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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九世纪创作方法”与文学经典化的主导标准
新世纪以来，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性的文学景观。顾彬的“垃圾说”是引发这一讨论的导火线之一。顾彬在《语言的重要性》中对其所持观点作了学理性阐释，主要涉及当代文学的语言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问题。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语言问题的判断是准确的；而对后者的判断则偏失较大，与文学现实状况不符。
顾彬认为导致中国当代文学“衰微”的原因不在于文学外在发展环境等影响因素，而在于作家未做到对语言的锤炼与经营，语言应当是作家首先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难题，是语言没有成为作家最重要的关怀，而只是用来编造书面娱乐的工具。”a对于当代作家作品语言现状的不满，在中国学者这里达成了共识。王彬彬较为认同顾彬对当代作家语言表达能力的判断，二人在强调文学修辞审美、诗性追求方面以及对当代诗歌的肯定方面是相契合的。并且，注重语言上的返璞归真、准确练达是王彬彬在文学批评中一直强调的标准。王彬彬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成为好作家的条件之一即“对语言的高度敏感和一字不苟的写作态度”b。且在语言美的背后则是作家和学者对笔下创造物的精神追求，文学思想观念必须通过好的语言才能得以传递。语言既是陈述的媒介，而其表达所营造的多重意境和意象又使语言超越了工具功能，达到了新的层次。“在文学创作中，语言是第一位的，语言是最根本的，语言甚至就是文学的全部。孙犁也好，汪曾祺也好，王家新也好，都是在强调一个老得像木乃伊的道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c具体到当代作家创作，语言是其软肋，拉低着当代文学的成就。当代作家作品的语言寡淡，好似“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语言”d，缺乏文学意味，缺失对语言的细致打磨、细致修改，这是当代作家的通病。顾彬、王彬彬对语言突出强调的背后是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对语言的长期忽视。自新时期以来，西方多种文学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引入中国，不同方法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发挥着不同的功效。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的语义学批评方法，是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基本标准和基本出发点。文学语言的叙述姿态在于表现“显性文学自身，亦即作为美的终极性本身”e。当作家和学者忽视了语言这一基本规范，而追求一些“高深渺远”的理论方法标准时，文学偏离了自身的基本轨道，最终会造成思想因语言低劣而无法展现。莫言语言的“泥沙俱下”是“质疑其小说艺术水准的最有力证据”f。因而，恢复语义学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才能够促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创作方法上，顾彬立足于文学现代性的追求，反对“十九世纪创作方法”，认为今日标准下好文学应当具有先锋精神，注重对心灵世界的开发，排斥小说文本的故事庞杂、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然而，顾彬对创作方法高下优劣的判断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文学价值观的持守都非常狭隘、偏执，缺少必要的多元化眼光和容纳性”g。顾彬对文学经典所持的标准、对文学传统的态度和中国文学基本形态的把握是错误的。顾彬所推崇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与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来看，顾彬所反对的“十九世纪创作方法”非但未过时，反而占据着当代文学创作方法的主导地位。“十九世纪创作方法”是中西传统的文学创作方法，这种“方法”一直以来被中国包括作家、批评家在内的读者所普遍接受与认可，其指导下的创作作品比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方法下的创作具有更多的读者群。更为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创作方法”背后的文学立场标准恰恰也是文学经典化甚至当代文学地位评价的主要评判依据。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文坛将西方百年来新的创作方法都“操演”了一遍。然而，创作方法狂欢的同时则是对方法有效性的反思：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最接近文学传统的创作方法才是读者最能接受的文学样态，其背后的价值标准和文学立场也最具恒定性。中国读者对传统文学经典有着良好的接受基础和阅读惯性，使得中国读者对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等方面的传统构成模式天然地认可。在《问答录》这部创作谈中，李洱将自己所处在的“60后”作家称之为“悬浮的一代”h，讲述了“60后”作家与“50后”作家在价值观念、创作理念上的明显差异。程光炜根据对《问答录》的观察，认为中国“60后”作家未成为文坛的主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坚持以二十世纪创作原则“制作”他们的作品，而“广大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对小说的认知仍停留在19世纪文学那里”i。这是为何“60后”作家虽曾崛起但依旧不温不火，而“50后”作家依然是中流砥柱、无法被取代的原因。程光炜的观点反映出中国读者群的基本现状：关注文学叙事容器内盛物的“十九世纪创作方法”契合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读者的知识结构、阅读习惯；注重文学叙事容器自身的二十世纪创作原则在读者群接受上却无法占据太多的优势。陈忠实曾警醒地认识到：“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j李锐的“拒绝诗意化”k创作理念则也是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的警惕。这说明，“十九世纪创作方法”背后所涵涉的文学价值观念、创作形式和审美趣味，并未因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而被文坛所舍弃，而是依然被广泛认同。同时，新世纪文学创作模式的主流是回归文学出发之地——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与“十九世纪创作方法”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因此，所谓“50后”作家“精神主体的自觉”l，其实质依然是作家对“十九世纪创作方法”所具有的直面现实、对话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进行继承的体现。
中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焦虑是文学经典化讨论得以扩大化的关键，而顾彬这位汉学家的“垃圾说”仅仅是引发文学经典化讨论的一个由头。争论双方能够各持一词并都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在于，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创作模式和评价方法具有多样性，致使经典与非经典之间界限模糊，以往的经典可能被去经典化，而非经典作品则可能被请上经典之高台。从文学理念的新变和研究方法的转型角度上看，导致文学经典评判标准的变迁和多样原因有三：第一，破除旧研究方法、旧话语逻辑的束缚后，新的研究方法启发了人们对问题的深化认知。人们一旦解除原有思维观念的束缚，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就可以站在更高层面，发现原有思维标准和研究方法的偏执和缺陷。卢新华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伤痕》所涉及到的那段历史的思考，“政治悲剧”已无阐释效力，应当回到传统文化，“从文化悲剧的角度寻求根源”m。这说明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积弊与缺陷角度来审视特定阶段的历史事件，则看的更加深远、更具科学性。有学者以《子夜》的“主体性缺失”和《家》的“非审美性激情膨胀”n等缺陷为由，认为二者在艺术性和思想追求上不符合经典的标准。相比较而言，《骆驼祥子》因其凸显了主体意识、呈现出人性的多面而可以被归于经典。这是文学研究方法由社会政治标准转变为人本主义标准后对文学经典进行再解读的典型。第二，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秩序影响下的读者观念和审美趣味左右著文学的发展走向。社会生活的秩序与原则影响着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知，时代新变导致了人们认知方式、创作理念和审美标准的变迁，影响到作家和学者对历史和文学的表达方式。且时代文学主潮、品格形成由“当下兴趣”o主导着：左右文学观念、文学书写的最大因素是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念、社会生活和读者趣味，而非通常认为的文学“制作者”——作家和批评家。这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理想文学的指认并非由作家和批评家所决定。第三，文学的代际差异和作家的先锋精神导致了文学创作风格的新变。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文革”记忆》考察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文革书写呈现出情绪情感、叙述风格、主题思想上的显著差异。即由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情感上由悲痛叙事基调下的伤痕、忏悔和反思到90年代的怪诞和游戏狂欢，很明显地体现出对历史事件书写由统一化、整体性的“大历史”走向零碎化、个人化的“小历史”转变p。这里的忏悔书写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式忏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现出“同情人道主义”q的精神实质。而90年代的文革书写怪诞化在体现作家主体性的同时，书写对象本身也作为一种景观而存在。“当历史处于主体化想象时，人成了历史的阐释者，这必然意味着对某种规范化历史真实的怀疑和重构，人对历史不是无穷地认同事实和探究真相，而是以消解客观性历史真实来解构主体性历史神话。”r且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使“被遗忘或被压抑了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在对历史进行去蔽的同时，实现了对历史的祛魅”s。文革的不同书写风格暗藏着不同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忏悔体现出作家作为当事人或者作为悲剧的共谋者的态度，每一位当事人和共谋者都是他人的地狱；怪诞作为阐释历史的方法，其背后是叙述者对怪诞历史的质疑、对历史真相本身的嘲弄和戏谑。 二、文学世俗化的两副面孔与人文精神重塑
文学世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文学市场化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面向。世俗化是现代性启蒙的重要议题，本是社会启蒙题中应有之义，是上世纪50-70年代被遮蔽的新思想文化内部“新新矛盾”t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孕育和生成的结果。“世俗化是启蒙理想的基础和前提”，“世俗化以及‘世俗化’启蒙是启蒙的起点，不是终点；是部分，不是全部。启蒙可以从‘世俗化’启蒙开始，但绝不能从‘世俗化’启蒙终结。”u经过世俗化思潮的洗礼，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是“自觉地回到了文学的人性立场，凸显了文学的民间意味”v。强调摆脱宗教和政治束缚，关注个体生命状态，凸显人的欲望和世俗生活，复归长期被遮蔽的人性，个人主义话语生存空间极大拓展，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得以充分展现；解构了宏大叙事和虚假崇高，对过去的虚假、虚伪文学观念与文学标准的祛魅，引发文学价值观念的新变。这是文学世俗化的初衷，也是其正面价值。以往一些因宗教或政治的目的而被拔高或者赋魅的作家作品，在世俗化思潮下得以祛魅，还原了其本来面目。如“鲁迅”在世俗化思潮下被重构，“回到人间”，“从‘大鲁迅’向‘小鲁迅’”转变w，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
世俗化思潮在實际社会运行和文学实践中呈现出两幅面孔：神圣化和物化。这两副面孔共同左右着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的基本形态，也影响着新世纪文学发展、转型的基本走向。其中，物化倾向是导致人文精神滑坡的重要原因。因此，认清世俗化思潮的两副面孔对剖析和把握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基本形态有着重要价值。所谓世俗化的神圣化倾向，就是对物质与精神这对概念中的精神一方进行过度强调，一味地宣扬某种可贵精神的崇高性和人的道德完美性，忽视物质的短缺与不足对人所造成的伤害；企图以精神的富有遮蔽物质的匮乏，“贫穷，成为骄傲和光荣的标志；富有，则是邪恶和堕落的象征。穷人，成为品德高尚的化身；富人，则是道德败坏的别名”x。这些皆体现出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人们所面临的物质生存困境无法通过精神抚慰得以解决，物质的空乏应当以物质的满足作为唯一解决途径。一旦将精神与物质混淆、以精神替代物质，就使世俗化启蒙走向其对立面，形成反启蒙。所谓世俗化的物化倾向，就是对人的欲望的过度放纵，媚俗与鄙俗成为日常美学，私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泛滥，道德滑坡严重。这就偏离了倡导文学世俗化的初始目的：恢复被遮蔽的人性、指引个人人格健康发展。“抹去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诗意性，以感官刺激、娱乐快感取代了文学的审美性、崇高性，表现出宣扬虚无、颓废的人生享乐思想的动机。”y物化倾向说明文学在走向世俗的同时，未能做到对其进行理性的审美观照，对生活本身缺乏审美过滤和典型化处理，物欲展露有余而节制不足。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皆可从神圣化和物化上找到关联性，抵制和摆脱文学的两种不良倾向是推动新世纪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新变的起点。
以“肯定人的合理欲望，高扬人的主体精神”z为目的世俗化思潮，一旦滑向了神圣化和物化，也就造成对“人”的控制，辖制“人”的自由，导致“人”的主体精神偏离本真、真情，造成人文精神缺失。世俗化启蒙背离其初始目的，纯文学受到冷落，文学的人本主义方法标准被广泛搁置和质疑，普世价值标准遭到调侃与解构。受世俗化影响，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或戏谑贬损、或吹捧棒杀，过分重视西方的命题逻辑，批评的不及物性使批评自身的有效性降低。以上问题的产生与批评者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迎合世俗趣味和功利主义的文化价值观”@7等现象值得深思。面对文学世俗化的两种极端面孔，呼唤人文精神的重塑，“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8，则是新世纪文学批评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具体而言，重塑文学的人文精神、捍卫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体现有三：其一，注重人性挖掘的深度和尺度。文学创作和批评应“站在人性的高度，超越政治，从人性的视角，用人性的目光，去观察、发现、捕捉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不易为一般人察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9。同时，应对人性恶保持警醒，防止“人性黑暗角落的污浊再次泛起”#0。其二，呼吁人的道德完善。保持着“智识阶层”职责与担当的作家如张炜，面对物化泛滥、道德观念的转型所带来的传统道德的堕落、对人的德性的戕害，张炜在创作中坚守德性与知性，“抗拒德性的蒙难”#1。其文化保守主义在物化时代成为“制约商业社会物欲主义”#2的一种弥足珍贵的守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进行歌颂，坚守人文精神，一次次走向精神的高地#3。其三，廓清历史小说书写的价值立场。学者们对《大秦帝国》等作品的批判则是捍卫人文精神、廓清历史小说书写标准的典型学案。董健认为《大秦帝国》在思想内容上体现出“崇拜暴力和强权，否认人道主义，否认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以及科学精神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观”#4。吴功正认为《大秦帝国》“不是以自由、民主、人的尊严，而是以专制、残暴、人被否定，作为价值评判的尺度”#5。而一些学者对《大秦帝国》的一味歌颂和对批评的辩护则违背了启蒙立场，颠覆史实、消解历史、漂白罪恶、混淆历史真实与小说之间界限、为专制思想唱赞歌，这些混乱的价值立场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沉沦”#6。在价值观念多元共生、异质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坚守价值观的一元立场——人类立场、处理好普世价值与世俗趣味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对大众进行新启蒙。这也表明捍卫人文精神是一项需要长期坚守的未竟事业。
三、从“主义”到“关系主义”：文学史研究的去蔽与扩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三种误区：其一，在概念命名上，一些文学现象、问题和流派的命名具有随意性、随机性，并无科学的根据与来源。而文学史的编撰又建立在对已设定好的概念命名进行再阐释的基础上。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概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概括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本质属性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的归类方法并不具有可靠性，也得不到作家们的认可。以这种临时性的概念命名、简单化归纳方法来审视文学，造成了审视者视野的固化，遮蔽了文学阐释的多样性和意义丰富性。其二，在指导思想上，往往文学史撰写的指导思想是某一种或几种“主义”，而这些“主义”的内涵在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走向泛化：后续研究者在对“主义”进行运用和再阐释的过程中，刻意或者无意识地对其内涵进行伸缩、偏义和误读，造成“主义”的无限扩张，而其原点和初意却遭到忽视。这就造成了“主义”作为研究方法既万能又空洞、所指与能指都具有不确定性的现状。另外，“主义”也会对非该“主义”理念下的文学现象和问题造成遮蔽。于是，以“主义”为指导思想所编撰的文学史其本身的科学性与稳固性就值得怀疑，终极的“主义”既指导着编撰的思路与方法，也束缚着编撰者的阐释视野、认知深广度。其三，在具体操作层面，局部研究法有意地将研究对象进行切割，缺乏对文学的整体性认知，在认知上的碎片化导致了无法抵近文学的真实面向。如何以一种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揭示文学的真实、解决文学史研究中的误区？这就需要抛开旧的、随机产生的概念命名，摒弃单一性的“主义”指导，杜绝对文学对象的切割，研究者才能抵近文学的真实状态，触摸其原本的温度。南帆在《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中提出的“关系主义”，“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呈现的关系表明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7。这为审视文学提供了新视角，弥补了“主义”观念主导下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关系主义”理念强调在相互关联的“他者”视域中审视中心议题，“一种‘主义’的意义不是单独完成的，不是来自所谓的‘内在本质’。相反，一种‘主义’的问世由于‘他者’的存在而意义倍增。”#8“关系主义”作为研究方法，有利于避免文学研究误区，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关系主义”强调中心议题与“他者”间的互摄互入、相互生成。从“关系主义”视角下，可以发现文学被遮蔽的部分、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再解读。 寻求审视研究对象的新视角，将被遮蔽的文学意义进行呈现，是文学史研究去蔽和扩容的有效途径，也是文学研究适应整体性文学发展潮流新变的结果。新世纪以来，一些注重“他者”视角的文学研究实践暗合了“关系主义”的基本要旨。王彬彬的《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9从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角度重新审视影响文学发展演变的因素，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大学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意蕴浓厚的场域，大学学统也左右着文学的品格。朱首献的《论文学史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指出理想的文学史编撰方法是将文学史家的类意识与个体意识放置于共融状态。文学史编撰的深层对话不是史料与史料的对话，而是“文学史家与文学史料、文学文本乃至文学史家与文学家”的对话$0。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史家的角色不仅仅是文学史料的考古，而且是“审美立法者”。审美立法工作则需要个人意识的积极参与其中。唯如此，才能再現文学史的内在灵魂脉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西方话语作为中国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研究理论资源会造成对文学本土性的遮蔽。于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立足于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和中国问题，重新解读文学发展的动因问题，破除西方话语的绝对权威地位，探寻文学发展的本土影响因子，注重“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1，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显著趋势，体现着新世纪文学本土话语再造的自觉。对于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研究，以往较多地强调这种创作模式的拉美属性，而忽视其本土属性。新世纪以来，研究者认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创作上影响更多的是技巧方法上的启迪，而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内核依然是本土传统文化。本土神秘意象参与了“魔幻”的建构，这就凸显了中国同类创作在来源上的本土地域文化特质。魔幻现实主义被充分中国化，按照中国的思维和审美习惯对“魔幻”进行改造，注重本土神秘意象、传统文化观念的运用，传递着中国本土独特而浓厚的文化意蕴，体现出小说“向民族性回归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2。樊星指出：当代文学主题中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追寻魂灵，“昭示了当代神秘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一面追问民族精神的坎坷命运，一面猜想民间信仰的玄秘幽深”$3。这强调了神秘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继承性。对于莫言创作的资源取径问题，新世纪的研究将目光转向本土传统资源，王洪岳的《夷齐文化的鸟崇拜和莫言小说鸟意象的元现代阐释》认为：夷齐文化中的巫幻意象在莫言创作中得以充分发挥和创造性转化，使其创作形成“巫幻现实主义”$4的特征。将“魔幻”置换为“巫幻”是将莫言创作的影响因素由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转向内——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转向代表着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范式由重视“他者”经验书写向本土话语再造转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无形中契合了以“关系主义”透视文学史的精神宗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将文学的整体发展进程放置于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注重文学史与制度史二者的相互阐释，将被遮蔽的文学外部隐形因素进行挖掘。丁帆认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构成文学现象的根本动因”$5。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的背后支撑是制度为文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提供了最大的场域与惯习，模塑着文学的基本形态。着眼点于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制度既可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视角又是文学研究的内容，探索“‘有形的文学制度’和‘无形的文学制度’”$6对文学形态、文学生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目的是以此来重新解读文学、展现文学的整体性风貌。其中，文学管理制度、出版规范、文学思潮、社团组织、教育制度等是进入显性和隐性文学制度生成的具体切入口。这些具体文学制度规范影响和制约着文学发展方向，甚至成为文学一体化的指挥棒。王爱松的《出版制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7梳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出版制度、出版法规对文学生产过程的制约、阻碍作用。杨有楠的《“文革”主流文艺创作的生产机制考察》指出作为文艺主流规范样本的革命样板戏对其他文艺形式的示范作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8。赵普光的《文学机构的恢复与重塑——80年代文学制度研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机构的重组角度考察文学组织体系，使作家“处于文学制度的整合当中”$9，作家归文联、作协的层级化组织建设是文学制度运作正常化的关键。韩松刚指出：“90年代出版领域所出现的各种新策略、新现象、新问题”%0是文学出版转型和期刊改版的出发点。这种献媚于市场的转型和改版，最终依然要返回到文学应有运作模式中来，纯文学期刊即使向一般读者靠拢，也无法长久吸引其关注。因此，保持纯文学应有的风格与品格，才是坚守阵地的正确选择。
在呼吁现实主义精神回归、注重本土话语再造的新世纪，文学研究在考查经典化、世俗化甚至文学史编撰等议题时，依然需要亮明的原则是：文学研究方法可以多元，但价值观必须一元，即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以某一种“主义”为视域的文学研究因其对非“主义”的遮蔽而无法还原真相，文学史撰写也只能是一种“再想象”。因此，应当呼吁以“关系主义”勾连文学事件、现象，注重研究对象与“他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的多面模态。
【注释】
a[德]顾彬：《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9年第四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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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王彬彬：《我所理解的顾彬》，《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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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性的文学景观。顾彬的“垃圾说”是引发这一讨论的导火线之一。顾彬在《语言的重要性》中对其所持观点作了学理性阐释，主要涉及当代文学的语言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问题。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语言问题的判断是准确的；而对后者的判断则偏失较大，与文学现实状况不符。
顾彬认为导致中国当代文学“衰微”的原因不在于文学外在发展环境等影响因素，而在于作家未做到对语言的锤炼与经营，语言应当是作家首先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难题，是语言没有成为作家最重要的关怀，而只是用来编造书面娱乐的工具。”a对于当代作家作品语言现状的不满，在中国学者这里达成了共识。王彬彬较为认同顾彬对当代作家语言表达能力的判断，二人在强调文学修辞审美、诗性追求方面以及对当代诗歌的肯定方面是相契合的。并且，注重语言上的返璞归真、准确练达是王彬彬在文学批评中一直强调的标准。王彬彬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成为好作家的条件之一即“对语言的高度敏感和一字不苟的写作态度”b。且在语言美的背后则是作家和学者对笔下创造物的精神追求，文学思想观念必须通过好的语言才能得以传递。语言既是陈述的媒介，而其表达所营造的多重意境和意象又使语言超越了工具功能，达到了新的层次。“在文学创作中，语言是第一位的，语言是最根本的，语言甚至就是文学的全部。孙犁也好，汪曾祺也好，王家新也好，都是在强调一个老得像木乃伊的道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c具体到当代作家创作，语言是其软肋，拉低着当代文学的成就。当代作家作品的语言寡淡，好似“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语言”d，缺乏文学意味，缺失对语言的细致打磨、细致修改，这是当代作家的通病。顾彬、王彬彬对语言突出强调的背后是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对语言的长期忽视。自新时期以来，西方多种文学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引入中国，不同方法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发挥着不同的功效。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的语义学批评方法，是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基本标准和基本出发点。文学语言的叙述姿态在于表现“显性文学自身，亦即作为美的终极性本身”e。当作家和学者忽视了语言这一基本规范，而追求一些“高深渺远”的理论方法标准时，文学偏离了自身的基本轨道，最终会造成思想因语言低劣而无法展现。莫言语言的“泥沙俱下”是“质疑其小说艺术水准的最有力证据”f。因而，恢复语义学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才能够促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创作方法上，顾彬立足于文学现代性的追求，反对“十九世纪创作方法”，认为今日标准下好文学应当具有先锋精神，注重对心灵世界的开发，排斥小说文本的故事庞杂、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然而，顾彬对创作方法高下优劣的判断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文学价值观的持守都非常狭隘、偏执，缺少必要的多元化眼光和容纳性”g。顾彬对文学经典所持的标准、对文学传统的态度和中国文学基本形态的把握是错误的。顾彬所推崇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与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来看，顾彬所反对的“十九世纪创作方法”非但未过时，反而占据着当代文学创作方法的主导地位。“十九世纪创作方法”是中西传统的文学创作方法，这种“方法”一直以来被中国包括作家、批评家在内的读者所普遍接受与认可，其指导下的创作作品比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方法下的创作具有更多的读者群。更为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创作方法”背后的文学立场标准恰恰也是文学经典化甚至当代文学地位评价的主要评判依据。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文坛将西方百年来新的创作方法都“操演”了一遍。然而，创作方法狂欢的同时则是对方法有效性的反思：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最接近文学传统的创作方法才是读者最能接受的文学样态，其背后的价值标准和文学立场也最具恒定性。中国读者对传统文学经典有着良好的接受基础和阅读惯性，使得中国读者对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等方面的传统构成模式天然地认可。在《问答录》这部创作谈中，李洱将自己所处在的“60后”作家称之为“悬浮的一代”h，讲述了“60后”作家与“50后”作家在价值观念、创作理念上的明显差异。程光炜根据对《问答录》的观察，认为中国“60后”作家未成为文坛的主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坚持以二十世纪创作原则“制作”他们的作品，而“广大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对小说的认知仍停留在19世纪文学那里”i。这是为何“60后”作家虽曾崛起但依旧不温不火，而“50后”作家依然是中流砥柱、无法被取代的原因。程光炜的观点反映出中国读者群的基本现状：关注文学叙事容器内盛物的“十九世纪创作方法”契合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读者的知识结构、阅读习惯；注重文学叙事容器自身的二十世纪创作原则在读者群接受上却无法占据太多的优势。陈忠实曾警醒地认识到：“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j李锐的“拒绝诗意化”k创作理念则也是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的警惕。这说明，“十九世纪创作方法”背后所涵涉的文学价值观念、创作形式和审美趣味，并未因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而被文坛所舍弃，而是依然被广泛认同。同时，新世纪文学创作模式的主流是回归文学出发之地——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与“十九世纪创作方法”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因此，所谓“50后”作家“精神主体的自觉”l，其实质依然是作家对“十九世纪创作方法”所具有的直面现实、对话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进行继承的体现。
中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焦虑是文学经典化讨论得以扩大化的关键，而顾彬这位汉学家的“垃圾说”仅仅是引发文学经典化讨论的一个由头。争论双方能够各持一词并都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在于，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创作模式和评价方法具有多样性，致使经典与非经典之间界限模糊，以往的经典可能被去经典化，而非经典作品则可能被请上经典之高台。从文学理念的新变和研究方法的转型角度上看，导致文学经典评判标准的变迁和多样原因有三：第一，破除旧研究方法、旧话语逻辑的束缚后，新的研究方法启发了人们对问题的深化认知。人们一旦解除原有思维观念的束缚，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就可以站在更高层面，发现原有思维标准和研究方法的偏执和缺陷。卢新华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伤痕》所涉及到的那段历史的思考，“政治悲剧”已无阐释效力，应当回到传统文化，“从文化悲剧的角度寻求根源”m。这说明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积弊与缺陷角度来审视特定阶段的历史事件，则看的更加深远、更具科学性。有学者以《子夜》的“主体性缺失”和《家》的“非审美性激情膨胀”n等缺陷为由，认为二者在艺术性和思想追求上不符合经典的标准。相比较而言，《骆驼祥子》因其凸显了主体意识、呈现出人性的多面而可以被归于经典。这是文学研究方法由社会政治标准转变为人本主义标准后对文学经典进行再解读的典型。第二，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秩序影响下的读者观念和审美趣味左右著文学的发展走向。社会生活的秩序与原则影响着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知，时代新变导致了人们认知方式、创作理念和审美标准的变迁，影响到作家和学者对历史和文学的表达方式。且时代文学主潮、品格形成由“当下兴趣”o主导着：左右文学观念、文学书写的最大因素是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念、社会生活和读者趣味，而非通常认为的文学“制作者”——作家和批评家。这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理想文学的指认并非由作家和批评家所决定。第三，文学的代际差异和作家的先锋精神导致了文学创作风格的新变。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文革”记忆》考察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文革书写呈现出情绪情感、叙述风格、主题思想上的显著差异。即由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情感上由悲痛叙事基调下的伤痕、忏悔和反思到90年代的怪诞和游戏狂欢，很明显地体现出对历史事件书写由统一化、整体性的“大历史”走向零碎化、个人化的“小历史”转变p。这里的忏悔书写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式忏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现出“同情人道主义”q的精神实质。而90年代的文革书写怪诞化在体现作家主体性的同时，书写对象本身也作为一种景观而存在。“当历史处于主体化想象时，人成了历史的阐释者，这必然意味着对某种规范化历史真实的怀疑和重构，人对历史不是无穷地认同事实和探究真相，而是以消解客观性历史真实来解构主体性历史神话。”r且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使“被遗忘或被压抑了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在对历史进行去蔽的同时，实现了对历史的祛魅”s。文革的不同书写风格暗藏着不同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忏悔体现出作家作为当事人或者作为悲剧的共谋者的态度，每一位当事人和共谋者都是他人的地狱；怪诞作为阐释历史的方法，其背后是叙述者对怪诞历史的质疑、对历史真相本身的嘲弄和戏谑。 二、文学世俗化的两副面孔与人文精神重塑
文学世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文学市场化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面向。世俗化是现代性启蒙的重要议题，本是社会启蒙题中应有之义，是上世纪50-70年代被遮蔽的新思想文化内部“新新矛盾”t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孕育和生成的结果。“世俗化是启蒙理想的基础和前提”，“世俗化以及‘世俗化’启蒙是启蒙的起点，不是终点；是部分，不是全部。启蒙可以从‘世俗化’启蒙开始，但绝不能从‘世俗化’启蒙终结。”u经过世俗化思潮的洗礼，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是“自觉地回到了文学的人性立场，凸显了文学的民间意味”v。强调摆脱宗教和政治束缚，关注个体生命状态，凸显人的欲望和世俗生活，复归长期被遮蔽的人性，个人主义话语生存空间极大拓展，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得以充分展现；解构了宏大叙事和虚假崇高，对过去的虚假、虚伪文学观念与文学标准的祛魅，引发文学价值观念的新变。这是文学世俗化的初衷，也是其正面价值。以往一些因宗教或政治的目的而被拔高或者赋魅的作家作品，在世俗化思潮下得以祛魅，还原了其本来面目。如“鲁迅”在世俗化思潮下被重构，“回到人间”，“从‘大鲁迅’向‘小鲁迅’”转变w，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
世俗化思潮在實际社会运行和文学实践中呈现出两幅面孔：神圣化和物化。这两副面孔共同左右着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的基本形态，也影响着新世纪文学发展、转型的基本走向。其中，物化倾向是导致人文精神滑坡的重要原因。因此，认清世俗化思潮的两副面孔对剖析和把握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基本形态有着重要价值。所谓世俗化的神圣化倾向，就是对物质与精神这对概念中的精神一方进行过度强调，一味地宣扬某种可贵精神的崇高性和人的道德完美性，忽视物质的短缺与不足对人所造成的伤害；企图以精神的富有遮蔽物质的匮乏，“贫穷，成为骄傲和光荣的标志；富有，则是邪恶和堕落的象征。穷人，成为品德高尚的化身；富人，则是道德败坏的别名”x。这些皆体现出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人们所面临的物质生存困境无法通过精神抚慰得以解决，物质的空乏应当以物质的满足作为唯一解决途径。一旦将精神与物质混淆、以精神替代物质，就使世俗化启蒙走向其对立面，形成反启蒙。所谓世俗化的物化倾向，就是对人的欲望的过度放纵，媚俗与鄙俗成为日常美学，私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泛滥，道德滑坡严重。这就偏离了倡导文学世俗化的初始目的：恢复被遮蔽的人性、指引个人人格健康发展。“抹去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诗意性，以感官刺激、娱乐快感取代了文学的审美性、崇高性，表现出宣扬虚无、颓废的人生享乐思想的动机。”y物化倾向说明文学在走向世俗的同时，未能做到对其进行理性的审美观照，对生活本身缺乏审美过滤和典型化处理，物欲展露有余而节制不足。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皆可从神圣化和物化上找到关联性，抵制和摆脱文学的两种不良倾向是推动新世纪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新变的起点。
以“肯定人的合理欲望，高扬人的主体精神”z为目的世俗化思潮，一旦滑向了神圣化和物化，也就造成对“人”的控制，辖制“人”的自由，导致“人”的主体精神偏离本真、真情，造成人文精神缺失。世俗化启蒙背离其初始目的，纯文学受到冷落，文学的人本主义方法标准被广泛搁置和质疑，普世价值标准遭到调侃与解构。受世俗化影响，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或戏谑贬损、或吹捧棒杀，过分重视西方的命题逻辑，批评的不及物性使批评自身的有效性降低。以上问题的产生与批评者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迎合世俗趣味和功利主义的文化价值观”@7等现象值得深思。面对文学世俗化的两种极端面孔，呼唤人文精神的重塑，“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8，则是新世纪文学批评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具体而言，重塑文学的人文精神、捍卫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体现有三：其一，注重人性挖掘的深度和尺度。文学创作和批评应“站在人性的高度，超越政治，从人性的视角，用人性的目光，去观察、发现、捕捉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不易为一般人察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9。同时，应对人性恶保持警醒，防止“人性黑暗角落的污浊再次泛起”#0。其二，呼吁人的道德完善。保持着“智识阶层”职责与担当的作家如张炜，面对物化泛滥、道德观念的转型所带来的传统道德的堕落、对人的德性的戕害，张炜在创作中坚守德性与知性，“抗拒德性的蒙难”#1。其文化保守主义在物化时代成为“制约商业社会物欲主义”#2的一种弥足珍贵的守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进行歌颂，坚守人文精神，一次次走向精神的高地#3。其三，廓清历史小说书写的价值立场。学者们对《大秦帝国》等作品的批判则是捍卫人文精神、廓清历史小说书写标准的典型学案。董健认为《大秦帝国》在思想内容上体现出“崇拜暴力和强权，否认人道主义，否认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以及科学精神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观”#4。吴功正认为《大秦帝国》“不是以自由、民主、人的尊严，而是以专制、残暴、人被否定，作为价值评判的尺度”#5。而一些学者对《大秦帝国》的一味歌颂和对批评的辩护则违背了启蒙立场，颠覆史实、消解历史、漂白罪恶、混淆历史真实与小说之间界限、为专制思想唱赞歌，这些混乱的价值立场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沉沦”#6。在价值观念多元共生、异质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坚守价值观的一元立场——人类立场、处理好普世价值与世俗趣味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对大众进行新启蒙。这也表明捍卫人文精神是一项需要长期坚守的未竟事业。
三、从“主义”到“关系主义”：文学史研究的去蔽与扩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三种误区：其一，在概念命名上，一些文学现象、问题和流派的命名具有随意性、随机性，并无科学的根据与来源。而文学史的编撰又建立在对已设定好的概念命名进行再阐释的基础上。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概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概括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本质属性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的归类方法并不具有可靠性，也得不到作家们的认可。以这种临时性的概念命名、简单化归纳方法来审视文学，造成了审视者视野的固化，遮蔽了文学阐释的多样性和意义丰富性。其二，在指导思想上，往往文学史撰写的指导思想是某一种或几种“主义”，而这些“主义”的内涵在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走向泛化：后续研究者在对“主义”进行运用和再阐释的过程中，刻意或者无意识地对其内涵进行伸缩、偏义和误读，造成“主义”的无限扩张，而其原点和初意却遭到忽视。这就造成了“主义”作为研究方法既万能又空洞、所指与能指都具有不确定性的现状。另外，“主义”也会对非该“主义”理念下的文学现象和问题造成遮蔽。于是，以“主义”为指导思想所编撰的文学史其本身的科学性与稳固性就值得怀疑，终极的“主义”既指导着编撰的思路与方法，也束缚着编撰者的阐释视野、认知深广度。其三，在具体操作层面，局部研究法有意地将研究对象进行切割，缺乏对文学的整体性认知，在认知上的碎片化导致了无法抵近文学的真实面向。如何以一种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揭示文学的真实、解决文学史研究中的误区？这就需要抛开旧的、随机产生的概念命名，摒弃单一性的“主义”指导，杜绝对文学对象的切割，研究者才能抵近文学的真实状态，触摸其原本的温度。南帆在《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中提出的“关系主义”，“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呈现的关系表明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7。这为审视文学提供了新视角，弥补了“主义”观念主导下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关系主义”理念强调在相互关联的“他者”视域中审视中心议题，“一种‘主义’的意义不是单独完成的，不是来自所谓的‘内在本质’。相反，一种‘主义’的问世由于‘他者’的存在而意义倍增。”#8“关系主义”作为研究方法，有利于避免文学研究误区，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关系主义”强调中心议题与“他者”间的互摄互入、相互生成。从“关系主义”视角下，可以发现文学被遮蔽的部分、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再解读。 寻求审视研究对象的新视角，将被遮蔽的文学意义进行呈现，是文学史研究去蔽和扩容的有效途径，也是文学研究适应整体性文学发展潮流新变的结果。新世纪以来，一些注重“他者”视角的文学研究实践暗合了“关系主义”的基本要旨。王彬彬的《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9从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角度重新审视影响文学发展演变的因素，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大学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意蕴浓厚的场域，大学学统也左右着文学的品格。朱首献的《论文学史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指出理想的文学史编撰方法是将文学史家的类意识与个体意识放置于共融状态。文学史编撰的深层对话不是史料与史料的对话，而是“文学史家与文学史料、文学文本乃至文学史家与文学家”的对话$0。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史家的角色不仅仅是文学史料的考古，而且是“审美立法者”。审美立法工作则需要个人意识的积极参与其中。唯如此，才能再現文学史的内在灵魂脉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西方话语作为中国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研究理论资源会造成对文学本土性的遮蔽。于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立足于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和中国问题，重新解读文学发展的动因问题，破除西方话语的绝对权威地位，探寻文学发展的本土影响因子，注重“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1，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显著趋势，体现着新世纪文学本土话语再造的自觉。对于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研究，以往较多地强调这种创作模式的拉美属性，而忽视其本土属性。新世纪以来，研究者认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创作上影响更多的是技巧方法上的启迪，而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内核依然是本土传统文化。本土神秘意象参与了“魔幻”的建构，这就凸显了中国同类创作在来源上的本土地域文化特质。魔幻现实主义被充分中国化，按照中国的思维和审美习惯对“魔幻”进行改造，注重本土神秘意象、传统文化观念的运用，传递着中国本土独特而浓厚的文化意蕴，体现出小说“向民族性回归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2。樊星指出：当代文学主题中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追寻魂灵，“昭示了当代神秘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一面追问民族精神的坎坷命运，一面猜想民间信仰的玄秘幽深”$3。这强调了神秘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继承性。对于莫言创作的资源取径问题，新世纪的研究将目光转向本土传统资源，王洪岳的《夷齐文化的鸟崇拜和莫言小说鸟意象的元现代阐释》认为：夷齐文化中的巫幻意象在莫言创作中得以充分发挥和创造性转化，使其创作形成“巫幻现实主义”$4的特征。将“魔幻”置换为“巫幻”是将莫言创作的影响因素由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转向内——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转向代表着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范式由重视“他者”经验书写向本土话语再造转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无形中契合了以“关系主义”透视文学史的精神宗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将文学的整体发展进程放置于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注重文学史与制度史二者的相互阐释，将被遮蔽的文学外部隐形因素进行挖掘。丁帆认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构成文学现象的根本动因”$5。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的背后支撑是制度为文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提供了最大的场域与惯习，模塑着文学的基本形态。着眼点于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制度既可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视角又是文学研究的内容，探索“‘有形的文学制度’和‘无形的文学制度’”$6对文学形态、文学生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目的是以此来重新解读文学、展现文学的整体性风貌。其中，文学管理制度、出版规范、文学思潮、社团组织、教育制度等是进入显性和隐性文学制度生成的具体切入口。这些具体文学制度规范影响和制约着文学发展方向，甚至成为文学一体化的指挥棒。王爱松的《出版制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7梳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出版制度、出版法规对文学生产过程的制约、阻碍作用。杨有楠的《“文革”主流文艺创作的生产机制考察》指出作为文艺主流规范样本的革命样板戏对其他文艺形式的示范作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8。赵普光的《文学机构的恢复与重塑——80年代文学制度研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机构的重组角度考察文学组织体系，使作家“处于文学制度的整合当中”$9，作家归文联、作协的层级化组织建设是文学制度运作正常化的关键。韩松刚指出：“90年代出版领域所出现的各种新策略、新现象、新问题”%0是文学出版转型和期刊改版的出发点。这种献媚于市场的转型和改版，最终依然要返回到文学应有运作模式中来，纯文学期刊即使向一般读者靠拢，也无法长久吸引其关注。因此，保持纯文学应有的风格与品格，才是坚守阵地的正确选择。
在呼吁现实主义精神回归、注重本土话语再造的新世纪，文学研究在考查经典化、世俗化甚至文学史编撰等议题时，依然需要亮明的原则是：文学研究方法可以多元，但价值观必须一元，即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以某一种“主义”为视域的文学研究因其对非“主义”的遮蔽而无法还原真相，文学史撰写也只能是一种“再想象”。因此，应当呼吁以“关系主义”勾连文学事件、现象，注重研究对象与“他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的多面模态。
【注释】
a[德]顾彬：《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9年第四卷第1期。
b王彬彬：《成为好作家的条件》，《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c王彬彬：《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d王彬彬：《我所理解的顾彬》，《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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