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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又是梨花吐蕊的季节，恰巧我接到一个电话，朋友相约去静升镇苏溪村寻访目录学家耿文光先生的“万卷精华楼”遗址。
苏溪村离县城很近，我们跨过公路，沿着小河旁，一面谈笑一面走。张宝铸先生说：“静升镇能够荣列全国首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名镇之首，不单是因为有一个被专家学者誉为民间故宫的王家大院，如果没有目录学家耿文光和他的万卷精华楼，恐怕连名次也排不上呢！”
张佰仟老师接着说：“ 清朝末年，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珍藏八万卷善本书、手抄本、百衲本，比天一阁藏书楼的书还要多一些……”
记得去年春天，也是梨花吐蕊时节，我和朋友们相伴去浙江宁波市旅游，我们买了门票走进向往久已的“天一阁藏书楼”。
我问导游小姐：“ 这里现在还有多少藏书？ 可以看看书目吗？ ”
导游小姐回答：“ 我们这里的书不对外开放。”
嗨！还是不许看书。
我又问她：“范氏家族有人出过有关藏书的著作吗？ ”她摇摇头，笑而不答。她的微笑中含有几分轻蔑，几分高傲，似乎讥笑我，你也有资格看我们天一阁藏书楼的书吗？一个普通的游客凭什么盘问这些！
哪怕是让我看看藏书目录，也不枉来宁波一回。可是连这个可怜的要求也不能满足，我觉得很扫兴。如今的天一阁藏书楼已经不是藏书楼了，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旅游景点了，里边到底还有多少书？游客们慕名而至，只能看看阁楼上精致的红木书架而已，回来之后心绪如麻，总想写点东西，却不知从何下笔。
我们从千年古刹苏溪寺旁边绕上苏溪桥，“苏溪夜月”的古牌楼依然屹立桥头，苏溪夜月的自然景观却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昔日波光粼粼的苏溪，只剩下一绺细水，时断时续，时隐时现。乱石滚滚的河滩里有几个妇女围水洗衣服，大石头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河边几株杨柳树枝繁叶茂，向人们展示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跟着张佰仟老师踏着河石铺砌的村街，穿过几条狭长的小巷，走进一处宽敞的大院子里。
张佰仟老师说：“这就是耿家的老宅子，因为地处苏溪河上游，村里人稱之为上河滩院。楼下面原来是耿文光先生和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上面的阁楼就是闻名遐迩的万卷精华楼。据村里老辈人说，耿家几代人以耕读传家，以经营文房四宝、装裱书画、编印书籍、设馆教书为业。毗连的那两个较小的院子，原来是供学生们读书的地方。”
我仔细观察这所古老的庭院，高墙青瓦，飞檐翘角，砖雕门楼保存基本完好，斑驳厚重的木门虚掩着，蹲守门户的石狮子不知被谁割掉了半个耳朵，从象征其主人学位的旗杆石和雕刻精细、工艺考究的门楼中可以窥见当年的建筑规模，虽然比不上静升王家的“红门堡”那么雄伟，也没有“视履堡”那么气派， 耿家的宅院更显得文雅别致一些，好一处“吟诗弈棋读书轩”。可惜这么排场的庭院，现在居住的几户人家都不是耿文光先生的后代，他们也懒于清扫、整理、看管、维修，青砖铺砌的院子里长了一些杂草和青苔，随处堆放着煤泥、破砖、碎瓦、杂物，偌大宅院显得零乱败落了，一点书香味也没有了。
我问张佰仟老师：“ 耿家的后人哪里去了？”
张佰仟老师说：“ 还没有查问到他的直系亲属。”
我在县志办工作时也曾看过一些关于万卷精华楼及其主人的文字资料，从心里十分钦佩这位无职、无位而有学识、有著作的苏溪渔隐老人。
据民国版《灵石县志》记载：“苏溪耿氏多藏书，兼设书肆、学馆……”
清道光十年（1830年），耿氏家族喜添贵子，这个在浓郁的书墨香味中长大的孩童就是耿文光。他自幼酷爱读书，记忆力惊人，16岁时，渐渐感到家中藏书不敷自读，便开始四处借书手抄，不惜远涉京津重金购书。耿文光26岁乡试中秀才，27岁当熟师，一边教学一边潜心读书。同治壬戌科中举，应进士不第，遂闭门著书。耿文光41岁时，家中藏书已达8万卷，于是分类整理，设于书架，建楼藏书，提名为“万卷精华楼”。他先将所藏古书清点归类，删芜录要，据书修目，著成《仁静堂书目》八册。同治九年（1870年），耿文光用了3年时间编著了《目录学》20卷。从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又历时13年，刻苦钻研，四易其稿，创作了《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 》。全书共146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共二百余万字，著录书籍266种，是《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之后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提要式书目。光绪十四年，又专门为考证古书而编修了《紫玉函书目》，对各种版本、各类古籍进行了严谨翔实的考证。
光绪十四年（1888年），耿文光先生戴着老花眼镜编著了《苏溪渔隐读书谱》。详细记叙了自己生平读书、著书的经历和体会。我曾经在山西图书馆和临汾图书馆查阅了耿文光先生的著作，特别是《苏溪渔隐读书谱》，更是饱蘸着作者的一腔热血写出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读书人的高尚情怀，道出了读书人纯洁的价值取向。耿文光先生是同治壬戌科举人，以他丰富的学养，完全有资格跻身官僚集团，以他渊博的学识，理所当然平步青云，高官厚禄。然而，那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曾因捐纳本省军需升叙国子监典簿，却没有赴任；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受省府委任，担任平遥县训导，因品学优异，应升任泽州府教授，坚辞未就；后来山西学政王廷相保举他任知县，仍谢辞不受。他一次次谢绝了官方的委任，自号苏溪渔隐，以读书为乐，以著书为趣，以设馆授徒为荣。他淡泊名利，清茶布衣，年复一年默默无闻伏案著书立说，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丝毫不为名利所惑。
在文化传播滞后的封建社会，耿文光的学术地位在当时并不为社会所重视。在那些整日为了升官发财而勾心斗角的达官贵人眼中，他的社会地位实在是太低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先生而已，那些官僚们很少有人懂得什么是“目录学”。但是在文化人心目中他的威望却很高，他的“万卷精华楼”足以影响晚清中国文化。山西学政王廷相赞赏耿文光是“积学之士，教职员中第一流人物……”多次推荐他到省府任职，他都婉言谢绝了。王学政经常来灵石拜访他，并结为金兰之谊，彼此交流探讨，在“上河滩院”一住就是数日不忍离去。北京、天津的许多名人学者也慕名前来拜访，相互切磋。蓟北王公梅岑视学山西，褒奖耿文光“藏书宏富，著述等身”。青年学子们为科考应试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来苏溪村求教，耿家门前也曾经车来马往，贵客盈门…… 光绪十五年（1889年） 耿文光先生完成了他最后的巨著《苏溪渔隐读书谱》，也完成了他一生的心愿，搁下了手中的羊毫，专心致志于教学，直至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走完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无病而终于平遥超山书院教官任所，远近闻之，莫不惋惜。当时，灵石举人王书鄂（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失败之后隐居超山书院）为其书写了挽联，沉痛悼念耿文光先生。
耿文光先生去世之后，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更为扩大了，越来越多的近代名人学者对他的学术地位肯定和推崇。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山西省组织学者名流成立了“山西文献委员会”，审定编辑出版学术丛书《山右丛书》，耿文光先生的《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 》146卷和《目录学》20卷，列入《山右丛书》第一部，首先出版。当时报纸报道此事云：“海内学者以先睹为快，并且轰动一时……”
我徘徊在“上河滩院”的杂草瓦砾中，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耿文光先生珍藏的八万卷书究竟是如何失散的？ 他在《苏溪渔隐读书谱》中写道：“光绪十年（1884年）忽遭家变，所藏之书，即失散。”他的家究竟遭到什么变故？不得而知，是天灾还是人为所致？对此嗜书如命的苏溪渔隐老人却十分达观，他坦然自谓：“自古无久藏之书，亦何必系恋于怀。”
书籍是文化知识的载体，他已经把书本中的精华吸取到脑海里并升华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既然不能久藏，就分散出去吧，给它们找一个良好的地方保存下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耿文光先生珍藏的八万卷书分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文津街分馆”和“山西省图书馆”及“临汾图书馆”中，由“山西文献委员会”审定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第一部，也收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供读书人阅读，充分发挥了书籍更大的社会作用。
耿文光先生的《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146卷和《目录学》20卷，特别是《紫玉函书目》提纲挈领、去伪存真 ，可为晚辈学习研究中国古文化起到书海导航的作用，这大概就是苏溪渔隐老人的心愿吧？八万卷书全部失散之后，对一个藏书家、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啊！然而，耿文光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而中断学术研究。他跑到平遥县担任教谕，居住在超山书院，一边执教一边著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终于完成了宏伟巨著《苏溪渔隐读书谱》，他的大家气度令世人钦佩。
耿文光的藏书楼虽然比范钦的藏书楼晚建三百余年，若说名气，当然不如久负盛名的天一阁藏书楼；若论藏书量，却远远超过了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书楼，并且依其主人渊博的学识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学者的关注。
天一阁藏书楼从建成到如今，历经500余年，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他的功能和作用。范钦的藏书楼，仅供自己闭门阅读。他把书籍当作稀世之宝珍藏起来，据为己有，连自己的亲侄儿范大澈想借本书，都不能爽快地答应，未免有些小家子气了。范钦的子子孙孙执掌着钥匙，守着这么多书也不认真研读，还不许外人进去。范钦苦心留下的“天一阁藏书楼”变成了一个储藏古书的仓库。范钦的后人已经不是藏书家了，他们变成了图书保管员。
南北两大藏书楼的书籍来源截然不同，耿氏家族的藏书来之不易，是几代人手抄、编修、个人出资校刊编印的，几代人节衣缩食一本一本慢慢积累传承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耿文光先生不惜重金从北京、天津等地购买来的，八万卷书沁润着几代人的心血。
范钦的藏书得来全不费功夫，是依靠手中的特权在全国各地搜罗来的，衙役们在办理公差时狐假虎威仗势索取，顺手牵羊藏在腰包里拿回去孝敬老爷的。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到广东、广西，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历代各地名人刻印的诗文集。
南北两大藏书家的藏书理念截然不同，耿文光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藏书是为了学术研究，为了设馆授徒，为了传播文化知识。
范钦是一位高官，官僚藏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为了在同僚面前炫耀自己有多少绝版古书，借此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与众不同。他严禁外人进入藏书阁，这是一种文化垄断行为。
耿文光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清末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他寄生平遥超山书院，一边教书一边著书。他没有经济实力保护自己亲手创建的“万卷精华楼”，不得不忍痛割爱变卖藏书，又不忍这些珍贵的书籍流落市井，他通过一些文友帮忙将自己的藏书廉价转让给爱惜书的人。
范钦留下的“天一阁藏书楼”至今仍然保存良好。因为范钦不仅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也留下了丰厚的家资，万顷良田，他的子孙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保护藏书楼。
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则昙花一现，如此破败，让人看了心酸。蕴藏了几代人心血的书肆倒闭了，耿氏学馆的朗朗书声消失了，浓浓的书香味飘散了。然而，这个古老的宅院还是让人流连忘返，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吧！
正如耿文光所说“自古无久藏之书……” 范钦留下的书也屡屡被盗窃，如今天一阁藏书楼也没有多少古书了。江南人真是精明，用一座空楼诱惑了多少游人？我希望灵石有经济实力又爱惜书籍的有识之士能出资把耿文光先生的著作和藏书复印回来，每本书上都有苏溪渔隐藏书印，维修好“上河滩院”，重续“万卷精华楼”的文脉。
苏溪村离县城很近，我们跨过公路，沿着小河旁，一面谈笑一面走。张宝铸先生说：“静升镇能够荣列全国首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名镇之首，不单是因为有一个被专家学者誉为民间故宫的王家大院，如果没有目录学家耿文光和他的万卷精华楼，恐怕连名次也排不上呢！”
张佰仟老师接着说：“ 清朝末年，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珍藏八万卷善本书、手抄本、百衲本，比天一阁藏书楼的书还要多一些……”
记得去年春天，也是梨花吐蕊时节，我和朋友们相伴去浙江宁波市旅游，我们买了门票走进向往久已的“天一阁藏书楼”。
我问导游小姐：“ 这里现在还有多少藏书？ 可以看看书目吗？ ”
导游小姐回答：“ 我们这里的书不对外开放。”
嗨！还是不许看书。
我又问她：“范氏家族有人出过有关藏书的著作吗？ ”她摇摇头，笑而不答。她的微笑中含有几分轻蔑，几分高傲，似乎讥笑我，你也有资格看我们天一阁藏书楼的书吗？一个普通的游客凭什么盘问这些！
哪怕是让我看看藏书目录，也不枉来宁波一回。可是连这个可怜的要求也不能满足，我觉得很扫兴。如今的天一阁藏书楼已经不是藏书楼了，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旅游景点了，里边到底还有多少书？游客们慕名而至，只能看看阁楼上精致的红木书架而已，回来之后心绪如麻，总想写点东西，却不知从何下笔。
我们从千年古刹苏溪寺旁边绕上苏溪桥，“苏溪夜月”的古牌楼依然屹立桥头，苏溪夜月的自然景观却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昔日波光粼粼的苏溪，只剩下一绺细水，时断时续，时隐时现。乱石滚滚的河滩里有几个妇女围水洗衣服，大石头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河边几株杨柳树枝繁叶茂，向人们展示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跟着张佰仟老师踏着河石铺砌的村街，穿过几条狭长的小巷，走进一处宽敞的大院子里。
张佰仟老师说：“这就是耿家的老宅子，因为地处苏溪河上游，村里人稱之为上河滩院。楼下面原来是耿文光先生和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上面的阁楼就是闻名遐迩的万卷精华楼。据村里老辈人说，耿家几代人以耕读传家，以经营文房四宝、装裱书画、编印书籍、设馆教书为业。毗连的那两个较小的院子，原来是供学生们读书的地方。”
我仔细观察这所古老的庭院，高墙青瓦，飞檐翘角，砖雕门楼保存基本完好，斑驳厚重的木门虚掩着，蹲守门户的石狮子不知被谁割掉了半个耳朵，从象征其主人学位的旗杆石和雕刻精细、工艺考究的门楼中可以窥见当年的建筑规模，虽然比不上静升王家的“红门堡”那么雄伟，也没有“视履堡”那么气派， 耿家的宅院更显得文雅别致一些，好一处“吟诗弈棋读书轩”。可惜这么排场的庭院，现在居住的几户人家都不是耿文光先生的后代，他们也懒于清扫、整理、看管、维修，青砖铺砌的院子里长了一些杂草和青苔，随处堆放着煤泥、破砖、碎瓦、杂物，偌大宅院显得零乱败落了，一点书香味也没有了。
我问张佰仟老师：“ 耿家的后人哪里去了？”
张佰仟老师说：“ 还没有查问到他的直系亲属。”
我在县志办工作时也曾看过一些关于万卷精华楼及其主人的文字资料，从心里十分钦佩这位无职、无位而有学识、有著作的苏溪渔隐老人。
据民国版《灵石县志》记载：“苏溪耿氏多藏书，兼设书肆、学馆……”
清道光十年（1830年），耿氏家族喜添贵子，这个在浓郁的书墨香味中长大的孩童就是耿文光。他自幼酷爱读书，记忆力惊人，16岁时，渐渐感到家中藏书不敷自读，便开始四处借书手抄，不惜远涉京津重金购书。耿文光26岁乡试中秀才，27岁当熟师，一边教学一边潜心读书。同治壬戌科中举，应进士不第，遂闭门著书。耿文光41岁时，家中藏书已达8万卷，于是分类整理，设于书架，建楼藏书，提名为“万卷精华楼”。他先将所藏古书清点归类，删芜录要，据书修目，著成《仁静堂书目》八册。同治九年（1870年），耿文光用了3年时间编著了《目录学》20卷。从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又历时13年，刻苦钻研，四易其稿，创作了《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 》。全书共146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共二百余万字，著录书籍266种，是《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之后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提要式书目。光绪十四年，又专门为考证古书而编修了《紫玉函书目》，对各种版本、各类古籍进行了严谨翔实的考证。
光绪十四年（1888年），耿文光先生戴着老花眼镜编著了《苏溪渔隐读书谱》。详细记叙了自己生平读书、著书的经历和体会。我曾经在山西图书馆和临汾图书馆查阅了耿文光先生的著作，特别是《苏溪渔隐读书谱》，更是饱蘸着作者的一腔热血写出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读书人的高尚情怀，道出了读书人纯洁的价值取向。耿文光先生是同治壬戌科举人，以他丰富的学养，完全有资格跻身官僚集团，以他渊博的学识，理所当然平步青云，高官厚禄。然而，那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曾因捐纳本省军需升叙国子监典簿，却没有赴任；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受省府委任，担任平遥县训导，因品学优异，应升任泽州府教授，坚辞未就；后来山西学政王廷相保举他任知县，仍谢辞不受。他一次次谢绝了官方的委任，自号苏溪渔隐，以读书为乐，以著书为趣，以设馆授徒为荣。他淡泊名利，清茶布衣，年复一年默默无闻伏案著书立说，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丝毫不为名利所惑。
在文化传播滞后的封建社会，耿文光的学术地位在当时并不为社会所重视。在那些整日为了升官发财而勾心斗角的达官贵人眼中，他的社会地位实在是太低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先生而已，那些官僚们很少有人懂得什么是“目录学”。但是在文化人心目中他的威望却很高，他的“万卷精华楼”足以影响晚清中国文化。山西学政王廷相赞赏耿文光是“积学之士，教职员中第一流人物……”多次推荐他到省府任职，他都婉言谢绝了。王学政经常来灵石拜访他，并结为金兰之谊，彼此交流探讨，在“上河滩院”一住就是数日不忍离去。北京、天津的许多名人学者也慕名前来拜访，相互切磋。蓟北王公梅岑视学山西，褒奖耿文光“藏书宏富，著述等身”。青年学子们为科考应试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来苏溪村求教，耿家门前也曾经车来马往，贵客盈门…… 光绪十五年（1889年） 耿文光先生完成了他最后的巨著《苏溪渔隐读书谱》，也完成了他一生的心愿，搁下了手中的羊毫，专心致志于教学，直至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走完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无病而终于平遥超山书院教官任所，远近闻之，莫不惋惜。当时，灵石举人王书鄂（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失败之后隐居超山书院）为其书写了挽联，沉痛悼念耿文光先生。
耿文光先生去世之后，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更为扩大了，越来越多的近代名人学者对他的学术地位肯定和推崇。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山西省组织学者名流成立了“山西文献委员会”，审定编辑出版学术丛书《山右丛书》，耿文光先生的《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 》146卷和《目录学》20卷，列入《山右丛书》第一部，首先出版。当时报纸报道此事云：“海内学者以先睹为快，并且轰动一时……”
我徘徊在“上河滩院”的杂草瓦砾中，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耿文光先生珍藏的八万卷书究竟是如何失散的？ 他在《苏溪渔隐读书谱》中写道：“光绪十年（1884年）忽遭家变，所藏之书，即失散。”他的家究竟遭到什么变故？不得而知，是天灾还是人为所致？对此嗜书如命的苏溪渔隐老人却十分达观，他坦然自谓：“自古无久藏之书，亦何必系恋于怀。”
书籍是文化知识的载体，他已经把书本中的精华吸取到脑海里并升华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既然不能久藏，就分散出去吧，给它们找一个良好的地方保存下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耿文光先生珍藏的八万卷书分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文津街分馆”和“山西省图书馆”及“临汾图书馆”中，由“山西文献委员会”审定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第一部，也收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供读书人阅读，充分发挥了书籍更大的社会作用。
耿文光先生的《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146卷和《目录学》20卷，特别是《紫玉函书目》提纲挈领、去伪存真 ，可为晚辈学习研究中国古文化起到书海导航的作用，这大概就是苏溪渔隐老人的心愿吧？八万卷书全部失散之后，对一个藏书家、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啊！然而，耿文光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而中断学术研究。他跑到平遥县担任教谕，居住在超山书院，一边执教一边著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终于完成了宏伟巨著《苏溪渔隐读书谱》，他的大家气度令世人钦佩。
耿文光的藏书楼虽然比范钦的藏书楼晚建三百余年，若说名气，当然不如久负盛名的天一阁藏书楼；若论藏书量，却远远超过了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书楼，并且依其主人渊博的学识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学者的关注。
天一阁藏书楼从建成到如今，历经500余年，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他的功能和作用。范钦的藏书楼，仅供自己闭门阅读。他把书籍当作稀世之宝珍藏起来，据为己有，连自己的亲侄儿范大澈想借本书，都不能爽快地答应，未免有些小家子气了。范钦的子子孙孙执掌着钥匙，守着这么多书也不认真研读，还不许外人进去。范钦苦心留下的“天一阁藏书楼”变成了一个储藏古书的仓库。范钦的后人已经不是藏书家了，他们变成了图书保管员。
南北两大藏书楼的书籍来源截然不同，耿氏家族的藏书来之不易，是几代人手抄、编修、个人出资校刊编印的，几代人节衣缩食一本一本慢慢积累传承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耿文光先生不惜重金从北京、天津等地购买来的，八万卷书沁润着几代人的心血。
范钦的藏书得来全不费功夫，是依靠手中的特权在全国各地搜罗来的，衙役们在办理公差时狐假虎威仗势索取，顺手牵羊藏在腰包里拿回去孝敬老爷的。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到广东、广西，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历代各地名人刻印的诗文集。
南北两大藏书家的藏书理念截然不同，耿文光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藏书是为了学术研究，为了设馆授徒，为了传播文化知识。
范钦是一位高官，官僚藏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为了在同僚面前炫耀自己有多少绝版古书，借此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与众不同。他严禁外人进入藏书阁，这是一种文化垄断行为。
耿文光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清末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他寄生平遥超山书院，一边教书一边著书。他没有经济实力保护自己亲手创建的“万卷精华楼”，不得不忍痛割爱变卖藏书，又不忍这些珍贵的书籍流落市井，他通过一些文友帮忙将自己的藏书廉价转让给爱惜书的人。
范钦留下的“天一阁藏书楼”至今仍然保存良好。因为范钦不仅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也留下了丰厚的家资，万顷良田，他的子孙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保护藏书楼。
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则昙花一现，如此破败，让人看了心酸。蕴藏了几代人心血的书肆倒闭了，耿氏学馆的朗朗书声消失了，浓浓的书香味飘散了。然而，这个古老的宅院还是让人流连忘返，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吧！
正如耿文光所说“自古无久藏之书……” 范钦留下的书也屡屡被盗窃，如今天一阁藏书楼也没有多少古书了。江南人真是精明，用一座空楼诱惑了多少游人？我希望灵石有经济实力又爱惜书籍的有识之士能出资把耿文光先生的著作和藏书复印回来，每本书上都有苏溪渔隐藏书印，维修好“上河滩院”，重续“万卷精华楼”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