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二年前的那个少年，走在崇山峻岭中。
　　他由父亲领着，在蜿蜒起伏的石板路上，从日出走到日落，为了购买一双解放鞋。明天少年就要出山去上中学，父亲决定给他添置双解放鞋。对于赤脚少年来说，能穿上解放鞋，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就像上中学这件事一样。那时上中学，不凭成绩凭推荐，生产队就一个名额，队长理所当然推荐自家小孩。父亲却不罢休，天天跑大队部，终于磨来一个名额。父子两个人，跑遍了周边分属两个公社的供销社，终于找到仅剩的一双解放鞋，却比少年的脚长出几个码子。“长好，可以多穿些时光。”父亲笑着说。
　　封闭隔绝的大山生活，反倒令少年内心草木葳蕤。无电灯、电视、电话的纯自然时代，为打发寂寂长夜，山民习惯聚合聊天，夏秋拢在星光下，冬春围在火炉旁，有人讲奇闻轶事，有人说书，《薛仁贵征东》，他是最小的一名听众。紧靠父亲坐着，头侧在父亲腿上，耳朵张得像兔。内心随着故事而飞翔。想象的翅膀，远比身子发育快和健壮，以致回家上床后，奇梦连连，只要一睡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梦接踵而至。
　　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父亲打定主意将少年送出大山，送上漫漫求学路。
　　二
　　高考，老师把成绩好的同学划归理科班，他因数理化成绩差而落败，沮丧地回家打算务农，父亲却执意送他复读。
　　他去了临近的公社中学，学理科，报到时他却偷偷去了文科班。那年预考，全校理科上线三十余人，文科上线只三人，他是三个之一，总分仅比录取线高一分。高考完毕，理科全军覆没，文科三人上了两人，他成绩最好。还真是险，要不是擅作主张改学文科，这回上大学依旧没他的份。
　　大学读的中文专业，毕业后分到老家的县中学教语文。这个时候的他，外表已然不羁，披长发，留胡子，着喇叭裤。内心则更为不羁。上课敢让学生看课外书，课本上的好文章，两个课时可以讲成四个课时，不好的文章不但不讲，反倒公开批判，竟然在新华社社长挂第一作者的一个名篇中，找出三十多处的语病来，一一批驳形成文字，向河北廊坊某家语文杂志投寄，不久即收到采用通知，文章最后并未刊出——这样的文章也敢刊出不逆天了？上公开课，空行里坐满学校大大小小的领导，整堂课他只说一句话，“同学们，这节课自习。”下课铃响后，校长提着凳子黑着脸，气冲冲地率先出了教室。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语文辅导课，他跟学生讲“渔夫的故事”（渔夫打完够一天吃的鱼，躺在河边晒太阳，记者动员他去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然后买上打鱼船，创办鱼品加工厂之类的，“最后呢”，渔夫问，记者答，最后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躺在河边晒太阳，渔夫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做到了嘛？就这个），故事讲完，七名学生放弃高考。如此离经叛道、误人子弟的老师，不被开除，算是便宜了他。他被发配到全县最偏远的一所乡中学。该学校却拒收他——乡镇的教育经费包干，多一个人多一份开支。他只好与学校签订停薪留职协议，回到先前教书的镇上，开办婚姻介绍所，在汽车站摆书摊，在水库打鱼（真成了渔夫），借此维持生计。
　　他反思当年的行为，的确有点出格，对听课的领导缺乏应有的尊重，临考时跟学生讲渔夫的故事，也极不合時宜，因此落在底层谋生，对他也是种历练。后来县文化馆的馆长，看他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在调任县文联主席前，向他伸出援手，使他由一个混迹底层的无业游民，变身为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
　　文化馆倒是适合他这种性情的人。但后来，因为他写的一篇小说，无意中又冒犯了文化馆的新馆长。这篇小说写县文化馆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生存窘境。小说尚未发表，手稿便被同事偷偷拿去给新馆长看了。新馆长很生气，认为他在影射自己工作的不力。新馆长和县中学的那位老校长，都长着一脸络腮胡，生起气来仿佛全身长满胡子，令人心惊胆战。看来文化馆他是待不下去了。
　　又有人出手搭救：省刊编辑——一位内心仁慈，外表豪放的女侠，将他力荐到团省委她老公所管辖的部门，做团刊编辑。他是在文化馆工作期间结识女侠的。他向女侠所在的文学刊物投稿，女侠邀他参加刊物改稿会，要求他将自己的作品磨了再磨，直到完全磨掉模仿痕迹，开始形成自己的叙述风格，这篇小说获得刊物奖，之后又在女侠的悉心指导下，发表多篇小说，其中一篇再度获刊物奖。女侠当上刊物主编后，又将他从团省委调到她门下做文字编辑。恰逢文学刊物生存最为艰难，刊物终是停办，女侠挥泪去北京，而他无端地惹上官司，并演变成一场灾难，家庭离拆，事业倒塌，人生陷入泥淖。案子澄清后，恢复工作，他调到某家省级研究机构主编一本经济类刊物，重新逃回文字堆里。
　　他像一匹被文字驯服的野马，也像一尾在岸上呼吸困难的鱼，只有潜游文字的水中，才舒畅自在。
　　三
　　看过那么多外国文学，他最喜欢的是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钱德勒。钱不过是个侦探小说家，但他是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们崇拜的大师，除了他讲的故事引人入胜，语言也出奇的好。他写浓妆女人：“从三十英尺以外看，这女人显得很高雅。从十英尺外看，可以看出她的化妆、打扮是有意叫人从三十英尺以外观看的。”写开电梯的老人：“老头儿吁吁地喘着气，倒好像他在往上搬运这台电梯似的。”写一个人的脸：“上一半似乎觉得有正经事要说，但下一半像是在打发你走。”写一个人的耳朵：“他的两只耳朵里都长着毛茸茸细毛，足能捕捉住一只飞蛾。”写脸上的雀斑：“看上去像作战地图上的一块布雷区。”写一个人清嗓子的声音：“像是一列火车正驶过隧道。”写酒鬼：“当一个人想酒想得要命的时候，你递给他一杯酒，他只要喝上一口，就会像看到一个阳光灿烂、无比幸福的世界一样。”“他眼睛里有着酒的气息。”“喝到最后，还是酒赢了。”写酒精对一个人的损害：“不管他多高的档次，酒精一泡就没了。”
　　国内的当代作家中，也有把语言写得很漂亮的。比如毕飞宇写冷：“一斤风里有三斤冷。”比如学群的《牛粪本纪》：“不再需要牛来耕田、拉车、推磨的时代，牛粪成了牛的唯一。牛皮、牛骨、牛肉都不属于牛，属于牛的只有牛粪。湖水退去，在那场网与电的浩劫之后，湖草长起来。这是牛的季节……”这样舒缓优美的文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动物世界》里的经典台词。 　　最近几年，他有意无意地在收集老家攸县的方言，统之为《攸县野生汉语词典》，这些一直生存在《现代汉语词典》之外的野生词汇，有着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咒骂和责怪一个人跑得太快，叫“赶刀”，好像他匆匆赶去的是一座刀山火海；果实挂满枝头叫“累些”，走路太慢叫“踩米虫”，非常形象；风很大叫“风逃逃”，仿佛风不是刮着，而是在拼命逃跑，形态感很强；人生病叫“大活”，表示一个人活得过量，只有活得适度才会健康；拉稀叫“走肚子”，肚子里的东西在不断地走掉，也可以理解为肚子在不断地往厕所走，表述既委婉文雅，又生动贴切；他（她）叫“己”，把他人当作自己，展示出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去叫“及”，是文言文的沿用，准确表达从甲地去往乙地的含义；幸災乐祸叫“看火光”，画面感强烈；讲客气讲斯文叫“装文”，简洁而具内涵；棺材叫“寿记”，是一个人最后寿年的刻记；坟叫“地”，人死之后葬在地里，跟土地完全相融合，有着更为广阔深厚的含义；蛋叫“子”，“鸡子”，鸡的孩子，像是蛋也有了生命；瘦肉叫“张肉”，有张力，有嚼劲；吐叫“悔”，把吃下去的东西“悔出来”，不但表动作，还表情绪；水果过期吃起来不爽口，叫“聋个”，仿佛它已经聋掉听不见了；络腮胡子叫“连面胡子”，明明白白；汤叫“盐水”，简简单单；喝叫“说”，“快点把盐水说完”，一个“说”字，既带有张嘴的动作，又带有喝下去时发出的声音；棉衣叫“滚心”，穿着它，一颗心都是滚烫的；蜻蜓叫“塘削”，在水塘上面削来削去……
　　你看这支野战游击队，是不是比正规军更具杀伤力？
　　四
　　四十二年之后，少年已成大叔，华发丛生，脸上纵横，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将自己固定在主卧的窗前。
　　他住单位院子，宿舍楼五楼，主卧的窗户正对着公园，满眼翠绿。窗户边摆着一张长条桌，桌子两端各摆放一台电脑，一台大一台小，小的上午用来写小说，大的晚上用来看电影。下午就半躺在窗台上，看书。窗是飘窗，如同一块飘浮在空中的飞毯，给他一种今夕何年的奇妙与梦幻感。将时光握在手中，让文字从指间行走，是他现在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年前他卸下刊物工作，两年前他辞掉文学所副所长，挂靠到另一个名义上归单位管，实则不归它管的部门，将自己变成个“隐形人”。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做个“局外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从不刻意去巴结谁讨好谁。始终不站队，不入圈子。在每个单位，跟门卫的关系好过跟一把手的关系。他是所在的研究机构里，唯一不申报职称的专业人员。这家研究机构掌管全省研究员系列职称的评定，他想弄个副研究员和研究员，不是一件难事，但他了无兴趣。甚至，他不参加任何作品研讨会，也不参加毕业二十年三十年之类的同学聚会，不愿看到得势者一副舍我其谁的老大扮相。不炒股，不赌钱打牌，也很少网聊，微信好友控制在一百个以内。他要过一种他想要的简单而宁静的生活。
　　就像父亲当年躲开繁忙的农事，一个人坐在屋里编织篾货。一根根楠竹从山上砍下，拖到屋门口，在父亲手中重获新生，变成一只只活蹦乱跳的筛子、焙笼、箩筐、粪箕、背篓。父亲成天与楠竹为伍，吮吸着山野的气息，心灵与大自然相融，忘却尘世间的喧嚣与吵闹。红尘就此淡去，山风如约飘来。父亲以身体羸弱为借口，让生命步入另外的航程。而如今，他用文字重复着父亲。他们父子，一个用篾片，一个用文字，分别编织出一堵与世阻隔的墙。
　　每两周或一周，他带老婆孩子回一趟老家，看望父亲母亲。因为有直达高速，从省城到老家，开车只需两个半小时。每回到了老家，他内心清明，仿佛穿越到了少年的蓝天之下，星空之下。二十年前父母跟他进了省城，全家住在湘江边。父亲遗传了祖母的哮喘，年岁越大病情越重，逐渐演变为肺气肿，肺心病，离不开医院。前年六月父亲回了老家，一年后母亲也回去了。他陪母亲一块挖土种菜，上山摘金银花、藤茶，挖笋子。母亲住在城里像个瞎子，四门不出，一旦回到老家，活力四射，成天忙个不停。有时候他也去陪陪父亲，父亲躺在屋后山坡，站在父亲的位置，能将老家一览无余。他给父亲敬上一炷香，一杯酒，一包烟，一叠纸钱，偶尔也会将自己的文字，烧给父亲看。他的文字至今只有一个主题，残酷的生活与温暖的人性。他今生所有的文字都是献给父亲的，就为那双解放鞋，那双父亲领他走了一天山路才买到的解放鞋。
　　坐在父亲身边，他想起多年前的那个下雪天。父亲扛着一袋米，走进他复读的学校，走过一间又一间教室，透过窗玻璃在寻找他。父亲头上，身上，落满雪花。那个冬天出奇的寒冷，大雪持续下了一个礼拜，还没有停下。操场上的积雪已经齐着膝盖，马路上不通车，连鸟儿也缩在窝里不出门。父亲算到他的饭票已经用完，担心他饿着，从家里扛着米，一大早出发，步行四十多里路，在下午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赶到了学校。父亲嘴里喷着热气，一张脸冻成紫黑色，裤脚和鞋子湿漉漉的。
　　那天很冷，但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