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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如何实现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这个目标？要求产业发展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关键是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当
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活力有所增强。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势，如何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分析经济形势，看经济增速的“形”固然重要，但把握增长动力转换的“势”更重要。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在新旧增长动力交替转换时期，要坚持改革创新，推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经济增速的“形”与增长动力转换的“势”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与预期目标相符。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请问你对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
王一鸣：从今年上半年看，随着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步显现，5、6月份部分重要经济指标出现好转，经济增长7%好于预期。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速，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经济回稳的积极因素增多。如果全年实现7%的增长目标，今年的GDP增量要超过2010年增量，创6年来新高。
看经济形势，分析经济增速的“形”固然重要，但把握增长动力转换的“势”更重要。看中国经济的“势”，就要看到，经济运行中新的动力正在集聚和成长。从产业看，虽然钢铁、煤炭、有色和石化等传统行业过剩压力仍然很大，经营比较困难，但信息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以及电商、现代物流等新兴业态增势强劲，新的增长点不断汇集，将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地区看，虽然转型相对较慢的资源型省区或上游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经济回落幅度较大，但转型起步较早的沿海省市，比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区，经济已开始回稳。从企业看，虽然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一些依赖规模扩张和传统经营模式的企业营利能力下降，但一批依靠创新形成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企业正在逆势而上，市场份额和营利能力不断增强。
看中国经济“势”，更要看到，中国经济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正在加快。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等要素拉动，投资贡献率居高不下，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但随着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最终消费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低价格参与市场竞争，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工资上升，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大幅增长，人口质量红利正在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过去经济发展主要靠数量和规模扩张，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粗放式增长模式空间受到挤压，倒逼创新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中国已涌现出一批像华为、中兴、腾讯、格力的创新型企业，在最近国际专利排名中，华为成为全球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中兴位列第三。
由此可见，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旧动力趋于减弱，新动力加速成长，蓄积的动能不断强化，新旧动力此长彼消，将筑就经济回稳的基础。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今年预期实现7%的增长目标，但这个速度仍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如何看经济增速放缓？
王一鸣：从国际经验看，所有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到了第三个十年，增速都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十年，绝大多数经济体增速都低于4%。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7年，已进入第四个十年了，经济增速还保持在7%左右，比一般统计规律要高约3个百分点。原因可能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和差距比较大，沿海一些省市减速了，但是中西部省区明显提速，“东方不亮西方亮”，起到了明显对冲作用。
我们用麦迪逊数据库进行了验证分析，在7000国际元到11000国际元区间，是减速的高概率区间，2010年中国人均GDP是7371国际元，到2015年将达到11000国际元，正好处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从统计意义上说，经济减速是符合规律的。
经济增长达到均衡点的三个条件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经济减速什么时候能够回稳。请问你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王一鸣：从2010年2季度以来，经济增速在波动中下行，到今年2季度已持续20个季度，但降幅和波幅都在逐步收窄，表明经济增速正在趋稳。那么，经济增长何时能见底，或者说达到均衡点呢？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投资的“软着陆”，也就是投资增速能否见底。房地产投资现在正接近底部，制造业投资还在放缓，可能没有完全见底。还有基础设施投资，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调整，投资增速还可能放缓。二是过剩产能的“出清”。这就要找到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包括银行负债处置和人员的再安置，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三是新的增长动力成为主导力量。现在新的增长动力正在成长，但还不足以抵消传统力量的衰竭。这三个条件是经济增长能不能回稳的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按照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改进，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请问你怎么看？
王一鸣：按照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放缓，201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减少244万人和371万人；资本投入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下降而放慢。这样，在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减速就难以避免。所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关键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推动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所谓“高效”，就是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效益。中央提出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从宏观上看，“质量”就是效率和效益。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环境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保持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逐步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经济报告：实现高效增长，是否意味着速度就不重要了？
王一鸣：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泡沫就很容易破裂，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既要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逐步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由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哪些条件呢？
王一鸣：展望未来，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仍具有基础和条件。首先，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今后一个时期，投资增速趋于放缓，出口增速也难以再回归高速，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减弱，但随着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提升。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去年上半年提高5.7个百分点，从54.3%提高到60%，信息、健康、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和旅游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其次，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还将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再者，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步提升。近两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中国已在航天、深潜、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和高铁、核电等一批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将稳步提高，加之人力资本条件随着各级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较快增长而明显改善，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最后，经济增长区域回旋空间较大。珠三角、长三角等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不同层次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并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产业转移而得以保持，产业生命周期大大拉长，进而使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如何实现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这个目标？
王一鸣：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明显变化。过去受供给不足的困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规模扩张，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达到11.2亿吨，已供大于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6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372.5万辆，也已接近产能上限。迈向中高端水平，要求产业发展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条件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向“工业4.0”升级，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智能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力争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步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对策：创新驱动和改革驱动
中国经济报告：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关键在创新，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王一鸣：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关键是要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需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发展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要持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改革政府投入方式，变以往的选择型、分配式为普惠型、引领式，设立创投引导基金，用好私募、股权众筹等融资工具，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发展，调动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改变科技成果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有效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发展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平台，培育创新文化生态，推动为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中国经济报告：解决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需要深化改革，如何通过改革发力激发中国经济活力？
王一鸣：经济增幅放缓使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水落石出”：产能过剩凸显、企业利润回落、房地产市场调整、负债率上升等等。但这些都唤起了新一轮改革的觉醒，增强了全社会深化改革的共识。深化改革，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点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做好过渡性政策安排，将营改增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会激发经济活力，释放强劲的发展动力。
开放也是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正在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今后一个时期，在“引进来”的同时要更加积极主动“走出去”，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促进企业提升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水平。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建设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熊晓晓对本文有贡献）
当
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活力有所增强。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势，如何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分析经济形势，看经济增速的“形”固然重要，但把握增长动力转换的“势”更重要。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在新旧增长动力交替转换时期，要坚持改革创新，推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经济增速的“形”与增长动力转换的“势”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与预期目标相符。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请问你对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
王一鸣：从今年上半年看，随着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步显现，5、6月份部分重要经济指标出现好转，经济增长7%好于预期。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速，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经济回稳的积极因素增多。如果全年实现7%的增长目标，今年的GDP增量要超过2010年增量，创6年来新高。
看经济形势，分析经济增速的“形”固然重要，但把握增长动力转换的“势”更重要。看中国经济的“势”，就要看到，经济运行中新的动力正在集聚和成长。从产业看，虽然钢铁、煤炭、有色和石化等传统行业过剩压力仍然很大，经营比较困难，但信息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以及电商、现代物流等新兴业态增势强劲，新的增长点不断汇集，将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地区看，虽然转型相对较慢的资源型省区或上游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经济回落幅度较大，但转型起步较早的沿海省市，比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区，经济已开始回稳。从企业看，虽然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一些依赖规模扩张和传统经营模式的企业营利能力下降，但一批依靠创新形成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企业正在逆势而上，市场份额和营利能力不断增强。
看中国经济“势”，更要看到，中国经济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正在加快。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等要素拉动，投资贡献率居高不下，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但随着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最终消费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低价格参与市场竞争，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工资上升，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大幅增长，人口质量红利正在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过去经济发展主要靠数量和规模扩张，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粗放式增长模式空间受到挤压，倒逼创新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中国已涌现出一批像华为、中兴、腾讯、格力的创新型企业，在最近国际专利排名中，华为成为全球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中兴位列第三。
由此可见，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旧动力趋于减弱，新动力加速成长，蓄积的动能不断强化，新旧动力此长彼消，将筑就经济回稳的基础。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今年预期实现7%的增长目标，但这个速度仍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如何看经济增速放缓？
王一鸣：从国际经验看，所有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到了第三个十年，增速都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十年，绝大多数经济体增速都低于4%。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7年，已进入第四个十年了，经济增速还保持在7%左右，比一般统计规律要高约3个百分点。原因可能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和差距比较大，沿海一些省市减速了，但是中西部省区明显提速，“东方不亮西方亮”，起到了明显对冲作用。
我们用麦迪逊数据库进行了验证分析，在7000国际元到11000国际元区间，是减速的高概率区间，2010年中国人均GDP是7371国际元，到2015年将达到11000国际元，正好处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从统计意义上说，经济减速是符合规律的。
经济增长达到均衡点的三个条件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经济减速什么时候能够回稳。请问你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王一鸣：从2010年2季度以来，经济增速在波动中下行，到今年2季度已持续20个季度，但降幅和波幅都在逐步收窄，表明经济增速正在趋稳。那么，经济增长何时能见底，或者说达到均衡点呢？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投资的“软着陆”，也就是投资增速能否见底。房地产投资现在正接近底部，制造业投资还在放缓，可能没有完全见底。还有基础设施投资，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调整，投资增速还可能放缓。二是过剩产能的“出清”。这就要找到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包括银行负债处置和人员的再安置，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三是新的增长动力成为主导力量。现在新的增长动力正在成长，但还不足以抵消传统力量的衰竭。这三个条件是经济增长能不能回稳的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按照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改进，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请问你怎么看？
王一鸣：按照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放缓，201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减少244万人和371万人；资本投入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下降而放慢。这样，在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减速就难以避免。所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关键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推动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所谓“高效”，就是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效益。中央提出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从宏观上看，“质量”就是效率和效益。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环境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保持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逐步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经济报告：实现高效增长，是否意味着速度就不重要了？
王一鸣：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泡沫就很容易破裂，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既要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逐步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由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哪些条件呢？
王一鸣：展望未来，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仍具有基础和条件。首先，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今后一个时期，投资增速趋于放缓，出口增速也难以再回归高速，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减弱，但随着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提升。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去年上半年提高5.7个百分点，从54.3%提高到60%，信息、健康、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和旅游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其次，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还将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再者，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步提升。近两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中国已在航天、深潜、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和高铁、核电等一批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将稳步提高，加之人力资本条件随着各级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较快增长而明显改善，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最后，经济增长区域回旋空间较大。珠三角、长三角等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不同层次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并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产业转移而得以保持，产业生命周期大大拉长，进而使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如何实现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这个目标？
王一鸣：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明显变化。过去受供给不足的困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规模扩张，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达到11.2亿吨，已供大于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6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372.5万辆，也已接近产能上限。迈向中高端水平，要求产业发展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条件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向“工业4.0”升级，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智能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力争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步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对策：创新驱动和改革驱动
中国经济报告：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关键在创新，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王一鸣：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关键是要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需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发展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要持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改革政府投入方式，变以往的选择型、分配式为普惠型、引领式，设立创投引导基金，用好私募、股权众筹等融资工具，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发展，调动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改变科技成果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有效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发展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平台，培育创新文化生态，推动为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中国经济报告：解决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需要深化改革，如何通过改革发力激发中国经济活力？
王一鸣：经济增幅放缓使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水落石出”：产能过剩凸显、企业利润回落、房地产市场调整、负债率上升等等。但这些都唤起了新一轮改革的觉醒，增强了全社会深化改革的共识。深化改革，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点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做好过渡性政策安排，将营改增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会激发经济活力，释放强劲的发展动力。
开放也是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正在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今后一个时期，在“引进来”的同时要更加积极主动“走出去”，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促进企业提升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水平。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建设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熊晓晓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