步走进胡耀邦的办公室,他手里捧着一个纸包。
  “黄老,这是什么?”胡耀邦站起身来,接过纸包,看着黄克诚。
  “你先打开看看。”黄克诚坐到沙发上,接过秘书端过来的茶杯。
  胡耀邦轻轻打开包在外面的60年代的旧报纸,看到笔记本和泛黄的稿纸,那上面的笔迹苍劲有力,原来是彭德怀元帅的手迹。他伏在办公桌上,急切地浏览起来。
  读罢,胡耀邦情不自禁,拍案叫好:“说得多么透彻,多么准确!”
  读着读着,胡耀邦疑惑起来:彭老总逝世后,除了“罪证”,一切带有他笔迹的书籍纸张都难逃火劫。在如此严密的罗网下,彭德怀的这些笔记手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哎呀黄老,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呀?”胡耀邦面色潮红,惊诧地问。
  黄克诚笑道:“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在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算来有17个年头喽,不容易啊!本来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的时候就想交给你,彭梅魁同志怕你忙,让我在方便的时候再交给你。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好,我这就写。”胡耀邦边说边铺开纸,写道——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年1月4日上午
  1982年3月,以彭德怀“八万言书”和囚禁中所写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整理编辑的《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3万册运到各地书店,不到半个月就被抢购一空。有的读者几次跑到书店询问,有的读者整夜排队等候,没有买到书的读者纷纷写信、打电话向出版社和书店索书,人民出版社紧急决定,日夜开机,加印200万册。5月,加印的新书刚投放市场,全国各地再次出现《彭德怀自述》的热销场面,这本书创下了建国以来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的最高记录。
  人们无法不惊叹,作为“首号钦犯”的老元帅,在专案组的威逼声中,是如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趴伏在阴暗的囚室里,一字一句写出一部我军数十年的征战史,写出一部从深山的贫农之子成为开国元勋的奋斗史。读者们在给报纸杂志的来信中说——
  彭老总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他至死都惦记着人民,人民永远缅怀他。
  《自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正气歌,是我们做人的一面镜子。
  《自述》好就好在真实,真实的东西最感人。它使人沉思,使人振奋。
  ……
  “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彭德怀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深深感动了中国人。每个读罢《彭德怀自述》的人,在掩卷追思的时候,仿佛会看到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彭老总正从书中向自己走来……
  编撰:恩瑶
  
  囚禁中的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
  沈国凡
  
  1967年元旦,铁窗里的彭德怀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便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
  毛泽东是否读到过这封信?至今没有文字记载。
  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距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
  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
  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
  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4月1日,彭德怀实在憋不住了,他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信发出后,仍是石沉大海。
  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
  在这封信里,他只是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一直未能引起重视。他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摘自《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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