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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感知一条千年古街的旷世价值
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才是理想的形态,一直是中华历代先哲上下求索的目标。从儒家经典的“大同世界”,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不体现了对这一目标的理想诉求。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先人所描述的情景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在中国的江南一个地方,此目标曾几度化为现实,而且升华为繁荣中的和谐。这个地方,就是苏州的山塘街。
让我们从中国的江南说起。
美,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对美的追求,促成了人类自身的进步与社会的繁荣。
人世间,有自然之美,有生活之美。 在中国,能将此二者臻于完美结合的,无疑为苏、杭二州。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作为一名有学养的中国人,即使没有游历过江南,也必定从古典诗词中领略过江南的美丽与曼妙。
譬如,先后做过杭州、苏州两地刺史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以一阕流传千古的小令《忆江南》,让人每闻江南而激赏——“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而处于唐末五代的诗人韦庄,则以一阕绮丽、温婉、写实的《菩萨蛮》,让江南过目难忘——“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美到了让人忘却 “落叶归根”,可见江南魅力之难挡。
既然如此,对代表东方古代文明最高水准的城市——苏州和杭州的真切认知,便显得颇为必要。
当今定位于“休闲之都”的杭州,我们似乎可以轻松面对:自古迄今,杭州多以湖光山色、歌舞升平擅胜,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再加上柳永的《望海潮》“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戏钓叟莲娃”,已将杭州的表里风情解读七分。
而苏州呢?
苏州作为吴文化之渊薮,2500多年前吴王阖闾于此筑城而成就“春秋霸业”;唐大历年间升为江南唯一雄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宋代风物雄丽,为东南诸州之冠;明清之际为“东南一大都会”,中华最繁华富庶之中心城市,可谓天下巨丽,萃于苏州,又岂是几句“物阜民丰,园林清嘉,人文彬蔚”所能概述之?
所以,若在江南大地遴选一必游之地,则非苏州城莫属。
昔日,苏轼有言:“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憾事也。”但当你得知有一处堪称“老苏州的缩影,吴文化的窗口,天堂里的街市”,那么,这片名叫“山塘街”的景区,就成了你莅临苏州的必游之地。
2009年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苏州的山塘街,而今,在苏州市阊门与虎丘之间,当我盘桓于红栏碧树间的石径小桥,游弋于琉璃碧水的七里清川,沉浸于迹往名留的风物史册,我才发现——在江南,历史厚重、博大精深的山塘街,才是无可比拟的!
这里,曾经是东方经济最富庶的繁华之地。
这里,曾经是东方文化最璀璨的风雅浪漫之地。
这里,曾经是东方社会最和谐的人间天堂。
最是人间繁华地
千年姑苏一山塘
坦率地说,在当今江南大地旅游经济成熟的古镇老街中,苏州山塘街的名气和旅游人数,只能算“叨陪末座”。是故,有人感叹:“而今苏州已成为举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对于山塘街,不要说列国的外宾,即使是苏州本地人,甚至是老苏州人,也少有人了解此街河的悠久历史、显赫身家和辉煌地位。”(牛示力编著《明清苏州山塘街河》)
与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南浔这类江南水乡古镇相比,山塘街的优势与历史文化价值何在?
山塘街,是一条长七里许(3600米)的古街,位于今日苏州金阊区内,东挽“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阊门,西携“吴中第一名胜”之虎丘,且与留园、寒山寺、西园寺等嘉园名刹毗邻而居,在古城苏州占尽山水人文之形胜。
按照民间人士的说法,“七里山塘街,如一条扁担,挑起了苏州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在我看来,山塘街宛若一道金箔银缕打造的水榭长廊,犹似一条吴锦苏绣编织的五彩纽带,一水蜿蜒,一路迤逦,上达于吴越春秋滥觞先河,下开启明清奕世红尘繁华,其历史文化的悠久、繁荣,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街衢体量之巨硕、繁复,又岂是异域他乡之所能攀附比肩?
先说山塘街西端阊门的历史。
阊门历来就是苏州古城的缩影,肇始于公元前514年的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督建一座“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格局“大城”,俗称“阖闾大城”,阊门为其八大城门之首,有“金阊银胥”之称。
据《吴越春秋》载述:“城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天庭之门)风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破楚门。”
阊门名气之远大、壮观,从先秦史册记载中可窥一斑。
相传,“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唯独遥望东南见吴阊门为之感叹:‘吴门城头有白马如练’。”
此后,随着吴越春秋争霸的结束,自公元4世纪南北朝开始,中原经济向长江以南拓展、兴起,千载以下,迄于明清,姑苏城阊门“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以至于曹雪芹撰写《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如此描述:“……按那石头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再说山塘街西端虎丘的历史。
虎丘,为姑苏城外平畴中一小丘,若纯以自然论,称得上风景优美,游客一旦步入头门山,登上千人石,仿佛置身于崇山峻岭,顿觉绝岩耸壑、茂竹修篁凌云叠翠,不愧为江左丘壑之表。
当然,让虎丘负“吴中第一名胜”之盛名的,还在于附丽其上的人文色彩。
虎丘初名海涌山,吴越春秋争霸,吴王阖闾在槜李大战中受伤,死于归途。其子夫差将他下葬海涌山,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
坊间人士传言:天下奇墓有二,一为秦始皇陵,一为阖闾墓。史载,夫差当时在海涌山岩石中为其父阖闾凿墓穴,盛放棺木,外套三重铜椁,穴中灌注水银,以三千扁诸剑和著名的鱼肠剑陪葬。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御驾虎丘挖掘阖闾墓,但见白虎雄踞,失望而归。三国时吴王孙权曾到此觅剑,掘岩为深池,亦无果而返。于是,虎丘剑池和阖闾墓成了吴中千古之谜。
东晋以降,天竺佛教风行华夏,司徒王珣、王珉兄弟在虎丘舍宅为寺,虎丘自此香火大盛,僧俗毕至——憨憨掘泉、生公说法、陆羽品水、墨客题咏,神仙弈棋,加之“吴中自昔繁盛,俗尚奢靡,竞节物,好遨游,行乐及时,终岁无虚日(《吴郡岁华纪丽》)”之风习使然,虎丘渐成吴中第一游冶之胜地。
一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阊门,一为“吴中第一名胜”的虎丘,两尊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砝码,带给山塘街这条“扁担”的是何等分量!
且看山塘街的身价、分量。
因为有大诗人白居易的首倡其功,自疏通筑成之时,山塘街便一展芳姿丽影,在“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显得卓尔不凡。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由杭州刺史改任苏州刺史,目睹苏州民众从阊门前往虎丘,须穿行跋涉田野阡陌、河沼漳流,往来颇艰,于是招募苏州民众在阊门与虎丘之间凿河修路,将凿河之淤泥沿河堆筑成一条东西贯通的七里长堤,堤上夹种桃李,河畔栽植荷莲,当时称之为武丘寺路(唐时因避其高祖“李虎”讳,改虎丘为武丘),后改名“白公堤”,民间谓之“山塘街”。
自此,水陆平行的山塘街、河,成了人们自阊门游虎丘的必由之路,骑马、坐轿、乘舟、步行各得其便。
对景抒情,诗人本色。白居易在《武丘寺路》一诗中对山塘街的描述,堪称历历如画、栩栩动人:“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画船载丽人。菱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
山塘街的修筑,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的便捷、风景的美观和游娱的兴旺,以繁盛市廛为特征的商业氛围,日渐成为七里山塘的主色调——
虎丘山塘,游赏者春秋为盛,当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花市则红紫缤纷,古玩则金玉灿烂,孩童弄具,竹器用物,鱼龙杂戏,罗布星列,令人目不暇接。至于红阑水阁,点缀画桥疏柳,斗茶、赌酒,肴馔倍于常价,而人愿之者,乐其便也。
明清之际,山塘街迎来它的繁盛时期。苏州城内阊胥两地域商业的发展已冲破传统市垣的限制,向西衍生,形成了山塘、枫桥、南北壕等地与城内呼应的又一带状商业网。
此外,京杭大运河在明清之际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运河南自杭州来,入吴江县境,自石塘北流经府城,又北绕白公堤(山塘街)出望亭入无锡县界,达京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由此,阊门、山塘附近成为南来北往的商贾、官员、士兵和漕运军民驻足停泊的必经之地,成了繁华的商品集散地和转运中心,山塘街一带居民数量骤增,商贸空前繁荣。
清康乾时期,苏州成为我国东南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大都会。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生动地描绘了一村(山前)、一镇(木渎)、一城(苏州)、一街(山塘)的繁荣市景。
从传世的文献和图册可知,彼时的山塘街,店铺林立,园墅遍布;千家民居临河照影;两岸红栏碧树逶迤,掩映秦楼楚馆、酒肆茶坊;潋滟波光之上,画舫笙歌四时不绝,所谓“人间天堂”,何过于此?
山塘街的旷世繁华丽姿,引大清朝两代帝王竞折腰。康熙五次驾幸虎丘,“出阊门,乘舟历山塘”。乾隆六下江南,尤喜骑马经山塘驻跸虎丘,留下“山塘策马揽山归”等九首吟咏山塘之御诗。
乾隆帝以“十全老人”自诩,阅尽人间奢华富丽,却似乎对山塘街情有独钟,御驾归京,意犹未尽,为其母钮祜禄氏皇太后七十寿诞所奉贺礼,竟然是在颐和园内建造了一座仿真的苏州山塘街!
也许,帝王的恩泽御旨,只代表他个人的喜好,倒不如苏州一位文人的评述来得“尽广大而致精微”——
七里山塘自唐代白居易守苏州以来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浓郁的吴文化特色,集旅游、民俗、商贸、工艺于一体,较之杭州的西湖与白堤更擅胜名,享有历史文化名街的千年盛誉。(蒋康《山塘街历史风貌概览》)
丰富多彩的形态,底蕴深醇的内涵,苏州山塘街堪负“吴中第一历史文化名街”之盛誉、美名。
“吴中第一历史文化名街”的内涵与价值
山水者,所以陶冶情怀;人文者,所以启迪智识。
作为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农业和商业文明积淀、升华的产物,苏州山塘街带给当今国人诸多的思考——
一个在唐代就已经在山塘形成了的全民旅游热潮,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这个世界所效仿。一个在宋元时期就已经相当繁华了的山塘商业氛围,人们现在还在努力地营造。一些在明清时代的山塘就已经蔚然成风的新鲜事物,人们似乎也只是到了今天才刚刚开始对它们有所认识。(徐刚毅《山塘寻梦》)
古为今用,自然之理。放眼山塘街,虽然我们可以浪漫地抒怀:“苏州人有了一条可以从容走进遥远年代的历史长廊”,但必须承认,当今国人对这条“吴中第一历史文化名街”的重新认知,才起于跬步。
还是让我们从对山塘街的三点置评——“老苏州的缩影,吴文化的窗口,天堂里的街市”的探究开始吧。
老苏州的缩影
苏州,古称姑苏。春秋时代,吴国名臣伍子胥督建于太湖东侧的水网地带上,其为城也,西依太湖,北枕长江,三千里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烟波浩渺三万六千顷太湖吞吐吴越,城中湖河星列,水网棋布,这在中国建城史上颇为独特,故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时至今日,苏州仍是中国城市中河道最长、桥梁最多的一座水乡城市,仍然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格局和“三横四纵一环”水系,被历史泰斗顾颉刚先生考定为“中国历史第一古城”。
从历史上看,姑苏城的宫室苑园、寺庙殿堂、茶坊酒肆、河道桥梁之多之美之丽之雅,在中国尚无其他城池可以与之媲美。
对老苏州——姑苏城最形象的文学描述,当属晚唐诗人杜荀鹤,其诗曰: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君在渔歌。
而山塘街,恰是杜荀鹤诗的形象再现。
宋代王安石有一句山塘绝对:“七里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道出了山塘街的形态分野。半塘以东,川流阊门,夹岸房舍鳞次栉比,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构成苏州水城典型特色;半塘以西,地接虎丘,云霞水竹,畎亩陂池,塔影钟声与茅屋炊烟相映带,红栏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为游赏最胜处。
所以,在山塘街,无论是闲庭信步,还是荡舟楫心,其水城特色、田园情调和山林野趣,三者可兼而得之。
苏州古城,素来以私家园林擅胜。
从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中考查,山塘街颇多私家园墅:一榭园、吟啸楼、仰止斋、萍香榭、得月楼、景贤阁、朱云子水亭、阜东草堂、西溪别业、海涌山庄、凫溪渔舍、蒋氏塔影园、三径小隐……还有许多名人寓舍,李绅、陆龟蒙、赵孟、于谦、沈周、王登、孙云球、名妓董小宛、卞玉京等在此寄寓。嘉园留胜迹,千载共风雅。
谈到历史上的苏州园林,不能不提及山塘街上的蒋氏塔影园。
苏州园林多达数百,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狮子林、艺圃、藕园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最能代表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及苏州人文精神的园林,当属“蒋氏塔影园”。该园建有四大建筑:万丈楼(敬奉大诗人李白)、怀杜阁(缅怀大诗人杜甫)、白公祠(崇祀大诗人白居易)、仰苏楼(敬仰大文豪苏东坡),把苏州城深醇的文化底蕴和苏州人的崇文品格彰显于世!
还有明末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在山塘街桐桥的寓舍,“小筑河滨,竹篱茅舍,寂闭水涯,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可谓风雅至极。
典型的姑苏民居,首推山塘街。
山塘街民居,临水而筑,平屋小楼,家家枕河,尽显苏州最为典型的水巷风情。这里,古街与长河相依偎,水居临河,蠡窗漆门,下设独家水埠,从屋内向外眺望,皆为一幅幅天然图画:一窗水色天光,一门长河风景,水埠石阶将水与居融为一体,水中是墨彩的倒影,墙上是水色的光晕,交相映照,别有风致。
当代一位文人以蕴涵哲思的文笔写道——
山塘民居是市井生活的写照。在这里,在姑苏的园林里,我们可以找到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人与水呈现一种自然的融合关系,符合地理气候特点的园林和民居,俨然是现代人苦苦追求的生态建筑,以粉墙黛瓦为基本元素,构筑了富有东方文化神韵的黑白世界,整体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有了“流水”、“人家”的韵致,自然少不了 “小桥”的点睛。江南古城、古镇、古街、古村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水不桥”。中唐诗人杜牧以一首七绝“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将淮左名都扬州刻画得风雅旖旎。
其实,作为东南第一大都会的水城苏州,其桥梁之多,较扬州尤过之,所谓“红栏三百九十桥”是也。看看历史上的山塘河上,大小桥梁四十座,号称“四十津梁”,现尚存十九座,无论是单体桥还是组合桥,其形制之美,多冠绝东南。
普济桥,现为苏州市区唯一的三孔石拱桥,建于康熙四十九年,桥上镌刻一联:“东望鸿城水绕山塘连七里;西落虎阜云岩塔影立春秋”,以表此桥超迈吴中的非凡气势。
普济桥、同善桥、白公桥三桥组合,由高圆的普济桥居中,南接长平方的同善桥,北接甚矮小的白公桥,三桥连呈“S”型,三美组合的桥韵之美,除彩云工型桥外,全苏州众桥无出其右。
再如半塘桥、广福桥的组合,两桥夹山塘河而峙,其上又飞架一座彩云桥,如此三桥合一的“工”型桥,其奇、其特、其美,可谓独步东南!
上溯中唐时代,诗人白居易眼中的姑苏城,已是“半酣凭栏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脉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
下迄明清盛时,七里山塘长堤已俨然一条历史文化的长街:举凡山水名胜、寺院、祠堂、塔院、冢墓、坊表、义局、会馆、宅第、桥梁等,有案可考的古迹达三百多处,见诸于历史文献,亦堪叹赏——
若夫白公堤者,山郭近而轮鞅喧,水村深而帆樯集……买鱼沽酒,行旅如云;走马呼鹰,飞尘蔽日……晚村人语,远归白社之烟;晓市华声,惊破红楼之梦。草际而香车属,水边而丽人多。临溪居者千家,面山行者七里。(明·王登《重修白公堤疏》
今日,伫立于新民桥上,凝眸东览西眺,递见津梁飞虹,一水画舫轻悠;墨彩清远,两岸柳丝弄碧;粉墙黛瓦,七里比屋鳞次……老苏州之缩影,风姿依然!
吴文化的窗口
文化,按《辞海》诠释: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在古代中国,文化被称为文治和教化,“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对苏州山塘街所呈现的“吴文化”特征,可谓擘分恢廓、熨帖入微。
东西分化,南北分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之理。
泱泱中华,地域广袤,仅就南北方而言,自古差异很大。北方多呈现单一自然的统一系统,分久必合。而在南方,多元性明显,即便是同处长江以南,楚地的雄旷,比拟于洞庭湖,遂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盖世豪言;风物旖旎的吴地,比拟于太湖,则有“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豪迈中孕育精致。
从上古时代起,比诸北方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朴实、粗犷、刚劲、拙直的社会性格来说,吴人显得“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容纳、进取”,反映在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则为“崇幽静,兼顾群体;尊道德,讲求和谐;爱舒适,颇好风雅;擅文艺,重农重工亦重商”,洋洋大观,不胜枚举。
见微而知著,从苏州的古代风俗,可以管窥而识之。
据《吴县志》记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旨酒嘉肴、画船箫鼓,咄嗟而办。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富室朱门,相引而入,花晨月夕,竞为胜会,见者移情。”
上述风俗尤以山塘街为最,赫然位于吴地之首,有清代袁学澜《山塘观清明赛会》一诗为证:“东风锈陌吹香尘,莺花艳集苏台春。冶游士女空巷出,山塘寒食看迎神。”
山塘七里街衢塞。从二月十二百花节、三月山塘看会、游春玩景、谷雨看牡丹、五月山塘竞渡、六月珠兰茉莉花市、虎丘灯船、荷花生日、七月中元节、八月中秋节、千人石听歌、木樨市、九月重阳节、菊花山、十月朝,到元夕之夜走三桥,联翩不绝的人间岁华风情,在山塘街蔚为大观。
吴中虽游乐之风盛行,但道德教化的力量亦不容小觑。
北宋末年四大奸臣之一的苏州人朱以花石纲误国,其子孙遭摒斥,不得进入“四民”(士、农、工、商)之列,被迫改行在山塘街的斟酌桥畔以种植花卉谋生,竟然成就了姑苏“百花络绎,香风远袭”的花市——“苹末风微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买,帘内珠兰茉莉香”和“苏州好,小树种山塘。半尺青松虬杆古,一拳文石藓苔苍。盆里画潇湘”,流传为天下美谈。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其间,社会的核心组织是“家族”,而宗祠、乡贤祠、功德祠、节孝祠这四类祠堂,则是社会和家族组织中最主要的载体和活动场所。据19世纪史乘记载,明清时期,这四类祠堂在山塘街竟多达六十五座,盛状冠于吴中。
伫立在山塘街万福桥东侧的贝程氏节孝牌坊,为当今大名鼎鼎建筑大师的贝聿铭十五世祖先——明朝礼部儒士贝启祚之妻程氏而立。
顺治二年(1645),贝启祚辞世,留下二十七岁的程氏和一个七岁孤儿。程氏苦志守节三十四年,一人起早摸黑,绩麻纺棉而度日,将孤儿抚养长大,才有了今日吴中贝氏辉煌的后代。二百多年来,这座高大而苍凉的贝程氏节孝牌坊,向世人诉说着“吴文化”坚韧不息的一面。
常言道:吴侬软语,柔情入骨。“七里山塘春水软,一声柔橹一销魂”(周瘦鹃《七里山塘》)即是形象的写照。然而,当你来到山塘街最具纪念意义的一处文物——五人墓与葛贤墓(详事见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和张溥《五人墓碑记》),又会为中国古代史上壮烈的一页——苏州人反抗明末苛税、太监专政的节烈风骨而震撼。
令人称奇的是,一生作诗数万首,虽自鸣得意,实则诗才平庸的乾隆帝,激奋之下竟也写出了唐人风骨的唯一好诗:“五人攘雄臂,夺取以俄顷。终焉饮属镂,劲血洒风冷。身纵一时亡,名乃千秋永。”
对此,当代苏州人亦有精彩评价——
虎丘山塘,七里莺花,一湖风月,未免有太多的脂粉气、绮罗香,但这山塘街“奋乎百世”的五人墓以及葛贤墓隐隐间透出了一股侠骨义胆的阳刚之气,顿使“七里塘边,英气鼓,怒涛飞雪”。(徐文高《义风千古五人墓》)
武有黄埔,文有南社。
1909年11月3日,陈去病、柳亚子等十七人在山塘街绿水桥西的抗清罹难英雄张国维的祠堂雅集,组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会员最多时达一千六百五十多人,其中很多人,包括黄兴、宋教仁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对清王朝的覆没、对近代中国各种先进社会文化的推介与建立,发轫于山塘街的南社于功大焉。
在山塘街,内涵广远深厚的“吴文化”让人寻绎无尽。
天堂里的街市
称山塘街为“天堂里的街市”,有着充足的依据和翔实的内容。
天堂的美,我们可以漫空想象,而落实到人间,其实就是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之美。
历史上的山塘街,这样的和谐之美无处不在。
一条碧水潺湲的山塘河,是山塘街康健、灵动的脉搏。清代,苏州丝绸纺织业十分发达,阊门外一度染坊林立,虎丘、山塘街一带水环境为之污染。
乾隆二年(1737),一座《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岿然竖立在虎丘山门口。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为防止水污染而立下的法规,比英国的《水质污染控制法》早96年,比美国的《河川港湾法》早162年。
在寰球污染严重的当代,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和平组织正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殊不知,在天蓝水清的三百多年前,苏州人已具备强烈的生态环保意识。
康熙九年(1670),江苏布政慕天颜创始“虎丘山塘及运河一切支巷,严禁网捕,为放生官河”的政令。
乾隆六十年(1795),颁立《元和县永禁渔船虎丘放生河道网捕碑》。
嘉庆二十四年(1819),颁立《苏州府永禁渔船虎丘一带放生官河采捕碑》。
鱼生则水清。截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山塘街沿岸众多民居、茶坊、酒楼、花圃、酒坊的饮用水和酿水,皆取自山塘河。俯仰古今,上述三部“为天下先”的生态环保法令和一条政令,带给世人良多惠泽和启示。
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历史演进过程。这其中,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生,攸关文明的进程与升华。
让我们撷取明清繁荣时期的山塘街一角社会景象。
野芳浜,山塘河上画舫最大的集泊点,浜口两岸为宴饮丛集场所。在这里,达官贵人、富豪士绅可以享受着“隔岸飞花拥游骑,到门沽酒客船停。我来常作山公醉,一卧垆头未肯醒”,穷人百姓则可以视为“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儿觅食乡。”
阊门之外,七里山塘,还呈现一幅市廛繁华、文化繁荣的全景图。神州各地的会馆、公所麇集于此,工商百业各擅其长,各阶层的人们——工匠、商人、花农、梨园弟子、艺妓等三教九流与上流社会达官贵人在此和谐相处,构成了那个时代十分罕见的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氛围。
而山塘街上相当完善的民政救济慈善机构的设立,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
普济堂,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收养无依靠的男性老人;清节堂,收养无依靠的节妇、孤女。其他如种德堂、诚正堂、永仁堂、同善堂、昌善堂,担负起山塘街一带施衣、施药、收埋尸骸、施舍棺材、放生、修桥、筑路等社会义务,使七里山塘的市民生态呈现一派怡然、翕然、井然的景象,犹似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描述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也可以说,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之美,成就了山塘街的百业繁荣、几度繁华。
于是,在清代,有文人吴绮《闰五月二日山塘泛舟序》的记述——
葡萄百斛,稳载中流。杨柳千行,分披两岸。水环花市,绿波时泛幽香;风飐酒,翠幔偏多妖丽。玉箫金管,官袍迥出人间;锦缆青帘,画舫浑疑天上。
在当代,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荣膺者李政道的感言——
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如果天堂有苏州十分之一的美丽,那就很好了。
七里山塘修复之日,
东方文明再造之功
自公元9世纪20年代肇创,千秋风光绮丽、市廛繁华,是山塘街的魅力所在和发展的主线。然而,历史风云聚散,人间几度沧桑,美好如许的山塘街,也曾三次横遭劫难。
第一次在南宋初年,金兀术率兵攻占苏州,烧杀屠戮五昼夜,士民十之六七被害,山塘街一片荒凉。
第二次在元朝末年,张士诚占据苏州,在虎丘、阊门一带筑土城与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常遇春决战,山塘街又遭灭顶之灾。
第三次在清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率太平军进攻苏州,清军溃败前放火焚烧阊门外所有市居,山塘街遭罹空前劫难,兵燹一炬,数百年繁华终成焦土。后来,山塘街虽有恢复,却难再现昔日繁华冠于东南的盛景。
20世纪80年代,当文史工作者徐文高第一次翻阅清代顾禄撰述的《桐桥倚棹录》,惊叹继之以慨然:几十年萧条寂寥地伴随身边的山塘街,竟然有那么辉煌的历史!他在2002年重修出版的《山塘钩沉录》自序中写道:
世事兴衰,七里繁华已化渺渺影梦;岁月消磨,一堤风物亦逐茫茫云烟……予生于斯,长于斯,若坐视其湮没无闻,自觉有愧于前贤后人,必负疚而不安,遂萌钩沉之心焉。
山塘街的历史文化价值,也逐渐在苏州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苏州,始建于春秋,兴旺于唐宋,而繁盛于明清,千秋基业良多遗存,市域内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13处,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西安。有鉴于此,1982年,苏州市被国务院首批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更令世人瞩目的是它那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兴起,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均列于全国大中城市前茅,五个县级市均位居全国百强县前10位,“新苏州”——国家级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洋苏州”——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成为当代苏州最响亮的两张城市名片。
钱塘自古繁华。当杭州以光鲜逾昔的休闲旅游新形象再次拾回国人对江南“人间天堂”的美好认识,苏州作为另一与其媲美之江南胜地,似乎已从人们的视线里淡出。
然而,苏州近年来的变化,再次验证了“吴文化”精深如江海、气势干虹霓的融汇与复兴能力。
世纪递嬗,在提出“一体两翼,古城居中”的城市总体发展思路之后,苏州市委、市政府实施了“东进沪西,北拓平相,南优吴松,西育太湖”的城市布局,从而防止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古城的建设性破坏,继之又提出“三古一湖”(古典园林、水乡古镇、千年古城和太湖)的发展战略。
上述战略发展三部曲,遂使“老苏州”伊面新颜贯古今——平江历史街区、苏博新馆、东西中市、阊门历史街区至山塘历史街区如珠玉串联生辉,形成一条完整的苏州历史街区“紫线保护带”。
山塘街区,作为苏州的桥文化、水文化、吴文化、民俗文化、工商文化的浓缩、集聚之地,有国家、省、市级文保单位11处,市级控保建筑16处,古牌坊9处,其他古迹40余处,在苏州市总体规划中被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2002年5月8日,苏州市委常委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性修复试验段工程规划》,由金阊区负责具体实施。
金阊区位于苏州市的地理中心,是苏州行政中心、体育中心、演艺中心所在地,是虎丘、留园、山塘等风景名胜的集中地,亦是石路商贸文化和寒山寺、西园等宗教文化活动的集聚地。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浓厚的人文积淀,在金阊区留下了众多古宅、古街、古桥、古迹,使之成为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修复山塘街,金阊区委书记翟晓声的认识颇为深刻。他说:“山塘街,是苏州人的骄傲,更是金阊人的骄傲。山塘街的价值,就在于它那千古积淀的深厚内涵。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复制一条古街,而是要通过对这条古街的保护性修复,让它的文化、历史能够折射出更多的光辉。走进山塘,一如走进江南美好的细节:青山,绿水,小桥,人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与文化在这里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才是我们去修复山塘街的意义所在。”
九月的江南,正从炎炎燠热之夏进入丹桂飘香的金秋。在金阊区,区长盛蕾、区委副书记平龙根向《经济》记者介绍了七年来修复山塘街的历程。
2002年启动规划之前,金阊区组织专人对山塘街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挖掘,先后出版了《山塘钩沉录》等七部文化丛书,又与周庄之类水乡古镇的特质相比较,将山塘历史文化街区总体定位为“水城古街”,在修复中要全景展示“老苏州的缩影”(在风貌上要体现老苏州的建筑特色)、“吴文化的窗口”(使用上要传承吴文化的精髓)、“天堂里的街市”(管理上是开放式的街区,体现原生态的居民生活),并确立“先挖掘再规划,先规划再试验,先试验再铺开”的保护性修复原则。
在编制《山塘历史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金阊区对全长3600米、占地136.75公顷的山塘历史街区制定了三个阶段修复规划,以“保护风貌,修旧如旧,延年益寿,有机更新”的规划理念,严格遵循“分级分类保护”原则,做到修缮占80%,移建占15%,新建控制在5%以内,完成了风貌整治线、基础设施线、绿化美化线、景观灯光线和渡僧桥入口牌楼、唐孝子坊、野芳浜等重要节点建设,恢复了部分历史遗存。
在山塘街保护性修复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先后有贝聿铭、罗哲文、周干峙、李政道等专家学者和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巴达兰、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等外国嘉宾到此考察。2008年,山塘街被评为中国民族建筑事业杰出贡献奖、苏州市纪念改革开放30年30项民心工程之一。
对金阊区来说,山塘历史街区的保护性修复才拉开了序幕,下一步工作将遵循“渐进式、微循环、小规模、不间断”方式和保护与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在向纵深推进方面谋求新的突破。
2009年,金阊区将完成对山塘街普福禅寺(《红楼梦中隐指的葫芦庙遗址》、贝家祠堂、桐桥遗址、陕西会馆、张国维祠堂(南社第一次雅集处)等5个重要节点的保护修复,启动对义风堂、观音阁、贝家祠堂沿河景观、山塘街入口巷门、山塘街东入口观光平台等5个重要节点的保护,使之与山塘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相协调。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当代苏州对山塘街的修复、重建,东方文明高度繁华、和谐的绮丽之光,将再次映耀古老江南的“天堂”之地。
在对一些专家、学者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对山塘街修复也还存有遗憾之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体制的掣肘。历史上的山塘街,与虎丘、阊门组成一个完整的一荣俱荣的街区概念。而今,山塘街归属于金阊区,阊门归属于平江区,虎丘的管辖权归属于苏州市园林局,各有所需,各司其职,如果三方形成合力,将为山塘街的整体修复创造一个更为理想的发展平台。从山塘街的整体修复、旅游和文化市场的开发来讲,亟待突破这种分散的行政管理机制,让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虎丘、山塘、阊门风貌街区,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完整的画卷。
此外,对山塘街的整体修复,还需要专家的支援和政府的政策。一般来说,一个历史文化区块项目的重建,还需要靠周边的开发来进行平衡,如果没有一个政策机制,就事论事地去修、去建,则很难持续下去。在修复、管理山塘街的同时,还要注重它的开发,包括政府行政管理的充分授权,才能让这条古街更好地整合和连动起来。
离开金阊区,已是薄暮时分,夕阳下的山塘,一派街区谐美、水色曼丽的辉煌。
于是,又想范小青《重游山塘》的隽语:“古城已经失去了许多山塘街、山塘河,坚守住古城最后的老街,是我们每一个苏州人的责任。修复一条老山塘,留下苏州人以前的生活的旧影,这一种功德不亚于建设十条百条‘新山塘’。让今天的苏州人,让苏州人的子孙后代,也让无数的外地人、外国人,都来走一走老山塘,从老街上获得的感受,从旧巷里汲取的养料,也不亚于驱车到苏州新区园区走一圈的所获所得。”
一条修复臻美的山塘街,将在展示东方古代文明鼎盛繁华与高度和谐的风采的同时,为苏州、为江苏、也为中国赢得世界的赞誉。
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才是理想的形态,一直是中华历代先哲上下求索的目标。从儒家经典的“大同世界”,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不体现了对这一目标的理想诉求。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先人所描述的情景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在中国的江南一个地方,此目标曾几度化为现实,而且升华为繁荣中的和谐。这个地方,就是苏州的山塘街。
让我们从中国的江南说起。
美,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对美的追求,促成了人类自身的进步与社会的繁荣。
人世间,有自然之美,有生活之美。 在中国,能将此二者臻于完美结合的,无疑为苏、杭二州。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作为一名有学养的中国人,即使没有游历过江南,也必定从古典诗词中领略过江南的美丽与曼妙。
譬如,先后做过杭州、苏州两地刺史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以一阕流传千古的小令《忆江南》,让人每闻江南而激赏——“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而处于唐末五代的诗人韦庄,则以一阕绮丽、温婉、写实的《菩萨蛮》,让江南过目难忘——“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美到了让人忘却 “落叶归根”,可见江南魅力之难挡。
既然如此,对代表东方古代文明最高水准的城市——苏州和杭州的真切认知,便显得颇为必要。
当今定位于“休闲之都”的杭州,我们似乎可以轻松面对:自古迄今,杭州多以湖光山色、歌舞升平擅胜,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再加上柳永的《望海潮》“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戏钓叟莲娃”,已将杭州的表里风情解读七分。
而苏州呢?
苏州作为吴文化之渊薮,2500多年前吴王阖闾于此筑城而成就“春秋霸业”;唐大历年间升为江南唯一雄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宋代风物雄丽,为东南诸州之冠;明清之际为“东南一大都会”,中华最繁华富庶之中心城市,可谓天下巨丽,萃于苏州,又岂是几句“物阜民丰,园林清嘉,人文彬蔚”所能概述之?
所以,若在江南大地遴选一必游之地,则非苏州城莫属。
昔日,苏轼有言:“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憾事也。”但当你得知有一处堪称“老苏州的缩影,吴文化的窗口,天堂里的街市”,那么,这片名叫“山塘街”的景区,就成了你莅临苏州的必游之地。
2009年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苏州的山塘街,而今,在苏州市阊门与虎丘之间,当我盘桓于红栏碧树间的石径小桥,游弋于琉璃碧水的七里清川,沉浸于迹往名留的风物史册,我才发现——在江南,历史厚重、博大精深的山塘街,才是无可比拟的!
这里,曾经是东方经济最富庶的繁华之地。
这里,曾经是东方文化最璀璨的风雅浪漫之地。
这里,曾经是东方社会最和谐的人间天堂。
最是人间繁华地
千年姑苏一山塘
坦率地说,在当今江南大地旅游经济成熟的古镇老街中,苏州山塘街的名气和旅游人数,只能算“叨陪末座”。是故,有人感叹:“而今苏州已成为举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对于山塘街,不要说列国的外宾,即使是苏州本地人,甚至是老苏州人,也少有人了解此街河的悠久历史、显赫身家和辉煌地位。”(牛示力编著《明清苏州山塘街河》)
与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南浔这类江南水乡古镇相比,山塘街的优势与历史文化价值何在?
山塘街,是一条长七里许(3600米)的古街,位于今日苏州金阊区内,东挽“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阊门,西携“吴中第一名胜”之虎丘,且与留园、寒山寺、西园寺等嘉园名刹毗邻而居,在古城苏州占尽山水人文之形胜。
按照民间人士的说法,“七里山塘街,如一条扁担,挑起了苏州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在我看来,山塘街宛若一道金箔银缕打造的水榭长廊,犹似一条吴锦苏绣编织的五彩纽带,一水蜿蜒,一路迤逦,上达于吴越春秋滥觞先河,下开启明清奕世红尘繁华,其历史文化的悠久、繁荣,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街衢体量之巨硕、繁复,又岂是异域他乡之所能攀附比肩?
先说山塘街西端阊门的历史。
阊门历来就是苏州古城的缩影,肇始于公元前514年的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督建一座“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格局“大城”,俗称“阖闾大城”,阊门为其八大城门之首,有“金阊银胥”之称。
据《吴越春秋》载述:“城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天庭之门)风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破楚门。”
阊门名气之远大、壮观,从先秦史册记载中可窥一斑。
相传,“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唯独遥望东南见吴阊门为之感叹:‘吴门城头有白马如练’。”
此后,随着吴越春秋争霸的结束,自公元4世纪南北朝开始,中原经济向长江以南拓展、兴起,千载以下,迄于明清,姑苏城阊门“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以至于曹雪芹撰写《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如此描述:“……按那石头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再说山塘街西端虎丘的历史。
虎丘,为姑苏城外平畴中一小丘,若纯以自然论,称得上风景优美,游客一旦步入头门山,登上千人石,仿佛置身于崇山峻岭,顿觉绝岩耸壑、茂竹修篁凌云叠翠,不愧为江左丘壑之表。
当然,让虎丘负“吴中第一名胜”之盛名的,还在于附丽其上的人文色彩。
虎丘初名海涌山,吴越春秋争霸,吴王阖闾在槜李大战中受伤,死于归途。其子夫差将他下葬海涌山,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
坊间人士传言:天下奇墓有二,一为秦始皇陵,一为阖闾墓。史载,夫差当时在海涌山岩石中为其父阖闾凿墓穴,盛放棺木,外套三重铜椁,穴中灌注水银,以三千扁诸剑和著名的鱼肠剑陪葬。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御驾虎丘挖掘阖闾墓,但见白虎雄踞,失望而归。三国时吴王孙权曾到此觅剑,掘岩为深池,亦无果而返。于是,虎丘剑池和阖闾墓成了吴中千古之谜。
东晋以降,天竺佛教风行华夏,司徒王珣、王珉兄弟在虎丘舍宅为寺,虎丘自此香火大盛,僧俗毕至——憨憨掘泉、生公说法、陆羽品水、墨客题咏,神仙弈棋,加之“吴中自昔繁盛,俗尚奢靡,竞节物,好遨游,行乐及时,终岁无虚日(《吴郡岁华纪丽》)”之风习使然,虎丘渐成吴中第一游冶之胜地。
一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阊门,一为“吴中第一名胜”的虎丘,两尊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砝码,带给山塘街这条“扁担”的是何等分量!
且看山塘街的身价、分量。
因为有大诗人白居易的首倡其功,自疏通筑成之时,山塘街便一展芳姿丽影,在“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显得卓尔不凡。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由杭州刺史改任苏州刺史,目睹苏州民众从阊门前往虎丘,须穿行跋涉田野阡陌、河沼漳流,往来颇艰,于是招募苏州民众在阊门与虎丘之间凿河修路,将凿河之淤泥沿河堆筑成一条东西贯通的七里长堤,堤上夹种桃李,河畔栽植荷莲,当时称之为武丘寺路(唐时因避其高祖“李虎”讳,改虎丘为武丘),后改名“白公堤”,民间谓之“山塘街”。
自此,水陆平行的山塘街、河,成了人们自阊门游虎丘的必由之路,骑马、坐轿、乘舟、步行各得其便。
对景抒情,诗人本色。白居易在《武丘寺路》一诗中对山塘街的描述,堪称历历如画、栩栩动人:“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画船载丽人。菱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
山塘街的修筑,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的便捷、风景的美观和游娱的兴旺,以繁盛市廛为特征的商业氛围,日渐成为七里山塘的主色调——
虎丘山塘,游赏者春秋为盛,当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花市则红紫缤纷,古玩则金玉灿烂,孩童弄具,竹器用物,鱼龙杂戏,罗布星列,令人目不暇接。至于红阑水阁,点缀画桥疏柳,斗茶、赌酒,肴馔倍于常价,而人愿之者,乐其便也。
明清之际,山塘街迎来它的繁盛时期。苏州城内阊胥两地域商业的发展已冲破传统市垣的限制,向西衍生,形成了山塘、枫桥、南北壕等地与城内呼应的又一带状商业网。
此外,京杭大运河在明清之际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运河南自杭州来,入吴江县境,自石塘北流经府城,又北绕白公堤(山塘街)出望亭入无锡县界,达京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由此,阊门、山塘附近成为南来北往的商贾、官员、士兵和漕运军民驻足停泊的必经之地,成了繁华的商品集散地和转运中心,山塘街一带居民数量骤增,商贸空前繁荣。
清康乾时期,苏州成为我国东南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大都会。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生动地描绘了一村(山前)、一镇(木渎)、一城(苏州)、一街(山塘)的繁荣市景。
从传世的文献和图册可知,彼时的山塘街,店铺林立,园墅遍布;千家民居临河照影;两岸红栏碧树逶迤,掩映秦楼楚馆、酒肆茶坊;潋滟波光之上,画舫笙歌四时不绝,所谓“人间天堂”,何过于此?
山塘街的旷世繁华丽姿,引大清朝两代帝王竞折腰。康熙五次驾幸虎丘,“出阊门,乘舟历山塘”。乾隆六下江南,尤喜骑马经山塘驻跸虎丘,留下“山塘策马揽山归”等九首吟咏山塘之御诗。
乾隆帝以“十全老人”自诩,阅尽人间奢华富丽,却似乎对山塘街情有独钟,御驾归京,意犹未尽,为其母钮祜禄氏皇太后七十寿诞所奉贺礼,竟然是在颐和园内建造了一座仿真的苏州山塘街!
也许,帝王的恩泽御旨,只代表他个人的喜好,倒不如苏州一位文人的评述来得“尽广大而致精微”——
七里山塘自唐代白居易守苏州以来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浓郁的吴文化特色,集旅游、民俗、商贸、工艺于一体,较之杭州的西湖与白堤更擅胜名,享有历史文化名街的千年盛誉。(蒋康《山塘街历史风貌概览》)
丰富多彩的形态,底蕴深醇的内涵,苏州山塘街堪负“吴中第一历史文化名街”之盛誉、美名。
“吴中第一历史文化名街”的内涵与价值
山水者,所以陶冶情怀;人文者,所以启迪智识。
作为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农业和商业文明积淀、升华的产物,苏州山塘街带给当今国人诸多的思考——
一个在唐代就已经在山塘形成了的全民旅游热潮,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这个世界所效仿。一个在宋元时期就已经相当繁华了的山塘商业氛围,人们现在还在努力地营造。一些在明清时代的山塘就已经蔚然成风的新鲜事物,人们似乎也只是到了今天才刚刚开始对它们有所认识。(徐刚毅《山塘寻梦》)
古为今用,自然之理。放眼山塘街,虽然我们可以浪漫地抒怀:“苏州人有了一条可以从容走进遥远年代的历史长廊”,但必须承认,当今国人对这条“吴中第一历史文化名街”的重新认知,才起于跬步。
还是让我们从对山塘街的三点置评——“老苏州的缩影,吴文化的窗口,天堂里的街市”的探究开始吧。
老苏州的缩影
苏州,古称姑苏。春秋时代,吴国名臣伍子胥督建于太湖东侧的水网地带上,其为城也,西依太湖,北枕长江,三千里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烟波浩渺三万六千顷太湖吞吐吴越,城中湖河星列,水网棋布,这在中国建城史上颇为独特,故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时至今日,苏州仍是中国城市中河道最长、桥梁最多的一座水乡城市,仍然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格局和“三横四纵一环”水系,被历史泰斗顾颉刚先生考定为“中国历史第一古城”。
从历史上看,姑苏城的宫室苑园、寺庙殿堂、茶坊酒肆、河道桥梁之多之美之丽之雅,在中国尚无其他城池可以与之媲美。
对老苏州——姑苏城最形象的文学描述,当属晚唐诗人杜荀鹤,其诗曰: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君在渔歌。
而山塘街,恰是杜荀鹤诗的形象再现。
宋代王安石有一句山塘绝对:“七里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道出了山塘街的形态分野。半塘以东,川流阊门,夹岸房舍鳞次栉比,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构成苏州水城典型特色;半塘以西,地接虎丘,云霞水竹,畎亩陂池,塔影钟声与茅屋炊烟相映带,红栏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为游赏最胜处。
所以,在山塘街,无论是闲庭信步,还是荡舟楫心,其水城特色、田园情调和山林野趣,三者可兼而得之。
苏州古城,素来以私家园林擅胜。
从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中考查,山塘街颇多私家园墅:一榭园、吟啸楼、仰止斋、萍香榭、得月楼、景贤阁、朱云子水亭、阜东草堂、西溪别业、海涌山庄、凫溪渔舍、蒋氏塔影园、三径小隐……还有许多名人寓舍,李绅、陆龟蒙、赵孟、于谦、沈周、王登、孙云球、名妓董小宛、卞玉京等在此寄寓。嘉园留胜迹,千载共风雅。
谈到历史上的苏州园林,不能不提及山塘街上的蒋氏塔影园。
苏州园林多达数百,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狮子林、艺圃、藕园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最能代表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及苏州人文精神的园林,当属“蒋氏塔影园”。该园建有四大建筑:万丈楼(敬奉大诗人李白)、怀杜阁(缅怀大诗人杜甫)、白公祠(崇祀大诗人白居易)、仰苏楼(敬仰大文豪苏东坡),把苏州城深醇的文化底蕴和苏州人的崇文品格彰显于世!
还有明末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在山塘街桐桥的寓舍,“小筑河滨,竹篱茅舍,寂闭水涯,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可谓风雅至极。
典型的姑苏民居,首推山塘街。
山塘街民居,临水而筑,平屋小楼,家家枕河,尽显苏州最为典型的水巷风情。这里,古街与长河相依偎,水居临河,蠡窗漆门,下设独家水埠,从屋内向外眺望,皆为一幅幅天然图画:一窗水色天光,一门长河风景,水埠石阶将水与居融为一体,水中是墨彩的倒影,墙上是水色的光晕,交相映照,别有风致。
当代一位文人以蕴涵哲思的文笔写道——
山塘民居是市井生活的写照。在这里,在姑苏的园林里,我们可以找到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人与水呈现一种自然的融合关系,符合地理气候特点的园林和民居,俨然是现代人苦苦追求的生态建筑,以粉墙黛瓦为基本元素,构筑了富有东方文化神韵的黑白世界,整体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有了“流水”、“人家”的韵致,自然少不了 “小桥”的点睛。江南古城、古镇、古街、古村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水不桥”。中唐诗人杜牧以一首七绝“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将淮左名都扬州刻画得风雅旖旎。
其实,作为东南第一大都会的水城苏州,其桥梁之多,较扬州尤过之,所谓“红栏三百九十桥”是也。看看历史上的山塘河上,大小桥梁四十座,号称“四十津梁”,现尚存十九座,无论是单体桥还是组合桥,其形制之美,多冠绝东南。
普济桥,现为苏州市区唯一的三孔石拱桥,建于康熙四十九年,桥上镌刻一联:“东望鸿城水绕山塘连七里;西落虎阜云岩塔影立春秋”,以表此桥超迈吴中的非凡气势。
普济桥、同善桥、白公桥三桥组合,由高圆的普济桥居中,南接长平方的同善桥,北接甚矮小的白公桥,三桥连呈“S”型,三美组合的桥韵之美,除彩云工型桥外,全苏州众桥无出其右。
再如半塘桥、广福桥的组合,两桥夹山塘河而峙,其上又飞架一座彩云桥,如此三桥合一的“工”型桥,其奇、其特、其美,可谓独步东南!
上溯中唐时代,诗人白居易眼中的姑苏城,已是“半酣凭栏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脉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
下迄明清盛时,七里山塘长堤已俨然一条历史文化的长街:举凡山水名胜、寺院、祠堂、塔院、冢墓、坊表、义局、会馆、宅第、桥梁等,有案可考的古迹达三百多处,见诸于历史文献,亦堪叹赏——
若夫白公堤者,山郭近而轮鞅喧,水村深而帆樯集……买鱼沽酒,行旅如云;走马呼鹰,飞尘蔽日……晚村人语,远归白社之烟;晓市华声,惊破红楼之梦。草际而香车属,水边而丽人多。临溪居者千家,面山行者七里。(明·王登《重修白公堤疏》
今日,伫立于新民桥上,凝眸东览西眺,递见津梁飞虹,一水画舫轻悠;墨彩清远,两岸柳丝弄碧;粉墙黛瓦,七里比屋鳞次……老苏州之缩影,风姿依然!
吴文化的窗口
文化,按《辞海》诠释: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在古代中国,文化被称为文治和教化,“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对苏州山塘街所呈现的“吴文化”特征,可谓擘分恢廓、熨帖入微。
东西分化,南北分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之理。
泱泱中华,地域广袤,仅就南北方而言,自古差异很大。北方多呈现单一自然的统一系统,分久必合。而在南方,多元性明显,即便是同处长江以南,楚地的雄旷,比拟于洞庭湖,遂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盖世豪言;风物旖旎的吴地,比拟于太湖,则有“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豪迈中孕育精致。
从上古时代起,比诸北方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朴实、粗犷、刚劲、拙直的社会性格来说,吴人显得“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容纳、进取”,反映在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则为“崇幽静,兼顾群体;尊道德,讲求和谐;爱舒适,颇好风雅;擅文艺,重农重工亦重商”,洋洋大观,不胜枚举。
见微而知著,从苏州的古代风俗,可以管窥而识之。
据《吴县志》记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旨酒嘉肴、画船箫鼓,咄嗟而办。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富室朱门,相引而入,花晨月夕,竞为胜会,见者移情。”
上述风俗尤以山塘街为最,赫然位于吴地之首,有清代袁学澜《山塘观清明赛会》一诗为证:“东风锈陌吹香尘,莺花艳集苏台春。冶游士女空巷出,山塘寒食看迎神。”
山塘七里街衢塞。从二月十二百花节、三月山塘看会、游春玩景、谷雨看牡丹、五月山塘竞渡、六月珠兰茉莉花市、虎丘灯船、荷花生日、七月中元节、八月中秋节、千人石听歌、木樨市、九月重阳节、菊花山、十月朝,到元夕之夜走三桥,联翩不绝的人间岁华风情,在山塘街蔚为大观。
吴中虽游乐之风盛行,但道德教化的力量亦不容小觑。
北宋末年四大奸臣之一的苏州人朱以花石纲误国,其子孙遭摒斥,不得进入“四民”(士、农、工、商)之列,被迫改行在山塘街的斟酌桥畔以种植花卉谋生,竟然成就了姑苏“百花络绎,香风远袭”的花市——“苹末风微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买,帘内珠兰茉莉香”和“苏州好,小树种山塘。半尺青松虬杆古,一拳文石藓苔苍。盆里画潇湘”,流传为天下美谈。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其间,社会的核心组织是“家族”,而宗祠、乡贤祠、功德祠、节孝祠这四类祠堂,则是社会和家族组织中最主要的载体和活动场所。据19世纪史乘记载,明清时期,这四类祠堂在山塘街竟多达六十五座,盛状冠于吴中。
伫立在山塘街万福桥东侧的贝程氏节孝牌坊,为当今大名鼎鼎建筑大师的贝聿铭十五世祖先——明朝礼部儒士贝启祚之妻程氏而立。
顺治二年(1645),贝启祚辞世,留下二十七岁的程氏和一个七岁孤儿。程氏苦志守节三十四年,一人起早摸黑,绩麻纺棉而度日,将孤儿抚养长大,才有了今日吴中贝氏辉煌的后代。二百多年来,这座高大而苍凉的贝程氏节孝牌坊,向世人诉说着“吴文化”坚韧不息的一面。
常言道:吴侬软语,柔情入骨。“七里山塘春水软,一声柔橹一销魂”(周瘦鹃《七里山塘》)即是形象的写照。然而,当你来到山塘街最具纪念意义的一处文物——五人墓与葛贤墓(详事见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和张溥《五人墓碑记》),又会为中国古代史上壮烈的一页——苏州人反抗明末苛税、太监专政的节烈风骨而震撼。
令人称奇的是,一生作诗数万首,虽自鸣得意,实则诗才平庸的乾隆帝,激奋之下竟也写出了唐人风骨的唯一好诗:“五人攘雄臂,夺取以俄顷。终焉饮属镂,劲血洒风冷。身纵一时亡,名乃千秋永。”
对此,当代苏州人亦有精彩评价——
虎丘山塘,七里莺花,一湖风月,未免有太多的脂粉气、绮罗香,但这山塘街“奋乎百世”的五人墓以及葛贤墓隐隐间透出了一股侠骨义胆的阳刚之气,顿使“七里塘边,英气鼓,怒涛飞雪”。(徐文高《义风千古五人墓》)
武有黄埔,文有南社。
1909年11月3日,陈去病、柳亚子等十七人在山塘街绿水桥西的抗清罹难英雄张国维的祠堂雅集,组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会员最多时达一千六百五十多人,其中很多人,包括黄兴、宋教仁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对清王朝的覆没、对近代中国各种先进社会文化的推介与建立,发轫于山塘街的南社于功大焉。
在山塘街,内涵广远深厚的“吴文化”让人寻绎无尽。
天堂里的街市
称山塘街为“天堂里的街市”,有着充足的依据和翔实的内容。
天堂的美,我们可以漫空想象,而落实到人间,其实就是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之美。
历史上的山塘街,这样的和谐之美无处不在。
一条碧水潺湲的山塘河,是山塘街康健、灵动的脉搏。清代,苏州丝绸纺织业十分发达,阊门外一度染坊林立,虎丘、山塘街一带水环境为之污染。
乾隆二年(1737),一座《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岿然竖立在虎丘山门口。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为防止水污染而立下的法规,比英国的《水质污染控制法》早96年,比美国的《河川港湾法》早162年。
在寰球污染严重的当代,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和平组织正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殊不知,在天蓝水清的三百多年前,苏州人已具备强烈的生态环保意识。
康熙九年(1670),江苏布政慕天颜创始“虎丘山塘及运河一切支巷,严禁网捕,为放生官河”的政令。
乾隆六十年(1795),颁立《元和县永禁渔船虎丘放生河道网捕碑》。
嘉庆二十四年(1819),颁立《苏州府永禁渔船虎丘一带放生官河采捕碑》。
鱼生则水清。截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山塘街沿岸众多民居、茶坊、酒楼、花圃、酒坊的饮用水和酿水,皆取自山塘河。俯仰古今,上述三部“为天下先”的生态环保法令和一条政令,带给世人良多惠泽和启示。
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历史演进过程。这其中,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生,攸关文明的进程与升华。
让我们撷取明清繁荣时期的山塘街一角社会景象。
野芳浜,山塘河上画舫最大的集泊点,浜口两岸为宴饮丛集场所。在这里,达官贵人、富豪士绅可以享受着“隔岸飞花拥游骑,到门沽酒客船停。我来常作山公醉,一卧垆头未肯醒”,穷人百姓则可以视为“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儿觅食乡。”
阊门之外,七里山塘,还呈现一幅市廛繁华、文化繁荣的全景图。神州各地的会馆、公所麇集于此,工商百业各擅其长,各阶层的人们——工匠、商人、花农、梨园弟子、艺妓等三教九流与上流社会达官贵人在此和谐相处,构成了那个时代十分罕见的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氛围。
而山塘街上相当完善的民政救济慈善机构的设立,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
普济堂,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收养无依靠的男性老人;清节堂,收养无依靠的节妇、孤女。其他如种德堂、诚正堂、永仁堂、同善堂、昌善堂,担负起山塘街一带施衣、施药、收埋尸骸、施舍棺材、放生、修桥、筑路等社会义务,使七里山塘的市民生态呈现一派怡然、翕然、井然的景象,犹似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描述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也可以说,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之美,成就了山塘街的百业繁荣、几度繁华。
于是,在清代,有文人吴绮《闰五月二日山塘泛舟序》的记述——
葡萄百斛,稳载中流。杨柳千行,分披两岸。水环花市,绿波时泛幽香;风飐酒,翠幔偏多妖丽。玉箫金管,官袍迥出人间;锦缆青帘,画舫浑疑天上。
在当代,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荣膺者李政道的感言——
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如果天堂有苏州十分之一的美丽,那就很好了。
七里山塘修复之日,
东方文明再造之功
自公元9世纪20年代肇创,千秋风光绮丽、市廛繁华,是山塘街的魅力所在和发展的主线。然而,历史风云聚散,人间几度沧桑,美好如许的山塘街,也曾三次横遭劫难。
第一次在南宋初年,金兀术率兵攻占苏州,烧杀屠戮五昼夜,士民十之六七被害,山塘街一片荒凉。
第二次在元朝末年,张士诚占据苏州,在虎丘、阊门一带筑土城与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常遇春决战,山塘街又遭灭顶之灾。
第三次在清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率太平军进攻苏州,清军溃败前放火焚烧阊门外所有市居,山塘街遭罹空前劫难,兵燹一炬,数百年繁华终成焦土。后来,山塘街虽有恢复,却难再现昔日繁华冠于东南的盛景。
20世纪80年代,当文史工作者徐文高第一次翻阅清代顾禄撰述的《桐桥倚棹录》,惊叹继之以慨然:几十年萧条寂寥地伴随身边的山塘街,竟然有那么辉煌的历史!他在2002年重修出版的《山塘钩沉录》自序中写道:
世事兴衰,七里繁华已化渺渺影梦;岁月消磨,一堤风物亦逐茫茫云烟……予生于斯,长于斯,若坐视其湮没无闻,自觉有愧于前贤后人,必负疚而不安,遂萌钩沉之心焉。
山塘街的历史文化价值,也逐渐在苏州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苏州,始建于春秋,兴旺于唐宋,而繁盛于明清,千秋基业良多遗存,市域内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13处,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西安。有鉴于此,1982年,苏州市被国务院首批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更令世人瞩目的是它那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兴起,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均列于全国大中城市前茅,五个县级市均位居全国百强县前10位,“新苏州”——国家级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洋苏州”——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成为当代苏州最响亮的两张城市名片。
钱塘自古繁华。当杭州以光鲜逾昔的休闲旅游新形象再次拾回国人对江南“人间天堂”的美好认识,苏州作为另一与其媲美之江南胜地,似乎已从人们的视线里淡出。
然而,苏州近年来的变化,再次验证了“吴文化”精深如江海、气势干虹霓的融汇与复兴能力。
世纪递嬗,在提出“一体两翼,古城居中”的城市总体发展思路之后,苏州市委、市政府实施了“东进沪西,北拓平相,南优吴松,西育太湖”的城市布局,从而防止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古城的建设性破坏,继之又提出“三古一湖”(古典园林、水乡古镇、千年古城和太湖)的发展战略。
上述战略发展三部曲,遂使“老苏州”伊面新颜贯古今——平江历史街区、苏博新馆、东西中市、阊门历史街区至山塘历史街区如珠玉串联生辉,形成一条完整的苏州历史街区“紫线保护带”。
山塘街区,作为苏州的桥文化、水文化、吴文化、民俗文化、工商文化的浓缩、集聚之地,有国家、省、市级文保单位11处,市级控保建筑16处,古牌坊9处,其他古迹40余处,在苏州市总体规划中被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2002年5月8日,苏州市委常委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性修复试验段工程规划》,由金阊区负责具体实施。
金阊区位于苏州市的地理中心,是苏州行政中心、体育中心、演艺中心所在地,是虎丘、留园、山塘等风景名胜的集中地,亦是石路商贸文化和寒山寺、西园等宗教文化活动的集聚地。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浓厚的人文积淀,在金阊区留下了众多古宅、古街、古桥、古迹,使之成为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修复山塘街,金阊区委书记翟晓声的认识颇为深刻。他说:“山塘街,是苏州人的骄傲,更是金阊人的骄傲。山塘街的价值,就在于它那千古积淀的深厚内涵。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复制一条古街,而是要通过对这条古街的保护性修复,让它的文化、历史能够折射出更多的光辉。走进山塘,一如走进江南美好的细节:青山,绿水,小桥,人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与文化在这里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才是我们去修复山塘街的意义所在。”
九月的江南,正从炎炎燠热之夏进入丹桂飘香的金秋。在金阊区,区长盛蕾、区委副书记平龙根向《经济》记者介绍了七年来修复山塘街的历程。
2002年启动规划之前,金阊区组织专人对山塘街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挖掘,先后出版了《山塘钩沉录》等七部文化丛书,又与周庄之类水乡古镇的特质相比较,将山塘历史文化街区总体定位为“水城古街”,在修复中要全景展示“老苏州的缩影”(在风貌上要体现老苏州的建筑特色)、“吴文化的窗口”(使用上要传承吴文化的精髓)、“天堂里的街市”(管理上是开放式的街区,体现原生态的居民生活),并确立“先挖掘再规划,先规划再试验,先试验再铺开”的保护性修复原则。
在编制《山塘历史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金阊区对全长3600米、占地136.75公顷的山塘历史街区制定了三个阶段修复规划,以“保护风貌,修旧如旧,延年益寿,有机更新”的规划理念,严格遵循“分级分类保护”原则,做到修缮占80%,移建占15%,新建控制在5%以内,完成了风貌整治线、基础设施线、绿化美化线、景观灯光线和渡僧桥入口牌楼、唐孝子坊、野芳浜等重要节点建设,恢复了部分历史遗存。
在山塘街保护性修复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先后有贝聿铭、罗哲文、周干峙、李政道等专家学者和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巴达兰、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等外国嘉宾到此考察。2008年,山塘街被评为中国民族建筑事业杰出贡献奖、苏州市纪念改革开放30年30项民心工程之一。
对金阊区来说,山塘历史街区的保护性修复才拉开了序幕,下一步工作将遵循“渐进式、微循环、小规模、不间断”方式和保护与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在向纵深推进方面谋求新的突破。
2009年,金阊区将完成对山塘街普福禅寺(《红楼梦中隐指的葫芦庙遗址》、贝家祠堂、桐桥遗址、陕西会馆、张国维祠堂(南社第一次雅集处)等5个重要节点的保护修复,启动对义风堂、观音阁、贝家祠堂沿河景观、山塘街入口巷门、山塘街东入口观光平台等5个重要节点的保护,使之与山塘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相协调。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当代苏州对山塘街的修复、重建,东方文明高度繁华、和谐的绮丽之光,将再次映耀古老江南的“天堂”之地。
在对一些专家、学者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对山塘街修复也还存有遗憾之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体制的掣肘。历史上的山塘街,与虎丘、阊门组成一个完整的一荣俱荣的街区概念。而今,山塘街归属于金阊区,阊门归属于平江区,虎丘的管辖权归属于苏州市园林局,各有所需,各司其职,如果三方形成合力,将为山塘街的整体修复创造一个更为理想的发展平台。从山塘街的整体修复、旅游和文化市场的开发来讲,亟待突破这种分散的行政管理机制,让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虎丘、山塘、阊门风貌街区,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完整的画卷。
此外,对山塘街的整体修复,还需要专家的支援和政府的政策。一般来说,一个历史文化区块项目的重建,还需要靠周边的开发来进行平衡,如果没有一个政策机制,就事论事地去修、去建,则很难持续下去。在修复、管理山塘街的同时,还要注重它的开发,包括政府行政管理的充分授权,才能让这条古街更好地整合和连动起来。
离开金阊区,已是薄暮时分,夕阳下的山塘,一派街区谐美、水色曼丽的辉煌。
于是,又想范小青《重游山塘》的隽语:“古城已经失去了许多山塘街、山塘河,坚守住古城最后的老街,是我们每一个苏州人的责任。修复一条老山塘,留下苏州人以前的生活的旧影,这一种功德不亚于建设十条百条‘新山塘’。让今天的苏州人,让苏州人的子孙后代,也让无数的外地人、外国人,都来走一走老山塘,从老街上获得的感受,从旧巷里汲取的养料,也不亚于驱车到苏州新区园区走一圈的所获所得。”
一条修复臻美的山塘街,将在展示东方古代文明鼎盛繁华与高度和谐的风采的同时,为苏州、为江苏、也为中国赢得世界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