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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批判精神
批判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所有创新都是革故鼎新、都会背离传统思维或触动既得利益，因此，开放包容的环境是必需的。华盛顿曾说：“当我犯了错误，就准备承认错误。其迫切之情，比指责我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我认识到自己有罪，我也会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赎罪。”
著名军事理论家博伊德，因创建“OODA环”理论闻名于世，但他性格孤傲。还是空军少校的时候，一位上将给他打电话，“听说你有一个我应当听听的观点。本周末我有一至两小时时间。怎么样？”博伊德回答道，“对不起，上将先生，我需要用四个小时表达我的观点。你要么全听，要么不听”。于是，这位上将便拿出四个小时老老实实听完博伊德的表述。敢以这种方式对待上将的下级军官，在世界范围并不多见，而不愠不怒的上将，在世界范围同样不多见。
很显然，既然会背离传统思维或触动既得利益，那么批判精神就不可能没有阻力。1899年，美西战争后不久，著名的海权论者马汉对这场战争分析认为：美军轻易获胜，是因敌方军力过于虚弱和指挥官极其无能造成的。相比而言，美海军在战术方面也有许多失误之处，这都是海军行政部门弊病造成的。同年，他向海军部长提议，按照总参谋部方式改组海军作战委员会，但未被采纳。1908至1909年，他又提出建立海军总参谋部的建议，以取代“没有海军概念”的海军部长——这种欲革海军部长“命”的建议，令海军高层非常不满，自然也不会被采纳。
时间日久，批判精神逐步内化为美军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翻开美军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军对胜利往往轻描淡写，着墨较多的反而是那些失败的战事——空降西西里岛、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等，美军都反复研究，深入分析失败教训。即使打了胜仗，美军也会对作战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精研细抠。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陆军便针对战场上出现的迷路、误伤、作战协同差等深层次问题展开攻关。时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部长威廉·W.哈佐格将军，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我在哪里”“同伴在哪里”“敌人在哪里”三个基本问题。随后，美军针对这三个基本问题寻求突破，从而开启了数字化转型的征程。美军用实践告诉世人，运用批判精神，精益求精，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提升战斗力。
更进一步说，美军的批判精神甚至表现出某种“自虐”倾向。2016年底，美国陆军和“黑客1号”在线网站，共同发布一个名为“入侵陆军”的漏洞赏金计划。该计划邀请“黑客”尝试渗透陆军在线资产和数据库，以发现和解决美陆军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存在的安全管理隐患。此次“入侵”行动共有317名“黑客”参与，向陆军提交了416份漏洞报告，其中118份被确认为有效报告。
其实，这种“自虐”在美军中早已有之。二战初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在委托魏德迈制订宏伟的“胜利计划”（又称“魏德迈计划”）之时，特别指示时任战争计划处处长罗杰组建一个“谋杀委员会”——这里的“谋杀”不是谋杀敌人，而是谋杀自己的方案，也就是对“魏德迈计划”进行批判性思考。这种刮骨疗毒式的批判活动，虽然带来某种剧痛，但却促使军队各项计划、方案走向完善，战斗力得到提升。
严密的批判机制
随着军队建设与作战各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展，科学合理的常态化机制，成为批判精神落到实处的重要制度保证。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军已形成涵盖广泛、严谨细密的批判机制。
军队内部广泛的检讨。20世纪90年代“沙漠风暴”行动前夕，美国国家训练中心曾经历过一场训练革命，这场训练革命表面上以多功能集成激光交战系统和电子观察控制器的广泛运用为标志，实际上，是建立在“练后检查”的基础上。美陆军规定，无论是训练还是演习，“练后检查”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练后检查”的本质在于查找问题。训练人员通过对训练活动进行审查，检查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改进方法。从单兵技能训练到班组射击训练，再到营机动训练，乃至师、军一级的对抗演习，无不在行动结束后展开深入细致的检讨。陆军在莱文沃斯堡组建永久性的经验汲取中心，其主要职能为：收集、分析历次训练、演习或战争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并发布战术、技术、规程或安全评估报告。此外，根据陆军战备规定，在“休整-战备准备-战备”三阶段循环的兵力生成机制下，任何一支部队从战备准备状态到战备状态，都要在国家训练中心（重型地面部队）或联合战备训练中心（中型与轻型地面部队），接受并通过“完全作战能力”实战化检验。充当磨刀石的，正是常驻国家训练中心和联合战备训练中心的假想敌部队。
来自国会的质询与审查。按规定，国防部、参联会及各军种部要定期到国会述职，并接受质询。由于国会的审查非常严格，国防部及各军种必须清楚地说明各军种转型发展与重要武器项目研发的动因、方向及必要性，这种压力倒逼各军种积极地想事干事。
“红队”机制。美军认为，由于知识、眼界、习惯等原因，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偏见。近年来，美军开始有意识地对军官个体思维及集体决策思维进行矫正。所用理论与方法统称“红队”。与“红军”在演训中磨砺精兵的作用类似，“红队”用于从思维层次的源头矫正决策方法和程序，提高思维和决策质量。
体制外的驱动力
除了一些常态化的机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动了美军批判精神的形成。
各军种之间的争论。陆、海、空三军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免不了出现竞争、摩擦与争吵。如果没有海军与陆军关于空权的争论，就没有美军空降作战的革命性进步；如果没有二战中地面部队与空军的激烈争吵，就没有美国日后强大的战略和战术空中力量……
来自退役军人及有关组织的促动。1986年《国防改组法案》颁布后，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日益活跃起来。以陆军为例，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陆军协会。美国陆军协会还成立了陆战研究中心，主办《陆军》杂志，鼓励退役军人研究陆军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在莱特岛一战成名的阿布雷·S·纽曼少将，曾在《陆军》杂志上发表题为《刀锋》的署名文章。该文成为之后20多年美军学习的范文。布雷德利将军曾半开玩笑地说，“将军们一旦退休，就应该割掉他们的舌头”。话虽戏谑，从另一方面却说明舆论风暴的巨大作用。
来自文职领导的头脑风暴式冲击。按照美国宪法，美国防长、各军种部长均由文官担任，而由防长领衔的国防部长办公厅，正是推动美军发展建设的“发动机”，由各军种部长领衔的军种部，则是主管本军种发展建设的“大本营”。这种制度设计，为现代美军建设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纵观美国历届防长、各军种部长，他们大都拥有在企业、政府部门、州议会、国会、大学、智库任职的经历，具备较强的职业素养与科技意识，深谙现代管理之道，这些宝贵经验和先进理念，是现代军队发展建设的必备要素。
来自防务智库的警醒。美国拥有多个全球顶尖的防务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预算与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这些防务智库与国防部没有隸属关系，在具体研究方向、研究思维与研究结论方面相对独立。由于采用灵活的“旋转门机制”，研究人员通常具有丰富的政府、军队、大学工作经验，以及广阔前瞻的视野，这些防务智库经常发布一些重量级的研究报告，对美国军事战略、军队建设及作战运用产生重大影响。
（摘自《世界军事》）
批判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所有创新都是革故鼎新、都会背离传统思维或触动既得利益，因此，开放包容的环境是必需的。华盛顿曾说：“当我犯了错误，就准备承认错误。其迫切之情，比指责我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我认识到自己有罪，我也会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赎罪。”
著名军事理论家博伊德，因创建“OODA环”理论闻名于世，但他性格孤傲。还是空军少校的时候，一位上将给他打电话，“听说你有一个我应当听听的观点。本周末我有一至两小时时间。怎么样？”博伊德回答道，“对不起，上将先生，我需要用四个小时表达我的观点。你要么全听，要么不听”。于是，这位上将便拿出四个小时老老实实听完博伊德的表述。敢以这种方式对待上将的下级军官，在世界范围并不多见，而不愠不怒的上将，在世界范围同样不多见。
很显然，既然会背离传统思维或触动既得利益，那么批判精神就不可能没有阻力。1899年，美西战争后不久，著名的海权论者马汉对这场战争分析认为：美军轻易获胜，是因敌方军力过于虚弱和指挥官极其无能造成的。相比而言，美海军在战术方面也有许多失误之处，这都是海军行政部门弊病造成的。同年，他向海军部长提议，按照总参谋部方式改组海军作战委员会，但未被采纳。1908至1909年，他又提出建立海军总参谋部的建议，以取代“没有海军概念”的海军部长——这种欲革海军部长“命”的建议，令海军高层非常不满，自然也不会被采纳。
时间日久，批判精神逐步内化为美军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翻开美军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军对胜利往往轻描淡写，着墨较多的反而是那些失败的战事——空降西西里岛、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等，美军都反复研究，深入分析失败教训。即使打了胜仗，美军也会对作战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精研细抠。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陆军便针对战场上出现的迷路、误伤、作战协同差等深层次问题展开攻关。时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部长威廉·W.哈佐格将军，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我在哪里”“同伴在哪里”“敌人在哪里”三个基本问题。随后，美军针对这三个基本问题寻求突破，从而开启了数字化转型的征程。美军用实践告诉世人，运用批判精神，精益求精，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提升战斗力。
更进一步说，美军的批判精神甚至表现出某种“自虐”倾向。2016年底，美国陆军和“黑客1号”在线网站，共同发布一个名为“入侵陆军”的漏洞赏金计划。该计划邀请“黑客”尝试渗透陆军在线资产和数据库，以发现和解决美陆军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存在的安全管理隐患。此次“入侵”行动共有317名“黑客”参与，向陆军提交了416份漏洞报告，其中118份被确认为有效报告。
其实，这种“自虐”在美军中早已有之。二战初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在委托魏德迈制订宏伟的“胜利计划”（又称“魏德迈计划”）之时，特别指示时任战争计划处处长罗杰组建一个“谋杀委员会”——这里的“谋杀”不是谋杀敌人，而是谋杀自己的方案，也就是对“魏德迈计划”进行批判性思考。这种刮骨疗毒式的批判活动，虽然带来某种剧痛，但却促使军队各项计划、方案走向完善，战斗力得到提升。
严密的批判机制
随着军队建设与作战各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展，科学合理的常态化机制，成为批判精神落到实处的重要制度保证。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军已形成涵盖广泛、严谨细密的批判机制。
军队内部广泛的检讨。20世纪90年代“沙漠风暴”行动前夕，美国国家训练中心曾经历过一场训练革命，这场训练革命表面上以多功能集成激光交战系统和电子观察控制器的广泛运用为标志，实际上，是建立在“练后检查”的基础上。美陆军规定，无论是训练还是演习，“练后检查”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练后检查”的本质在于查找问题。训练人员通过对训练活动进行审查，检查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改进方法。从单兵技能训练到班组射击训练，再到营机动训练，乃至师、军一级的对抗演习，无不在行动结束后展开深入细致的检讨。陆军在莱文沃斯堡组建永久性的经验汲取中心，其主要职能为：收集、分析历次训练、演习或战争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并发布战术、技术、规程或安全评估报告。此外，根据陆军战备规定，在“休整-战备准备-战备”三阶段循环的兵力生成机制下，任何一支部队从战备准备状态到战备状态，都要在国家训练中心（重型地面部队）或联合战备训练中心（中型与轻型地面部队），接受并通过“完全作战能力”实战化检验。充当磨刀石的，正是常驻国家训练中心和联合战备训练中心的假想敌部队。
来自国会的质询与审查。按规定，国防部、参联会及各军种部要定期到国会述职，并接受质询。由于国会的审查非常严格，国防部及各军种必须清楚地说明各军种转型发展与重要武器项目研发的动因、方向及必要性，这种压力倒逼各军种积极地想事干事。
“红队”机制。美军认为，由于知识、眼界、习惯等原因，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偏见。近年来，美军开始有意识地对军官个体思维及集体决策思维进行矫正。所用理论与方法统称“红队”。与“红军”在演训中磨砺精兵的作用类似，“红队”用于从思维层次的源头矫正决策方法和程序，提高思维和决策质量。
体制外的驱动力
除了一些常态化的机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动了美军批判精神的形成。
各军种之间的争论。陆、海、空三军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免不了出现竞争、摩擦与争吵。如果没有海军与陆军关于空权的争论，就没有美军空降作战的革命性进步；如果没有二战中地面部队与空军的激烈争吵，就没有美国日后强大的战略和战术空中力量……
来自退役军人及有关组织的促动。1986年《国防改组法案》颁布后，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日益活跃起来。以陆军为例，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陆军协会。美国陆军协会还成立了陆战研究中心，主办《陆军》杂志，鼓励退役军人研究陆军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在莱特岛一战成名的阿布雷·S·纽曼少将，曾在《陆军》杂志上发表题为《刀锋》的署名文章。该文成为之后20多年美军学习的范文。布雷德利将军曾半开玩笑地说，“将军们一旦退休，就应该割掉他们的舌头”。话虽戏谑，从另一方面却说明舆论风暴的巨大作用。
来自文职领导的头脑风暴式冲击。按照美国宪法，美国防长、各军种部长均由文官担任，而由防长领衔的国防部长办公厅，正是推动美军发展建设的“发动机”，由各军种部长领衔的军种部，则是主管本军种发展建设的“大本营”。这种制度设计，为现代美军建设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纵观美国历届防长、各军种部长，他们大都拥有在企业、政府部门、州议会、国会、大学、智库任职的经历，具备较强的职业素养与科技意识，深谙现代管理之道，这些宝贵经验和先进理念，是现代军队发展建设的必备要素。
来自防务智库的警醒。美国拥有多个全球顶尖的防务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预算与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这些防务智库与国防部没有隸属关系，在具体研究方向、研究思维与研究结论方面相对独立。由于采用灵活的“旋转门机制”，研究人员通常具有丰富的政府、军队、大学工作经验，以及广阔前瞻的视野，这些防务智库经常发布一些重量级的研究报告，对美国军事战略、军队建设及作战运用产生重大影响。
（摘自《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