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付出了30万人的代价，有谁能说出一张中国人的脸，说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自己拯救自己的历史完全被忘记，这是对中国人的公众记忆的侵犯。
　　
　　《南京！南京！》发行的拷贝数超过了1400个，基本与《赤壁》持平。陆川对《南京！南京！》的自我评价是“新的历史事件、从未见过的历史场面、从未接触过的历史秘密，接二连三地展现，让大家喘不过气。”陆川想让大众在电影里尽可能地接触到更多的东西，但现实可能是，我们更多的是从他的话里，而非电影里，体会到了他强烈的欲望。
　　《新民周刊》：在《南京！南京！》之前的中国电影里很难看到中国人的抗争。
　　陆川：这不是中国导演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中国人的南京保卫战，城破后的巷战，以及在难民营里的抵抗，很多时候都被故意回避和屏蔽的，有时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在那个时代）好像是不可以讲的。等到我想操作这个题材时才觉得，到了讲述中国人自己拯救自己这段历史的时候了。这部电影能公映也是中国电影的一种进步。
　　《新民周刊》：你在南京读过书，是这段经历影响你的创作观吗？
　　陆川：我在南京时也听过很多的故事，但主要还是来自剧本准备阶段读过的资料。以前可能只知道30万的数字和拉贝这两个符号化的东西，但是真正关于南京的，好像就是一个屈辱之城和被屠杀之城。看了史料后，我们会发现南京是一个光荣之城。７０年过去了，好像没有多少人的记忆里有中国人的故事。我想把中国人７０年前的这些壮举带回到人们面前，重新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书写下来，让历史里真正有中国人的位置。
　　《新民周刊》：为什么选择日本兵的视角？
　　陆川：这么多年来一直以自己人的视线来讲述那场战争，但没有一部电影真正走出中国，影响世界的。如果不是张纯如，西方人至今还是漠视这段历史的。选择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视角，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我只是想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这只是一种叙事的方法，而不是我的世界觀。
　　《新民周刊》：现在很多幸存者提出了疑问，日本兵有这么善良的吗？或者说，我们以前都觉得他们是魔鬼，而你把他们拍成了人。
　　陆川：幸存者的想法我特别理解，但电影的确没有办法一一展现，因为很多孩子会走进电影院的。书和照片都在那儿，我个人也特别不想展现过于残忍的场景，我想集中有限的银幕时间来展现屠杀的核心，一个部族对另一个部族的集体的非人性的清洗，完全不把我们当人。但我看过无数日本兵的日记，他们都说自己是清醒的，是人的状态。我也觉得只有讨论“人”的暴行，对当下才是有价值的。
　　《新民周刊》：说动日本人来出演日本兵，肯定很困难。那些日本演员们的态度在电影拍摄前后有变化吗？
　　陆川：我们第一批圈定的90多个演员，有一线演员的，都没能来。当时有一半人问我，为什么要拍这部戏，你想挑起战争吗？现在的这批演员是我们第二批去日本圈定的，中泉英雄在拍摄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是真的，我没有骗他。但他对日本军队屠杀的理由和死亡人数上也是有保留的，他不是完全赞同我的观点的。（中泉英雄说，他被陆川说的“我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活动”所感动，他以前看过陆川在2004东京电影节上获奖的《可可西里》，他相信陆川。）他第一次看了完整的电影后哭得不行，都站不起来，被人扶出影厅，还跪在走廊一角大哭。平静下来后他和我拥抱，说了谢谢。
　　《新民周刊》：因为《拉贝日记》同期上映，人们自然会比较电影里的两个拉贝。你对于拉贝这个人物持怎样的态度呢？
　　陆川：我从内心很尊敬拉贝先生，但是我们付出了30万人的代价，有谁能说出一张中国人的脸，说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自己拯救自己的历史完全被忘记，这是对中国人的公众记忆的侵犯。我写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都是真的故事，是从日本兵的日记、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中国幸存者的口述实录中整理出来的真实事迹。我说的是中国人在死亡之城里用自己的躯体拯救同胞，我想恢复中国人在这场灾难中的记忆，这是削弱拉贝吗？
　　我没有刻意削弱他在历史中的作用。拍拉贝，可能交给德国导演特别合适。作为中国导演，我的职责是恢复中国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面目。而且我还有一种看法，“拉贝拯救了20万人”这个说法是不够全面的。拉贝拯救了一部分中国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当时是和好多外国人一起工作的。魏特琳1941年在回美国的船上跳海自杀，获救回到纽约后再次自杀，她以这样的投入和精神奉献中国人。但拉贝在1938年2月也就是在大屠杀还没结束前就离开了中国，怎么能说难民营里的20万人都是他一个人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