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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虽是“为他人作嫁衣”，却通过图书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建构。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强调编辑的文化使命尤其必要。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经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出版业及其产品书写着人民的良知，民族的精神，乃至国家的未来。而编辑，正是“精神财富的摆渡者和集藏者”。选择以编辑为职业，是一种文化选择。这就决定了编辑人生的意境将随着对智慧的追寻而丰富，随着对思想的探索而深远。
需要指出的是，编辑承担着双重身份。著名编辑格罗斯在半个世纪以来最权威的编辑教科书《编辑人的世界》里提出，编辑“在面对作者的时候代表出版社，在面对出版社的时候又代表作者”，这意味着编辑既要具备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也要拥有文化品格与精神追求。编辑这一职业阶层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文化商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媒介，在文化的传承上拥有自身的话语权力。因为肩负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传播等职能，因为沟通着人与人的灵魂，编辑虽是“为他人作嫁衣”，却通过图书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建构。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强调编辑的文化使命尤其必要。
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因为所编辑出版图书的特殊性，面临着另一种文化，要做另一种加工，相较而言，对编辑使命感和文化素养的要求更为严苛。事实上，现在的引进版图书市场已经存在不少问题，就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足以引起我们的忧虑和警惕。
传承，从使命感出发
引进版图书被译介到国内，其进步意义在于传承和积累优秀的异质文化。从引进版图书的出版现状看，出版者和编辑责任感被漠视，原创力在丧失，这是他们自身的困境，更是书业的困境。
以世界文学名著的出版为例。传人类文明之薪火的世界文学名著，始终是市场和读者需要的常销书，既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也带来较为丰厚的经济收益，因此成为众多文艺类出版社的出版重点。在上世纪后半叶，只有几家较为知名的出版社在做世界文学名著系列，获得较好口碑，但到了新世纪，名著出版陡然泛滥，形成无序竞争：不仅文艺类出版社在出版外国名著，古籍类和其他专业出版社也争相推出新的名著系列；不仅出版社在推出名著，民营出版者早已大量介入这一领域，且因成本相对低廉、机制相对灵活而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不仅有名著的正规译本，也有四处抄袭改编而成的拼贴本；不仅有自全本翻译而来的版本，而且有针对青少年或是其他读者群的名目繁多的改写本。在名著出版中锁定细分市场而推出不同层次的版本，或者在前辈译本的基础上进行重译以不断完善，对于文明的传承本身都善莫大焉，但是现在的名著出版，已经越来越讲求速度而不是品质，越来越追求利益而不是责任，同质化竞争越来越严重和不理性。由于图书选题竞争而带来的价格竞争和折扣竞争，已然影响到书业的正常发展；低水准的重复出版，对于读者尤其是名著的阅读主体——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则是无形而巨大的。名著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稻草了吗?名著是商品，更是文化。名著出版的混乱及不可控状态，有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出版社和编辑自身的原因。在充分开掘名著市场的同时，图书管理部门需要奖优罚劣以规范相关市场，出版者和编辑更应当秉承文化人的使命而有所为，真正为积累和传承人类文明付出一己之力。
与古典名著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当代经典的出版。古典名著因为代代流传而容易为读者接受，20世纪经典作品里的西方现代审美意识，则令中国读者相对陌生，阅读时有相当的隔阂，在被接受上有先天劣势。1990年代初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出版成本上升，许多出版社又因此退出现当代名著的出版。严格的出版准入制度，还使得国有出版者并未经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磨炼，操作有畅销潜力的商业图书时尚有可为，但面对灵活的民营出版已是捉襟见肘，在运作相对艰涩的现当代名著时更是力不从心。从至今出版的现当代名著来看，出版者多有努力，试图通过出版现当代系列，进行现当代名著导读，乃至创办文学奖的方式，向中国读者推介世界文学史上新的杰作。然而，让我们不安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期待中的效果。不仅那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品仍然很难为读者所认识，而且，出版社几乎不可能通过出版这样的作品获得利润，更有甚者，现当代名著成为退货的主力和压库品种。只有少数图书，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因影视助势，才成功地突破小众的象牙塔，取得令人瞩目的市场成绩。现当代名著出版带给出版者的困惑太多，以致原先勇于涉足的出版者，有不少悄然离开这一领域。古典名著不断重复出版，而现当代名著的声音日益式微，出版者的原创力甚为贫弱。虽然国内读者，特别是作家、学者和高端读者对现当代名著有需求，这个丰厚的文学宝库却不能以有效的方式到达读者。
事实上，出版事业和社会状态紧密相关：社会进步给予出版业阔大的发展空间，出版业也要推动社会进步才能得到宽广的未来。外部环境固然如此，编辑能做什么，又该做什么?编辑和出版者惟有坚持，才能为社会留下文明的成果。出版人的坚持，源于对社会进步的理智与情感。陆费逵1915年请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时说，“期于杂志世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实无穷也。”内敛和温文之下，是令人震动的价值观与胸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文化的时代，出版社、编辑、作者、读者之间以比当下更加纯粹的人文关系相沟通。图书销行甚广，学术富于创造。然而中国出版走上了迅速和过于商业化的轨道，出版失去了文化的情味，变成数据和报表。美国有影响的出版人，前兰登书屋编辑主任，“按需出版”的创始人杰森·爱泼斯坦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出版业的两个真相：第一个真相是，出版业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至少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如果你的目标是发财，你应该去华尔街碰运气。第二个真相是，出版是一个需要敬业精神的职业，或者说，出版家是世俗的神父和牧师，是人类记忆的守护神。”也许只有作为出版主体的编辑的坚持，坚持译介真正的经典，哪怕它们暂时不为人熟知；坚持创新思路和方式，让新名著渐渐走向受过更好教育的一代读者：如此，方能最终实现传播世界优秀文化的使命。这一光荣与荆棘之路，体现了编辑这一职业的操守和价值。
建立，自品质到路径
做引进版图书，是出版者和编辑凭借眼界和素养，以异质文化为基础，建立国人需要的新文化的过程。
引进版图书的思想文化客观上造就了中国读者的接受障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也会导致相当程度的误解乃至隔膜。例如，文学图书因为翻译而难以传 达原文的风格韵味，学术著作因为翻译而造成硬伤和错误，译文质量是长期以来读者深有怨怼的问题。上个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的翻译大家，中西文根底深厚，曾为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踯躅”，这种精诚敬业的传统风范在今天译界已是鲜见。不管是导师找学生代为翻译，还是将他人译作随意改动剪贴，所违背的都是翻译者的职业精神。一方面，译者由翻译家落到翻译匠，另一方面，出版者的专业精神也在消减。如人文社科图书的翻译出版，不仅需要对语言和翻译常识的掌握，更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背景，否则，学术著作中新的思想文化因素就不容易得到准确的传达。现在，相当多人文社科图书的编辑和出版者并没有必需的资质。再者，无论是从现行学术评价体系还是从社会文化来看，译著和翻译者都普遍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从翻译稿酬可略见一斑。现有翻译稿酬标准和出版社的成本及书价密切相关，而翻译图书除编辑和印装费用居高不下，宣传成本也在与日俱增；随着版权竞争的日趋白热化，版权费用更是难以控制。出于对盈利空间的考量，很难短期内提高翻译稿酬水准。比起其他同类劳动，翻译稿酬越来越显得微薄，即便是畅销书亦是如此，对译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翻译图书在现实社会既难成就功名，又没有很大收益，出版翻译图书寻找高质量译者委实艰难。
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角度说，亟待在翻译出版资质和准入制度，以及法律责罚和舆论监督制度方面拿出有力度的举措。从出版社的角度说，需要真正重视出版质量，将绩效考核等与图书质量真正挂钩。从大学的角度说，需要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从编辑来说，作为文化的守望者，必须尽力维护图书质量，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内心对图书事业的坚守要求我们做出的每一本书都应在水准之上。这就是，以稳定的心态，不片面追求速度，不过分迎合市场，每一环节都着眼于图书质量，无论是内容质量、装帧质量还是印刷质量。当文明之火经过我们的手相传时，作为编辑怎能不怀着敬畏之心?
在提升图书品质的前提下，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的不同，引进版图书比原创图书更需要专业化的宣传营销方式，以向中国读者传达其精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窗口刚刚打开，大量国外作品，包括一些有“天书”之称的巨著都被积极译介，一时出现图书翻译出版的盛景。到1990年代，随着版权购买，引进版图书的热潮渐渐平息，曾一度门庭冷落。一部分较有远见的出版者，在彼时以较低价格积累了大量著名引进版图书的版权，遂在1990年代后期厚积薄发，翻译图书市场渐渐被几家出版社，几套大丛书稳定地瓜分。新世纪这一领域的特征则是，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在寻找自身突破的过程中，对引进版图书投以关注，少数几家社对翻译图书市场的垄断被逐渐打破。版权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一路攀升。现在，国内五百多家出版社，几乎全部在出版翻译图书。实际上，无论是大众图书还是专业图书，都已进入微利时代；尽管如此，各家出版者仍在找寻可能有的选题和机遇。做畅销书存在偶然，引进版图书的情形更是如此；然而几乎每一个出版者和编辑，都期待着发现偶然中的必然。
将引进版图书本土化的过程中，原先单一的宣传营销方式已经越来越丰富和立体。从较早的书讯书评，到作家学者推荐，以及媒体专题、有奖征文、签售活动等等。单从腰封来看，提及国外畅销榜排名，与国内同类书相比较，知名人士推荐，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过度宣传终于引来读者质疑。近日某著名网站上名为“恨腰封”的小组因某著名博主的同名博文而迅速蹿红，成员激增，爱书人频频表达对种种夸张恶俗图书腰封的责备。1990年代腰封从日本传入，在国外初见于精装书，为保护书皮封面之用，随后印上推介文字以充分利用，后来平装书加腰封渐成风尚。在这个注意力匮乏的时代，腰封的利用当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极尽华丽浮夸反倒令人生厌。国外图书在封底放有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媒体评论，也很少使用极端判断。以具体特点来使读者充分认识图书的可取之处，而不仅仅停留于空泛词语形成的模糊印象，于读者对出版社和编辑的印象是大有裨益的。图书出版前，国外出版社也会印刷评论本给书评人进行较为严谨的评说，而国内出版的速度和粗糙，却催生了迅速得来的敷衍夸大的推介文字。评论人的浮躁、译者的浮躁、编辑的浮躁和出版者的浮躁，共同造成了缺乏诚信的出版现象，把图书的文化价值远远抛在后面。
也许从某种角度说，运作引进版图书比运作原创图书情势更加复杂。也正因为此，编辑的意义尤为重要。编辑要建立一种文化，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地培育翻译图书市场；需要诚实，尽量恰切地传达图书的内容价值；需要创造，审时度势地开展有效的宣传营销。在这个领域，做精做深比做广做大更为重要。只有真正将优秀文化的种子播在读者内心深处，才能激荡出心灵的回音；否则，即便是畅销与轰动，也难以在时间和历史的长河里沉下令人回味的底蕴。
格罗斯曾经这样表示对编辑这一职业的感念：“在历经了四十年的喜悦、满足、悲伤和挫折后，这份热爱迄今仍有增无减。”珀金斯、张元济等编辑典范，早已在我们前面留下伟岸的遥遥背影，而对编辑文化使命的理解，正是我们向着他们前行的勇气之源。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经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出版业及其产品书写着人民的良知，民族的精神，乃至国家的未来。而编辑，正是“精神财富的摆渡者和集藏者”。选择以编辑为职业，是一种文化选择。这就决定了编辑人生的意境将随着对智慧的追寻而丰富，随着对思想的探索而深远。
需要指出的是，编辑承担着双重身份。著名编辑格罗斯在半个世纪以来最权威的编辑教科书《编辑人的世界》里提出，编辑“在面对作者的时候代表出版社，在面对出版社的时候又代表作者”，这意味着编辑既要具备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也要拥有文化品格与精神追求。编辑这一职业阶层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文化商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媒介，在文化的传承上拥有自身的话语权力。因为肩负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传播等职能，因为沟通着人与人的灵魂，编辑虽是“为他人作嫁衣”，却通过图书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建构。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强调编辑的文化使命尤其必要。
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因为所编辑出版图书的特殊性，面临着另一种文化，要做另一种加工，相较而言，对编辑使命感和文化素养的要求更为严苛。事实上，现在的引进版图书市场已经存在不少问题，就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足以引起我们的忧虑和警惕。
传承，从使命感出发
引进版图书被译介到国内，其进步意义在于传承和积累优秀的异质文化。从引进版图书的出版现状看，出版者和编辑责任感被漠视，原创力在丧失，这是他们自身的困境，更是书业的困境。
以世界文学名著的出版为例。传人类文明之薪火的世界文学名著，始终是市场和读者需要的常销书，既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也带来较为丰厚的经济收益，因此成为众多文艺类出版社的出版重点。在上世纪后半叶，只有几家较为知名的出版社在做世界文学名著系列，获得较好口碑，但到了新世纪，名著出版陡然泛滥，形成无序竞争：不仅文艺类出版社在出版外国名著，古籍类和其他专业出版社也争相推出新的名著系列；不仅出版社在推出名著，民营出版者早已大量介入这一领域，且因成本相对低廉、机制相对灵活而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不仅有名著的正规译本，也有四处抄袭改编而成的拼贴本；不仅有自全本翻译而来的版本，而且有针对青少年或是其他读者群的名目繁多的改写本。在名著出版中锁定细分市场而推出不同层次的版本，或者在前辈译本的基础上进行重译以不断完善，对于文明的传承本身都善莫大焉，但是现在的名著出版，已经越来越讲求速度而不是品质，越来越追求利益而不是责任，同质化竞争越来越严重和不理性。由于图书选题竞争而带来的价格竞争和折扣竞争，已然影响到书业的正常发展；低水准的重复出版，对于读者尤其是名著的阅读主体——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则是无形而巨大的。名著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稻草了吗?名著是商品，更是文化。名著出版的混乱及不可控状态，有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出版社和编辑自身的原因。在充分开掘名著市场的同时，图书管理部门需要奖优罚劣以规范相关市场，出版者和编辑更应当秉承文化人的使命而有所为，真正为积累和传承人类文明付出一己之力。
与古典名著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当代经典的出版。古典名著因为代代流传而容易为读者接受，20世纪经典作品里的西方现代审美意识，则令中国读者相对陌生，阅读时有相当的隔阂，在被接受上有先天劣势。1990年代初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出版成本上升，许多出版社又因此退出现当代名著的出版。严格的出版准入制度，还使得国有出版者并未经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磨炼，操作有畅销潜力的商业图书时尚有可为，但面对灵活的民营出版已是捉襟见肘，在运作相对艰涩的现当代名著时更是力不从心。从至今出版的现当代名著来看，出版者多有努力，试图通过出版现当代系列，进行现当代名著导读，乃至创办文学奖的方式，向中国读者推介世界文学史上新的杰作。然而，让我们不安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期待中的效果。不仅那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品仍然很难为读者所认识，而且，出版社几乎不可能通过出版这样的作品获得利润，更有甚者，现当代名著成为退货的主力和压库品种。只有少数图书，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因影视助势，才成功地突破小众的象牙塔，取得令人瞩目的市场成绩。现当代名著出版带给出版者的困惑太多，以致原先勇于涉足的出版者，有不少悄然离开这一领域。古典名著不断重复出版，而现当代名著的声音日益式微，出版者的原创力甚为贫弱。虽然国内读者，特别是作家、学者和高端读者对现当代名著有需求，这个丰厚的文学宝库却不能以有效的方式到达读者。
事实上，出版事业和社会状态紧密相关：社会进步给予出版业阔大的发展空间，出版业也要推动社会进步才能得到宽广的未来。外部环境固然如此，编辑能做什么，又该做什么?编辑和出版者惟有坚持，才能为社会留下文明的成果。出版人的坚持，源于对社会进步的理智与情感。陆费逵1915年请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时说，“期于杂志世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实无穷也。”内敛和温文之下，是令人震动的价值观与胸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文化的时代，出版社、编辑、作者、读者之间以比当下更加纯粹的人文关系相沟通。图书销行甚广，学术富于创造。然而中国出版走上了迅速和过于商业化的轨道，出版失去了文化的情味，变成数据和报表。美国有影响的出版人，前兰登书屋编辑主任，“按需出版”的创始人杰森·爱泼斯坦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出版业的两个真相：第一个真相是，出版业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至少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如果你的目标是发财，你应该去华尔街碰运气。第二个真相是，出版是一个需要敬业精神的职业，或者说，出版家是世俗的神父和牧师，是人类记忆的守护神。”也许只有作为出版主体的编辑的坚持，坚持译介真正的经典，哪怕它们暂时不为人熟知；坚持创新思路和方式，让新名著渐渐走向受过更好教育的一代读者：如此，方能最终实现传播世界优秀文化的使命。这一光荣与荆棘之路，体现了编辑这一职业的操守和价值。
建立，自品质到路径
做引进版图书，是出版者和编辑凭借眼界和素养，以异质文化为基础，建立国人需要的新文化的过程。
引进版图书的思想文化客观上造就了中国读者的接受障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也会导致相当程度的误解乃至隔膜。例如，文学图书因为翻译而难以传 达原文的风格韵味，学术著作因为翻译而造成硬伤和错误，译文质量是长期以来读者深有怨怼的问题。上个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的翻译大家，中西文根底深厚，曾为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踯躅”，这种精诚敬业的传统风范在今天译界已是鲜见。不管是导师找学生代为翻译，还是将他人译作随意改动剪贴，所违背的都是翻译者的职业精神。一方面，译者由翻译家落到翻译匠，另一方面，出版者的专业精神也在消减。如人文社科图书的翻译出版，不仅需要对语言和翻译常识的掌握，更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背景，否则，学术著作中新的思想文化因素就不容易得到准确的传达。现在，相当多人文社科图书的编辑和出版者并没有必需的资质。再者，无论是从现行学术评价体系还是从社会文化来看，译著和翻译者都普遍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从翻译稿酬可略见一斑。现有翻译稿酬标准和出版社的成本及书价密切相关，而翻译图书除编辑和印装费用居高不下，宣传成本也在与日俱增；随着版权竞争的日趋白热化，版权费用更是难以控制。出于对盈利空间的考量，很难短期内提高翻译稿酬水准。比起其他同类劳动，翻译稿酬越来越显得微薄，即便是畅销书亦是如此，对译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翻译图书在现实社会既难成就功名，又没有很大收益，出版翻译图书寻找高质量译者委实艰难。
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角度说，亟待在翻译出版资质和准入制度，以及法律责罚和舆论监督制度方面拿出有力度的举措。从出版社的角度说，需要真正重视出版质量，将绩效考核等与图书质量真正挂钩。从大学的角度说，需要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从编辑来说，作为文化的守望者，必须尽力维护图书质量，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内心对图书事业的坚守要求我们做出的每一本书都应在水准之上。这就是，以稳定的心态，不片面追求速度，不过分迎合市场，每一环节都着眼于图书质量，无论是内容质量、装帧质量还是印刷质量。当文明之火经过我们的手相传时，作为编辑怎能不怀着敬畏之心?
在提升图书品质的前提下，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的不同，引进版图书比原创图书更需要专业化的宣传营销方式，以向中国读者传达其精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窗口刚刚打开，大量国外作品，包括一些有“天书”之称的巨著都被积极译介，一时出现图书翻译出版的盛景。到1990年代，随着版权购买，引进版图书的热潮渐渐平息，曾一度门庭冷落。一部分较有远见的出版者，在彼时以较低价格积累了大量著名引进版图书的版权，遂在1990年代后期厚积薄发，翻译图书市场渐渐被几家出版社，几套大丛书稳定地瓜分。新世纪这一领域的特征则是，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在寻找自身突破的过程中，对引进版图书投以关注，少数几家社对翻译图书市场的垄断被逐渐打破。版权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一路攀升。现在，国内五百多家出版社，几乎全部在出版翻译图书。实际上，无论是大众图书还是专业图书，都已进入微利时代；尽管如此，各家出版者仍在找寻可能有的选题和机遇。做畅销书存在偶然，引进版图书的情形更是如此；然而几乎每一个出版者和编辑，都期待着发现偶然中的必然。
将引进版图书本土化的过程中，原先单一的宣传营销方式已经越来越丰富和立体。从较早的书讯书评，到作家学者推荐，以及媒体专题、有奖征文、签售活动等等。单从腰封来看，提及国外畅销榜排名，与国内同类书相比较，知名人士推荐，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过度宣传终于引来读者质疑。近日某著名网站上名为“恨腰封”的小组因某著名博主的同名博文而迅速蹿红，成员激增，爱书人频频表达对种种夸张恶俗图书腰封的责备。1990年代腰封从日本传入，在国外初见于精装书，为保护书皮封面之用，随后印上推介文字以充分利用，后来平装书加腰封渐成风尚。在这个注意力匮乏的时代，腰封的利用当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极尽华丽浮夸反倒令人生厌。国外图书在封底放有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媒体评论，也很少使用极端判断。以具体特点来使读者充分认识图书的可取之处，而不仅仅停留于空泛词语形成的模糊印象，于读者对出版社和编辑的印象是大有裨益的。图书出版前，国外出版社也会印刷评论本给书评人进行较为严谨的评说，而国内出版的速度和粗糙，却催生了迅速得来的敷衍夸大的推介文字。评论人的浮躁、译者的浮躁、编辑的浮躁和出版者的浮躁，共同造成了缺乏诚信的出版现象，把图书的文化价值远远抛在后面。
也许从某种角度说，运作引进版图书比运作原创图书情势更加复杂。也正因为此，编辑的意义尤为重要。编辑要建立一种文化，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地培育翻译图书市场；需要诚实，尽量恰切地传达图书的内容价值；需要创造，审时度势地开展有效的宣传营销。在这个领域，做精做深比做广做大更为重要。只有真正将优秀文化的种子播在读者内心深处，才能激荡出心灵的回音；否则，即便是畅销与轰动，也难以在时间和历史的长河里沉下令人回味的底蕴。
格罗斯曾经这样表示对编辑这一职业的感念：“在历经了四十年的喜悦、满足、悲伤和挫折后，这份热爱迄今仍有增无减。”珀金斯、张元济等编辑典范，早已在我们前面留下伟岸的遥遥背影，而对编辑文化使命的理解，正是我们向着他们前行的勇气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