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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子云回国之初
王子云从1930年底到1937年初，在法国巴黎的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绘画并自费考察欧洲各国美术遗存。回国之初，王子云没有回到他出国前工作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而是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旅行几近半年。他本来有回来筹集美术作品和文物资料，再往法国举办展览的打算。他也有在法国长期生活的准备。在法国生活的几年，因为欧洲社会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推崇，也影响到王子云；特别是恩克尔曼的田野考古学派的风靡，竟使得本来以油画与雕塑创作为业的王子云，对艺术文物的考察兴趣日增。这时候，他当年在徐州读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刘季洪正在做河南大学校长，介绍他参观了洛阳等地的出土文物。这应该是王子云留心于艺术文物的开始。（1）
1937年7月7日夜间，王子云与老友乌叔养一起坐火车从济南往青岛，在火车上听到广播：因为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本列火车将执行军运任务，立刻折返济南。王子云回到济南，立即给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发电报，表示愿意回到学校，与同人一起为国家的抗战文化事业工作。几天之后，王子云就收到林风眠回电，聘其为学校一级教授，并请他立即到杭州。当年中国美术界中人，最讲究的就是“留法”。王子云在“西湖”，自以为艺不逊人，就是因为没有“留法”的金字招牌，就是当不上教授，如今，八年留洋，谈起欧洲美术的一切，他都不逊于任何人。至于艺术方面的实际造诣，这时候的王子云，几乎是一个全能人物。他的油画，在日本和法国都是上了大雅之堂的；在欧洲近八年，还使自己从一个单纯的画家进入了学术视野。这，在当时的杭州艺专，也是凤毛麟角。（2）
就在王子云心静下来，准备为学校努力服务的时候，战火烧近了杭州。学校搬迁，先往金华。又到湖南沅陵，在这里，从北平迁来的北平艺专奉命与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原两校校长赵太侔与林风眠都没有当成新校长，被教育部派来的滕固长校。从此以后，国立艺专便风潮不断。滕固的短暂长校，有提升艺术院校学术品位的抱负，可是，那时侯美术界中人，普遍重技术而轻学术；“西湖”老人，也普遍认为滕固一政客而已，谁会去把他当成一个美术教育家呢！中国是个“官本位”传统深厚的国家，文化人对官，是又羡又嫌；惯常情况是官对文化人的命运发生影响，在有些情形下，文化人的“众口铄金”，对某些有官“名”也有文“实”的人也发生影响，甚至是悲剧性影响。滕固在国立艺专的遭遇，即为此类。
两校合并，倒是给王子云带来一次小小的“官运”：校长是上面派了，但学校的中层，还是要照顾两边。这样，从北平来的常书鸿当了学校的专科部主任，王子云当了中专部主任。据王子云回忆：当时在艺专学习的学生有董希文、李浴、毕晋吉，赵蕴修、姚继勋、张祖武、吴冠中、卢善群、柳维和、乌密风、周绍森、朱培均、王炳照、雷震、赵无极、朱德群等。（3）其中雷震、卢善群、姚继勋三人，在王子云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时，都前往报名参加。这里须要说明的一点是：王子云在欧洲学习雕塑艺术时间最久，他回来后，最适合的位置应该是艺专的雕塑系，但他一直到离开艺专，都没有在雕塑系任职。当时艺专雕塑系的主任是李金发。他也是早年从欧洲学习回来的艺术家，但他作为诗人的影响远远大过雕塑家的成绩。王子云虽然未进雕塑系，但这时期对学习雕塑的王朝闻、朱培钧等学生都有影响。他在欧洲的见闻，成为行军路上学生们喜闻乐问的内容。
在沅陵呆了没有多久，学校又往贵阳、昆明撤退。在长达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里，真正是千辛万苦。这时候王子云和常书鸿又被派为先遣人员，在昆明为学校寻找抗日战争期间的长久性地址。应该说，王子云和常书鸿既有在法国留学时期的接触，又有千里长途中的患难与共，又都是学校倚重的中层干部，应该有很多话可讲。他们在昆明一起求见龙云，为学校要求合适的建校地址，龙云虽为武人，对艺术教育还表现很热情，他主动建议把昆明市区的风景名胜圆通寺拿出来作艺专的校址。（4）龙云应该是王子云和国民党高级官员打交道的第一人，以后，他还将和卫立煌，和蒋鼎文，和胡宗南打交道。在这些官员里，他没有什么深交，也没有想过和他们深交，多为办公事，大多也还得到帮助。当时他不曾想到：和这些人的公事来往，在以后也会给他带来麻烦。
王子云在昆明呆的时间不长，1939年春天才到达，他为学校联系建校地址，刚刚有着落，便于1939年暑假之后离开学校，前往重庆。有说法是因为林风眠的离校，造成王子云的跟随而去，这可以是一个人情上的原因，但更加重要的是王子云为自己的出路着想。这时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重庆作为“陪都”地位已经巩固，文化人多往重庆聚集。王子云到重庆不久，便通过“投标”方式接受了重庆市政府为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作雕塑的任务。
二、考察团成立的决策者
王子云到重庆后，在半年时间里拿出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图稿和模型，获得当局的通过，已经备料兴工，却因为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得重庆“战时首都”的建设计划大部搁浅。纪念碑是当时最高建筑，又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当然是日军轰炸的显要目标，而且，在山城重庆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还容易成为日军飞机的导航路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是重庆市政府一项重要建设计划的纪念碑及雕塑，不能不取消。王子云在这一时期，三天两头等待官方的决定，他心里却在思考：在如今这样诸事难为的环境下，怎样做一点可以投注较长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在国外的时候，他就想望一旦回国，要有重点地寻访古典美术遗存，那时侯的想法是把这样的考察收获带到国外，可以办展览，写文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向国外介绍中国美术，现在既已决定留在国内，为什么不更加系统和细致地进行这项工作？他渐渐理出一个头绪，并且很快向教育部提出自己的计划：组织一个以艺术文物为主要考察内容的队伍，前往祖国西北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并且以现在可行的科学手段，作以记录表现。这样的工作，不仅是千百年来，历代政府未曾顾及，史无前例之盛举，尤在当前抗日战争艰难进行时期，对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之认识及感知，对国人坚持抗战之信心必有极大鼓舞，即从发挥现有美术专业人才作用，减少失业之具体而言，也是事半功倍之举措。王子云平时并不善言谈，也不多写文章，可是，林风眠与之共事，却每委以必须条分缕析清爽明白之任。在出国之前，他是西湖艺术院的注册科长，回国之后，又任合并后艺专的中专部主任，这两件差事，都要些行政才能，而王子云偏偏不想受行政历练，他就是想靠艺术成名成家。但是，公文报告，等因奉此，阐述申请之类的作业，毕竟也不是毫无用处。他对教育部的有关人员谈起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想法，立即引起重视，很快便通过所有的官场程序，到1940年秋天，考察团便组织成立。（5） 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王子云即出任团长。按一般人的想法，王子云是出于林风眠的推荐，这个因素是存在的。在西湖艺术院的老人里，出国学习雕塑艺术，时间最久的应数王子云，而在进行创作的同时对学术发生强烈兴趣的也是王子云。早在杭州国立艺专成立之初，王子云就与林风眠共事。滕固取代林风眠任校长之后，林风眠不能再在学校呆下去，只身前往重庆，几近赋闲。很快，王子云也来到重庆，二人如影随形。这一时期，王子云的进退出入受林风眠直接影响是显然的。
其时，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前线”和“大后方”的战略格局渐趋分明，“大后方”的社会生活得到暂时相对宁静，而大量的文化人则处于失业状态。王子云有幸进行陪都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是最为光荣，也有生活保障的事情，但是，一但停顿，也处于失业威胁之中。这时候的林风眠离开国立艺专校长位置，比一般失业教员要好过些，他毕竟是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服务多年的教育官员，这时候在重庆教育部以“专员”名义挂个闲职，也同滕固前来艺专之前的身份差不多。王子云和林风眠都有法国生活经历，两人议论之间，既为个人前途计议，也离不开艺术事业。在王子云下决心往西北之时，林风眠的意见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时候的林风眠，“既已不得志于有司”，他也没有决定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的权力。
还有一说，是王子云靠他的徐州老乡兼老同学刘季洪而得遇于教育部长陈立夫（6）。其实，考察团成立一年多以后，刘季洪才就社会教育司长之任。而根据王子云自己的回忆，他于1941年率领考察团到河南洛阳考察时，刘季洪还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王子云还通过他和河南省官方联络有关事宜。刘季洪任河南大学校长是1935年11月到1939年4月，而在就任社会教育司长之前，他已经是教育部秘书，实际上就是陈立夫的专任秘书。（7）王子云的记忆也有误。
不能排除刘季洪在王子云就任考察团团长一事上发挥的作用，但是，王子云自己向教育部提出了一个报告是确实的，而当时，教育部也确有进行此项工作之计划。遗憾的是，王子云本人对考察团组建时期的记录已经难以寻见，还是当年一位当事人的“交代”材料所叙甚详。这个人是徐朗秋。他写于1955年8月7日的材料说：
“在伪教育部退到重庆以后，有一个反动的阴谋计划，就是登记逃亡的各种教育工作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为它们做反动教育工作。我所知道的在社会教育方面的有社会教育工作团，戏剧教育工作队，电化教育工作队等各一队到三队不等，分散各省巡回工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就是那时计划设立的。
“1940年（大概在暑假前后），王子云到了重庆，还有画家林风眠一同住在旅馆里。
“王子云那时侯就谈到西北艺术文物的丰富，特别是汉唐文物，都需要考察整理，他就向伪教育部提出了考察建议书。这个建议书是托我转给社会教育司长陈礼江的。”
可见，当时决定考察团组建问题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王子云和司长陈礼江并无个人关系，老同学徐朗秋只是一个科员，王子云是怎样当上考察团团长的，徐朗秋的材料说：
“这个建议书得到了伪教育部的采纳，决定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规定考察洛阳龙门石窟、陕西汉唐文物及甘肃敦煌石窟等。并指定由王子云负责筹备，登记并选用合格人员。我那时是社会教育司主管科（二科）的科员，就由我拟稿，以社教司名义签报核准的。我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力量举荐比较地位高的团长取得陈立夫的信任呢？在实力上，我是没有的。我想，那是陈礼江口袋里没有这路人才，王子云本身有这种工作条件。科长相菊潭是陈立夫的人，他也和王子云谈过，这件事要做，或者以王子云为合适。王子云是个纯技术观点的艺术工作者（我那时的看法），不见得有什么政治企图。至于他是否另借其他方面的力量如滕固、林风眠等向陈立夫处推荐，我就不知道了。”（8）
徐朗秋写这份材料时，正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工作，当时正是“肃反”运动之中，其材料里把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称为“伪教育部”，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所有文化方面的工作统称为“反动阴谋计划”，这是当时的时代烙印。其实，其所言及的一些文化组织，如演剧队，不唯有大量进步艺术家在其中工作，有些还完全在共产党员的控制之下。某一时期，越是在国民党政权里工作过的人，越是要谈国民政府必称“伪”，谈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必称“匪”，这是两党尖锐对立，政权易手后的时代语言。当时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徐朗秋，既要表示和旧政权的一切行为划清界限，又要尽量保证所谈问题的客观，以他所叙，王子云没有大后台却可以因为工作需要而当上直属教育部领导的考察团负责人，这岂不是又在为旧政权评功摆好？于是他留下伏笔，说王子云可能通过滕固等人去游说陈立夫，这样的“想当然耳”，也显得书生气。滕固固然是当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高官，但是王子云正是因为与他“不搭界”才很快离开艺专，通过他去请托显然不可能。徐朗秋的证明材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王子云任职一事上绝口不谈刘季洪。刘季洪在1940年确实不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但他也已经离开了河南大学校长之任，在教育部任“专员”。刘本来就是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亲信，在王子云的任职问题上，比林风眠和滕固更有说话权力是显然的。徐郎秋和王子云都回避谈刘季洪，显然出于共同的苦衷：他们和刘季洪都是江苏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1945年以后，徐朗秋又与刘季洪、王子云在西北大学共事，而刘季洪1950年之后正在台湾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位居政府部长之上，是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之一。如果谈起刘季洪，徐朗秋既怕给王子云带来麻烦，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五十年代初期，徐朗秋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在反右派运动时，自杀未遂被关进监狱。后瘐死狱中。从此人对王子云的实际帮助，及至危难之中，仍屡出善言，亦堪敬重叹息。
关于刘季洪，现在在大陆很难得见其人资料。由于多年挨整，王子云在生前的有关文字记述里几乎没有提到其人，实在避不过去之处便含糊言之。刘季洪在1944年至1947年曾任西北大学校长。早在二十年代，王子云在南京中央大学和教育部共辖的南京民众教育馆工作时，刘季洪就是馆长，王子云为美术部主任，其属员有吕凤子、乌叔养。这时候徐朗秋也在馆内工作，为民俗调查部主任。以后，王子云想往西北考察文物，徐朗秋作为教育部一个普通科员而能够全力促成，有共同的文化兴趣和职业经历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刘季洪在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期间，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事情有很多关照，考察团在重庆举办成果展览时，刘季洪陪陈立夫前往参观，当时报纸评价是宏扬民族文化的显著成绩，作为社会教育司长的刘季洪脸上有光。考察团结束之时，恰恰也是刘季洪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调任西北大学校长之时，而王子云其时直接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当了教授，除却有徐州老乡萧一山在西北大学当文学院长，刘季洪身为校长的原因也是显然的。刘季洪以后在台湾历任“考试院长”、“总统府资政”，和张群、王云五、张其昀等身份仿佛。王子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战战兢兢，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是根本不敢提起刘季洪其人的。不论陈礼江、刘季洪，还是滕固、林风眠，都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决策者是陈立夫。于右任到敦煌考察之后以监察院院长身份向行政院提出建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是在1941年年底，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建立是1940年秋。考察团筹备之初，敦煌考察便是主要内容之一。于右任对西北文物遗存的关心是超过其他国民党大员的。作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却是当时成立考察团的决策人。以后，敦煌研究机构的成立，也是考察团工作的必然延展。 三、考察团人员的构成
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成员是公开招聘的。当时教育部在重庆郊区之青木关，考察团的筹备处即临时设在部属之民众教育馆内，应聘者均须往青木关接受考试，内容主要是对美术学历的资格审查和绘画基本知识的考试。当时前来应试者多是美术院校的毕业学生。现在可以看见的王子云和夫人何正璜对考察团的回忆多为学术性质，而对考察团的人员组成，语焉不详。倒是当年考察团成员，解放后在江西省文化部门工作的雷震，于1955年向有关方面的一个“交代”材料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据雷震所言，考察团的编制一共是十人，除团长王子云外，其余人员是：
周思铭，浙江人，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是和王子云同时到团进行筹备的“元老”，任总务组长。1941年便离团回重庆。
戚承先，浙江人，据说是陈立夫的远房外甥，在考察团担任社会风俗调查工作。1941年与周思铭一起回重庆。
何正璜，女，湖北人，毕业于武昌艺专，后往日本东京高等美术学校留学。在考察团担任文字工作。
张仁均，江西人，曾在南昌做中学美术教师，在考察团担任绘画工作，1941年因精神疾病离团，以后在四川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工作，解放以后，还在四川省政府研究室工作过。
姚继勋，浙江人，国立艺专毕业，担任雕刻摄影，1942年离团，回重庆后协助刘开渠搞雕塑，解放后曾在上海中山公园文化馆当馆长。
陈典尧，四川人，武昌艺专毕业，在考察团担任翻制雕刻模型工作，1942年因病离团，。
雷震，江西人，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在考察团担任图案绘图和文字工作，并临时担任过总务组长和采集组长，解放后在江西省文化厅工作。
梁启杰，广东人，中山大学建筑系毕业，在考察团担任古建装饰和测绘工作，1942年离团。
李炳章，四川人，为考察团工友，以后成为技工。
这是雷震参加考察团工作期间，他所知道的成员情况。王子云的回忆则说考察团成员是十一人。在长达四年多的存在期内，团员有进有出，但似乎最多时没有超过十人。还有几位团员，雷震也提到，他们是：
卢善群，江西人，解放后，卢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邹道龙，江苏人；马基光，河南人，他们都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都在考察团工作过，其中邹道龙参加了对敦煌的考察。
李松如，西安有名的拓制碑帖的艺人，也参加了考察团的部分工作。
郑祖良，在重庆50兵工厂做建筑设计工作，临出发退团，由梁启杰补。郑祖良与梁启杰以后都在广州市的建筑设计院做技术工作。（9）
雷震没有提到的考察团成员还有一位赵瑞琪，抗日战争时期从山东来西安，也参加了考察团在关中地区的工作。赵瑞琪解放以后在南京市工作，因为他在考察团期间与雷震一起参观过原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园任职的西安“劳动营”，此劳动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关押改造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的变相集中营，故赵瑞琪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时写出了他参加考察团的一段经历。雷震在较为详细地介绍考察团成员情况时，却不提此人，可能也与这点政治原因有关系。（10）
从考察团成员的结构来看，绝大部分是专业美术院校毕业，且多系杭州国立艺专出身。王子云本来是该校教师，又有留学巴黎多年、对西方美术考察的经验，此番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事业人望，师生联袂，在当时国家危亡，士心困沮之间，是难得的一派文化气象。
王子云一生，最显赫之事应该算艺术文物考察团期间，工作虽然艰苦，毕竟得以完成。以一个职业画家的经历而论，考察团的事业使王子云以后渐渐离开了创作而进入学术，而像傅抱石、黄宾虹这样的画家，都是先学术而渐渐专注于画艺，终得大名。比较之下，王子云却渐渐寂寞，这转折点就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但是，衡之王子云一生，考察团的一段还是充实而顺利的。中国当代的大画家很多，王子云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大画家。中国当代画家出身的学者却并不多，几乎没有什么画家愿意成名之后再去搞清苦寂寞的学术，而王子云则走了这样的道路。
四、何正璜及其回忆
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所有成员里，只有何正璜一个女性，而在以后的考察团事业里，对王子云帮助最大的也是这位女性。
何正璜原籍湖北汉川，1914年出生于日本。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时，和傅抱石夫人罗时慧，江西才子彭友善等为同班同学。何正璜到日本读东京高等美术学校，与后来成为解放军将领的唐平铸为同学好友。（11）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胡辛所著《彭友善传》一书，其中谈到何正璜。如该书第129页说“她的母亲却是个日本女人”。错。何正璜确实出生在日本，以后又曾在日本学习美术，她的母亲却没有日本血统。何母张楚，字佳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可惜在何正璜十几岁时就去世了。张家几姊妹都受她影响，其中何正璜的五姨张佳敏虽然一生为小学教员，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支持吴晗夫人袁震上了武汉大学。袁震的姐姐、陈郁夫人袁溥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时，张佳敏冒险到监狱去看望。因为这样的关系，袁家姐妹与张佳敏为终身之交。解放后，何正璜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筹备石刻艺术陈列室，曾经通过五姨找袁震，希望历史学家吴晗题额。吴晗感觉自己的分量还不足以为古都西安的这个重要陈列室题额，便找了书法人望两相高的陈毅。（12）现在，到碑林博物馆参观的人，都还能够见到陈毅的那块题匾。关于王子云的经历，《彭友善传》第388页说：“王子云先生……解放前曾任林风眠创建的北平美专的教务主任，后又出任国民政府驻欧洲美术代表，40年代初，王先生出任敦煌考察团秘书长，常书鸿先生任团长”。皆错。这里所云人事涉及王子云的履历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些细节，当为澄清：北平美专非林风眠创建，其第一任校长是郑锦，林风眠1925年由法国归来，被北平美专师生以“一人一票”方式选举为校长。王子云曾经在北平美专读书，因参与学潮未能毕业。王子云在该校读书和林风眠来校时期，北平美专教务长是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在这里，《彭友善传》的作者将王子云拔高了。王子云到欧洲留学，曾经有西湖艺术院驻欧洲代表的名义，是林风眠院长想帮助他得到一点经费补助。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过什么“驻欧洲美术代表”。任何一国政府也不会有驻外国的“美术代表”。这里，作者只图事情人物的辉煌，把王子云一介书生拔高到国家驻外代表的身份，美意可嘉，但若任“传奇”，清晰的历史就成为花里胡哨的游戏。关于“敦煌考察团”之名，也是作者想当然的产物。显然因为敦煌学显，一沾上它，便不免夸张之词。常书鸿因敦煌而知名于世，但他从来不曾是考察团的成员。考察团总共十来个人，王子云独力支撑为团长，哪里有什么“秘书长”。作者乱封官，到得真正“序职”的时候，手里纱帽批发已尽，又将王子云降职。 何正璜回国以后，就经历战乱生活，所学的美术专业和对生活的浪漫憧憬都被残酷的现实抛入阴霾，她没有职业，和父亲一直逃难到鄂西山区的小城恩施，这里是武汉失守后的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有一天，何正璜在江边洗衣服，见水边漂着一张《大公报》，上面有教育部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招聘启示，见到这个启示，她欣喜若狂，很快便乘船到重庆，求见已经发表为考察团团长的王子云。
在何正璜未发表的日记里，有她和王子云初见时的记录：
“阴晴不定的天气，欣戚不定的心情，是去呢，还是算了，老在我心中间争执。洗过脸，没敢搽胭脂，为了昨天不该穿了这件玫瑰色的衣服来去见一个太陌生的人，太惹人注意当然是要不得的。但是借不着别的衣裳又有什么办法呢。想了想已经十点钟了，只有大着胆子喊车到两路口，一转弯就看见四川饭店了。踌躇了半天，才敢推门进去，一个不十分讨厌的人招呼我坐下。我感觉我当时的心跳动得厉害，尤其是谈了半天，简直找不到一点中心主题，我更是莫名其妙了。我有点失悔不该来的，但是那个人相当和蔼，才使我稍稍安定一点。可是我不敢看他，因为他的眼光似乎很射人。我觉得脸有些红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又不是藏在深闺中长大的，又不是初次和陌生人交谈的，为什么今天忽然这样窘迫羞涩？实在自解不得。幸而谈话一下也就结束了，我告辞出来，他送我到房门口，相当亲切的和我告别。我松弛了的心不由得又跳了起来，不敢回头看他，低着头就匆匆的下楼了。步行回指委会，心中相当高兴，因为他许可我考虑。假若我真能和他们一块去，我该是几样的幸运和快乐啊！约在次日十时答复他。七爹要我过南岸斟酌一下，我便怀着极大的希望回到南岸。这第一次生疏客气仓促陌生的会晤，却使我从此都不安静起来，夜间睡在床上，想着那人的眼睛，北方的口音，搓着的双手，有轮廓的裤脚，一切我所不应当想到的事，我不敢往下想，好象有人在羞我……”（13）
在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时，王子云也面临自己对生活伴侣的追求。以后，王子云和何正璜很快就相恋结婚，应该说是情投意合。何正璜的学历、才华证明，她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事业是合适的人选，她以后写作和发表的大量文字，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实践经历和文化影响绘声绘影，是当时十分杰出的学术散文。有位读者留心剪辑保存了何正璜的大量此类文章，在几十年后寄给她，使得这些已经鲜为人知的文章得以保存，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艺术界》杂志曾经发表过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其文笔之流畅练达，观察之细致开阔，情感之真切深挚，历数十年依然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力。何正璜的文学才华还表现在她的日记和书信等“寻常文字”里，且看何正璜记述和王子云“抗战时期的爱情”是怎样的情形：
“在月明之夜，乘白木船，横渡大江，其味其乐，不足为外人道”
“出店门忽然警报大作，人马又一齐飞奔，我们赶快算了账，提了东西便跑向江边，包了一只小船买了许多水果，二人登舟解缆放流，一江秋水中，照得这样一双艳影平添了自然界不少的美与生气，别船的人对我们投以羡妒的眼光，我们这一舟骄傲的情人，今天是开始做了第一次的甜侣于大众之前了，山的一半都在云中，只露出隐约的顶来，很有中国的淡墨画意，令人自觉亦染仙氛，可惜诗在辛酸中每每不作自出，而在甜蜜中却一点踪迹也寻不到……但是，黄绿色的江水拍着轻舟的边沿，舟人一篙一桨尽打出适当的节奏。”
“并到一心花园访林风眠先生，其处还有林先生之法籍女友及其他友人，我很局促的在他们之间坐了一会。他在友人面前的态度已足以告诉别人我们已到了什么程度了。”
“他也曾再三的说过，他一无所长，但能爱我一生绝无中变，这当然是我所最期盼的。我所以不婚富家子，不婚势贵人，也是因为怕受那种冤气。我宁肯裙布荆钗和他黄卷青灯的过一生。”
“今天是我们见面的三周月，他说在这一天举行我们的订婚比较有意思。好在一切亲长的同意都取得了，我们便从今天起开始有了一种正式的关系了。我个人因这很高兴，但同时却更害怕。
“今日无电灯，市街黯淡，星星小火荧荧有如鬼市，然二人心境殊乐，且至一心饭店与林先生共餐。三人笑谈无间，兴极而归。”（14）
王子云和何正璜谈了三个月的恋爱，这三个月也是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筹备时期，当考察团准备完毕，踏上征途之时，他们的爱情也成熟了。
注释：
（1）（2）（4）王子云《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5）王子云在《考古游记》中将考察团从重庆往成都时间记为1940年6月，根据何正璜日记，应为当年11—12月，则考察团成立则当在1940年冬。
（6）西北大学在解放初期对王子云的审查材料及考察团员卢善群证明材料均持此说。
（7）《西北大学学人谱?刘季洪》，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8）徐朗秋1955年8月7日证明材料。
（9）雷震1955年11月7日证明材料。
（10）赵瑞琪1955年9月14日“我的补充材料”。
（11）（12）作者与王子云女儿王倩谈话记录。
（13）（14）何正璜1940年日记。
王子云从1930年底到1937年初，在法国巴黎的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绘画并自费考察欧洲各国美术遗存。回国之初，王子云没有回到他出国前工作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而是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旅行几近半年。他本来有回来筹集美术作品和文物资料，再往法国举办展览的打算。他也有在法国长期生活的准备。在法国生活的几年，因为欧洲社会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推崇，也影响到王子云；特别是恩克尔曼的田野考古学派的风靡，竟使得本来以油画与雕塑创作为业的王子云，对艺术文物的考察兴趣日增。这时候，他当年在徐州读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刘季洪正在做河南大学校长，介绍他参观了洛阳等地的出土文物。这应该是王子云留心于艺术文物的开始。（1）
1937年7月7日夜间，王子云与老友乌叔养一起坐火车从济南往青岛，在火车上听到广播：因为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本列火车将执行军运任务，立刻折返济南。王子云回到济南，立即给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发电报，表示愿意回到学校，与同人一起为国家的抗战文化事业工作。几天之后，王子云就收到林风眠回电，聘其为学校一级教授，并请他立即到杭州。当年中国美术界中人，最讲究的就是“留法”。王子云在“西湖”，自以为艺不逊人，就是因为没有“留法”的金字招牌，就是当不上教授，如今，八年留洋，谈起欧洲美术的一切，他都不逊于任何人。至于艺术方面的实际造诣，这时候的王子云，几乎是一个全能人物。他的油画，在日本和法国都是上了大雅之堂的；在欧洲近八年，还使自己从一个单纯的画家进入了学术视野。这，在当时的杭州艺专，也是凤毛麟角。（2）
就在王子云心静下来，准备为学校努力服务的时候，战火烧近了杭州。学校搬迁，先往金华。又到湖南沅陵，在这里，从北平迁来的北平艺专奉命与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原两校校长赵太侔与林风眠都没有当成新校长，被教育部派来的滕固长校。从此以后，国立艺专便风潮不断。滕固的短暂长校，有提升艺术院校学术品位的抱负，可是，那时侯美术界中人，普遍重技术而轻学术；“西湖”老人，也普遍认为滕固一政客而已，谁会去把他当成一个美术教育家呢！中国是个“官本位”传统深厚的国家，文化人对官，是又羡又嫌；惯常情况是官对文化人的命运发生影响，在有些情形下，文化人的“众口铄金”，对某些有官“名”也有文“实”的人也发生影响，甚至是悲剧性影响。滕固在国立艺专的遭遇，即为此类。
两校合并，倒是给王子云带来一次小小的“官运”：校长是上面派了，但学校的中层，还是要照顾两边。这样，从北平来的常书鸿当了学校的专科部主任，王子云当了中专部主任。据王子云回忆：当时在艺专学习的学生有董希文、李浴、毕晋吉，赵蕴修、姚继勋、张祖武、吴冠中、卢善群、柳维和、乌密风、周绍森、朱培均、王炳照、雷震、赵无极、朱德群等。（3）其中雷震、卢善群、姚继勋三人，在王子云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时，都前往报名参加。这里须要说明的一点是：王子云在欧洲学习雕塑艺术时间最久，他回来后，最适合的位置应该是艺专的雕塑系，但他一直到离开艺专，都没有在雕塑系任职。当时艺专雕塑系的主任是李金发。他也是早年从欧洲学习回来的艺术家，但他作为诗人的影响远远大过雕塑家的成绩。王子云虽然未进雕塑系，但这时期对学习雕塑的王朝闻、朱培钧等学生都有影响。他在欧洲的见闻，成为行军路上学生们喜闻乐问的内容。
在沅陵呆了没有多久，学校又往贵阳、昆明撤退。在长达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里，真正是千辛万苦。这时候王子云和常书鸿又被派为先遣人员，在昆明为学校寻找抗日战争期间的长久性地址。应该说，王子云和常书鸿既有在法国留学时期的接触，又有千里长途中的患难与共，又都是学校倚重的中层干部，应该有很多话可讲。他们在昆明一起求见龙云，为学校要求合适的建校地址，龙云虽为武人，对艺术教育还表现很热情，他主动建议把昆明市区的风景名胜圆通寺拿出来作艺专的校址。（4）龙云应该是王子云和国民党高级官员打交道的第一人，以后，他还将和卫立煌，和蒋鼎文，和胡宗南打交道。在这些官员里，他没有什么深交，也没有想过和他们深交，多为办公事，大多也还得到帮助。当时他不曾想到：和这些人的公事来往，在以后也会给他带来麻烦。
王子云在昆明呆的时间不长，1939年春天才到达，他为学校联系建校地址，刚刚有着落，便于1939年暑假之后离开学校，前往重庆。有说法是因为林风眠的离校，造成王子云的跟随而去，这可以是一个人情上的原因，但更加重要的是王子云为自己的出路着想。这时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重庆作为“陪都”地位已经巩固，文化人多往重庆聚集。王子云到重庆不久，便通过“投标”方式接受了重庆市政府为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作雕塑的任务。
二、考察团成立的决策者
王子云到重庆后，在半年时间里拿出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图稿和模型，获得当局的通过，已经备料兴工，却因为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得重庆“战时首都”的建设计划大部搁浅。纪念碑是当时最高建筑，又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当然是日军轰炸的显要目标，而且，在山城重庆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还容易成为日军飞机的导航路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是重庆市政府一项重要建设计划的纪念碑及雕塑，不能不取消。王子云在这一时期，三天两头等待官方的决定，他心里却在思考：在如今这样诸事难为的环境下，怎样做一点可以投注较长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在国外的时候，他就想望一旦回国，要有重点地寻访古典美术遗存，那时侯的想法是把这样的考察收获带到国外，可以办展览，写文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向国外介绍中国美术，现在既已决定留在国内，为什么不更加系统和细致地进行这项工作？他渐渐理出一个头绪，并且很快向教育部提出自己的计划：组织一个以艺术文物为主要考察内容的队伍，前往祖国西北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并且以现在可行的科学手段，作以记录表现。这样的工作，不仅是千百年来，历代政府未曾顾及，史无前例之盛举，尤在当前抗日战争艰难进行时期，对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之认识及感知，对国人坚持抗战之信心必有极大鼓舞，即从发挥现有美术专业人才作用，减少失业之具体而言，也是事半功倍之举措。王子云平时并不善言谈，也不多写文章，可是，林风眠与之共事，却每委以必须条分缕析清爽明白之任。在出国之前，他是西湖艺术院的注册科长，回国之后，又任合并后艺专的中专部主任，这两件差事，都要些行政才能，而王子云偏偏不想受行政历练，他就是想靠艺术成名成家。但是，公文报告，等因奉此，阐述申请之类的作业，毕竟也不是毫无用处。他对教育部的有关人员谈起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想法，立即引起重视，很快便通过所有的官场程序，到1940年秋天，考察团便组织成立。（5） 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王子云即出任团长。按一般人的想法，王子云是出于林风眠的推荐，这个因素是存在的。在西湖艺术院的老人里，出国学习雕塑艺术，时间最久的应数王子云，而在进行创作的同时对学术发生强烈兴趣的也是王子云。早在杭州国立艺专成立之初，王子云就与林风眠共事。滕固取代林风眠任校长之后，林风眠不能再在学校呆下去，只身前往重庆，几近赋闲。很快，王子云也来到重庆，二人如影随形。这一时期，王子云的进退出入受林风眠直接影响是显然的。
其时，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前线”和“大后方”的战略格局渐趋分明，“大后方”的社会生活得到暂时相对宁静，而大量的文化人则处于失业状态。王子云有幸进行陪都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是最为光荣，也有生活保障的事情，但是，一但停顿，也处于失业威胁之中。这时候的林风眠离开国立艺专校长位置，比一般失业教员要好过些，他毕竟是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服务多年的教育官员，这时候在重庆教育部以“专员”名义挂个闲职，也同滕固前来艺专之前的身份差不多。王子云和林风眠都有法国生活经历，两人议论之间，既为个人前途计议，也离不开艺术事业。在王子云下决心往西北之时，林风眠的意见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时候的林风眠，“既已不得志于有司”，他也没有决定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的权力。
还有一说，是王子云靠他的徐州老乡兼老同学刘季洪而得遇于教育部长陈立夫（6）。其实，考察团成立一年多以后，刘季洪才就社会教育司长之任。而根据王子云自己的回忆，他于1941年率领考察团到河南洛阳考察时，刘季洪还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王子云还通过他和河南省官方联络有关事宜。刘季洪任河南大学校长是1935年11月到1939年4月，而在就任社会教育司长之前，他已经是教育部秘书，实际上就是陈立夫的专任秘书。（7）王子云的记忆也有误。
不能排除刘季洪在王子云就任考察团团长一事上发挥的作用，但是，王子云自己向教育部提出了一个报告是确实的，而当时，教育部也确有进行此项工作之计划。遗憾的是，王子云本人对考察团组建时期的记录已经难以寻见，还是当年一位当事人的“交代”材料所叙甚详。这个人是徐朗秋。他写于1955年8月7日的材料说：
“在伪教育部退到重庆以后，有一个反动的阴谋计划，就是登记逃亡的各种教育工作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为它们做反动教育工作。我所知道的在社会教育方面的有社会教育工作团，戏剧教育工作队，电化教育工作队等各一队到三队不等，分散各省巡回工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就是那时计划设立的。
“1940年（大概在暑假前后），王子云到了重庆，还有画家林风眠一同住在旅馆里。
“王子云那时侯就谈到西北艺术文物的丰富，特别是汉唐文物，都需要考察整理，他就向伪教育部提出了考察建议书。这个建议书是托我转给社会教育司长陈礼江的。”
可见，当时决定考察团组建问题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王子云和司长陈礼江并无个人关系，老同学徐朗秋只是一个科员，王子云是怎样当上考察团团长的，徐朗秋的材料说：
“这个建议书得到了伪教育部的采纳，决定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规定考察洛阳龙门石窟、陕西汉唐文物及甘肃敦煌石窟等。并指定由王子云负责筹备，登记并选用合格人员。我那时是社会教育司主管科（二科）的科员，就由我拟稿，以社教司名义签报核准的。我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力量举荐比较地位高的团长取得陈立夫的信任呢？在实力上，我是没有的。我想，那是陈礼江口袋里没有这路人才，王子云本身有这种工作条件。科长相菊潭是陈立夫的人，他也和王子云谈过，这件事要做，或者以王子云为合适。王子云是个纯技术观点的艺术工作者（我那时的看法），不见得有什么政治企图。至于他是否另借其他方面的力量如滕固、林风眠等向陈立夫处推荐，我就不知道了。”（8）
徐朗秋写这份材料时，正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工作，当时正是“肃反”运动之中，其材料里把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称为“伪教育部”，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所有文化方面的工作统称为“反动阴谋计划”，这是当时的时代烙印。其实，其所言及的一些文化组织，如演剧队，不唯有大量进步艺术家在其中工作，有些还完全在共产党员的控制之下。某一时期，越是在国民党政权里工作过的人，越是要谈国民政府必称“伪”，谈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必称“匪”，这是两党尖锐对立，政权易手后的时代语言。当时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徐朗秋，既要表示和旧政权的一切行为划清界限，又要尽量保证所谈问题的客观，以他所叙，王子云没有大后台却可以因为工作需要而当上直属教育部领导的考察团负责人，这岂不是又在为旧政权评功摆好？于是他留下伏笔，说王子云可能通过滕固等人去游说陈立夫，这样的“想当然耳”，也显得书生气。滕固固然是当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高官，但是王子云正是因为与他“不搭界”才很快离开艺专，通过他去请托显然不可能。徐朗秋的证明材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王子云任职一事上绝口不谈刘季洪。刘季洪在1940年确实不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但他也已经离开了河南大学校长之任，在教育部任“专员”。刘本来就是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亲信，在王子云的任职问题上，比林风眠和滕固更有说话权力是显然的。徐郎秋和王子云都回避谈刘季洪，显然出于共同的苦衷：他们和刘季洪都是江苏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1945年以后，徐朗秋又与刘季洪、王子云在西北大学共事，而刘季洪1950年之后正在台湾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位居政府部长之上，是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之一。如果谈起刘季洪，徐朗秋既怕给王子云带来麻烦，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五十年代初期，徐朗秋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在反右派运动时，自杀未遂被关进监狱。后瘐死狱中。从此人对王子云的实际帮助，及至危难之中，仍屡出善言，亦堪敬重叹息。
关于刘季洪，现在在大陆很难得见其人资料。由于多年挨整，王子云在生前的有关文字记述里几乎没有提到其人，实在避不过去之处便含糊言之。刘季洪在1944年至1947年曾任西北大学校长。早在二十年代，王子云在南京中央大学和教育部共辖的南京民众教育馆工作时，刘季洪就是馆长，王子云为美术部主任，其属员有吕凤子、乌叔养。这时候徐朗秋也在馆内工作，为民俗调查部主任。以后，王子云想往西北考察文物，徐朗秋作为教育部一个普通科员而能够全力促成，有共同的文化兴趣和职业经历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刘季洪在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期间，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事情有很多关照，考察团在重庆举办成果展览时，刘季洪陪陈立夫前往参观，当时报纸评价是宏扬民族文化的显著成绩，作为社会教育司长的刘季洪脸上有光。考察团结束之时，恰恰也是刘季洪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调任西北大学校长之时，而王子云其时直接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当了教授，除却有徐州老乡萧一山在西北大学当文学院长，刘季洪身为校长的原因也是显然的。刘季洪以后在台湾历任“考试院长”、“总统府资政”，和张群、王云五、张其昀等身份仿佛。王子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战战兢兢，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是根本不敢提起刘季洪其人的。不论陈礼江、刘季洪，还是滕固、林风眠，都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决策者是陈立夫。于右任到敦煌考察之后以监察院院长身份向行政院提出建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是在1941年年底，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建立是1940年秋。考察团筹备之初，敦煌考察便是主要内容之一。于右任对西北文物遗存的关心是超过其他国民党大员的。作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却是当时成立考察团的决策人。以后，敦煌研究机构的成立，也是考察团工作的必然延展。 三、考察团人员的构成
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成员是公开招聘的。当时教育部在重庆郊区之青木关，考察团的筹备处即临时设在部属之民众教育馆内，应聘者均须往青木关接受考试，内容主要是对美术学历的资格审查和绘画基本知识的考试。当时前来应试者多是美术院校的毕业学生。现在可以看见的王子云和夫人何正璜对考察团的回忆多为学术性质，而对考察团的人员组成，语焉不详。倒是当年考察团成员，解放后在江西省文化部门工作的雷震，于1955年向有关方面的一个“交代”材料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据雷震所言，考察团的编制一共是十人，除团长王子云外，其余人员是：
周思铭，浙江人，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是和王子云同时到团进行筹备的“元老”，任总务组长。1941年便离团回重庆。
戚承先，浙江人，据说是陈立夫的远房外甥，在考察团担任社会风俗调查工作。1941年与周思铭一起回重庆。
何正璜，女，湖北人，毕业于武昌艺专，后往日本东京高等美术学校留学。在考察团担任文字工作。
张仁均，江西人，曾在南昌做中学美术教师，在考察团担任绘画工作，1941年因精神疾病离团，以后在四川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工作，解放以后，还在四川省政府研究室工作过。
姚继勋，浙江人，国立艺专毕业，担任雕刻摄影，1942年离团，回重庆后协助刘开渠搞雕塑，解放后曾在上海中山公园文化馆当馆长。
陈典尧，四川人，武昌艺专毕业，在考察团担任翻制雕刻模型工作，1942年因病离团，。
雷震，江西人，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在考察团担任图案绘图和文字工作，并临时担任过总务组长和采集组长，解放后在江西省文化厅工作。
梁启杰，广东人，中山大学建筑系毕业，在考察团担任古建装饰和测绘工作，1942年离团。
李炳章，四川人，为考察团工友，以后成为技工。
这是雷震参加考察团工作期间，他所知道的成员情况。王子云的回忆则说考察团成员是十一人。在长达四年多的存在期内，团员有进有出，但似乎最多时没有超过十人。还有几位团员，雷震也提到，他们是：
卢善群，江西人，解放后，卢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邹道龙，江苏人；马基光，河南人，他们都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都在考察团工作过，其中邹道龙参加了对敦煌的考察。
李松如，西安有名的拓制碑帖的艺人，也参加了考察团的部分工作。
郑祖良，在重庆50兵工厂做建筑设计工作，临出发退团，由梁启杰补。郑祖良与梁启杰以后都在广州市的建筑设计院做技术工作。（9）
雷震没有提到的考察团成员还有一位赵瑞琪，抗日战争时期从山东来西安，也参加了考察团在关中地区的工作。赵瑞琪解放以后在南京市工作，因为他在考察团期间与雷震一起参观过原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园任职的西安“劳动营”，此劳动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关押改造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的变相集中营，故赵瑞琪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时写出了他参加考察团的一段经历。雷震在较为详细地介绍考察团成员情况时，却不提此人，可能也与这点政治原因有关系。（10）
从考察团成员的结构来看，绝大部分是专业美术院校毕业，且多系杭州国立艺专出身。王子云本来是该校教师，又有留学巴黎多年、对西方美术考察的经验，此番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事业人望，师生联袂，在当时国家危亡，士心困沮之间，是难得的一派文化气象。
王子云一生，最显赫之事应该算艺术文物考察团期间，工作虽然艰苦，毕竟得以完成。以一个职业画家的经历而论，考察团的事业使王子云以后渐渐离开了创作而进入学术，而像傅抱石、黄宾虹这样的画家，都是先学术而渐渐专注于画艺，终得大名。比较之下，王子云却渐渐寂寞，这转折点就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但是，衡之王子云一生，考察团的一段还是充实而顺利的。中国当代的大画家很多，王子云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大画家。中国当代画家出身的学者却并不多，几乎没有什么画家愿意成名之后再去搞清苦寂寞的学术，而王子云则走了这样的道路。
四、何正璜及其回忆
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所有成员里，只有何正璜一个女性，而在以后的考察团事业里，对王子云帮助最大的也是这位女性。
何正璜原籍湖北汉川，1914年出生于日本。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时，和傅抱石夫人罗时慧，江西才子彭友善等为同班同学。何正璜到日本读东京高等美术学校，与后来成为解放军将领的唐平铸为同学好友。（11）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胡辛所著《彭友善传》一书，其中谈到何正璜。如该书第129页说“她的母亲却是个日本女人”。错。何正璜确实出生在日本，以后又曾在日本学习美术，她的母亲却没有日本血统。何母张楚，字佳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可惜在何正璜十几岁时就去世了。张家几姊妹都受她影响，其中何正璜的五姨张佳敏虽然一生为小学教员，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支持吴晗夫人袁震上了武汉大学。袁震的姐姐、陈郁夫人袁溥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时，张佳敏冒险到监狱去看望。因为这样的关系，袁家姐妹与张佳敏为终身之交。解放后，何正璜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筹备石刻艺术陈列室，曾经通过五姨找袁震，希望历史学家吴晗题额。吴晗感觉自己的分量还不足以为古都西安的这个重要陈列室题额，便找了书法人望两相高的陈毅。（12）现在，到碑林博物馆参观的人，都还能够见到陈毅的那块题匾。关于王子云的经历，《彭友善传》第388页说：“王子云先生……解放前曾任林风眠创建的北平美专的教务主任，后又出任国民政府驻欧洲美术代表，40年代初，王先生出任敦煌考察团秘书长，常书鸿先生任团长”。皆错。这里所云人事涉及王子云的履历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些细节，当为澄清：北平美专非林风眠创建，其第一任校长是郑锦，林风眠1925年由法国归来，被北平美专师生以“一人一票”方式选举为校长。王子云曾经在北平美专读书，因参与学潮未能毕业。王子云在该校读书和林风眠来校时期，北平美专教务长是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在这里，《彭友善传》的作者将王子云拔高了。王子云到欧洲留学，曾经有西湖艺术院驻欧洲代表的名义，是林风眠院长想帮助他得到一点经费补助。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过什么“驻欧洲美术代表”。任何一国政府也不会有驻外国的“美术代表”。这里，作者只图事情人物的辉煌，把王子云一介书生拔高到国家驻外代表的身份，美意可嘉，但若任“传奇”，清晰的历史就成为花里胡哨的游戏。关于“敦煌考察团”之名，也是作者想当然的产物。显然因为敦煌学显，一沾上它，便不免夸张之词。常书鸿因敦煌而知名于世，但他从来不曾是考察团的成员。考察团总共十来个人，王子云独力支撑为团长，哪里有什么“秘书长”。作者乱封官，到得真正“序职”的时候，手里纱帽批发已尽，又将王子云降职。 何正璜回国以后，就经历战乱生活，所学的美术专业和对生活的浪漫憧憬都被残酷的现实抛入阴霾，她没有职业，和父亲一直逃难到鄂西山区的小城恩施，这里是武汉失守后的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有一天，何正璜在江边洗衣服，见水边漂着一张《大公报》，上面有教育部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招聘启示，见到这个启示，她欣喜若狂，很快便乘船到重庆，求见已经发表为考察团团长的王子云。
在何正璜未发表的日记里，有她和王子云初见时的记录：
“阴晴不定的天气，欣戚不定的心情，是去呢，还是算了，老在我心中间争执。洗过脸，没敢搽胭脂，为了昨天不该穿了这件玫瑰色的衣服来去见一个太陌生的人，太惹人注意当然是要不得的。但是借不着别的衣裳又有什么办法呢。想了想已经十点钟了，只有大着胆子喊车到两路口，一转弯就看见四川饭店了。踌躇了半天，才敢推门进去，一个不十分讨厌的人招呼我坐下。我感觉我当时的心跳动得厉害，尤其是谈了半天，简直找不到一点中心主题，我更是莫名其妙了。我有点失悔不该来的，但是那个人相当和蔼，才使我稍稍安定一点。可是我不敢看他，因为他的眼光似乎很射人。我觉得脸有些红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又不是藏在深闺中长大的，又不是初次和陌生人交谈的，为什么今天忽然这样窘迫羞涩？实在自解不得。幸而谈话一下也就结束了，我告辞出来，他送我到房门口，相当亲切的和我告别。我松弛了的心不由得又跳了起来，不敢回头看他，低着头就匆匆的下楼了。步行回指委会，心中相当高兴，因为他许可我考虑。假若我真能和他们一块去，我该是几样的幸运和快乐啊！约在次日十时答复他。七爹要我过南岸斟酌一下，我便怀着极大的希望回到南岸。这第一次生疏客气仓促陌生的会晤，却使我从此都不安静起来，夜间睡在床上，想着那人的眼睛，北方的口音，搓着的双手，有轮廓的裤脚，一切我所不应当想到的事，我不敢往下想，好象有人在羞我……”（13）
在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时，王子云也面临自己对生活伴侣的追求。以后，王子云和何正璜很快就相恋结婚，应该说是情投意合。何正璜的学历、才华证明，她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事业是合适的人选，她以后写作和发表的大量文字，对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实践经历和文化影响绘声绘影，是当时十分杰出的学术散文。有位读者留心剪辑保存了何正璜的大量此类文章，在几十年后寄给她，使得这些已经鲜为人知的文章得以保存，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艺术界》杂志曾经发表过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其文笔之流畅练达，观察之细致开阔，情感之真切深挚，历数十年依然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力。何正璜的文学才华还表现在她的日记和书信等“寻常文字”里，且看何正璜记述和王子云“抗战时期的爱情”是怎样的情形：
“在月明之夜，乘白木船，横渡大江，其味其乐，不足为外人道”
“出店门忽然警报大作，人马又一齐飞奔，我们赶快算了账，提了东西便跑向江边，包了一只小船买了许多水果，二人登舟解缆放流，一江秋水中，照得这样一双艳影平添了自然界不少的美与生气，别船的人对我们投以羡妒的眼光，我们这一舟骄傲的情人，今天是开始做了第一次的甜侣于大众之前了，山的一半都在云中，只露出隐约的顶来，很有中国的淡墨画意，令人自觉亦染仙氛，可惜诗在辛酸中每每不作自出，而在甜蜜中却一点踪迹也寻不到……但是，黄绿色的江水拍着轻舟的边沿，舟人一篙一桨尽打出适当的节奏。”
“并到一心花园访林风眠先生，其处还有林先生之法籍女友及其他友人，我很局促的在他们之间坐了一会。他在友人面前的态度已足以告诉别人我们已到了什么程度了。”
“他也曾再三的说过，他一无所长，但能爱我一生绝无中变，这当然是我所最期盼的。我所以不婚富家子，不婚势贵人，也是因为怕受那种冤气。我宁肯裙布荆钗和他黄卷青灯的过一生。”
“今天是我们见面的三周月，他说在这一天举行我们的订婚比较有意思。好在一切亲长的同意都取得了，我们便从今天起开始有了一种正式的关系了。我个人因这很高兴，但同时却更害怕。
“今日无电灯，市街黯淡，星星小火荧荧有如鬼市，然二人心境殊乐，且至一心饭店与林先生共餐。三人笑谈无间，兴极而归。”（14）
王子云和何正璜谈了三个月的恋爱，这三个月也是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筹备时期，当考察团准备完毕，踏上征途之时，他们的爱情也成熟了。
注释：
（1）（2）（4）王子云《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5）王子云在《考古游记》中将考察团从重庆往成都时间记为1940年6月，根据何正璜日记，应为当年11—12月，则考察团成立则当在1940年冬。
（6）西北大学在解放初期对王子云的审查材料及考察团员卢善群证明材料均持此说。
（7）《西北大学学人谱?刘季洪》，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8）徐朗秋1955年8月7日证明材料。
（9）雷震1955年11月7日证明材料。
（10）赵瑞琪1955年9月14日“我的补充材料”。
（11）（12）作者与王子云女儿王倩谈话记录。
（13）（14）何正璜1940年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