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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因一名突尼斯青年商贩自焚引发的民众抗议浪潮席卷了中东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五周年前夕，位于卡塔尔多哈的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2015年阿拉伯舆论指数报告》。这是该中心自2011年以来发布的第四份舆论调查报告，报告通过对12个阿拉伯国家的18311名受访者进行面对面的随机访谈，大致勾勒出了自中东政治剧变以来阿拉伯民众对有关问题的主要立场和认知轮廓。
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阿拉伯之春”是堪与上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那么，时隔五年之后，阿拉伯人是如何看待“阿拉伯之春”的呢？
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近年来发布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阿拉伯民众对于“阿拉伯之春”的负面看法持续上升，2015年持负面看法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民众。在2012～2013年的舆论调查中，61%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是“积极的”或“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只有22%的受访者对其持否定态度。在2014年的舆论调查中，持两种观点的人大体持平，分别为45%和42%。2015年的舆论调查报告则显示，59%的受访者对于“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持负面看法，只有34%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持负面看法的理由主要是：“阿拉伯之春”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使国家和国家制度陷于崩溃；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不稳定，使混乱、无序和不安全感四处扩散。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推翻了独裁和腐败的政权，为建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政府铺平了道路；这场变革为民众提供了表达的自由，恢复了阿拉伯民众的尊严。由此可见，民众对于这场社会政治变动的看法正在渐趋理性和务实，当初对于“革命”的狂热和激情已经开始减退。2014年尚有60%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变革“可以实现其目标”，如今只有48%的人坚持这一看法。另有34%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已经结束，被推翻的前政权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持此类观点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
促使阿拉伯民众改变对于“阿拉伯之春”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惨痛事实让不少民众意识到了被西方奉为圭臬的“民主政治”并非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真正的“良治”。阿拉伯世界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本质上是其现代化发展受挫所造成的，比如政治腐败、工业落后、发展失衡等，通过简单的政权更替未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正如世界银行副总裁哈菲兹·加尼姆所说：“一个缺乏民主传统、机构不甚健全的国家又如何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善民生、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伦敦一家媒体在评论中指出：“突尼斯革命震惊了整个中东地区，开启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起义浪潮。然而五年之后，追随突尼斯的国家一个个糟糕透了，民众的希望早已被新独裁者、内部纷争、内战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圣战’分子所掏空……在中东各地，民众起义并非新春的开始，而更像是严冬的前奏。”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政治腐败”和“民生问题”一直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这场政治变革的主要根源。如今，阿拉伯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发展问题上，阿拉伯民众对于军队和安全机构的信心要远远高于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比如，对军队和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分别为58%和37%。相比之下，对政府和司法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只有25%和22%，对于政治性政党和代议制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仅为7%和17%。而且，91%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政治腐败状况“非常普遍”、“普遍”或“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腐败现象并不流行。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之外，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不相信本国政府在认真地解决国内腐败问题。至于司法正义问题，2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21%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完全不能依法办事。与此同时，高达54%的受访者表示本国法律对某些群体存在关照，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在民生问题上，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3%的受访者对本国经济形势持积极态度，56%的民众对本国经济形势持负面看法。20%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收入在扣除各种必要开支之后还能有所盈余，48%的受访者大体上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另有29%的受访者则生活在入不敷出当中。在生活“入不敷出”的受访者当中，53%的人通过各种借贷来维持生计，20%依赖于家族和朋友的帮助，9%的人需要从政府或慈善机构获得救助。
显然，历时五年多的动荡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反而造成了更多新的社会问题，国内政治也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清明和公平。仅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为例，发生政治变动的阿拉伯国家要么因政治动荡而经济止步不前，要么因缺乏政治共识而陷入了血腥内战，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在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当中，只有利比亚和也门依赖丰富的石油资源保持了一定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其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加。被视为“革命样本”的突尼斯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之间徘徊，明显低于“茉莉花革命”之前。2014年，突尼斯经济增长率为2.4%，国内失业率和通胀率却高达15.2%和5.7%。自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经济增长率也一直在2%左右徘徊。在2012/2013和2013/2014财年，埃及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1%和2.2%。与此同时，这两个财年的失业率高达13%和13.2%，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高达13.7%和12.8%。作为埃及经济发展重要支柱的旅游业更是一蹶不振，旅游业收入从2011年前的每年100多亿美元跌落至目前的50多亿美元。至于内战正酣的叙利亚，在战火纷飞、遍地废墟和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谈论经济增长恐怕无异于痴人说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民主”和“自由”曾一度成为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时尚。如今，在“民主”这一诉求之外，“安全与人身保障”也开始成为阿拉伯民众的新关注，2015年的调查报告反映了这一点。
相比威权政治、伊斯兰“沙里亚”制度和伊斯兰代表制等政治体制，仍有79%的阿拉伯民众认为民主是最为合适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反对民主制度的受访者只有22%。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访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和立场却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受访者对于“民主”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各执一词。比如，35%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26%的受访者将其定义为“保障平等和正义”，强调“提供安全保障”和“改善经济状况”的受访者也各占6%。另一方面，支持“民主”的受访者未必接受“民主结果”。比如，4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反对他们不认可的政党在选举中上台。民众围绕伊斯兰政党和非伊斯兰政党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比如，57%的受访者担心伊斯兰政治运动，同时有61%的受访者担心世俗化的非伊斯兰政治运动。
和往年的舆论调查结果相比，2015年阿拉伯民众对于安全和人身保障问题的关注有所上升，这是2014年以来的新特征。比如，46%的受访者在本国安全问题上持消极看法，52%的受访者对本国政治状况持负面看法。在受访者当中，23%的人希望移民国外。尽管大多数人表示经济问题是移民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而移民的。在伊拉克，因缺乏安全感而希望移民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二。或许是受到恐怖袭击威胁的影响，反对“伊斯兰国”的受访者在2015年进一步增加，多达89%的受访者反对“伊斯兰国”。至于“伊斯兰国”崛起的原因，38%的受访者认为是阿拉伯地区和有关国家内部冲突的产物，50%的受访者认为是外部大国造成的。至于如何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受访者也远未形成共识。比如，有人建议支持本地区民主转型（28%）、有人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8%）、有人要求结束外部干预（14%）、还有人主张加强军事打击（14%）或解决叙利亚危机（12%）等。
值得一提的是，9.11后一直在阿拉伯世界积极推动“民主改造”的美国也被11%的受访者看作是对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排名仅次于以色列（27%）和伊朗（12%）。2015年的调查还显示，对美国的阿拉伯外交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49%上升到了65%。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达成和解，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所作为等是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毫不讳言：奥巴马不愿为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混乱承担责任，美国中东政策在其任期内“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奥巴马任期尾声依赖美国的国家不过是自欺欺人。或许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而言，这是一个让自己从美国的监护下解放出来的大好时机，只是要获得这种自由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阿拉伯舆论指数”项目设立于2011年，旨在对阿拉伯世界从事公共舆论调查并发布相关报告。迄今已经发布了四份报告，其中2012～2013年为双年度报告，其余为年度报告。研究团队采用综合指数进行舆论调查分析，误差范围在正负2%～3%之间，每年调查样本量近两万人，其范围包括阿拉伯世界十余个国家，号称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公开舆论调查。其调查结果虽然可以为我们观察阿拉伯世界提供一扇重要的窗口，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和盲点。
首先是调查过程中的代表性问题。虽然历次舆论调查都采集了大量的样本，总数量均在2万左右（其中2012～2013年和2014年采集的样本分别超过了2万人次），但相比于总人口超过3亿且发展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虽然研究者宣称其调查范围涵盖了90%的阿盟人口，然而除去2014年对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难民营的调查外，历次调查均未能将叙利亚正式包括在内。众所周知，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导的政权，并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很快被踢出了阿盟，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又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在叙利亚民众几乎完全失声的情况下讨论叙利亚问题未免有些滑稽，不加区分地提出“绝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改变叙利亚政权”似乎也有些偏颇。其次是舆论调查的科学性问题。研究者在报告中专门谈论了阿拉伯世界对于“民主政治”、“阿拉伯之春”等问题的看法，事实上因“阿拉伯之春”而发生严重政治动荡的国家，如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并未被涵盖在内，从而造成调查对象与调查问题之间的不一致性。可以想象，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民众和没有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民众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自然会影响到其研究结果的针对性。
“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了五周年，我们对于这场变革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其中仍有太多的未知因素。阿拉伯舆论指数报告代表了一种试图洞察阿拉伯民众在这场变革之后的内心世界的努力，尽管它遗忘了大量未被言及的阿拉伯群体。
阿拉伯人如何看“阿拉伯之春”
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阿拉伯之春”是堪与上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那么，时隔五年之后，阿拉伯人是如何看待“阿拉伯之春”的呢？
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近年来发布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阿拉伯民众对于“阿拉伯之春”的负面看法持续上升，2015年持负面看法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民众。在2012～2013年的舆论调查中，61%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是“积极的”或“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只有22%的受访者对其持否定态度。在2014年的舆论调查中，持两种观点的人大体持平，分别为45%和42%。2015年的舆论调查报告则显示，59%的受访者对于“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持负面看法，只有34%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持负面看法的理由主要是：“阿拉伯之春”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使国家和国家制度陷于崩溃；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不稳定，使混乱、无序和不安全感四处扩散。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推翻了独裁和腐败的政权，为建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政府铺平了道路；这场变革为民众提供了表达的自由，恢复了阿拉伯民众的尊严。由此可见，民众对于这场社会政治变动的看法正在渐趋理性和务实，当初对于“革命”的狂热和激情已经开始减退。2014年尚有60%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变革“可以实现其目标”，如今只有48%的人坚持这一看法。另有34%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已经结束，被推翻的前政权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持此类观点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
促使阿拉伯民众改变对于“阿拉伯之春”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惨痛事实让不少民众意识到了被西方奉为圭臬的“民主政治”并非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真正的“良治”。阿拉伯世界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本质上是其现代化发展受挫所造成的，比如政治腐败、工业落后、发展失衡等，通过简单的政权更替未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正如世界银行副总裁哈菲兹·加尼姆所说：“一个缺乏民主传统、机构不甚健全的国家又如何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善民生、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伦敦一家媒体在评论中指出：“突尼斯革命震惊了整个中东地区，开启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起义浪潮。然而五年之后，追随突尼斯的国家一个个糟糕透了，民众的希望早已被新独裁者、内部纷争、内战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圣战’分子所掏空……在中东各地，民众起义并非新春的开始，而更像是严冬的前奏。”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什么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政治腐败”和“民生问题”一直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这场政治变革的主要根源。如今，阿拉伯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发展问题上，阿拉伯民众对于军队和安全机构的信心要远远高于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比如，对军队和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分别为58%和37%。相比之下，对政府和司法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只有25%和22%，对于政治性政党和代议制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仅为7%和17%。而且，91%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政治腐败状况“非常普遍”、“普遍”或“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腐败现象并不流行。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之外，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不相信本国政府在认真地解决国内腐败问题。至于司法正义问题，2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21%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完全不能依法办事。与此同时，高达54%的受访者表示本国法律对某些群体存在关照，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在民生问题上，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3%的受访者对本国经济形势持积极态度，56%的民众对本国经济形势持负面看法。20%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收入在扣除各种必要开支之后还能有所盈余，48%的受访者大体上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另有29%的受访者则生活在入不敷出当中。在生活“入不敷出”的受访者当中，53%的人通过各种借贷来维持生计，20%依赖于家族和朋友的帮助，9%的人需要从政府或慈善机构获得救助。
显然，历时五年多的动荡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反而造成了更多新的社会问题，国内政治也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清明和公平。仅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为例，发生政治变动的阿拉伯国家要么因政治动荡而经济止步不前，要么因缺乏政治共识而陷入了血腥内战，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在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当中，只有利比亚和也门依赖丰富的石油资源保持了一定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其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加。被视为“革命样本”的突尼斯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之间徘徊，明显低于“茉莉花革命”之前。2014年，突尼斯经济增长率为2.4%，国内失业率和通胀率却高达15.2%和5.7%。自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经济增长率也一直在2%左右徘徊。在2012/2013和2013/2014财年，埃及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1%和2.2%。与此同时，这两个财年的失业率高达13%和13.2%，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高达13.7%和12.8%。作为埃及经济发展重要支柱的旅游业更是一蹶不振，旅游业收入从2011年前的每年100多亿美元跌落至目前的50多亿美元。至于内战正酣的叙利亚，在战火纷飞、遍地废墟和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谈论经济增长恐怕无异于痴人说梦。
“民主”还是“安全”？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民主”和“自由”曾一度成为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时尚。如今，在“民主”这一诉求之外，“安全与人身保障”也开始成为阿拉伯民众的新关注，2015年的调查报告反映了这一点。
相比威权政治、伊斯兰“沙里亚”制度和伊斯兰代表制等政治体制，仍有79%的阿拉伯民众认为民主是最为合适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反对民主制度的受访者只有22%。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访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和立场却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受访者对于“民主”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各执一词。比如，35%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26%的受访者将其定义为“保障平等和正义”，强调“提供安全保障”和“改善经济状况”的受访者也各占6%。另一方面，支持“民主”的受访者未必接受“民主结果”。比如，4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反对他们不认可的政党在选举中上台。民众围绕伊斯兰政党和非伊斯兰政党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比如，57%的受访者担心伊斯兰政治运动，同时有61%的受访者担心世俗化的非伊斯兰政治运动。
和往年的舆论调查结果相比，2015年阿拉伯民众对于安全和人身保障问题的关注有所上升，这是2014年以来的新特征。比如，46%的受访者在本国安全问题上持消极看法，52%的受访者对本国政治状况持负面看法。在受访者当中，23%的人希望移民国外。尽管大多数人表示经济问题是移民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而移民的。在伊拉克，因缺乏安全感而希望移民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二。或许是受到恐怖袭击威胁的影响，反对“伊斯兰国”的受访者在2015年进一步增加，多达89%的受访者反对“伊斯兰国”。至于“伊斯兰国”崛起的原因，38%的受访者认为是阿拉伯地区和有关国家内部冲突的产物，50%的受访者认为是外部大国造成的。至于如何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受访者也远未形成共识。比如，有人建议支持本地区民主转型（28%）、有人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8%）、有人要求结束外部干预（14%）、还有人主张加强军事打击（14%）或解决叙利亚危机（12%）等。
值得一提的是，9.11后一直在阿拉伯世界积极推动“民主改造”的美国也被11%的受访者看作是对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排名仅次于以色列（27%）和伊朗（12%）。2015年的调查还显示，对美国的阿拉伯外交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49%上升到了65%。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达成和解，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所作为等是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毫不讳言：奥巴马不愿为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混乱承担责任，美国中东政策在其任期内“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奥巴马任期尾声依赖美国的国家不过是自欺欺人。或许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而言，这是一个让自己从美国的监护下解放出来的大好时机，只是要获得这种自由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该项调查的内在缺陷和盲点
“阿拉伯舆论指数”项目设立于2011年，旨在对阿拉伯世界从事公共舆论调查并发布相关报告。迄今已经发布了四份报告，其中2012～2013年为双年度报告，其余为年度报告。研究团队采用综合指数进行舆论调查分析，误差范围在正负2%～3%之间，每年调查样本量近两万人，其范围包括阿拉伯世界十余个国家，号称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公开舆论调查。其调查结果虽然可以为我们观察阿拉伯世界提供一扇重要的窗口，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和盲点。
首先是调查过程中的代表性问题。虽然历次舆论调查都采集了大量的样本，总数量均在2万左右（其中2012～2013年和2014年采集的样本分别超过了2万人次），但相比于总人口超过3亿且发展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虽然研究者宣称其调查范围涵盖了90%的阿盟人口，然而除去2014年对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难民营的调查外，历次调查均未能将叙利亚正式包括在内。众所周知，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导的政权，并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很快被踢出了阿盟，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又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在叙利亚民众几乎完全失声的情况下讨论叙利亚问题未免有些滑稽，不加区分地提出“绝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改变叙利亚政权”似乎也有些偏颇。其次是舆论调查的科学性问题。研究者在报告中专门谈论了阿拉伯世界对于“民主政治”、“阿拉伯之春”等问题的看法，事实上因“阿拉伯之春”而发生严重政治动荡的国家，如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并未被涵盖在内，从而造成调查对象与调查问题之间的不一致性。可以想象，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民众和没有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民众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自然会影响到其研究结果的针对性。
“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了五周年，我们对于这场变革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其中仍有太多的未知因素。阿拉伯舆论指数报告代表了一种试图洞察阿拉伯民众在这场变革之后的内心世界的努力，尽管它遗忘了大量未被言及的阿拉伯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