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曾写过一部书，名叫《沉默的大多数》，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于忍耐的一群，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专制、集权、奴役、压榨、欺骗、谎言、敲诈、勒索、贪污、腐败……大多数人总是非常优雅地保持着“沉默”。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逼上梁山，起义、革命、造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呐喊。于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二百多年的文化，就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按已故中国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话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游民文化”：起义、革命、造反——杀人、放火、受招安。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吗？在几千年的压抑中，中國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犹太人同样是一个受尽杀戮和磨难的民族，他们对付苦难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幽默、反讽、调侃和自我解嘲，在那没有电视可以消磨时光和浪费生命的漫漫长夜中，幽默带给他们欢乐、慰藉和智慧。于是，犹太文学史中就出现了一大批以幽默、反讽、荒诞和嘲弄为业的大作家：卡夫卡、贝克特、索尔·贝娄、艾萨克·辛格、马拉默德、肖洛姆·阿莱汉姆、卡尔·克劳斯、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阿瑟·米勒等，他们和果戈理、左琴科、契诃夫一样，带给广大读者无限的欢乐。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这样的作家，中国的文人就像鼹鼠一样，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洞中，个个贼眉鼠眼，工于心计，头脑发达，四肢简单，活脱一个个“娄阿鼠”；要么就是在郁郁寡欢中，不断娶妻生子、栽根立后，于是，中国成了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果这十几亿人，个个都聪明伶俐，科学上有所发明、技术上有所发现、思想上有所创造、艺术上有所创新，那中国就不是现在这副模样，肯定到处是阳光明媚、欢声笑语，激荡着生命的欢乐和人的尊严。
　　陕北的郭世平老弟就产生于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深受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响，深得中国民谣的精髓，创作了独具特色的《金玉凉言》，再加之刘宏先生的生花妙笔，珠联璧合，为中国人带来了欢乐和笑声。卡尔·克劳斯说：“只有能从谜底中猜出谜语的人，才是一个艺术家。”于是，这二位老兄，一个写谜底、一个画谜语，道出了世态炎凉，悟出了生死机缘，看透了非常男女，识破了滚滚红尘，为我们说出了社会的秘密。
　　“别人都假装正经，我只好假装不正经。”
　　“天下自己做错了事，反而对别人大发脾气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女人，另一个便是领导。”
　　“只有在悼词里，我才知道又一个好人死了；只有在对骂中，我才明白原来都不是东西。”
　　“有脑袋不等于有思想——大头针也有脑袋。”
　　“没有无聊的生活，只有无聊的生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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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有句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透过世平老弟这一句句“金玉凉言”，虽然有时候只说出了半个真理或一个半真理，我们却读出了他对生命的爱，对人的爱和世界的爱，尽管这爱中还有丝丝缕缕苦涩、埋怨和批判的味道。这厮其实在西安混得很好，把高建群、方英文、狄马一群当地“名人”逗得团团转，纷纷为他的才华鼓掌喝彩，要不是他神秘失踪，舍不得他陕北老家的几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早和贾平凹先生一样，堕落成名作家了。世平可怜，世平可怜呵……
　　昨夜读世平的书稿，持续到凌晨两点，困了，随手翻阅犹太人的《快乐书》，有异曲同工之妙。谜底说：“医生和魔鬼都在杀人，不同的是前者还要收费。”谜面则讲了一则故事：“一个哲学家得绝症快要死了，于是医生放弃了治疗；但后来这个病人却奇迹般地痊愈了。当医生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街上散步。医生问：‘你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病人回答说：‘是的，我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在那里，我看到非常可怕的惩罚降临在每一个医生身上，因为他们杀死了他们的病人。但是你不必担心，因为我告诉他们，你根本不是医生。’”讽刺真正的目的，在于对恶习的修正或改造。尽管作家本人怀疑自己作品的效果，但他内心强烈的使命感逼迫他不能自拔。讽刺是一面镜子，窥镜者总可以从中照出自己和社会的真实面貌。所以，蒲柏说：“人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类自己，他是真理的惟一裁判，又不断错误迷离，他是世上的荣耀，世上的笑柄，世上的谜。”当讽刺举起她有力的连枷，镜中人早已浑身颤抖，脸色发白。
　　卡尔·克劳斯又说：“我曾经梦见自己为国捐躯，一个给我揭棺材盖的人，却向我索要小费。”这种悲凉而深刻的欢乐跃然纸上。不，欢乐的背后是痛苦，这才是真正的幽默。哈代对“圣诞节：1924年”的神秘祝福也有这样的力量：
　　“人间平安！”我们唱着它，
　　雇请一百万个牧师，让我们带来
　　人间平安，然而在两千年之后，
　　我们得到的却是毒气。
　　是为序，与郭世平及刘宏兄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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