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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潜在写作；民间话语；人性话语；主体性
摘 要： 1950～1970年的潜在写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有着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趋势。对文坛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进行异质性的、类似抽屉写作的创新，能使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显示出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的独特性。其实，自由自在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形态孕育的民间话语，正是潜在写作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质素，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民间话语的审美内涵，成为慰藉身心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驿站。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37－07
站在开放、民主的公共话语空间，对20世纪50年代及其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的钩沉打捞，在重构文学地理版图的基础上，展示文学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不绝如缕、存亡绝续的特质内涵，可还原文学发展的本真面貌。“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人经历，一定有许多也许并不细微，但在原有‘知识结构’下看不到的东西（例如情绪的波动，内心的感受等等）沉淀在那里并湮没于主流话语之中，当主流话语沉默（至少你可以使之沉默）时，难道不正是赶紧打捞或挖掘这些思想资料的大好时机吗？”〔1〕可以说，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产生的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化形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知识分子从庙堂文化和兼济天下的岗位意识上撤退至民间、将息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和疲惫的灵魂的精神驿站。在时代的风云的颠簸中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的小我，以时代的洪流中的大我的视角看来，咀嚼个人的悲欢和伤痛的狭小天地里的情愫是病态的小资情调。但富有吊诡意味的是，当极“左”的意识形态打着高尚无私的冠冕堂皇的旗帜、行使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卑鄙伎俩时，小我与私我的真情实感的抒发，对干瘪空洞的巨无霸式的主流政治话语造成的文坛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化的文学审美意蕴的缺失，起着一种补偏救弊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相当贫乏的文革时代，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2〕。正是这些具有真情实感从未想到发表的潜在写作，抛弃了主流文坛规训与惩罚的压抑机制，在向文学本体回归的特殊语境中，颠覆了企图将文学作品沦为政治附庸和图解政策的工具的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潜在写作遵循着《后汉书·冯异传》所说的“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辩证轮回规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最高水平。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曹金合 遮蔽与记忆——“潜在写作”状态下的民间话语内涵剖析“处于边缘的‘潜在写作’，虽然环境不自由，作家主体心灵反而因为被排除到公开文学体制之外，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公开文学中的各种规范的制约，从而对个体心灵、情感、命运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表现。”〔3〕边缘与中心、规范与疏离、异端与典范、压制与反抗的辩证法，遵循着物极必反的逻辑规律向着逸出主流文化价值范式的方向发展。在戴着镣铐跳舞的逼仄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中，在主动或被动地脱去了神圣的超我的人格面具之后，边缘化的生活处境和观察立场换来的是回归自我本真面目的生命状态。在宏大的政治话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民间的人性话语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越来越“左”的政治话语通过设置文学话语禁区和建构话语等级秩序，对启蒙话语以及人性话语采取了去势与整容的压制手段。这样通过红色的革命文学话语范式的建构，对知识分子从五四时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中得到的民主、科学等启蒙话语范式进行了等级结构的划分与压制，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在战争文化规范影响下形成的教师/学生、医生/病人、启蒙者/民众、高尚者/卑贱者等二元对立项中，前者与后者的对立逆反产生的对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反人性举动，使知识分子话语的威信和效力一落千丈。特别是深受鲁迅的启蒙精神影响的现代作家，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特定语境下培养成的改造国民性痼疾的责任意识和岗位意识，面临着主流文化权力压制下的嬗变，这对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的作家来说，其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意蕴探求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建国后在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思想和反右派等的批判运动中，“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和行为的选择和规范，起到有力的制约、控制的作用”〔4〕。作家建构在自我认知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个体情感，在大公无私的宏大主流话语的X光照射下，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典型徽章。工具论和服务论的先天优越性带来的话语权力的合法性，借用宏大的政治话语的权威宣判了自由选择认知和个性体验的表达方式的非法性，实际上也就堵塞了真正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借助于合法的政治话语或者合情的启蒙话语进行言说，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合理渠道。在建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的历史语境中，作家的话语权自然要遭到极“左”意识形态的权力干预，因此潜在写作的作家们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将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转化为民间话语的存在样态。这种“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2〕的民间话语空间，就成为了在喑哑时代里怀着对缪斯女神的虔诚挚爱的作家表达自己的人性话语的唯一话语空间。时空条件的限制使“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潜在写作家们“往往醉心于对自己所亲身体验的个人生活情感的书写，其中尤以对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情感的书写为多”〔5〕。民间话语由此也就成为了潜在写作中一朵奇葩，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建构的民间话语的潜在空间，顺理成章地成为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里慰藉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港湾。 一、亲情——民间话语的根基 在时代的共名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对异端的个体从肉体到精神、从感性到理性、从感情到思想、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等进行全方位的规范之后，对作家的异质话语权的剥夺进一步巩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其目的是在规训与惩罚榜样的引导或者反面典型的价值选择基础上，实现对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改造。但伤筋动骨洗心革面式的惩罚与改造，只能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被剥夺了公共空间发表言说的权利之后，将内心的冤屈和失落向自己最亲密的人倾诉，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情感的宣泄与抚慰。在启蒙话语被极“左”话语打碎后，亲情担负起了重新整合民间话语的功能，使人在群魔乱舞的日子里不至于沦落为野兽，发挥了坚守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的作用，成为了民间话语内涵的核心。
被冷漠的异质文化和敌对势力的包围弄得身心疲惫的知识分子，只有在母爱中才能找寻到心灵的慰藉。母爱作为一种先天的本能与后天的文化熏染形成的代代相传的原型意识，实际上是各种力量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综合博弈的结果。从生理上说，“孩童的出生是离开保护一切的子宫”，“成长意味着脱离母亲的保护范围”〔6〕。对于从安全温馨的子宫到被无情地抛掷到险象环生的生存环境中的孩童来说，母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对人的被抛状态的单向度的补偿机制；从文化方面来说，母爱是文明进化和文化发展积淀的亲情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河流中逐渐显影的结果。因此，不计任何功利报酬和算计色彩的母爱，成为了饱受摧残的潜在写作者首选的永恒主题。如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被打为另类的绿原，秉承着七月诗派的现实战斗精神，以母亲为儿子请罪的极端方式，展示了行为与目的、实有与空无的二律背反造成的荒诞格局，因为严峻的环境迫使被压抑的主体性不得不以张力反弹的方式来反抗历史的荒谬和人心中潜滋暗长的黑暗卑污。《母亲为儿子请罪——为安慰孩子们而作》采取欲扬先抑的方式，用不动声色的推背法来展示荒唐岁月里的荒诞逻辑。因为在“X说P，所以是P”〔7〕的指鹿为马、是非不分的非常时代，人性中的真、善、美、良知、快乐、纯真被当成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的罪证。儿子因为“在冰冻的窗玻璃上/画出了一株沉吟的水仙”，“在万籁俱寂时分/吹出了两声嫩绿色的口哨”，“在风雪交加的圣诞夜/划亮了一根照见天堂的火柴”等正常的人性追求而被反常的社会定罪，因此欲哭无泪的母亲只能怀着深沉的舐犊之情和下地狱的赎罪心态为儿子开脱罪责：“请饶恕我吧，是我有罪——/把他诞生到人间就不应该/我哪知道在这可悲的世界/他的罪证就是他的存在”。也只有无私的母亲才能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真假变换，始终保持着一颗以不变应万变不求任何回报的爱心。也正因为如此，“文革”中最先觉醒的诗人才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体验的复杂感受，化作饱含人性意蕴的动人诗篇。这种潜在写作的诗歌突破了宏大的革命话语的无形羁绊，打破了英雄化、乐观化、空洞化、模式化的革命话语的纠缠，凸显出诗人捕捉内在心灵悸动的艺术敏感。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的分道扬镳使“母爱是对需要帮助的人的爱”〔8〕在流行假大空的话语模式中显得尤为真实可贵。诗人食指在其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更为纯粹的个性化书写中，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方式将外在的、茫然无措的混乱局面与渴望母爱的情绪嫁接在了一起，印象式的感性思维摆脱了舆论宣传所强加于个人的大一统的理性思维，换来了“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之后，与个体的生命情感息息相关的至亲“妈妈”的民间语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一闪即逝的表象上升为包含丰富情感意蕴的意象之后，敏锐捕捉与准确传达出的生死离别的情感氛围作为触发内在的恋母情结的酵母，使该诗成为了能与孟郊的《游子吟》相媲美的千古绝唱。当然，“这种文化恋母情结是社会文化模式的产物，它传达的是社会主体对以母腹（子宫）为象征的心理安全感的迷恋，其中流露出了社会主体对客观现实和特定的文化规范的潜在逃避倾向”〔5〕。
在长夜漫漫路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是一个独自在外又因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引起内心剧烈挣扎与骚乱的人的镇静剂，内心的虚无、荒诞的生命感受与外界的痴人说梦式的喧哗骚动，都要靠亲情这个最后的阿基米德支点来平衡。因此，作为潜在写作的开端，沈从文在北平刚解放、精神陷入无物之阵时写下的“呓语狂言”《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就非常逼真地显示出了亲情在被外界抛弃的知识分子的心中所具有的价值意义：“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可以说，沈从文的精神迷乱和神态失常，从反面证明了亲情话语在个人、社会产生的游离感、孤独感、疯狂感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平衡中和作用。所以，始终以鲁迅的弟子自居的胡风，在自我认同为革命知识分子和被外界冠以反革命分子头衔的矛盾中，对亲人的怀念、痛悔和愧疚就成了向不在场的主流文化表白和抗辩而产生精神焦虑的缓和剂：“累汝孤零依老祖，可怜白发补童衣”、“万事负卿呼负负，剩余苦恋对牛衣”、“何期累汝成囚首，从此低眉只浣衣”（以上见《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其二、其五、其六）。这种对父母、子女、妻子等至亲至爱的人的牵挂和温情表白，对处于幽禁中的胡风来说，无疑是紧张的精神状态的软化剂和安慰剂。因为在胡风看来，一个视革命如命根的坚定信仰者“一旦出现与‘革命者’相反的身份认同（即‘反革命’），那他所背叛的就不光是党和党的领袖，而且还有其数十年的奋斗和追求，这在理想主义者胡风，显然是不会出现而且也是无法容忍的”〔9〕。由此可见，不在场的政治权威始终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纠缠着胡风，而胡风之所以能在囚禁十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一个理性人应有的正常心态，显然亲情话语的作用不小。
二、爱情——民间话语的硕果 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变化无常，由此产生的恐惧感都内化到了作家敏感而细腻的内心深处。尽管在引入异质文化之后，“原来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基础结构迅速瓦解，人际关系变幻无常，毫无原则”〔10〕，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划清阶级阵线”等冠冕堂皇的宏大话语的精神指引下，无数家庭在愈演愈烈的运动批斗中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但人毕竟是群居的文化动物，在亲情丧失的同时，爱情便成为生命炼狱边惨白的小花，为经受着狂风暴雨洗礼的人们送去了人性的温暖和情感的蕴藉，并以自己独特的生命魅力在严酷的现实和孤独的灵魂之间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因此在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白洋淀诗派等潜隐的诗人的笔下，爱情被视为归隐后真情道白的永恒旋律。不过，由于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情感经历、审美追求、艺术风格、知识储备、思想意识、个性意蕴等，所以爱情在他们潜在写作的状态下被剥去了整齐划一的政治规范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丰饶面目。在诗人穆旦富有理智和智慧的逆向思维浸润下的情感意蕴，审美赋型的意象包蕴的矛盾性和含混性形成了爱情诗独特的张力结构。如表现爱情的幻灭与阴谋的《爱情》，就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主流意识形态下浇灌出的有关爱情乌托邦的隐喻内涵，而对线性一维的终极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产生怀疑。诗中用“快破产的企业”来比喻爱情，喻体的灰暗结局打破了本体的美好幻想。此外，穆旦还设置了一系列情景和场面来戳穿爱情美丽的谎言：“它雇佣的是美丽的谎，/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总是用太冷酷的阴谋，/让狡狯的欲望都向她供奉”，“假如她聚起了一切热情；/只准理智说是，/不准说不，/然后资助它到月球去旅行。//虽然她有一座石筑的银行，/但经不住心灵秘密的抖颤，/别看忠诚包围着的笑容，/行动的手却悄悄地提取存款。”在这里，爱情犹如包着虱子的华美的袍子，由本体与喻体、形象与意蕴的巨大落差形成的审美张力，显示出了诗人穆旦发散性的求异思维所造就的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美丽纯洁的爱情与狡狯的欲望、冷酷的阴谋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但穆旦的异质思维使其在常人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了同构的本质内涵，这是穆旦对“诱惑—幻灭”这个爱情主题深入洞察的结果。 不过，对情感细腻而又敏感孤独的七月派诗人曾卓来说，其诗则表现出爱情是孤独心灵的温馨蕴藉和抚慰，爱情是对旅途中艰难跋涉的旅人那颗寂寞忧伤的心的雪中送炭的主题。诗人因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产生的人格扭曲，使刺痛感和温柔感的双重变奏在诗中发出了不和谐的情绪音符。如《有赠》写道：“你为我引路、掌着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我赤着脚走得很慢很轻，/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脚印。//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送水。/我眯着眼，因为不能习惯光亮，/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在长期的感情沙漠中备受蔑视与仇恨的异化心灵，已不能适应温柔的爱情发出的人性之光对生命的照耀。因此，在渴望爱而爱又突然降临以及唯恐爱再次失去的复杂情绪中，诗人表达了一种时有苦涩、痛苦相伴的诗情旋律，这正是饥饿、劳累、困顿、疲惫的诗人被主流话语判定为罪人之后，急切地想从民间文化形态中汲取爱情话语这个坚实力量的情感反映。正如诗人牛汉所说：“不论写青春或爱情，还是写寂寞与期待，写遥远的怀念，写获得第二次生命的重逢，读来都可以一唱三叹，可以反复地吟咏，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极易引起共鸣。”〔11〕在诗歌《是谁呢？》中，诗人故意用设问的方式表达对与自己患难与共的爱人的感激之情：“在狂风暴雨的鞭打中，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愿和我一同在泥泞中跋涉的/是谁呢？/当我在人群的沙漠中漂泊，感到饥饿困顿，而又无告无助，四顾茫然，愿和我分食最后一块面包，同饮最后一杯水的/是谁呢？/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我，并为我祝福的/是谁呢？”呼唤与渴望希望得到回应的急切性，使诗人采取曲折回环的长句来表达情感的焦灼，这种类似于呼号的话语方式正是急切地想得到对方呼应的真情流露，也是在感情的双向求索与付出的过程中弹奏的最动人的爱情乐章。
爱情在白洋淀诗人的笔下则呈现出希望与失望交织、甜蜜与忧伤交错的复调色彩。在舆论宣传“知识青年到广大的农村去是大有作为的”七彩肥皂泡破灭之后，处于价值真空中的青年人渴望用爱情来拯救自己。然而爱情的纯洁性却在混浊的泥水中再也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姿态了，于是对爱情的反思和叩问便呈现出忧郁甚至是颓废的色调。先驱诗人食指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不再将爱情看作自己心灵的最后停泊地和港湾的情感基调。其诗《还是干脆忘掉她吧》写道：“是等爱人抛弃我呢，/还是我也抛弃爱人？/还是干脆忘掉她吧，/乞丐寻不到人世的温存，/我清楚地看到未来，/漂泊才是命运的女神。”作为对情感和情绪的捕捉非常敏锐的知青诗人，食指将红卫兵落潮产生的茫然情绪直接投射到爱情话语的忧郁色调中去，在本我冲破超我的强有力的压制之后，呈现出无所顾忌的心灵的呻吟与呼喊。在食指之后，白洋淀诗人多多通过爱情的符码表达了在荒诞岁月里自我与超我错位后产生的痛苦思索和对荒谬现实的愤怒控诉与抗争。能指与所指的矛盾张力通过奇特的语言形式、节奏安排、意象选择、氛围营造，呈现出奇异的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诗歌《万象·少女波尔卡》表现爱情出人意料的逆转，超出了读者按照惯性的思维逻辑形成的阅读期待：“同样的骄傲，同样的捉弄/这些自由的少女/这些将要长成皇后的少女/会为了爱情，到天涯海角/会跟随坏人，永不变心。”海誓山盟、海枯石烂般的忠贞爱情，只是远古语境中流传的补偿现代人匮乏心理的神话传说，忠贞与背叛、真实与谎言、操守与沦落在爱情话语的构成中如一枚铜币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组合在了一起。对爱情的远距离关照产生的冷静反思，使多多的诗歌的意象呈现出与虚无生活境遇相吻合的黑色幽默色彩：“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溜出来了，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万象·青春》）。情感与意义的循环链构成的冷抒情的黑色幽默风景，把虚无和荒诞上升至本体意义来呈现的同时，也使虚无形成了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逻辑悖反，尤其以客观冷峻的姿态进行貌似玩世不恭的反嘲之后愈发显得突出。尽管诗人多多体悟到的非常颓废的爱情形成了出人意料的诗意转折，显示出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的荒诞、虚无，但把无聊、无价值、无意义的非逻辑荒诞的一面无限放大且作为世界的本相和本质，就会导致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偏枯。喧哗与骚动的多声部的杂乱无章的客观性，与人生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赋予美好的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主观性相结合，才能比较辩证地组成一个圆满的生活世界。因此，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就成为在不幸时代里诗人慰藉疲惫心灵的港湾，爱情是民间话语救赎在兽性横行的时代里人性迷失的最好药方，这一点在赵振开的小说《波动》的男女主人公杨讯和萧淩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尽管萧淩经历了父母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自己被高干子弟玩弄并始乱终弃等家庭和情感的变故，她那孤僻敏感的心在创伤刺激下，倾向于对终极的价值意义采取极端怀疑的虚无主义态度，但她与杨讯的相互吸引又有矛盾冲突的爱情关系，充分表明了在政治权力话语对现实的统治模式发生动摇之后，觉醒的知青一代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努力建构人的主体性的姿态。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形成的夹缝中展开的论辩叙事，即使多音齐鸣也掩盖不了萧淩在污浊、邪恶、暴力肆意横行的时代里对爱情的想象和向往，爱情的优雅与诗意在文本中被作者化为了对抗残酷、暴虐、冷漠的现实的“星光”意象。正如学者杨健所指出：“星光是这个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没有温暖阳光的时候，这冷冷的光明就显得极其宝贵。这星光就是深藏在萧淩等人心底的未曾泯灭的人的良知。”〔12〕爱情作为民间话语的硕果，对沉沦为野兽或畜生的人具有复苏良知的救赎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在潜在写作题材中，爱情都能得到被剥夺了政治话语权和启蒙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青睐的重要原因吧。
三、友情——民间话语的枝叶 在话语范式的等级关系中，民间话语范式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处于被强势话语遮蔽的状态。因此，只有去除革命知识型和启蒙知识型等强势话语范式的遮蔽，才能敞亮民间话语范式中的友情话语。在指鹿为马的政治话语年代，革命知识型的话语范式凭借霸权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压制，从而使有七情六欲会独立思考的个人按照权势者的要求发出声音，从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正如彭燕郊在1955～1957年受审期间潜在写作的散文《无声语》所描述的：“我已经不是我，而是一个符号，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和这个符号相吻合，充实它所代表的内容，适应它所提出的要求。”〔13〕但人毕竟不是没有主体性色彩的符号和机器，处于失语状态的知识者需要友情来抚慰。虽然胡风在狱中对因自己坚持真理而牵连朋友受累深感遗憾：“赢得交情皆铸错，仅余遗憾不成诗”（《一九五六年五一节》），但他在两种文化规范和文学传统的冲突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精神，却是因为汲取了友情的强大力量才能与教条主义的模式化、主观主义的虚假化、官僚主义的宗派化展开长期的斗争。友情在胡风的古典诗韵中发出了令人动容的人性光辉，如“朝中党内多沉痛，岂有真亡假不来”，“敢指文场嗤白脸，何堪武道苦黔顽”，“丹心耿耿倾声泪，叹绝情真一代师”（《次耳兄悼东平原韵》其一、其二、其三），“敢是敢非真待友，装忠装顺假称臣”（《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其一）。对挚友丘东平的深切怀念是从不在场的他者（比如鲁迅）身上汲取思想独立的精神资源，以达到个体的主体性和精神立场的坚守目的。言为心声，思想和精神的独立使胡风达到了为人和作文的表里如一，他对朋友的怀念之情是发自肺腑的。这种友情的诚与真正是对“做戏的虚无党”的诈伪阴险的小人面目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是使喝了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生命力钝化的迷魂汤的狂热者从非人到真人的人性回归的清醒剂。 统治者的极权专治造成的被统治者的奴性人格，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友情的缺位和交际关系的异化。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对个人本位的尊重和重视的社会语境，人们就能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逻辑推理不可避免地抛弃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和终极乌托邦的价值幻想，从宏大的价值主体遮蔽的阴影中重新发现个体无可代替的先验的价值理念，并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中，建构起和而不同的平等和谐的价值信念，而且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也应当是“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视、残杀与伤害。应当是伙伴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14〕因此建立在友情基础上的民间话语，在简单平常的朴素本色中包含的价值理念虽然远没有乌托邦梦想那样灿烂辉煌，但正是这样的本色话语在无边的荒原上发出的人性的呼喊，才在时过境迁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友情具有在天聋地哑的荒唐岁月里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桥梁作用。身处逆境、潜隐民间的九叶诗人唐湜对人间友情的渴望和追求，就成为其被主流文坛放逐之后寄托自己的生命感受的精神支柱。最为纯真的友情是他笔下反复吟咏的最动人的诗篇，在《小市街》中他动情地写道：“一望污秽的泥土里，/有一片挚爱的火焰，/呵，鱼相忘于江湖，/淡泊里有更深的恋念！//要是枯索的街市，/没人类崇高的感情，/谁又能忍受孤独里/凄然的一片忧愤？”人不能如“鱼相忘于江湖”那样彼此在污秽的环境和氛围中做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单体的原子人，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人甚至政治的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命质素。特别是在落难的人生低谷期，雪中送炭般的友情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力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所以诗人才在自己的诗歌里反复歌咏友情的珍贵与深厚：“在这样的夜，就凭着你们，/蓝色的星辰，心灵的灯，/我才能在浩渺的海上航行，/穿越过险恶的暴风骤雨，/到达歌诗的灵异的小岛。”（《湛深的友情》）在残酷的斗争中仍保持着优雅的诗意和人性的诗人，正是靠友情这盏“心灵的灯”的指引，才不至于在无端的暴雨袭击下精神崩溃，并在心灵的探寻与情感的微妙颤动中，敏锐地捕捉到诗神缪斯赠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友情。
知识分子在文艺美学领域中进行自觉的艺术探索所具有的开放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倡的战争文化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内敛性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关系。宏大的政治话语所具有的话语优势将知识分子的道统和学统中不合规范的部分视为异端，虽然知识分子从来不会有意识地与现实权力和社会体制进行正面的抗争，但愈演愈烈的政治文化运动还是将净化队伍的范围从体制外的同盟者扩大到体制内的亲密伙伴身上。越来越多的作家失去了写作的权力，甚至在”文革“时期几乎全军覆没。在文艺的百草园地被“黑八论”和“三突出”、“三陪衬”、“三结合”等文革三字经的权威话语肆意践踏的时候，期望与目的发生悖谬的否定的辩证法已为流落到民间的作家提供了站在边缘化的立场上进行潜在写作的广阔空间。“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他们不仅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和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15〕可以说，民间话语的多层次性和多内涵性所具有的历史性的价值意义，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已提出三十多年的今天，应被重新挖掘整理并予以公正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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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珊）
摘 要： 1950～1970年的潜在写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有着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趋势。对文坛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进行异质性的、类似抽屉写作的创新，能使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显示出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的独特性。其实，自由自在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形态孕育的民间话语，正是潜在写作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质素，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民间话语的审美内涵，成为慰藉身心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驿站。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37－07
站在开放、民主的公共话语空间，对20世纪50年代及其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的钩沉打捞，在重构文学地理版图的基础上，展示文学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不绝如缕、存亡绝续的特质内涵，可还原文学发展的本真面貌。“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人经历，一定有许多也许并不细微，但在原有‘知识结构’下看不到的东西（例如情绪的波动，内心的感受等等）沉淀在那里并湮没于主流话语之中，当主流话语沉默（至少你可以使之沉默）时，难道不正是赶紧打捞或挖掘这些思想资料的大好时机吗？”〔1〕可以说，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产生的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化形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知识分子从庙堂文化和兼济天下的岗位意识上撤退至民间、将息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和疲惫的灵魂的精神驿站。在时代的风云的颠簸中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的小我，以时代的洪流中的大我的视角看来，咀嚼个人的悲欢和伤痛的狭小天地里的情愫是病态的小资情调。但富有吊诡意味的是，当极“左”的意识形态打着高尚无私的冠冕堂皇的旗帜、行使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卑鄙伎俩时，小我与私我的真情实感的抒发，对干瘪空洞的巨无霸式的主流政治话语造成的文坛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化的文学审美意蕴的缺失，起着一种补偏救弊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相当贫乏的文革时代，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2〕。正是这些具有真情实感从未想到发表的潜在写作，抛弃了主流文坛规训与惩罚的压抑机制，在向文学本体回归的特殊语境中，颠覆了企图将文学作品沦为政治附庸和图解政策的工具的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潜在写作遵循着《后汉书·冯异传》所说的“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辩证轮回规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最高水平。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曹金合 遮蔽与记忆——“潜在写作”状态下的民间话语内涵剖析“处于边缘的‘潜在写作’，虽然环境不自由，作家主体心灵反而因为被排除到公开文学体制之外，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公开文学中的各种规范的制约，从而对个体心灵、情感、命运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表现。”〔3〕边缘与中心、规范与疏离、异端与典范、压制与反抗的辩证法，遵循着物极必反的逻辑规律向着逸出主流文化价值范式的方向发展。在戴着镣铐跳舞的逼仄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中，在主动或被动地脱去了神圣的超我的人格面具之后，边缘化的生活处境和观察立场换来的是回归自我本真面目的生命状态。在宏大的政治话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民间的人性话语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越来越“左”的政治话语通过设置文学话语禁区和建构话语等级秩序，对启蒙话语以及人性话语采取了去势与整容的压制手段。这样通过红色的革命文学话语范式的建构，对知识分子从五四时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中得到的民主、科学等启蒙话语范式进行了等级结构的划分与压制，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在战争文化规范影响下形成的教师/学生、医生/病人、启蒙者/民众、高尚者/卑贱者等二元对立项中，前者与后者的对立逆反产生的对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反人性举动，使知识分子话语的威信和效力一落千丈。特别是深受鲁迅的启蒙精神影响的现代作家，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特定语境下培养成的改造国民性痼疾的责任意识和岗位意识，面临着主流文化权力压制下的嬗变，这对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的作家来说，其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意蕴探求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建国后在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思想和反右派等的批判运动中，“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和行为的选择和规范，起到有力的制约、控制的作用”〔4〕。作家建构在自我认知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个体情感，在大公无私的宏大主流话语的X光照射下，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典型徽章。工具论和服务论的先天优越性带来的话语权力的合法性，借用宏大的政治话语的权威宣判了自由选择认知和个性体验的表达方式的非法性，实际上也就堵塞了真正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借助于合法的政治话语或者合情的启蒙话语进行言说，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合理渠道。在建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的历史语境中，作家的话语权自然要遭到极“左”意识形态的权力干预，因此潜在写作的作家们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将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转化为民间话语的存在样态。这种“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2〕的民间话语空间，就成为了在喑哑时代里怀着对缪斯女神的虔诚挚爱的作家表达自己的人性话语的唯一话语空间。时空条件的限制使“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潜在写作家们“往往醉心于对自己所亲身体验的个人生活情感的书写，其中尤以对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情感的书写为多”〔5〕。民间话语由此也就成为了潜在写作中一朵奇葩，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建构的民间话语的潜在空间，顺理成章地成为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里慰藉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港湾。 一、亲情——民间话语的根基 在时代的共名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对异端的个体从肉体到精神、从感性到理性、从感情到思想、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等进行全方位的规范之后，对作家的异质话语权的剥夺进一步巩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其目的是在规训与惩罚榜样的引导或者反面典型的价值选择基础上，实现对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改造。但伤筋动骨洗心革面式的惩罚与改造，只能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被剥夺了公共空间发表言说的权利之后，将内心的冤屈和失落向自己最亲密的人倾诉，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情感的宣泄与抚慰。在启蒙话语被极“左”话语打碎后，亲情担负起了重新整合民间话语的功能，使人在群魔乱舞的日子里不至于沦落为野兽，发挥了坚守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的作用，成为了民间话语内涵的核心。
被冷漠的异质文化和敌对势力的包围弄得身心疲惫的知识分子，只有在母爱中才能找寻到心灵的慰藉。母爱作为一种先天的本能与后天的文化熏染形成的代代相传的原型意识，实际上是各种力量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综合博弈的结果。从生理上说，“孩童的出生是离开保护一切的子宫”，“成长意味着脱离母亲的保护范围”〔6〕。对于从安全温馨的子宫到被无情地抛掷到险象环生的生存环境中的孩童来说，母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对人的被抛状态的单向度的补偿机制；从文化方面来说，母爱是文明进化和文化发展积淀的亲情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河流中逐渐显影的结果。因此，不计任何功利报酬和算计色彩的母爱，成为了饱受摧残的潜在写作者首选的永恒主题。如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被打为另类的绿原，秉承着七月诗派的现实战斗精神，以母亲为儿子请罪的极端方式，展示了行为与目的、实有与空无的二律背反造成的荒诞格局，因为严峻的环境迫使被压抑的主体性不得不以张力反弹的方式来反抗历史的荒谬和人心中潜滋暗长的黑暗卑污。《母亲为儿子请罪——为安慰孩子们而作》采取欲扬先抑的方式，用不动声色的推背法来展示荒唐岁月里的荒诞逻辑。因为在“X说P，所以是P”〔7〕的指鹿为马、是非不分的非常时代，人性中的真、善、美、良知、快乐、纯真被当成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的罪证。儿子因为“在冰冻的窗玻璃上/画出了一株沉吟的水仙”，“在万籁俱寂时分/吹出了两声嫩绿色的口哨”，“在风雪交加的圣诞夜/划亮了一根照见天堂的火柴”等正常的人性追求而被反常的社会定罪，因此欲哭无泪的母亲只能怀着深沉的舐犊之情和下地狱的赎罪心态为儿子开脱罪责：“请饶恕我吧，是我有罪——/把他诞生到人间就不应该/我哪知道在这可悲的世界/他的罪证就是他的存在”。也只有无私的母亲才能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真假变换，始终保持着一颗以不变应万变不求任何回报的爱心。也正因为如此，“文革”中最先觉醒的诗人才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体验的复杂感受，化作饱含人性意蕴的动人诗篇。这种潜在写作的诗歌突破了宏大的革命话语的无形羁绊，打破了英雄化、乐观化、空洞化、模式化的革命话语的纠缠，凸显出诗人捕捉内在心灵悸动的艺术敏感。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的分道扬镳使“母爱是对需要帮助的人的爱”〔8〕在流行假大空的话语模式中显得尤为真实可贵。诗人食指在其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更为纯粹的个性化书写中，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方式将外在的、茫然无措的混乱局面与渴望母爱的情绪嫁接在了一起，印象式的感性思维摆脱了舆论宣传所强加于个人的大一统的理性思维，换来了“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之后，与个体的生命情感息息相关的至亲“妈妈”的民间语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一闪即逝的表象上升为包含丰富情感意蕴的意象之后，敏锐捕捉与准确传达出的生死离别的情感氛围作为触发内在的恋母情结的酵母，使该诗成为了能与孟郊的《游子吟》相媲美的千古绝唱。当然，“这种文化恋母情结是社会文化模式的产物，它传达的是社会主体对以母腹（子宫）为象征的心理安全感的迷恋，其中流露出了社会主体对客观现实和特定的文化规范的潜在逃避倾向”〔5〕。
在长夜漫漫路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是一个独自在外又因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引起内心剧烈挣扎与骚乱的人的镇静剂，内心的虚无、荒诞的生命感受与外界的痴人说梦式的喧哗骚动，都要靠亲情这个最后的阿基米德支点来平衡。因此，作为潜在写作的开端，沈从文在北平刚解放、精神陷入无物之阵时写下的“呓语狂言”《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就非常逼真地显示出了亲情在被外界抛弃的知识分子的心中所具有的价值意义：“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可以说，沈从文的精神迷乱和神态失常，从反面证明了亲情话语在个人、社会产生的游离感、孤独感、疯狂感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平衡中和作用。所以，始终以鲁迅的弟子自居的胡风，在自我认同为革命知识分子和被外界冠以反革命分子头衔的矛盾中，对亲人的怀念、痛悔和愧疚就成了向不在场的主流文化表白和抗辩而产生精神焦虑的缓和剂：“累汝孤零依老祖，可怜白发补童衣”、“万事负卿呼负负，剩余苦恋对牛衣”、“何期累汝成囚首，从此低眉只浣衣”（以上见《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其二、其五、其六）。这种对父母、子女、妻子等至亲至爱的人的牵挂和温情表白，对处于幽禁中的胡风来说，无疑是紧张的精神状态的软化剂和安慰剂。因为在胡风看来，一个视革命如命根的坚定信仰者“一旦出现与‘革命者’相反的身份认同（即‘反革命’），那他所背叛的就不光是党和党的领袖，而且还有其数十年的奋斗和追求，这在理想主义者胡风，显然是不会出现而且也是无法容忍的”〔9〕。由此可见，不在场的政治权威始终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纠缠着胡风，而胡风之所以能在囚禁十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一个理性人应有的正常心态，显然亲情话语的作用不小。
二、爱情——民间话语的硕果 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变化无常，由此产生的恐惧感都内化到了作家敏感而细腻的内心深处。尽管在引入异质文化之后，“原来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基础结构迅速瓦解，人际关系变幻无常，毫无原则”〔10〕，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划清阶级阵线”等冠冕堂皇的宏大话语的精神指引下，无数家庭在愈演愈烈的运动批斗中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但人毕竟是群居的文化动物，在亲情丧失的同时，爱情便成为生命炼狱边惨白的小花，为经受着狂风暴雨洗礼的人们送去了人性的温暖和情感的蕴藉，并以自己独特的生命魅力在严酷的现实和孤独的灵魂之间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因此在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白洋淀诗派等潜隐的诗人的笔下，爱情被视为归隐后真情道白的永恒旋律。不过，由于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情感经历、审美追求、艺术风格、知识储备、思想意识、个性意蕴等，所以爱情在他们潜在写作的状态下被剥去了整齐划一的政治规范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丰饶面目。在诗人穆旦富有理智和智慧的逆向思维浸润下的情感意蕴，审美赋型的意象包蕴的矛盾性和含混性形成了爱情诗独特的张力结构。如表现爱情的幻灭与阴谋的《爱情》，就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主流意识形态下浇灌出的有关爱情乌托邦的隐喻内涵，而对线性一维的终极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产生怀疑。诗中用“快破产的企业”来比喻爱情，喻体的灰暗结局打破了本体的美好幻想。此外，穆旦还设置了一系列情景和场面来戳穿爱情美丽的谎言：“它雇佣的是美丽的谎，/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总是用太冷酷的阴谋，/让狡狯的欲望都向她供奉”，“假如她聚起了一切热情；/只准理智说是，/不准说不，/然后资助它到月球去旅行。//虽然她有一座石筑的银行，/但经不住心灵秘密的抖颤，/别看忠诚包围着的笑容，/行动的手却悄悄地提取存款。”在这里，爱情犹如包着虱子的华美的袍子，由本体与喻体、形象与意蕴的巨大落差形成的审美张力，显示出了诗人穆旦发散性的求异思维所造就的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美丽纯洁的爱情与狡狯的欲望、冷酷的阴谋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但穆旦的异质思维使其在常人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了同构的本质内涵，这是穆旦对“诱惑—幻灭”这个爱情主题深入洞察的结果。 不过，对情感细腻而又敏感孤独的七月派诗人曾卓来说，其诗则表现出爱情是孤独心灵的温馨蕴藉和抚慰，爱情是对旅途中艰难跋涉的旅人那颗寂寞忧伤的心的雪中送炭的主题。诗人因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产生的人格扭曲，使刺痛感和温柔感的双重变奏在诗中发出了不和谐的情绪音符。如《有赠》写道：“你为我引路、掌着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我赤着脚走得很慢很轻，/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脚印。//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送水。/我眯着眼，因为不能习惯光亮，/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在长期的感情沙漠中备受蔑视与仇恨的异化心灵，已不能适应温柔的爱情发出的人性之光对生命的照耀。因此，在渴望爱而爱又突然降临以及唯恐爱再次失去的复杂情绪中，诗人表达了一种时有苦涩、痛苦相伴的诗情旋律，这正是饥饿、劳累、困顿、疲惫的诗人被主流话语判定为罪人之后，急切地想从民间文化形态中汲取爱情话语这个坚实力量的情感反映。正如诗人牛汉所说：“不论写青春或爱情，还是写寂寞与期待，写遥远的怀念，写获得第二次生命的重逢，读来都可以一唱三叹，可以反复地吟咏，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极易引起共鸣。”〔11〕在诗歌《是谁呢？》中，诗人故意用设问的方式表达对与自己患难与共的爱人的感激之情：“在狂风暴雨的鞭打中，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愿和我一同在泥泞中跋涉的/是谁呢？/当我在人群的沙漠中漂泊，感到饥饿困顿，而又无告无助，四顾茫然，愿和我分食最后一块面包，同饮最后一杯水的/是谁呢？/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我，并为我祝福的/是谁呢？”呼唤与渴望希望得到回应的急切性，使诗人采取曲折回环的长句来表达情感的焦灼，这种类似于呼号的话语方式正是急切地想得到对方呼应的真情流露，也是在感情的双向求索与付出的过程中弹奏的最动人的爱情乐章。
爱情在白洋淀诗人的笔下则呈现出希望与失望交织、甜蜜与忧伤交错的复调色彩。在舆论宣传“知识青年到广大的农村去是大有作为的”七彩肥皂泡破灭之后，处于价值真空中的青年人渴望用爱情来拯救自己。然而爱情的纯洁性却在混浊的泥水中再也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姿态了，于是对爱情的反思和叩问便呈现出忧郁甚至是颓废的色调。先驱诗人食指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不再将爱情看作自己心灵的最后停泊地和港湾的情感基调。其诗《还是干脆忘掉她吧》写道：“是等爱人抛弃我呢，/还是我也抛弃爱人？/还是干脆忘掉她吧，/乞丐寻不到人世的温存，/我清楚地看到未来，/漂泊才是命运的女神。”作为对情感和情绪的捕捉非常敏锐的知青诗人，食指将红卫兵落潮产生的茫然情绪直接投射到爱情话语的忧郁色调中去，在本我冲破超我的强有力的压制之后，呈现出无所顾忌的心灵的呻吟与呼喊。在食指之后，白洋淀诗人多多通过爱情的符码表达了在荒诞岁月里自我与超我错位后产生的痛苦思索和对荒谬现实的愤怒控诉与抗争。能指与所指的矛盾张力通过奇特的语言形式、节奏安排、意象选择、氛围营造，呈现出奇异的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诗歌《万象·少女波尔卡》表现爱情出人意料的逆转，超出了读者按照惯性的思维逻辑形成的阅读期待：“同样的骄傲，同样的捉弄/这些自由的少女/这些将要长成皇后的少女/会为了爱情，到天涯海角/会跟随坏人，永不变心。”海誓山盟、海枯石烂般的忠贞爱情，只是远古语境中流传的补偿现代人匮乏心理的神话传说，忠贞与背叛、真实与谎言、操守与沦落在爱情话语的构成中如一枚铜币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组合在了一起。对爱情的远距离关照产生的冷静反思，使多多的诗歌的意象呈现出与虚无生活境遇相吻合的黑色幽默色彩：“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溜出来了，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万象·青春》）。情感与意义的循环链构成的冷抒情的黑色幽默风景，把虚无和荒诞上升至本体意义来呈现的同时，也使虚无形成了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逻辑悖反，尤其以客观冷峻的姿态进行貌似玩世不恭的反嘲之后愈发显得突出。尽管诗人多多体悟到的非常颓废的爱情形成了出人意料的诗意转折，显示出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的荒诞、虚无，但把无聊、无价值、无意义的非逻辑荒诞的一面无限放大且作为世界的本相和本质，就会导致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偏枯。喧哗与骚动的多声部的杂乱无章的客观性，与人生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赋予美好的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主观性相结合，才能比较辩证地组成一个圆满的生活世界。因此，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就成为在不幸时代里诗人慰藉疲惫心灵的港湾，爱情是民间话语救赎在兽性横行的时代里人性迷失的最好药方，这一点在赵振开的小说《波动》的男女主人公杨讯和萧淩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尽管萧淩经历了父母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自己被高干子弟玩弄并始乱终弃等家庭和情感的变故，她那孤僻敏感的心在创伤刺激下，倾向于对终极的价值意义采取极端怀疑的虚无主义态度，但她与杨讯的相互吸引又有矛盾冲突的爱情关系，充分表明了在政治权力话语对现实的统治模式发生动摇之后，觉醒的知青一代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努力建构人的主体性的姿态。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形成的夹缝中展开的论辩叙事，即使多音齐鸣也掩盖不了萧淩在污浊、邪恶、暴力肆意横行的时代里对爱情的想象和向往，爱情的优雅与诗意在文本中被作者化为了对抗残酷、暴虐、冷漠的现实的“星光”意象。正如学者杨健所指出：“星光是这个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没有温暖阳光的时候，这冷冷的光明就显得极其宝贵。这星光就是深藏在萧淩等人心底的未曾泯灭的人的良知。”〔12〕爱情作为民间话语的硕果，对沉沦为野兽或畜生的人具有复苏良知的救赎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在潜在写作题材中，爱情都能得到被剥夺了政治话语权和启蒙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青睐的重要原因吧。
三、友情——民间话语的枝叶 在话语范式的等级关系中，民间话语范式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处于被强势话语遮蔽的状态。因此，只有去除革命知识型和启蒙知识型等强势话语范式的遮蔽，才能敞亮民间话语范式中的友情话语。在指鹿为马的政治话语年代，革命知识型的话语范式凭借霸权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压制，从而使有七情六欲会独立思考的个人按照权势者的要求发出声音，从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正如彭燕郊在1955～1957年受审期间潜在写作的散文《无声语》所描述的：“我已经不是我，而是一个符号，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和这个符号相吻合，充实它所代表的内容，适应它所提出的要求。”〔13〕但人毕竟不是没有主体性色彩的符号和机器，处于失语状态的知识者需要友情来抚慰。虽然胡风在狱中对因自己坚持真理而牵连朋友受累深感遗憾：“赢得交情皆铸错，仅余遗憾不成诗”（《一九五六年五一节》），但他在两种文化规范和文学传统的冲突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精神，却是因为汲取了友情的强大力量才能与教条主义的模式化、主观主义的虚假化、官僚主义的宗派化展开长期的斗争。友情在胡风的古典诗韵中发出了令人动容的人性光辉，如“朝中党内多沉痛，岂有真亡假不来”，“敢指文场嗤白脸，何堪武道苦黔顽”，“丹心耿耿倾声泪，叹绝情真一代师”（《次耳兄悼东平原韵》其一、其二、其三），“敢是敢非真待友，装忠装顺假称臣”（《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其一）。对挚友丘东平的深切怀念是从不在场的他者（比如鲁迅）身上汲取思想独立的精神资源，以达到个体的主体性和精神立场的坚守目的。言为心声，思想和精神的独立使胡风达到了为人和作文的表里如一，他对朋友的怀念之情是发自肺腑的。这种友情的诚与真正是对“做戏的虚无党”的诈伪阴险的小人面目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是使喝了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生命力钝化的迷魂汤的狂热者从非人到真人的人性回归的清醒剂。 统治者的极权专治造成的被统治者的奴性人格，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友情的缺位和交际关系的异化。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对个人本位的尊重和重视的社会语境，人们就能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逻辑推理不可避免地抛弃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和终极乌托邦的价值幻想，从宏大的价值主体遮蔽的阴影中重新发现个体无可代替的先验的价值理念，并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中，建构起和而不同的平等和谐的价值信念，而且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也应当是“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视、残杀与伤害。应当是伙伴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14〕因此建立在友情基础上的民间话语，在简单平常的朴素本色中包含的价值理念虽然远没有乌托邦梦想那样灿烂辉煌，但正是这样的本色话语在无边的荒原上发出的人性的呼喊，才在时过境迁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友情具有在天聋地哑的荒唐岁月里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桥梁作用。身处逆境、潜隐民间的九叶诗人唐湜对人间友情的渴望和追求，就成为其被主流文坛放逐之后寄托自己的生命感受的精神支柱。最为纯真的友情是他笔下反复吟咏的最动人的诗篇，在《小市街》中他动情地写道：“一望污秽的泥土里，/有一片挚爱的火焰，/呵，鱼相忘于江湖，/淡泊里有更深的恋念！//要是枯索的街市，/没人类崇高的感情，/谁又能忍受孤独里/凄然的一片忧愤？”人不能如“鱼相忘于江湖”那样彼此在污秽的环境和氛围中做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单体的原子人，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人甚至政治的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命质素。特别是在落难的人生低谷期，雪中送炭般的友情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力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所以诗人才在自己的诗歌里反复歌咏友情的珍贵与深厚：“在这样的夜，就凭着你们，/蓝色的星辰，心灵的灯，/我才能在浩渺的海上航行，/穿越过险恶的暴风骤雨，/到达歌诗的灵异的小岛。”（《湛深的友情》）在残酷的斗争中仍保持着优雅的诗意和人性的诗人，正是靠友情这盏“心灵的灯”的指引，才不至于在无端的暴雨袭击下精神崩溃，并在心灵的探寻与情感的微妙颤动中，敏锐地捕捉到诗神缪斯赠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友情。
知识分子在文艺美学领域中进行自觉的艺术探索所具有的开放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倡的战争文化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内敛性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关系。宏大的政治话语所具有的话语优势将知识分子的道统和学统中不合规范的部分视为异端，虽然知识分子从来不会有意识地与现实权力和社会体制进行正面的抗争，但愈演愈烈的政治文化运动还是将净化队伍的范围从体制外的同盟者扩大到体制内的亲密伙伴身上。越来越多的作家失去了写作的权力，甚至在”文革“时期几乎全军覆没。在文艺的百草园地被“黑八论”和“三突出”、“三陪衬”、“三结合”等文革三字经的权威话语肆意践踏的时候，期望与目的发生悖谬的否定的辩证法已为流落到民间的作家提供了站在边缘化的立场上进行潜在写作的广阔空间。“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他们不仅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和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15〕可以说，民间话语的多层次性和多内涵性所具有的历史性的价值意义，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已提出三十多年的今天，应被重新挖掘整理并予以公正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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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