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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它揭示了人物与环境、个性与共性辩证统一的关系。除了文学以外，美术作为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同样涉及并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所着眼的实质问题。本文将以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为例，对其中蕴藏的“典型”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马恩“典型”理论 艺术典型 《父亲》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3-0030-02
人们平时说到“典型”，通常是指足以代表某一类事物特征或特性的形式。在希腊文里“典型”一词的原意是“铸造用的模子”， 它最初是西方文论中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典型的共性、个性的关系作出了辩证统一的总结，马恩“典型”理论逐渐形成并在不同民族的传播中丰富和发展起来。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经历着巨大变迁的国家，也受到了典型理论的巨大影响。
马恩“典型”理论研究即对于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研究，包括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典型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大多散落在他们的著作和书信之中，如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致玛·哈克奈斯》《致保·恩斯特》等。
马恩“典型”理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关于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在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中，有这样一番话：“……我以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这是在说“每个人”都是“一类人”的代表，在这种代表性存在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即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还对于人和环境的关系作出了经典的阐释。他曾经说过“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因此，揭示人物和其所处的阶级、社会、时代以及揭示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是艺术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只有描绘出了典型环境，才能塑造出典型人物。
艺术典型其实是艺术理论中常用的概念，它是指高度真实和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既能反映生活的真实，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鲜明、更具有普遍性。在文学领域中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代表，生活中没有阿Q这个人，但阿Q又能代表所有人，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性格特征，正是那个年代多数人身上所共有的。当我们读到阿Q时，就能想象到当时的社会面貌，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情感。
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典型一旦被创造出来，进入到受众者的感官中，通常会因为它的普遍性引起受众者的共鸣，并且如果这个典型是积极的，便会对受众者产生教育功能。现在人们接触到艺术作品的途径越来越多，除了书本、展馆以外，互联网使艺术受众者的范围更加扩大化，各个阶层、各个岗位的人，都可以更大几率地接触到艺术作品，受到作品艺术形式比较直观的影响。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已经涌现出许许多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形象，但对于作为艺术领域的一大分支——美术，它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谈论得相对较少。西方经典油画作品《蒙娜丽莎》是绘画塑造典型的成功案例，其人物不仅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妇女的典型形象，也拥有着自己强烈的个性，同时又充分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以下将结合马恩“典型”学说的经典理论，分析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油画作品《父亲》的内涵与价值，并相信这样的探讨对于我國油画未来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体意识渐渐开始觉醒，艺术家们尤其是中国的油画家们对普通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越来越多的视线聚焦在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上，放在柴米油盐的市民生活当中。罗中立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艺术氛围下诞生出来的。下面我们将根据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中的两个重点，系统地分析《父亲》的创作过程和现实意义。
第一，《父亲》所创作出来的农民形象充分地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首先，画面中的“一个人”是“一类人”的代表，即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共同形象和精神特征：常年饱受风吹日晒的皮肤上布满皱纹，眼神中透露着对生活充的期待，有着乐观的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其次，《父亲》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个性”。作者罗中立创作《父亲》不是凭空想象出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他的长相、动作、神态都属于一位真实的农民原型——邓开选老人。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所生活的环境、经历的事件，包括他自己独有的相貌、衣着、神态，都决定了《父亲》所描绘的“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个性”，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位农民区别开来的。这映证了马恩“典型”理论中关于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
第二，《父亲》的创作背景充分说明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问题。罗中立在访谈时回忆到，当时他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当中去从事教学活动，他支教的地方在大巴山，当时安排他住宿的老人就是后来《父亲》的原型。罗中立在和老人相处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到了大山里普通农民的现实生活，渐渐开始萌生以此为创作题材的想法。那个时期巨幅头像油画作品很是流行，他便又一次回到了大巴山。刚创作完成时，因为受到了拾粪农民形象的触动，他将作品的题目最初定为《收粪的农民》，后来变成《我的父亲》。吴冠中先生认为，题目里面用“我的”把范围框定得太小了，应该直接用“父亲”，因为在他看来，罗中立这幅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完全可以代表父亲那一代。
还有画面里老农耳朵上那支圆珠笔，采用了角度非常大的透视，虽然在画面中的视觉强度被减弱，但是一旦观察到它，就会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我们都知道，笔一般都是知识分子的标配，而它却出现在了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身上，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那个独特的“典型环境”：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新时代的来临不仅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意义重大，同样也影响到了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很多大山里的农民也开始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学读书学写字，随身带一支笔也变得不足为奇。 从油画的绘画技术来讲，现当代的很多油画家们都已经可以做到甚至更写实的地步了，但不能否认的是《父亲》内在的精神情感以及它的社会意义，在那个时代背景消逝之后，就不可能再被复制了。这一切都充分的映证了马恩“典型”观中“只有典型环境，才能塑造出典型人物”的关键理论。
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无论从形式内容上还是对于受众的影响上都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取决于他所处在的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他给我们创造出的艺术典型，无论是当时的人看到还是现在的人看到，都会被深深触动，都能够激起人们对于普通劳动人民由衷的赞美和尊重，让现代都市人真正了解社会底层人民朴实与坚韧之后，内心受到洗礼和升华，感受到自己对这个社会肩负的重量。高尔基曾说过：“作家要塑造成功的典型，首要的条件就是作家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关系。”对于画家来说，何尝不是呢？他们要找出能代表芸芸众生的“那一个”，可以给广大人民群众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又树立起正确、积极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中决不可忽略的就是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只有在社会环境的劳动实践中，人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而美术作品中的艺术典型，恰恰更够有效地给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一种理论和学说能否得到传播和发展，不仅要看它是否具有真理性，更为重要的还要看它是否能够满足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社会实践的需要。只有当它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并能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时，才能获得向前发展的不竭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德]恩格斯.致敏·考茨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8]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关键词：马恩“典型”理论 艺术典型 《父亲》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3-0030-02
人们平时说到“典型”，通常是指足以代表某一类事物特征或特性的形式。在希腊文里“典型”一词的原意是“铸造用的模子”， 它最初是西方文论中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典型的共性、个性的关系作出了辩证统一的总结，马恩“典型”理论逐渐形成并在不同民族的传播中丰富和发展起来。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经历着巨大变迁的国家，也受到了典型理论的巨大影响。
马恩“典型”理论研究即对于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研究，包括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典型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大多散落在他们的著作和书信之中，如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致玛·哈克奈斯》《致保·恩斯特》等。
马恩“典型”理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关于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在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中，有这样一番话：“……我以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这是在说“每个人”都是“一类人”的代表，在这种代表性存在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即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还对于人和环境的关系作出了经典的阐释。他曾经说过“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因此，揭示人物和其所处的阶级、社会、时代以及揭示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是艺术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只有描绘出了典型环境，才能塑造出典型人物。
艺术典型其实是艺术理论中常用的概念，它是指高度真实和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既能反映生活的真实，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鲜明、更具有普遍性。在文学领域中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代表，生活中没有阿Q这个人，但阿Q又能代表所有人，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性格特征，正是那个年代多数人身上所共有的。当我们读到阿Q时，就能想象到当时的社会面貌，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情感。
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典型一旦被创造出来，进入到受众者的感官中，通常会因为它的普遍性引起受众者的共鸣，并且如果这个典型是积极的，便会对受众者产生教育功能。现在人们接触到艺术作品的途径越来越多，除了书本、展馆以外，互联网使艺术受众者的范围更加扩大化，各个阶层、各个岗位的人，都可以更大几率地接触到艺术作品，受到作品艺术形式比较直观的影响。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已经涌现出许许多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形象，但对于作为艺术领域的一大分支——美术，它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谈论得相对较少。西方经典油画作品《蒙娜丽莎》是绘画塑造典型的成功案例，其人物不仅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妇女的典型形象，也拥有着自己强烈的个性，同时又充分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以下将结合马恩“典型”学说的经典理论，分析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油画作品《父亲》的内涵与价值，并相信这样的探讨对于我國油画未来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体意识渐渐开始觉醒，艺术家们尤其是中国的油画家们对普通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越来越多的视线聚焦在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上，放在柴米油盐的市民生活当中。罗中立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艺术氛围下诞生出来的。下面我们将根据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中的两个重点，系统地分析《父亲》的创作过程和现实意义。
第一，《父亲》所创作出来的农民形象充分地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首先，画面中的“一个人”是“一类人”的代表，即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共同形象和精神特征：常年饱受风吹日晒的皮肤上布满皱纹，眼神中透露着对生活充的期待，有着乐观的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其次，《父亲》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个性”。作者罗中立创作《父亲》不是凭空想象出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他的长相、动作、神态都属于一位真实的农民原型——邓开选老人。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所生活的环境、经历的事件，包括他自己独有的相貌、衣着、神态，都决定了《父亲》所描绘的“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个性”，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位农民区别开来的。这映证了马恩“典型”理论中关于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
第二，《父亲》的创作背景充分说明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问题。罗中立在访谈时回忆到，当时他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当中去从事教学活动，他支教的地方在大巴山，当时安排他住宿的老人就是后来《父亲》的原型。罗中立在和老人相处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到了大山里普通农民的现实生活，渐渐开始萌生以此为创作题材的想法。那个时期巨幅头像油画作品很是流行，他便又一次回到了大巴山。刚创作完成时，因为受到了拾粪农民形象的触动，他将作品的题目最初定为《收粪的农民》，后来变成《我的父亲》。吴冠中先生认为，题目里面用“我的”把范围框定得太小了，应该直接用“父亲”，因为在他看来，罗中立这幅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完全可以代表父亲那一代。
还有画面里老农耳朵上那支圆珠笔，采用了角度非常大的透视，虽然在画面中的视觉强度被减弱，但是一旦观察到它，就会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我们都知道，笔一般都是知识分子的标配，而它却出现在了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身上，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那个独特的“典型环境”：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新时代的来临不仅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意义重大，同样也影响到了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很多大山里的农民也开始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学读书学写字，随身带一支笔也变得不足为奇。 从油画的绘画技术来讲，现当代的很多油画家们都已经可以做到甚至更写实的地步了，但不能否认的是《父亲》内在的精神情感以及它的社会意义，在那个时代背景消逝之后，就不可能再被复制了。这一切都充分的映证了马恩“典型”观中“只有典型环境，才能塑造出典型人物”的关键理论。
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无论从形式内容上还是对于受众的影响上都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取决于他所处在的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他给我们创造出的艺术典型，无论是当时的人看到还是现在的人看到，都会被深深触动，都能够激起人们对于普通劳动人民由衷的赞美和尊重，让现代都市人真正了解社会底层人民朴实与坚韧之后，内心受到洗礼和升华，感受到自己对这个社会肩负的重量。高尔基曾说过：“作家要塑造成功的典型，首要的条件就是作家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关系。”对于画家来说，何尝不是呢？他们要找出能代表芸芸众生的“那一个”，可以给广大人民群众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又树立起正确、积极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中决不可忽略的就是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只有在社会环境的劳动实践中，人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而美术作品中的艺术典型，恰恰更够有效地给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一种理论和学说能否得到传播和发展，不仅要看它是否具有真理性，更为重要的还要看它是否能够满足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社会实践的需要。只有当它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并能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时，才能获得向前发展的不竭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德]恩格斯.致敏·考茨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8]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