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异地高考”只是当前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归“教育平权”的分目录。大而言之，它是制度设计不公正、不配套带来的。早先，在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下，这个问题被压制在多重社会矛盾之下，不被显示为社会痛点，只能算隐痛。
　　但是，当计划经济松动以后，当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外来人口，区域经济发展又越来越不平衡以后，仍然对教育实行旧时代的管制和利益分割，冲突就表面化了。
　　这也是平民权利“被搁置”的问题。我国已经实现了“领导干部异地任职”，但是否开放“异地高考”，却跟他们毫无关系。比方说调何三畏去京城某部做长官，我只要愿意把孩子带去高考，这不仅不是问题，而且不用我亲自考虑，随着组织关系，这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到来。

　　当然，实际上我早就把我的孩子送到西方受教育去了，早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又是另一回事。
　　顺便说一句，把自己的孩子送西方去“挤占”别国的教育资源，这虽然是全球化允许的，但也不是不存在“公平”的问题，和北京原籍家长们反对的问题，也是可以关联的。
　　必须承认目前这种严格的反异地高考，但终归是不合理的，同时是违背宪法、违背教育法的。所以，原则上它是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的。当然，官员们会告诉我们，这是不得已的。于是，动用警力去阻止异地家长提出诉求，就是合理的。京沪两城可能还没有开过“处理高考维权人士”经验交流会，但出动警察去干扰教育诉求，却会不约而同。这只能说它们有共同的逻辑。
　　维护“教育高地”，必须要有硬的一手。
　　但我们必须承认，用不合法的行政去维护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是又一重不合法不合理，否则，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
　　以我的浅见，这种做法，基本属于不思改革，还要维护现存利益格局的惰性和惯性。
　　即便从稳定的角度，如果采取更公平一点的政策，比方说，让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率和青海贵州一样，或者彻底抛开户籍，也不照顾经济和教育落后地区，分数面前一律平等，以避免北京大学成为“北京人的大学”、复旦大学成为“上海人的大学”的嫌疑……虽然有点“简单化”，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是指向公正的。许多抗议的家长走在抗议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可能折回家，告诉孩子安心复习迎考吧。
　　但是，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惯性和惰性，才是管理当局要做的事情。北京那个只准外地孩子考高职的政策，真的比三十多年前的“血统论”进步了多少吗？相对今天已经大不一样的外部环境，其实是需要更大的蛮不讲理才办得到的。
　　虽然引起更大的抗议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这是下一步，是治安警察的事了，制定政策的人似乎不需要考虑！
　　于是，同胞们便陷在政策分割的利益格局里，纷争得不可开交。指责、谩骂和敌视在“原籍”和“外籍”中间蔓延。他们双方都在为下一代争利益！而下一代就在现场，提前参与了这一令人沮丧的社会抗争。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占海特问题”。
　　占海特的父辈们，正在把这个问题稳定地维护下去，作为给下一代的“遗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