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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临帖弹琴属于“承平日久的老毛病”，那日常之生活就构成了俗世的勾引。雅俗之间，便是中国人的世界，也是李敬泽们的世界。
李敬泽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原《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200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我很喜欢这样斜刺里杀出来的人——像是江湖中斜里杀出一个无门无派的人，结果把少林武当给撂倒了。
这个世界上，好批评家从来不多，蠢批评家也从来不少。所以，我从来不敢对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过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过于自信。
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对于李敬泽来说，去年是特“装”的一年。
古琴早已购置，放在家里客厅一正面书墙的前面，虽然有一阵子没弹，现在也就学会了两首曲子，不过，“练琴是岁月悠长的事”，反正也不用考级，那就接着慢慢练吧。
除了古琴，还有书法。对李敬泽而言，写字“近于隐私，羞于示人”。他最向往的是《礼器碑》——那是一块刻于东汉永寿二年的孔子庙碑，在李敬泽的眼里，《礼器》就是高山，森严壁立、茫茫苍苍，“你顶着石头向上爬，时刻知道自己的力气不继”，有段时间他临《礼器》，“结果每次写两行就累趴下了”，所以“废然而止”。
而现在练的是《曹全》——“可爱多了，小家碧玉。”但李敬泽还是觉得，有朝一日能临下《礼器》，那才是到了境界，就像某天在微信上看到作家荆歌说的，“隶书易俗”，“他说得很对，练到《礼器》，方为不俗”。
不过，学琴练字都不是为了修身养性，“修身不如暴走、练平板，养性我看也养不成，如今写字就是一大俗，很多人提起笔来就红尘滚滚想着怎么吆喝卖钱。”李敬泽说，“笔墨之趣，好玩而已。”
1964年生人、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现下已年届五十。7月1日上午在中国作家协会他杂乱的办公室，撇开中间吃了一个午饭、喝掉一壶茶、接了两通电话、处理了三次公务、轮流抽着一支烟斗和大半包香烟的时间，我们花了四个小时漫谈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作家的眼光、中国文化的深层虚无、有没有孩子、要不要出国以及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屁股应该坐在哪边的问题——
关于最后一个，他的答案是：“直到现在，看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这一边，而不是坐在批评家这边的。”
祖宗和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
李敬泽生在天津、长在河北，十六岁以后生活在北京；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各种表格证件上籍贯一栏填的都是河北完县——那是他母亲的家乡，据说因为“完”字不吉利，不利于招商引资，如今已经改成“顺平”；他的外祖父是贫农，祖父是地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认识一个山西人，就是我爹”，“后来又认识了半个，就是我自己”。
三十岁之前，李敬泽从未去过自己在黄河边风陵渡的芮城老家；四十岁之前，他基本上只吃米饭；但四十岁之后，就像他在一篇《煤有了，根安在？——关于我的山西》中所写的，多年之后，“我每天晚上喝一小杯醋——必须是‘宁化府’的，我每天中午在单位楼下的食堂吃一碗刀削面——百吃不厌；而且，我太太继承了她婆婆的作风，无视丈夫大手大脚的事实，动不动就要嘲笑我的抠——照例以‘你们山西人’开讲；对此，我像我老爹一样，笑眯眯地默认”。
李敬泽说：“后来我想，我的祖宗、山西的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指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发作了。”
那时候我们正随口说到他办公室墙上的几幅挂件——没有山水花鸟或书法卷轴一类，只有一幅是一个伊朗摄影家镜头下的老人与马，一幅是从马德里街头三十欧元买来的街头艺术家涂鸦，还有一幅在双人沙发的上方，是金色的回眸仕女扇面。
喝着上好然而不记得名字的普洱茶，我们聊到中国文人的自然倾向，如琴棋书画的修养等，李敬泽突然自嘲起来：“人到了四十九五十，忽然觉得自己是什么文人了，文人就比较‘装’，所以——琴也学上了，字也写上了，其实关键词就是‘装’。”
但往严肃里说，那是文化的基因在作祟，它藏在你身体里的某处，就像吃了四十年米饭忽而喜欢上吃面一样。
京剧则是另一个例子：“我母亲爱听京戏，小时候收音机老放，我一听，后脊梁就开始发麻，我说求求您了老太太，别老听这个行不行啊？您小声点行不行啊？结果到了一定岁数，不用人教，也不用人劝，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摇头晃脑了”，说这话的时候，李敬泽的耳边仿佛真的响起了皮黄之音，“你说这事儿——这怎么办呢！”
虽然阅读驳杂，西方的读物涉猎不少，但他从未想过移居国外。对他来说，国内再不尽如人意，生活也自有情趣在，就好比下班之后，晚上出来遛弯儿，看看街边那些人，不管西装革履，还是光膀子光脊梁的，弄个板凳儿，都往那儿一坐——烧烤，“哎呦，我就觉得特美！”
如果说临帖弹琴属于“承平日久的老毛病”，那日常之生活就构成了俗世的勾引，雅俗之间，便是中国人的世界，也是李敬泽们的世界。他甚至自嘲，关于出国，“反正我没想过，把我扔国外，我也爬得回来”。
睁开眼睛发掘新人
7月10日那天，李敬泽和学者止庵一起，出席为徐皓峰举办的新书沙龙。为一个近乎新人的作家、编剧、导演站台，原因很简单：“现在我是个开会专业户，很多会是能闪就闪，但去给徐皓峰站台我很愿意，因为像徐皓峰这样的作者，在读者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评论界是当他不存在的。”
在他看来，徐皓峰的路数是民间文人那一路，他所书写的是一个过去很少被人注意的传统，表面上写的是武侠，但内里写的却是江湖以及那个世界里的世态人情。 “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中国人的身上都存在着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其实极为强大，但被我们现在的话语给压抑了，”李敬泽说，“而我就很喜欢这样斜刺里杀出来的人——就像是江湖中斜里杀出一个无门无派的人，结果把少林武当给撂倒了。”
这大概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扶持新人。
2010年，作家阿乙给《人民文学》投稿，中篇小说《那晚十点》原本安排刊发于当年第十期的新人特辑，但因为阿乙的小说集要在10月前出版，李敬泽决定提前刊发，后来阿乙凭这篇小说和稍后的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进入文坛，并获得当年的“未来大家TOP2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文学奖项。“李先生和北岛先生一样，喜爱新人。因为这篇小说，李先生多次跟人提及我，我得益于他。”阿乙说。
得益于李敬泽评荐的，远远不止一个。2010年，除了阿乙，他也推介了夏榆、周云蓬、李娟、蒋一谈以及上海的小白，等等。
在作家冯唐看来，李敬泽是一个“愿意睁开眼睛发掘新人”的评论家。他的第一本小说《万物生长》在2001年出版后，“他看了，大赞，然后告诉我，千万别听任何文学评论家的，随意书写”。
李敬泽则为《冯唐文集》作序，说冯唐是“弑理论”的高手，“没人说得清他是哪门哪派，也没哪个批评家愿意招他惹他。我不记得有哪位成名批评家拿他试过招，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这只会暴露文学之树之绿和理论之灰”。
他还推崇年轻学者梁鸿的非虚构写作《中国在梁庄》——《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也就是在李的手下草创成型，并引起文学界的瞩目；而在“虚构”这一方向上，受其助益的还有毕飞宇，后者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最早刊发于《人民文学》。“在我个人的写作历史上，《推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在《推拿》之前，我写了《玉米》和《平原》，无论它们获得过怎样的认可，它们的性质不会变，那就是历史叙事，它们和当下性其实是有距离的。” 毕飞宇说，“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推拿》，我至今依然是一个残缺的作家。”
“我很高兴面对了一个新天地，我的文学世界宽了，这是需要感谢敬泽的。”毕飞宇说。
但作为一个“文学局内人”，李敬泽警惕于当下“对文学的傲慢，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习惯”，也警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变化和创造的好奇与期待”，“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
比李敬泽略高一辈的文学评论家雷达表示，自己与李在审美趣味上难免有差异，但也时有共振。他认为李敬泽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他的评论似乎一直精短，不喜作长文，也不按时下评论的套路，他把随笔的自由，散文的飘逸，杂文的睿智和幽默，糅合成一种柳暗花明、举重若轻的文风，虽不无‘绕’的感觉，却也在‘绕’之中感受到内在的锋芒。”
对于更多的写作者来说，李敬泽更显著的特点是“不骂人”。毕飞宇说，李敬泽拥有无与伦比的亲和力，对年轻的作者尤其是这样，“他总是鼓励、再鼓励，他的领袖气质是天生的”。
当然，对于“熟人”，李敬泽就没那么客气，“我只想告诉你，在骨子里，他是个狠角色。”毕飞宇说，“如果你让李老师当着我的面夸我一次，我可以送你两斤鸡蛋。他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夸过我一次，一次都没有。”
李敬泽的说法是：“我既很少当面批评人，也很少当面夸人。实际上，到了当面的份上你也犯不着；如果是朋友，那就可以谈点比夸和批评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好批评家从来不多，蠢批评家也从来不少，对吧？”李敬泽说，“所以，我从来不敢对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过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过于自信。”
他更倾向于把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理解为智力上的竞争关系，看谁对生活、对文学的理解更好：“批评家有没有向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敞开，有没有把作家的作品放到世界中去衡量、判断、估量的能力，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更何况，“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就算写了一部不靠谱的书，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用挖祖坟骂娘的这种气概去痛加修理吗？”
在评论上的这种温和立场，既有天性上的影响，也与其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我一直当编辑，编辑和作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直到现在，谈论问题和看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这一边，而不是坐在批评家这边的。”
喝酒，看书，胡扯
一个人要如何修炼，才能变成如李敬泽那样的文学评论家呢？
“我不知道，”李敬泽说，“因为我作为评论家，其实是最不靠谱的。”1984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李敬泽进入《小说月刊》当编辑，六年后调到《人民文学》，仍然是做编辑，直到2008年升任这本文学“国刊”的主编。
“我压根儿就没想当一个批评家，三十岁以前我都没怎么正儿八经地写过评论文章。”那么，那时候在做什么呢？“一个人三十岁以前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谈恋爱、喝酒、看闲书，为什么非要那什么呢，是吧？”
是偶然把他推向了文学评论的田野。“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批评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读者，而不是读一本书就要想着我怎么写批评文章。”他想了想，又纠正道，“说谈恋爱是玩笑，就是天天喝酒，看闲书，胡扯。”
现在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有一种懒散逸放的乐趣。“90年代的时候我比较爱交际，同时代的作者们，包括毕飞宇、李洱、东西他们，只要一来北京，基本上都是我请客。那时候我们住安贞桥，那儿有一个玫瑰坊，基本上变成了我家的食堂，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没在那吃过的估计很少。”有一天他经过簋街，想起“当年都是一帮不靠谱的人下午五点开始喝，换仨地儿，从三里屯南街，最后换到簋街，早晨五点才散”。
而他的“酒名”也因此在圈子里口耳相传。与其相识于1990年代后期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当时，云南《大家》杂志主编李巍、贵州《山花》杂志主编何锐但凡有文学活动或策划，都喜欢问计李敬泽，“饭桌上，何锐总会从他的蛇皮口袋底部掏出一瓶或两瓶茅台，先给桌上每个人上一杯，剩下来的就死死捂在手里，其他人有喝没喝，他一概不理，见敬泽杯底空了，他就续上。一瓶酒，大半是敬泽喝掉的。” 远在广州的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则透露，李敬泽“不闹酒，似乎没有太大酒瘾，喝酒于他更像是礼仪，偶尔放开痛饮，那也仅限于私人场合，朋友之间”，而且“酒风一流”。即便这样，李曾经的下属、《人民文学》的编辑马小淘说，单位里的男同事也会议论他的酒量，“琢磨着什么时候把他喝倒一次”。
雷平阳还举过两个例子：2006年，雷到北京领《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时任副主编李敬泽在编辑部所在大楼下面的东北菜馆请客，“一张大桌子，围坐了十多个诗人。我迟到了，他叼着烟嘴，偏着头问我：‘来啦？’我答：‘来了！’他就说：‘每个人敬半杯酒吧！’杯子是钢化杯，酒是接近70度的衡水老白干。我照他说，一圈敬了，一口菜没吃，人也就倒了，诗人朱零便扛着我往文联宾馆的房间一扔。朱零说，那是彻底的醉，不吐、不动，睡得像僵尸。”
后来还有一次，“小说家哲贵打电话约我进京喝酒，扬言一定要踏平人民文学杂志社，我找了个借口没去；听说哲贵这个酒坛子，一样死得很难看”。
这些，李敬泽都理解为江湖奇谈，“现在哪里还喝得动？”现在的他，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一趟，“谁要是给我打电话，我首先会警觉起来，问是不是晚上要吃饭——我实在不愿意，懒得动。”
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身为80后的马小淘说李敬泽“对时尚的捕捉能力完爆我周围百分之八十的80后”，李也自嘲自己是“围巾控”，“脖子上没有围巾就总觉得缺点什么”；他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自己买，平时在北京难有闲心逛街，出差到上海广州乃至小县城，有时间就逛街，而且一定要一家接着一家仔细地逛，“漏过一家就心有不安，所以宁可一个人逛，免得把别人搞崩溃”。
这看似“装、得瑟、臭美”的背后，藏着一个“敬”字。“我们现在一谈传统就是仁义礼智信，都对，虽然也没什么人全能做得到，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别根本的精髓是‘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价值都是从‘敬’升华出来的。”
“我们这个时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轻浮、潦草等等。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由这个引申开来，“敬”不仅是出门前要临镜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对人事有敬意，要“临事而敬”，“就像一个鞋匠，对鞋取一个敬的态度，把鞋做好补好。没有这个，天天想着做大事，觉得做眼前那点事委屈你了，这个真的有问题。”
谢有顺认为李敬泽“堪称现代名士，但也有一个官员的智慧”——是的，除了前《人民文学》主编，李还有一个头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谢认为李晋升作协副主席，“可谓众望所归——之前并非每个人晋升都能获此公认的”。
“处理实际事务对我来说是一种财富，它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李敬泽说，“我经常劝很多作家，我说你们赶紧找个工作，特别是年轻人，我说你二十多岁就在家候着天天写小说，这不是作死嘛？哪怕在一个杂志社当当编辑，一个礼拜上两天班，你是与人和这个世界保持一个正常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敬泽是一个古典的中庸主义者，就像谢有顺说的，“即便身居要位，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而且，“他即便是作为领导发言的时候，也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学者的识见”。
这一点也在马小淘的观察中得到佐证：“我从来没有看他拿过发言稿，但同时他的分寸感准确得可怕。他会让在场的各方都舒心，但又绝不会让人感觉到刻意。”
7月1日，在漫谈了三个小时之后，李敬泽邀请笔者到中国作协的食堂吃便饭。在一排细密的铁皮储物柜的左上角一格，他拿出筷子、碗和盘，走去窗口打饭取菜——菜品单调而简单，不过是三菜一汤外加几份粗粮，还可以拿走一个桃子。他说，在部级机关食堂里，再也没有一个像中国作协这样，没有领导包间，从主席铁凝到最普通的办公室文员，都需要自带餐具，自洗餐具。
饭后，我们各自拿了一个桃子，在他那个地上堆满未拆封的邮件、邮包、杂志、文件，茶几上放满各式茶罐、杂物，书架里摆满读过和即将被读的书的办公室里，继续聊了一个小时。他显得有点疲惫，因为前一天晚上有法国对尼日利亚、德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杯比赛。
在此之前，李敬泽聊了不少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但是“不供发表”；在谈话的最后，我问他如何看待爱情和欲望。“这真是够虚的！”李敬泽好像被突然将了一军似的，“爱情这事真是一说便俗，你要说得好，你就得抒情煽情；你要说得不好，你就得准备挨女同志骂——这个问题很危险。”
不过，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还是成功地把话题引向了文学与人生：“这是一个永无确解的问题，所以爱情小说完全可以写。文学，说老实话，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那些。一个作家，要是对人的爱、恨、嫉妒诸如此类的种种人性没有感觉，或无所发现，没有话说，那么，你写的其他的我觉得都是瞎扯。”
李敬泽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原《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200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我很喜欢这样斜刺里杀出来的人——像是江湖中斜里杀出一个无门无派的人，结果把少林武当给撂倒了。
这个世界上，好批评家从来不多，蠢批评家也从来不少。所以，我从来不敢对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过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过于自信。
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对于李敬泽来说，去年是特“装”的一年。
古琴早已购置，放在家里客厅一正面书墙的前面，虽然有一阵子没弹，现在也就学会了两首曲子，不过，“练琴是岁月悠长的事”，反正也不用考级，那就接着慢慢练吧。
除了古琴，还有书法。对李敬泽而言，写字“近于隐私，羞于示人”。他最向往的是《礼器碑》——那是一块刻于东汉永寿二年的孔子庙碑，在李敬泽的眼里，《礼器》就是高山，森严壁立、茫茫苍苍，“你顶着石头向上爬，时刻知道自己的力气不继”，有段时间他临《礼器》，“结果每次写两行就累趴下了”，所以“废然而止”。
而现在练的是《曹全》——“可爱多了，小家碧玉。”但李敬泽还是觉得，有朝一日能临下《礼器》，那才是到了境界，就像某天在微信上看到作家荆歌说的，“隶书易俗”，“他说得很对，练到《礼器》，方为不俗”。
不过，学琴练字都不是为了修身养性，“修身不如暴走、练平板，养性我看也养不成，如今写字就是一大俗，很多人提起笔来就红尘滚滚想着怎么吆喝卖钱。”李敬泽说，“笔墨之趣，好玩而已。”
1964年生人、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现下已年届五十。7月1日上午在中国作家协会他杂乱的办公室，撇开中间吃了一个午饭、喝掉一壶茶、接了两通电话、处理了三次公务、轮流抽着一支烟斗和大半包香烟的时间，我们花了四个小时漫谈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作家的眼光、中国文化的深层虚无、有没有孩子、要不要出国以及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屁股应该坐在哪边的问题——
关于最后一个，他的答案是：“直到现在，看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这一边，而不是坐在批评家这边的。”
祖宗和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
李敬泽生在天津、长在河北，十六岁以后生活在北京；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各种表格证件上籍贯一栏填的都是河北完县——那是他母亲的家乡，据说因为“完”字不吉利，不利于招商引资，如今已经改成“顺平”；他的外祖父是贫农，祖父是地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认识一个山西人，就是我爹”，“后来又认识了半个，就是我自己”。
三十岁之前，李敬泽从未去过自己在黄河边风陵渡的芮城老家；四十岁之前，他基本上只吃米饭；但四十岁之后，就像他在一篇《煤有了，根安在？——关于我的山西》中所写的，多年之后，“我每天晚上喝一小杯醋——必须是‘宁化府’的，我每天中午在单位楼下的食堂吃一碗刀削面——百吃不厌；而且，我太太继承了她婆婆的作风，无视丈夫大手大脚的事实，动不动就要嘲笑我的抠——照例以‘你们山西人’开讲；对此，我像我老爹一样，笑眯眯地默认”。
李敬泽说：“后来我想，我的祖宗、山西的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指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发作了。”
那时候我们正随口说到他办公室墙上的几幅挂件——没有山水花鸟或书法卷轴一类，只有一幅是一个伊朗摄影家镜头下的老人与马，一幅是从马德里街头三十欧元买来的街头艺术家涂鸦，还有一幅在双人沙发的上方，是金色的回眸仕女扇面。
喝着上好然而不记得名字的普洱茶，我们聊到中国文人的自然倾向，如琴棋书画的修养等，李敬泽突然自嘲起来：“人到了四十九五十，忽然觉得自己是什么文人了，文人就比较‘装’，所以——琴也学上了，字也写上了，其实关键词就是‘装’。”
但往严肃里说，那是文化的基因在作祟，它藏在你身体里的某处，就像吃了四十年米饭忽而喜欢上吃面一样。
京剧则是另一个例子：“我母亲爱听京戏，小时候收音机老放，我一听，后脊梁就开始发麻，我说求求您了老太太，别老听这个行不行啊？您小声点行不行啊？结果到了一定岁数，不用人教，也不用人劝，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摇头晃脑了”，说这话的时候，李敬泽的耳边仿佛真的响起了皮黄之音，“你说这事儿——这怎么办呢！”
虽然阅读驳杂，西方的读物涉猎不少，但他从未想过移居国外。对他来说，国内再不尽如人意，生活也自有情趣在，就好比下班之后，晚上出来遛弯儿，看看街边那些人，不管西装革履，还是光膀子光脊梁的，弄个板凳儿，都往那儿一坐——烧烤，“哎呦，我就觉得特美！”
如果说临帖弹琴属于“承平日久的老毛病”，那日常之生活就构成了俗世的勾引，雅俗之间，便是中国人的世界，也是李敬泽们的世界。他甚至自嘲，关于出国，“反正我没想过，把我扔国外，我也爬得回来”。
睁开眼睛发掘新人
7月10日那天，李敬泽和学者止庵一起，出席为徐皓峰举办的新书沙龙。为一个近乎新人的作家、编剧、导演站台，原因很简单：“现在我是个开会专业户，很多会是能闪就闪，但去给徐皓峰站台我很愿意，因为像徐皓峰这样的作者，在读者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评论界是当他不存在的。”
在他看来，徐皓峰的路数是民间文人那一路，他所书写的是一个过去很少被人注意的传统，表面上写的是武侠，但内里写的却是江湖以及那个世界里的世态人情。 “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中国人的身上都存在着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其实极为强大，但被我们现在的话语给压抑了，”李敬泽说，“而我就很喜欢这样斜刺里杀出来的人——就像是江湖中斜里杀出一个无门无派的人，结果把少林武当给撂倒了。”
这大概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扶持新人。
2010年，作家阿乙给《人民文学》投稿，中篇小说《那晚十点》原本安排刊发于当年第十期的新人特辑，但因为阿乙的小说集要在10月前出版，李敬泽决定提前刊发，后来阿乙凭这篇小说和稍后的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进入文坛，并获得当年的“未来大家TOP2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文学奖项。“李先生和北岛先生一样，喜爱新人。因为这篇小说，李先生多次跟人提及我，我得益于他。”阿乙说。
得益于李敬泽评荐的，远远不止一个。2010年，除了阿乙，他也推介了夏榆、周云蓬、李娟、蒋一谈以及上海的小白，等等。
在作家冯唐看来，李敬泽是一个“愿意睁开眼睛发掘新人”的评论家。他的第一本小说《万物生长》在2001年出版后，“他看了，大赞，然后告诉我，千万别听任何文学评论家的，随意书写”。
李敬泽则为《冯唐文集》作序，说冯唐是“弑理论”的高手，“没人说得清他是哪门哪派，也没哪个批评家愿意招他惹他。我不记得有哪位成名批评家拿他试过招，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这只会暴露文学之树之绿和理论之灰”。
他还推崇年轻学者梁鸿的非虚构写作《中国在梁庄》——《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也就是在李的手下草创成型，并引起文学界的瞩目；而在“虚构”这一方向上，受其助益的还有毕飞宇，后者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最早刊发于《人民文学》。“在我个人的写作历史上，《推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在《推拿》之前，我写了《玉米》和《平原》，无论它们获得过怎样的认可，它们的性质不会变，那就是历史叙事，它们和当下性其实是有距离的。” 毕飞宇说，“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推拿》，我至今依然是一个残缺的作家。”
“我很高兴面对了一个新天地，我的文学世界宽了，这是需要感谢敬泽的。”毕飞宇说。
但作为一个“文学局内人”，李敬泽警惕于当下“对文学的傲慢，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习惯”，也警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变化和创造的好奇与期待”，“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
比李敬泽略高一辈的文学评论家雷达表示，自己与李在审美趣味上难免有差异，但也时有共振。他认为李敬泽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他的评论似乎一直精短，不喜作长文，也不按时下评论的套路，他把随笔的自由，散文的飘逸，杂文的睿智和幽默，糅合成一种柳暗花明、举重若轻的文风，虽不无‘绕’的感觉，却也在‘绕’之中感受到内在的锋芒。”
对于更多的写作者来说，李敬泽更显著的特点是“不骂人”。毕飞宇说，李敬泽拥有无与伦比的亲和力，对年轻的作者尤其是这样，“他总是鼓励、再鼓励，他的领袖气质是天生的”。
当然，对于“熟人”，李敬泽就没那么客气，“我只想告诉你，在骨子里，他是个狠角色。”毕飞宇说，“如果你让李老师当着我的面夸我一次，我可以送你两斤鸡蛋。他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夸过我一次，一次都没有。”
李敬泽的说法是：“我既很少当面批评人，也很少当面夸人。实际上，到了当面的份上你也犯不着；如果是朋友，那就可以谈点比夸和批评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好批评家从来不多，蠢批评家也从来不少，对吧？”李敬泽说，“所以，我从来不敢对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过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过于自信。”
他更倾向于把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理解为智力上的竞争关系，看谁对生活、对文学的理解更好：“批评家有没有向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敞开，有没有把作家的作品放到世界中去衡量、判断、估量的能力，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更何况，“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就算写了一部不靠谱的书，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用挖祖坟骂娘的这种气概去痛加修理吗？”
在评论上的这种温和立场，既有天性上的影响，也与其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我一直当编辑，编辑和作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直到现在，谈论问题和看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这一边，而不是坐在批评家这边的。”
喝酒，看书，胡扯
一个人要如何修炼，才能变成如李敬泽那样的文学评论家呢？
“我不知道，”李敬泽说，“因为我作为评论家，其实是最不靠谱的。”1984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李敬泽进入《小说月刊》当编辑，六年后调到《人民文学》，仍然是做编辑，直到2008年升任这本文学“国刊”的主编。
“我压根儿就没想当一个批评家，三十岁以前我都没怎么正儿八经地写过评论文章。”那么，那时候在做什么呢？“一个人三十岁以前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谈恋爱、喝酒、看闲书，为什么非要那什么呢，是吧？”
是偶然把他推向了文学评论的田野。“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批评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读者，而不是读一本书就要想着我怎么写批评文章。”他想了想，又纠正道，“说谈恋爱是玩笑，就是天天喝酒，看闲书，胡扯。”
现在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有一种懒散逸放的乐趣。“90年代的时候我比较爱交际，同时代的作者们，包括毕飞宇、李洱、东西他们，只要一来北京，基本上都是我请客。那时候我们住安贞桥，那儿有一个玫瑰坊，基本上变成了我家的食堂，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没在那吃过的估计很少。”有一天他经过簋街，想起“当年都是一帮不靠谱的人下午五点开始喝，换仨地儿，从三里屯南街，最后换到簋街，早晨五点才散”。
而他的“酒名”也因此在圈子里口耳相传。与其相识于1990年代后期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当时，云南《大家》杂志主编李巍、贵州《山花》杂志主编何锐但凡有文学活动或策划，都喜欢问计李敬泽，“饭桌上，何锐总会从他的蛇皮口袋底部掏出一瓶或两瓶茅台，先给桌上每个人上一杯，剩下来的就死死捂在手里，其他人有喝没喝，他一概不理，见敬泽杯底空了，他就续上。一瓶酒，大半是敬泽喝掉的。” 远在广州的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则透露，李敬泽“不闹酒，似乎没有太大酒瘾，喝酒于他更像是礼仪，偶尔放开痛饮，那也仅限于私人场合，朋友之间”，而且“酒风一流”。即便这样，李曾经的下属、《人民文学》的编辑马小淘说，单位里的男同事也会议论他的酒量，“琢磨着什么时候把他喝倒一次”。
雷平阳还举过两个例子：2006年，雷到北京领《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时任副主编李敬泽在编辑部所在大楼下面的东北菜馆请客，“一张大桌子，围坐了十多个诗人。我迟到了，他叼着烟嘴，偏着头问我：‘来啦？’我答：‘来了！’他就说：‘每个人敬半杯酒吧！’杯子是钢化杯，酒是接近70度的衡水老白干。我照他说，一圈敬了，一口菜没吃，人也就倒了，诗人朱零便扛着我往文联宾馆的房间一扔。朱零说，那是彻底的醉，不吐、不动，睡得像僵尸。”
后来还有一次，“小说家哲贵打电话约我进京喝酒，扬言一定要踏平人民文学杂志社，我找了个借口没去；听说哲贵这个酒坛子，一样死得很难看”。
这些，李敬泽都理解为江湖奇谈，“现在哪里还喝得动？”现在的他，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一趟，“谁要是给我打电话，我首先会警觉起来，问是不是晚上要吃饭——我实在不愿意，懒得动。”
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身为80后的马小淘说李敬泽“对时尚的捕捉能力完爆我周围百分之八十的80后”，李也自嘲自己是“围巾控”，“脖子上没有围巾就总觉得缺点什么”；他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自己买，平时在北京难有闲心逛街，出差到上海广州乃至小县城，有时间就逛街，而且一定要一家接着一家仔细地逛，“漏过一家就心有不安，所以宁可一个人逛，免得把别人搞崩溃”。
这看似“装、得瑟、臭美”的背后，藏着一个“敬”字。“我们现在一谈传统就是仁义礼智信，都对，虽然也没什么人全能做得到，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别根本的精髓是‘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价值都是从‘敬’升华出来的。”
“我们这个时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轻浮、潦草等等。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由这个引申开来，“敬”不仅是出门前要临镜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对人事有敬意，要“临事而敬”，“就像一个鞋匠，对鞋取一个敬的态度，把鞋做好补好。没有这个，天天想着做大事，觉得做眼前那点事委屈你了，这个真的有问题。”
谢有顺认为李敬泽“堪称现代名士，但也有一个官员的智慧”——是的，除了前《人民文学》主编，李还有一个头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谢认为李晋升作协副主席，“可谓众望所归——之前并非每个人晋升都能获此公认的”。
“处理实际事务对我来说是一种财富，它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李敬泽说，“我经常劝很多作家，我说你们赶紧找个工作，特别是年轻人，我说你二十多岁就在家候着天天写小说，这不是作死嘛？哪怕在一个杂志社当当编辑，一个礼拜上两天班，你是与人和这个世界保持一个正常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敬泽是一个古典的中庸主义者，就像谢有顺说的，“即便身居要位，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而且，“他即便是作为领导发言的时候，也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学者的识见”。
这一点也在马小淘的观察中得到佐证：“我从来没有看他拿过发言稿，但同时他的分寸感准确得可怕。他会让在场的各方都舒心，但又绝不会让人感觉到刻意。”
7月1日，在漫谈了三个小时之后，李敬泽邀请笔者到中国作协的食堂吃便饭。在一排细密的铁皮储物柜的左上角一格，他拿出筷子、碗和盘，走去窗口打饭取菜——菜品单调而简单，不过是三菜一汤外加几份粗粮，还可以拿走一个桃子。他说，在部级机关食堂里，再也没有一个像中国作协这样，没有领导包间，从主席铁凝到最普通的办公室文员，都需要自带餐具，自洗餐具。
饭后，我们各自拿了一个桃子，在他那个地上堆满未拆封的邮件、邮包、杂志、文件，茶几上放满各式茶罐、杂物，书架里摆满读过和即将被读的书的办公室里，继续聊了一个小时。他显得有点疲惫，因为前一天晚上有法国对尼日利亚、德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杯比赛。
在此之前，李敬泽聊了不少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但是“不供发表”；在谈话的最后，我问他如何看待爱情和欲望。“这真是够虚的！”李敬泽好像被突然将了一军似的，“爱情这事真是一说便俗，你要说得好，你就得抒情煽情；你要说得不好，你就得准备挨女同志骂——这个问题很危险。”
不过，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还是成功地把话题引向了文学与人生：“这是一个永无确解的问题，所以爱情小说完全可以写。文学，说老实话，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那些。一个作家，要是对人的爱、恨、嫉妒诸如此类的种种人性没有感觉，或无所发现，没有话说，那么，你写的其他的我觉得都是瞎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