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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有肋于中国理解，融入和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信息通讯系统和新能源使用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一样，其核心在于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并构建一种系统性、开放式、网络化的强大基础设施。
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最为重要，如奥巴马也希望发展绿色能源和环保能源，他在方向选择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有失误，他以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在一个州做电池工厂，在另外一个州做电动汽车工厂，两者没有联系，都是单独的、隔离的，没有整体设计的观念。
然而，作为古老的水利文明国家，中国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等相似，曾经发展了复杂的水利灌溉系统，有一些非常集中化的能源管理体系。这种早期的文明模式培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对中国突破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模式，理解与接受第三次工业革命非常有益。
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亚洲的龙头
在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时，东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的亚伯拉罕觉得自己是受到了上帝的考验，要在地球上接受苦难；儒家和一些新儒家的思想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
另外，东方的佛教也认为，人和自然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个共同体。在这种思想观念差异下，西方理念更多的是关于物资资本控制和管理之类，中国则强调对自然的贡献，强调与自然体系的和谐共存，特别是最近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基于这一系列的科学原则，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亚洲的龙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所提倡的非常类似，都是倡导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并希望自己国家政府也能够有类似的认识。
如果在今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能够进一步融合儒家思想，可能会让这个学说有一个新的机会在世界发挥它的光芒，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
注重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和文化”，具有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协作的现代意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是协作的时代，必须打造一个协作时代或者新纪元。
我们需要对一个共同的生物圈形成共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包括政策制定者必须走到一起，突破地缘政治的局限，打造一个共同的社区。要把这个世界连接到智能社会、智能社区当中，每一个人必须更有协作精神、更有共享精神，才能够使共同协作化的智能社会实现互联。
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对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和谐共处、形成共同体意识很有实践价值。
对于国际化大城市的上海乃至全国，如何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是要把政府与公司都结合起来；同时按照五大支柱规则来布局生态结构。而智慧城市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把五大支柱打造在一起，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将能源、信息、物流与五大支柱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儒家文化认为人和自然是不能分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和谐共处的理念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神要求，与中国和亚洲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个人责任感一脉相承
自启蒙时代后欧美国家就信奉个人主义，深信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而亚洲人则仍然抱持一定的集体主义信念，认为个人是整体的一部分。
中国也是一个有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中国的商业和教育传统模式中都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每个人既是有能力、有企业精神的个体，又是可以合作形成合力，并回报给社会的整体，这是互联网的精神本质，似乎也与亚洲的传统哲学一脉相承。亚洲人可以很快地从欧洲学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观念，并将之本土化。
另外，这种集体主义强调整体观中的个人责任，能够有力推进更好的合作。
（摘自《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胡晓鹏整理）
延伸阅读
“中国元素”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很重要
演讲/杨建文
为什么中国比欧美更加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根本的原因在于，这将关系到“中国梦”能否真正实现。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仅我们在关注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全球可能更加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动向，中国因素已被看成是新一轮产业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元素”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
所谓“中国元素”，按照目前一般的认识，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固有元素”，如我们的国土面积、人口种类和数量、矿藏资源和能源、气候环境条件等。其中，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两个：一是人口，二是能源。中国内导向型和消费导向型的转型，将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其次是“文化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内容很多，儒、道、佛，尤其是儒家学说。不知什么原因，里夫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惟利是图”原则深恶痛绝，相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却大加赞赏。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和谐理念、集体意识、公共服务，这些为西方社会所抛弃或忽视的东西，却可能成为后工业化时代不可缺少的因素。
最后是“当前影响”，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全球经济格局在变，对我们可能产生影响。我们做的事情，反过来对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也必然会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持续的、长远的、深刻的，甚至在某些时间“中国元素”可能起到一些关键性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版前后，反复表述了一个意见：尽管奥巴马实行了能源新政，但他很失望，因为美国缺乏统筹规划的意愿和能力；尽管欧洲具有了跨国合作的基础以及对能源、环境的重视，但经济长期深陷危机泥潭。相反，他对中国“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人”，却寄予希望。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大，机制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空间都很大。西方有人断言“制造业不可能全部重回发达国家”，因为中国有13亿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为此，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掀起，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十六个字：快速反应，积极主动，看准方向，实干兴邦。千万不能忘记这句话：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
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信息通讯系统和新能源使用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一样，其核心在于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并构建一种系统性、开放式、网络化的强大基础设施。
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最为重要，如奥巴马也希望发展绿色能源和环保能源，他在方向选择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有失误，他以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在一个州做电池工厂，在另外一个州做电动汽车工厂，两者没有联系，都是单独的、隔离的，没有整体设计的观念。
然而，作为古老的水利文明国家，中国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等相似，曾经发展了复杂的水利灌溉系统，有一些非常集中化的能源管理体系。这种早期的文明模式培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对中国突破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模式，理解与接受第三次工业革命非常有益。
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亚洲的龙头
在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时，东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的亚伯拉罕觉得自己是受到了上帝的考验，要在地球上接受苦难；儒家和一些新儒家的思想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
另外，东方的佛教也认为，人和自然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个共同体。在这种思想观念差异下，西方理念更多的是关于物资资本控制和管理之类，中国则强调对自然的贡献，强调与自然体系的和谐共存，特别是最近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基于这一系列的科学原则，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亚洲的龙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所提倡的非常类似，都是倡导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并希望自己国家政府也能够有类似的认识。
如果在今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能够进一步融合儒家思想，可能会让这个学说有一个新的机会在世界发挥它的光芒，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
注重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和文化”，具有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协作的现代意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是协作的时代，必须打造一个协作时代或者新纪元。
我们需要对一个共同的生物圈形成共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包括政策制定者必须走到一起，突破地缘政治的局限，打造一个共同的社区。要把这个世界连接到智能社会、智能社区当中，每一个人必须更有协作精神、更有共享精神，才能够使共同协作化的智能社会实现互联。
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对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和谐共处、形成共同体意识很有实践价值。
对于国际化大城市的上海乃至全国，如何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是要把政府与公司都结合起来；同时按照五大支柱规则来布局生态结构。而智慧城市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把五大支柱打造在一起，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将能源、信息、物流与五大支柱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儒家文化认为人和自然是不能分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和谐共处的理念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神要求，与中国和亚洲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个人责任感一脉相承
自启蒙时代后欧美国家就信奉个人主义，深信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而亚洲人则仍然抱持一定的集体主义信念，认为个人是整体的一部分。
中国也是一个有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中国的商业和教育传统模式中都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每个人既是有能力、有企业精神的个体，又是可以合作形成合力，并回报给社会的整体，这是互联网的精神本质，似乎也与亚洲的传统哲学一脉相承。亚洲人可以很快地从欧洲学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观念，并将之本土化。
另外，这种集体主义强调整体观中的个人责任，能够有力推进更好的合作。
（摘自《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胡晓鹏整理）
延伸阅读
“中国元素”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很重要
演讲/杨建文
为什么中国比欧美更加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根本的原因在于，这将关系到“中国梦”能否真正实现。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仅我们在关注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全球可能更加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动向，中国因素已被看成是新一轮产业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元素”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
所谓“中国元素”，按照目前一般的认识，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固有元素”，如我们的国土面积、人口种类和数量、矿藏资源和能源、气候环境条件等。其中，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两个：一是人口，二是能源。中国内导向型和消费导向型的转型，将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其次是“文化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内容很多，儒、道、佛，尤其是儒家学说。不知什么原因，里夫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惟利是图”原则深恶痛绝，相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却大加赞赏。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和谐理念、集体意识、公共服务，这些为西方社会所抛弃或忽视的东西，却可能成为后工业化时代不可缺少的因素。
最后是“当前影响”，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全球经济格局在变，对我们可能产生影响。我们做的事情，反过来对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也必然会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持续的、长远的、深刻的，甚至在某些时间“中国元素”可能起到一些关键性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版前后，反复表述了一个意见：尽管奥巴马实行了能源新政，但他很失望，因为美国缺乏统筹规划的意愿和能力；尽管欧洲具有了跨国合作的基础以及对能源、环境的重视，但经济长期深陷危机泥潭。相反，他对中国“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人”，却寄予希望。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大，机制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空间都很大。西方有人断言“制造业不可能全部重回发达国家”，因为中国有13亿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为此，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掀起，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十六个字：快速反应，积极主动，看准方向，实干兴邦。千万不能忘记这句话：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