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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时代、感恩客户、感恩合作伙伴。”说这句话时张学兵明亮的双眸星光闪烁，满含情感。
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成立于1993年，正是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点，此后的20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涌现，各种与经营关联的交易也日益增多。定位于高端商务律师服务的中伦律师事务所顺势而为，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20年。
中伦掌门人张学兵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时代的发展，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火红的局面；如果没有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经济以及经济法务的完善，商业规则、商业惯例和商业合同等也就无从谈起。
“回首过去的20年，我感到庆幸的是，中伦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中伦和位于改革前沿的企业家群体共同成长。这个群体拥有许多闪光的品质，因此，中伦服务这些企业的过程也是向这些企业学习的过程，也是促进中伦每一位律师成长的过程，对此，中伦满怀感激。”张学兵声音铿锵，字字句句发自肺腑。
主宰命运
张学兵1982年上大学，专业就是法律。他回忆说：“我考大学的那一年16岁，学习法律是为了将来能成为一名法官。”而从少年时代起，法官在张学兵的心中就非常神圣。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张学兵高考时填报了两个志愿，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备注不可调剂；第二志愿是北京政法学院，两所大学所选的专业都是法律。
“当时我的分数比北大法学院稍差了一点，父亲建议我调剂到人民大学学习新闻，但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选择了北京政法学院，我不想与这个专业失之交臂。”张学兵说。
如今，已经成为中伦掌门人的张学兵在与年轻律师交流时，还经常语重心长地说：“学校的选择固然重要，但专业的选择更重要，因为它将关乎你一生的轨迹和走向。”
在张学兵读大三那一年，北京政法学院升级为北京政法大学，学校设立了经济法学系，张学兵转入经济法学系学习，从此他便与经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后，面临毕业的张学兵觉得自己掌握的经济法学知识太浅显，不足以学以致用，于是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考本校研究生，继续学习经济法知识。
“当时的选择对于我而言多少有些冒险，因为当时学校的研究生非常少，许多研究生毕业后都会留校任教、搞研究，这与我的人生规划不符，我更想投身于社会，在广阔的天地中开创未来。”张学兵说。
尽管如此，但是为了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张学兵仍然选择了继续深造。他非常珍惜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在系统学习课内知识的同时，张学兵还有意识地阅读了一些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课外读物。《国际金融报》、《中国企业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观察报》等经济报刊成为了当时他了解国家宏观经济走向的窗口。
张学兵说：“我当时非常关心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问题，尤其是与投资有关的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与资本相关的《辛迪加贷款》。”
毕业后，受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主任任继圣和副主任高宗泽的影响，张学兵毅然放弃了做公务员的机会，只身来到司法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当时许多单位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但只有中国法律事务中心能够给我一个在一线办案的机会，我在学校积累的知识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张学兵说。
志在千里
张学兵事业的真正转折点是在他赴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分所工作之后。据张学兵回忆，当时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的工作得心应手，是所里创收的第一名。当时的张学兵可谓少年得志，但喜欢接受挑战的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生命得以无限伸展的机会。
1992年，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分所成立，27岁的张学兵主动请缨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成为了海南分所最年轻的负责人。在海南分所张学兵接触到了中国最早下海的一批企业家，潘石屹就是在那个时候走进了张学兵的生活。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过去的20年间，老潘和我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到了相对最好。”每每谈及此事，张学兵总是难以掩饰心中的得意。
海南扑面而来的创业热潮撞击着张学兵年轻的心灵，使他萌生了下海创办律师事务所的想法。他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办一个如己所愿、效率更高、自己说话算数的律师事务所。”
1993年，年轻气盛的张学兵辞去了中国法律事务所的工作，游说了4个同事与他合伙创办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当时，我们5个人每个人象征性地拿出了2000元，用这1万元注册成立了中伦。”回想当年的壮举，张学兵依然心怀豪迈。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立初期的中伦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没有办公经费，根本无法开展业务。但困难并没有难倒张学兵。他找到了两位信托公司的老总，从其中一位老总那里拿到了35万元的法律服务预付款，并用这笔钱为律师事务所购买了电脑、家具等办公用品。而另一位老总则为中伦支付了一年的办公室租金。
“当时我们的眼界很高，在京城大厦租了一间142平方米的办公室，仅一年的费用就5.2万美元，”张学兵向记者谈起创业史说，“当年我只有27岁，这么年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是件很难的事情，这些人是把我当成了潜力股，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早期给过我鼎力相助的朋友。”
通过对所学专业及国家发展趋势的分析，张学兵为中伦制定了发展战略：定位高端，专为企业家服务的商务律师事务所。他认为：“社会需要一批懂经济、懂法律、懂谋略、并能够帮助企业家成长的律师事务所，在这方面中伦责无旁贷。”张学兵总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考量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20年过去了，中伦清晰的定位为其赢得了众多的高端客户，万通、奇虎360、腾讯等都是中伦服务的对象。1997年，当中伦的业务稳步发展之时，张学兵又做出了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决定——去美国读书。
对此，张学兵解释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国际化步伐加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我预感到，国际业务将来会成为中伦主要的业务之一，所以我决定去美国学习、取经。” 张学兵始终认为，企业领导者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因此，要想改变中伦就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虽然当时中伦的发展蒸蒸日上，但张学兵还是漂洋过海去了美国。除了学习、取经之外，张学兵赴美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为中伦引进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人才，为中伦注入新鲜血液。
“我在美国读书的这段时间对于中伦而言，是一个二次探索的阶段，但开花结果则是在2002年以后。”张学兵如此这般总结他在美国学习的经历。
更上层楼
张学兵认为，中伦真正的发展是在其后十年，就是从2002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原因是大量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人才加入进了中伦，同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在这十年间，国际产业分工开始清晰，美国把大量的初级产品制造订单甩给了中国，催生了中国沿海加工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促进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壮大。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开始繁荣，私募股权投资也是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产物。
而中伦在这一时期也发展迅速，服务产品不断丰富，队伍规模持续壮大，业务结构日臻完善。张学兵说：“过去的10年，是中伦真正走向综合化、大型化和专业化的10年。”
在探索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有限合伙制的道路上，张学兵也迈出了第一步，为2006年中国有限合伙法的颁布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2000年，鼎晖投资董事长吴尚志找到我，让我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有限合伙制的投资机构，”张学兵回忆，“现在说起有限合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当年中国还没有有限合伙法，没人知道该从何下手。”
刚从美国回来的张学兵找到了北京工商局，但对方表示无法办理，理由是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规章制度。之后，张学兵又找到了中关村管委会。当时中关村为了打造第二个硅谷，正在加紧科技园区建设，并颁布了一个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其中一条就是园区可以开设有限合伙试点。张学兵同中关村管委会协商，在中关村做合伙制投资机构的第一个试点。就这样，中国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在中关村诞生了。当时这家机构的名称是“鼎晖创业投资中心”，也就是现在的鼎晖投资。
“这件事使我成为了中国第一批接触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的律师，”张学兵调侃道，“可惜我没有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不然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成为一家知名投资机构的老总了。”
现在，中伦律师事务所已经做到国内行业前三的位置，但永争第一的张学兵并不满足，他正在和团队规划中伦下一个10年的发展目标。张学兵说，未来10到20年会出现一轮新的行业洗牌，律师事务所会从现在的“N大”发展出一批诸如国际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那样的律师界航母。而中伦要想名列前茅，就要不断发展。眼下，中伦的首要任务是延长服务链条，围绕企业家的需求提供更多服务。另外，中伦也有意并购一些在业务上互补的律师事务所，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张学兵相信，未来20年是中伦发展的又一个黄金20年。
《投资与合作》：四年前，在你的主持下成立了中伦社会责任基金，中伦成立这只基金的初衷是什么？
张学兵：在与中国企业家共同成长的20年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企业家就是章光101毛发再生精的创始人赵章光。赵总从上世纪80年代建厂起，就一直在雇用残疾人。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很多慈善活动。从办厂一直到今天，他的行为从未改变过。赵章光很有爱心，也很有社会责任感，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闪光品质。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律师行业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因此，四年前我们成立了中伦社会责任基金，并开始在行业内推行中伦社会责任报告。这些年，中伦做了许多公益项目，比如中伦高校公益项目、中伦希望小学项目、中伦环保项目等，中伦希望通过这些为社会做些贡献，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投资与合作》：在这20年中中伦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学兵：中伦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企业文化的挑战。中伦在近几年的发展速度过快，其中有一半的合伙人加入中伦还不到5年，其他人也是在过去10年中才陆续加入的。因为发展快，大家相处的时间短，还未形成共识。而只有通过思想的共识才能达到理论的共识，只有达到理论的共识才能实现道路的共识。由于中伦的年轻合伙人太多，企业核心价值提炼就需要假以时日，等待这些合伙人不断成长、成熟、磨合，慢慢形成共同的理念。
《投资与合作》：现在许多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看空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不可持续。你对这一论调有什么看法？
张学兵：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而且现在还看不到困难结束的时点。一般经济发展的曲线是W形或V形，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曲线有点像U形。目前，中国经济还处于U形曲线的底部，还看不到上行的拐点。
《投资与合作》：你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张学兵：我个人认为，这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制等有关。从体制上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这使得一些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信贷工具、价格工具、利税工具、外汇储备工具等在中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这些年国家大力扶持的一些项目，由于不适应市场的发展暴露出很多问题，现在产能过剩的10大行业就是当年政府扶持的10大行业。
《投资与合作》：对于这种困难的经济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张学兵：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重新洗牌、重新进行顶层设计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困局要从体制上去解决。濒临破产的企业要坚决地关停并转，以给健康企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另外，政府要尽快完善社保体系、医保体系，以保证这些破产企业的职工能够活下来。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为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其次是解决国企问题。国企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创造的价值与其极不匹配。第三就是鼓励创业。国家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年轻人创业，当很多人都去选择创业时，就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红利。
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成立于1993年，正是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点，此后的20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涌现，各种与经营关联的交易也日益增多。定位于高端商务律师服务的中伦律师事务所顺势而为，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20年。
中伦掌门人张学兵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时代的发展，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火红的局面；如果没有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经济以及经济法务的完善，商业规则、商业惯例和商业合同等也就无从谈起。
“回首过去的20年，我感到庆幸的是，中伦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中伦和位于改革前沿的企业家群体共同成长。这个群体拥有许多闪光的品质，因此，中伦服务这些企业的过程也是向这些企业学习的过程，也是促进中伦每一位律师成长的过程，对此，中伦满怀感激。”张学兵声音铿锵，字字句句发自肺腑。
主宰命运
张学兵1982年上大学，专业就是法律。他回忆说：“我考大学的那一年16岁，学习法律是为了将来能成为一名法官。”而从少年时代起，法官在张学兵的心中就非常神圣。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张学兵高考时填报了两个志愿，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备注不可调剂；第二志愿是北京政法学院，两所大学所选的专业都是法律。
“当时我的分数比北大法学院稍差了一点，父亲建议我调剂到人民大学学习新闻，但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选择了北京政法学院，我不想与这个专业失之交臂。”张学兵说。
如今，已经成为中伦掌门人的张学兵在与年轻律师交流时，还经常语重心长地说：“学校的选择固然重要，但专业的选择更重要，因为它将关乎你一生的轨迹和走向。”
在张学兵读大三那一年，北京政法学院升级为北京政法大学，学校设立了经济法学系，张学兵转入经济法学系学习，从此他便与经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后，面临毕业的张学兵觉得自己掌握的经济法学知识太浅显，不足以学以致用，于是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考本校研究生，继续学习经济法知识。
“当时的选择对于我而言多少有些冒险，因为当时学校的研究生非常少，许多研究生毕业后都会留校任教、搞研究，这与我的人生规划不符，我更想投身于社会，在广阔的天地中开创未来。”张学兵说。
尽管如此，但是为了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张学兵仍然选择了继续深造。他非常珍惜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在系统学习课内知识的同时，张学兵还有意识地阅读了一些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课外读物。《国际金融报》、《中国企业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观察报》等经济报刊成为了当时他了解国家宏观经济走向的窗口。
张学兵说：“我当时非常关心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问题，尤其是与投资有关的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与资本相关的《辛迪加贷款》。”
毕业后，受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主任任继圣和副主任高宗泽的影响，张学兵毅然放弃了做公务员的机会，只身来到司法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当时许多单位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但只有中国法律事务中心能够给我一个在一线办案的机会，我在学校积累的知识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张学兵说。
志在千里
张学兵事业的真正转折点是在他赴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分所工作之后。据张学兵回忆，当时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的工作得心应手，是所里创收的第一名。当时的张学兵可谓少年得志，但喜欢接受挑战的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生命得以无限伸展的机会。
1992年，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分所成立，27岁的张学兵主动请缨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成为了海南分所最年轻的负责人。在海南分所张学兵接触到了中国最早下海的一批企业家，潘石屹就是在那个时候走进了张学兵的生活。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过去的20年间，老潘和我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到了相对最好。”每每谈及此事，张学兵总是难以掩饰心中的得意。
海南扑面而来的创业热潮撞击着张学兵年轻的心灵，使他萌生了下海创办律师事务所的想法。他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办一个如己所愿、效率更高、自己说话算数的律师事务所。”
1993年，年轻气盛的张学兵辞去了中国法律事务所的工作，游说了4个同事与他合伙创办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当时，我们5个人每个人象征性地拿出了2000元，用这1万元注册成立了中伦。”回想当年的壮举，张学兵依然心怀豪迈。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立初期的中伦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没有办公经费，根本无法开展业务。但困难并没有难倒张学兵。他找到了两位信托公司的老总，从其中一位老总那里拿到了35万元的法律服务预付款，并用这笔钱为律师事务所购买了电脑、家具等办公用品。而另一位老总则为中伦支付了一年的办公室租金。
“当时我们的眼界很高，在京城大厦租了一间142平方米的办公室，仅一年的费用就5.2万美元，”张学兵向记者谈起创业史说，“当年我只有27岁，这么年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是件很难的事情，这些人是把我当成了潜力股，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早期给过我鼎力相助的朋友。”
通过对所学专业及国家发展趋势的分析，张学兵为中伦制定了发展战略：定位高端，专为企业家服务的商务律师事务所。他认为：“社会需要一批懂经济、懂法律、懂谋略、并能够帮助企业家成长的律师事务所，在这方面中伦责无旁贷。”张学兵总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考量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20年过去了，中伦清晰的定位为其赢得了众多的高端客户，万通、奇虎360、腾讯等都是中伦服务的对象。1997年，当中伦的业务稳步发展之时，张学兵又做出了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决定——去美国读书。
对此，张学兵解释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国际化步伐加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我预感到，国际业务将来会成为中伦主要的业务之一，所以我决定去美国学习、取经。” 张学兵始终认为，企业领导者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因此，要想改变中伦就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虽然当时中伦的发展蒸蒸日上，但张学兵还是漂洋过海去了美国。除了学习、取经之外，张学兵赴美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为中伦引进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人才，为中伦注入新鲜血液。
“我在美国读书的这段时间对于中伦而言，是一个二次探索的阶段，但开花结果则是在2002年以后。”张学兵如此这般总结他在美国学习的经历。
更上层楼
张学兵认为，中伦真正的发展是在其后十年，就是从2002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原因是大量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人才加入进了中伦，同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在这十年间，国际产业分工开始清晰，美国把大量的初级产品制造订单甩给了中国，催生了中国沿海加工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促进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壮大。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开始繁荣，私募股权投资也是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产物。
而中伦在这一时期也发展迅速，服务产品不断丰富，队伍规模持续壮大，业务结构日臻完善。张学兵说：“过去的10年，是中伦真正走向综合化、大型化和专业化的10年。”
在探索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有限合伙制的道路上，张学兵也迈出了第一步，为2006年中国有限合伙法的颁布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2000年，鼎晖投资董事长吴尚志找到我，让我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有限合伙制的投资机构，”张学兵回忆，“现在说起有限合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当年中国还没有有限合伙法，没人知道该从何下手。”
刚从美国回来的张学兵找到了北京工商局，但对方表示无法办理，理由是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规章制度。之后，张学兵又找到了中关村管委会。当时中关村为了打造第二个硅谷，正在加紧科技园区建设，并颁布了一个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其中一条就是园区可以开设有限合伙试点。张学兵同中关村管委会协商，在中关村做合伙制投资机构的第一个试点。就这样，中国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在中关村诞生了。当时这家机构的名称是“鼎晖创业投资中心”，也就是现在的鼎晖投资。
“这件事使我成为了中国第一批接触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的律师，”张学兵调侃道，“可惜我没有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不然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成为一家知名投资机构的老总了。”
现在，中伦律师事务所已经做到国内行业前三的位置，但永争第一的张学兵并不满足，他正在和团队规划中伦下一个10年的发展目标。张学兵说，未来10到20年会出现一轮新的行业洗牌，律师事务所会从现在的“N大”发展出一批诸如国际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那样的律师界航母。而中伦要想名列前茅，就要不断发展。眼下，中伦的首要任务是延长服务链条，围绕企业家的需求提供更多服务。另外，中伦也有意并购一些在业务上互补的律师事务所，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张学兵相信，未来20年是中伦发展的又一个黄金20年。
《投资与合作》：四年前，在你的主持下成立了中伦社会责任基金，中伦成立这只基金的初衷是什么？
张学兵：在与中国企业家共同成长的20年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企业家就是章光101毛发再生精的创始人赵章光。赵总从上世纪80年代建厂起，就一直在雇用残疾人。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很多慈善活动。从办厂一直到今天，他的行为从未改变过。赵章光很有爱心，也很有社会责任感，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闪光品质。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律师行业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因此，四年前我们成立了中伦社会责任基金，并开始在行业内推行中伦社会责任报告。这些年，中伦做了许多公益项目，比如中伦高校公益项目、中伦希望小学项目、中伦环保项目等，中伦希望通过这些为社会做些贡献，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投资与合作》：在这20年中中伦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学兵：中伦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企业文化的挑战。中伦在近几年的发展速度过快，其中有一半的合伙人加入中伦还不到5年，其他人也是在过去10年中才陆续加入的。因为发展快，大家相处的时间短，还未形成共识。而只有通过思想的共识才能达到理论的共识，只有达到理论的共识才能实现道路的共识。由于中伦的年轻合伙人太多，企业核心价值提炼就需要假以时日，等待这些合伙人不断成长、成熟、磨合，慢慢形成共同的理念。
《投资与合作》：现在许多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看空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不可持续。你对这一论调有什么看法？
张学兵：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而且现在还看不到困难结束的时点。一般经济发展的曲线是W形或V形，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曲线有点像U形。目前，中国经济还处于U形曲线的底部，还看不到上行的拐点。
《投资与合作》：你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张学兵：我个人认为，这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制等有关。从体制上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这使得一些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信贷工具、价格工具、利税工具、外汇储备工具等在中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这些年国家大力扶持的一些项目，由于不适应市场的发展暴露出很多问题，现在产能过剩的10大行业就是当年政府扶持的10大行业。
《投资与合作》：对于这种困难的经济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张学兵：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重新洗牌、重新进行顶层设计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困局要从体制上去解决。濒临破产的企业要坚决地关停并转，以给健康企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另外，政府要尽快完善社保体系、医保体系，以保证这些破产企业的职工能够活下来。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为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其次是解决国企问题。国企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创造的价值与其极不匹配。第三就是鼓励创业。国家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年轻人创业，当很多人都去选择创业时，就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