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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开我童年的记忆，跳出来的第一个画面是空落落的房子，三角形屋顶，我躺在地板上，双眼瞪着触手可及的屋顶，因为四周没窗，我只能在黑暗中辨识环境，没有任何恐惧，感觉是麻木的，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是心跳。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内心也许还存着一丝期待，期待在黑暗中看见光明，那怕是微弱的光亮。这时有个女人顶开翻板，从底下爬上来。她打开手电照了照我，又照了照一旁的搪瓷痰盂，突然惊恐万分地叫道：怎么是红的，你在里面扔了什么东西？我被她的喊声吓了一跳，朝痰盂瞅了一眼，怯声道：那是红纸，我折的小鸟。我成年以后回顾往事时，总要长久停留在那个瞬间。我出痧子被独自关在幼儿园暗无天日的阁楼里，那些日子，我连续高烧不退，昏睡终日，生死无人过问，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大有崇本弃末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里，我的认知得到了快速提升。
记得这样一个上午，在充满阳光的卫生间，我和邻居的一个男孩玩火柴，我用火柴点着了一张废纸，轰然上蹿的火光让我无比兴奋，血液瞬间沸腾起来。但那个男孩却怕了，似乎意识到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便兀自逃开去喊我的父亲：叔叔，叔叔，蔡烨玩火了！蔡炳坤旋即冲过来，迅速拍落我手中的火纸，然后用脚不停地踩踏，一边踩，一边嘟囔：要死了，玩起火来了。蔡炳坤的声音非常尖锐，我的行为显然超越了他的容忍度。他说：你该不该打？我自然不认为玩一下火就该打。便摇头。蔡炳坤生气了，说：你这样会烧了房子！但我试过，火柴根本点不着墙壁。所以蔡炳坤显然是在说谎。我说，你瞎说，房子根本烧不起来。蔡炳坤这次真生气了，他从没打过我，但这次，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举手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其实拍得一点不痛，但我觉得委曲，便哇的一声哭起来，而且持续哭了很长时间，长到蔡炳坤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收场了。
关于我喜欢玩火的传说，后来被算命先生解读为：我命中缺火。冬月之木，盘屈在地；火重见，才能温暖有功。但我却不敢苟同，我玩火，只是因为火好玩，它在冥冥之中，似乎能点燃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引导我走向另一种存在，似乎有某种信息在昭示我，火柴与另一个人的勾连。当然，这种情绪的勾连，不可能出自一个六岁孩子的自觉。我相信那个年纪的我是懵懂的，不自觉的。后来我从床底下翻出一只枪套，也是不自觉的，也是偶然的。那只米黄色的牛皮枪套很结实，根据回忆，那种款式的枪套，应该是勃朗宁的。我拿上那只枪套出了门。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出门，我很少回家，常年在全托幼儿园住着，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一次，出门更是一种奢望。这次出门是一次失误，或者说是“防范措施不当”所致。家里正好来了客人，父母忙着招待客人，无暇顾及其他，我才得以脱身。第一次出门我非常胆怯，手里握着枪套就算给自己壮胆了。住我对门的男孩带着我，从疏落的几棵梧桐树中穿过去，嘈杂的叫声顿时覆盖了我们。一群男孩在踢皮球，相互追逐。我扭头问男孩：他们在干吗？
笨蛋，男孩说，踢足球。
我说：这是足球吗？这么小，这就是一只普通的皮球。
这时有个领头的男孩，盯上了我手里的枪套。他主动跑过来问我：你是3号204的吗？我轻声回道：是的。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枪套说：你的枪套是真的，能让我看看吗？
我说：能。然后就递过去给他。他接过去看了半天，又握在手里模拟举枪射击的动作，嘴里还不停地发出“砰砰”的枪响。过足了瘾，才很不情愿地还到我手中。然后说：这是你爸的吧？我有些发懵，不知道这枪套是不是蔡炳坤的。他见我发愣，马上补充道：是你另一个爸的，你以前的爸，他有枪，是个当官的。那一刻我完全糊涂了，但隐隐约约又似乎与某个人有了某种联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问过母亲，她当时愣了一下，脸顿时绿了，她随手给了我一巴掌，吼道：你胡说什么！听谁说的？我结巴了半天，想解释又解释不清。她非常不耐烦地搡了我一个跟头，额头顿时被磕了个大包。至此，我在母亲面前再未提起过此事。直到我成年之后，我从父亲战友的口中才得知父亲的一些情况。
二
父亲的生命很短暂。在人生的暗处，他擦出过火花，也因失误而熄灭。父亲最初的人生选择是在抗日战场，那时中国很暗，父亲一声呼啸，红高粱一般插进了黄河三角洲。后来父亲说他更像是一根火柴，瞬间的闪烁，给黑夜送去过光明。
那个片段曾给父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和战士们猫腰冲进暗道，眼睛里都喷射出精光，浑身的肌肉都在颤动。上面就是鬼子的军火库，底下的炸药，是激情，是情不自禁地吼叫：小鬼子，你们的末日到了，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
之前的一天，中心县委召开军事会议。父亲当时是区委书记，自然也参加了会议。县委方书记、县大队郭队长和八路军王营长坐在桌前，各区与会代表都异常兴奋，心里都摩拳擦掌准备着一场大反攻，准备着解放县城。攻城的作战计划被大家反复勾勒。即便是“土八路”的一场小规模战役，其情报、作战与后勤都是整体联动的，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父亲所在区委在县城有个联络站，就在日军弹药库的后墙，中间只隔了一条马路。这个地方在县城的最西边，紧挨着城墙，城墙边上有个排水口，父亲他们早把那个排水口给扒大了，能钻出一人。洞外杂草丛生，洞口隐蔽性很好；洞内连着屋子小院的旱井，表面也看不出任何异样。现在要炸鬼子军火库，强攻肯定不行。这个军火库原先是个寺庙，院子挺大，鬼子改做军火库之后，周围设置了多道重火力，并在院子两头增设了瞭望楼，视野极好。父亲站在屋子里院，能看清楼上的鬼子和机枪。反之他们底下的一举一动，鬼子也是一目了然的。父亲和郭队长商量，如果要靠近军火库，最好的方法就是挖地道，从联络站直接挖到军火库底下，中间的距离不长，挖出来的泥土可以通过下水道，偷运到城外去。
会议下达的作战任务是环环相扣的，父亲的区中队负责炸掉鬼子军火库，北城日伪军中有一个被策反的中队，听到爆炸之后便就地起义，并负责干掉守城日军，打开城门。埋伏在外的八路军、县大队见到城门打开，便顺势杀入。然后直插日軍司令部。其他各区民兵主要负责在南门佯攻。所以父亲所带的小队是整个战役的关键。 但父亲并没觉得有多大压力。因为战前的安排十分妥帖，地道早就挖好，炸药也已垒好，只要点一下火，军火库便可瞬间报销。此刻区队长提着煤油灯弯着腰，往地道深处走去，父亲紧随其后，后面还跟了两人。其他人都在屋子和院子里守着。一是防范突发事件，二是准备在军火库爆炸之后，偷袭残余鬼子。另有五人负责转移附近居民，以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时所有的人都兴奋到了极度，或者说紧张，他们从没打过这么大规模的仗。除了父亲，他参加过37年的那次“流坡坞阻击战”，之后都是小打小闹。但枪林弹雨里穿梭已经七年多了，父亲等这天已经太久，女儿都7岁了，老婆被鬼子杀害也有三年了。他妈的，人一生有多少个7年，现在终于熬到了头。父亲感觉自己已经触摸到了鬼子的末日。但他必须端着，必须保持冷静，越在关键时刻越要有个书记样。但区队长没能保持住这种冷静，他也许太紧张了，居然在到达终点时出现了失误。他在暗道里磕绊到了什么东西，踉跄了一下，煤油灯脱手了，火瞬时灭了。大家在一片漆黑中顿时傻了眼。
父亲怔了怔，旋即怒道：王鹏，你个混蛋，怎么搞的？
王鹏吱唔半天接不上话。
掉链子的家伙，快点补救啊！父亲的声音充满了火药味：谁带火柴了？火柴！后面跟上来的队员说：我有，我带了。父亲说：罗嗦啥呢，拿出来啊！
但火柴明显受潮了，连划了几根都没划出火来。轰一下，一股血流直冲父亲的脑门，仿佛一排排波浪，成群结队，彼此激荡，让父亲一阵头晕。父亲嘀咕了一句：怎么搞的，一锅好汤，要坏在我们手里了。他急，他下意识摸自己口袋，一个凸起物在他手底触碰了一下。父亲突然想起，前几天伏击日军征粮队时，曾从一名打死的鬼子口袋里顺过一盒火柴，因为微不足道，没在意，但眼下却是救星。父亲赶紧掏出火柴盒，打开一摸，还剩一根，最后一根。父亲的嗓子顿时干涩起来，他不知道这唯一的一根火柴能否照亮前路，点亮整个战役的光明。胜败也许就此一划拉了。
那一刻，父亲是幸运的。他们走出那个地道时，身后响起了一声巨响。父亲和他的战友拖着哭腔喊道：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之后，父亲就与火柴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
关于父亲与火柴之间的勾连，是从他战友的那次口述中完成的。而我与火柴之间的勾连则反反复复一直未断。
读书之后，我被父母送到一个远亲家里，那个远亲与蔡炳坤的母亲有表亲关系，至于为啥会把我寄养到他们那里，始终没有一个合理解释。但远离旧址，至少能阻断我与父亲的所有勾连，屏蔽一切信息。
在那一刻，我突然独立了，而之前，我从未独自离家百米以外。来的时候，我经过上海大世界，沿途是摩肩接踵的路人和一派繁华的景象。我当时的目光还缺乏城里孩子的免疫力，一心想重返那个胜地。不久我就如愿以偿了，在没有大人的看护下，我带着6岁和3岁两个女孩，独自从浏河路出发，中间穿过淮海东路、金陵东路，来到上海大世界。我当时左手搀一个、右手拉一个，昂首阔步，显得无比英勇。而大人们自然是急得团团转，等我们大模大样平安返回时，大人们早就按捺不住嗷嗷乱叫起来。他们骂我不懂规矩，像个野孩子，胆子大得拆天！我当时一脸无辜，肯定不明白我哪里“野”了，我被软禁了许多年，好不容易自由了，难道就不能放松一下？又没弄丢人，连头发都是完好无损的。我外公（其实是两个女孩的外公，我随她们叫）当时非常严肃地指了指我，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发生，家法处置。外公的家法就是用一根红木戒尺打手心。在之后许多年里，我被家法反复处置过。但那天正值秋季，凉风送爽，大人的火气很快就被阵阵秋风给吹走了。
但“拆天”男孩的坏印象，还是留在了大人心中。在之后的生活里，凡是遇到是非曲折的评审，那个印象会修正所有的结果。自然，一个野孩子，又不是瓷器，完全不用担心碰；做家务、干体力活，本来就是男孩的必修课。当然，寄人篱下的我，更是无权抱怨，一切都是应该的。更何况我幼年走水运，“水盛则亡”是我八字的格局。我只能“道法自然”，野草一般，枯荣全凭定数了。在我所做的家务中，我最喜欢生炉子，这无关“甲木参天，脱胎要火”的命格，而是我喜欢玩火。我还喜欢童年的伙伴堃明，是他教会我生炉子，教我如何搭配大小木柴；如何放置木柴、选取风口；如何用最少的木柴，在最短的时间内生起炉子等等。堃明比我大两岁，戴副眼镜，对谁讲话都是笑眯眯的，显得非常谦卑。大家叫他“四眼狗”，除了他比别人多了一副眼镜，还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四类分子”。我们一起生炉子特别有劲，他生炉子，我会帮他劈柴；我生炉子，他会帮我引火；有时炉子生不好，半死不活的样子。他过来稍微拨弄一下，添一根柴火什么的，就又起死回生了。为生炉子，我还和其他小孩打过一架。这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那年的夏天有点燥热，大清早，我们学校的广播已在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了。起初我并清楚发生了什么，只听到我身后的炉子“怦”一声被谁踢翻了。我扭身看见刘一飞气势汹汹地指着堃明：狗！四眼狗！堃明懵了，呆在原地眨巴着眼睛。我冲上去一把推开他，问：什么情况？刘一飞甩手就给了我一几耳光，顺便还踢翻了我的炉子。我感到鼻子一热，有液体流淌下来。鼻子出血啦，快捂住鼻子！有人高喊。那个瞬间，我脑子一热，猛地拎起炉子，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刘一飞的家，像扔炸药包一样把燃烧着的炉子砸向了他的家。炉子里的煤球和柴火有一半落进了他的家，一半砸在上街沿上，随之传出“怦”一声闷响。扔完之后，我又转身去拎其它煤炉。这时我听到了几个女人失声惊叫，我还模糊地看到有人在叫我的外公外婆。我外婆颠着小脚挡在我前面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回答。径直朝刘一飞的家奔去，这时却被我外公一把攥住。我外公每天打太极拳，手劲很大，我根本犟不过他。
这个争端完全是刘一飞挑起的，尽管四眼的爸是四类分子，但他儿子是革命群众，何况我的爸妈都是革命干部，是共产党员！我外婆用一口标准的绍兴话，把刘一飞骂得狗血淋头。但回到家里，外公还是用红木戒尺把我打了一顿，那怕我當时满脸是血。外公心有余悸地骂道：你差点把人家的房子给烧了，你差点闯祸了，闯大祸了！ 这件事之后，许多人说我勇敢，有当年八路军的风范。他们那里知道，我就是老八路的后代。当然，这个基因的传承也是在我成年之后才知到的。之后，我的“野”有所收敛，但更喜欢生炉子，自己家生完了，就帮隔壁大爷大娘生，然后从他们手上换下生炉子的信封邮票。我开始集邮，也收集火柴贴花，那些贴花中有丰子恺书法绘画、水浒人物画等。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美好的，以至于到了成年，直至老年，只要闻到烟火味，心中就会涌起些许温暖，那些温暖也包含了屈辱，包含了恩怨。然而记忆让所有的恩怨变成了美好。这种美好体验是到我老了之后才有的。而在集邮和集火柴盒贴花的过程中，令我最为激动的是我收到了一张越南的“统一”牌火柴贴花。那张贴画和我父亲和一段经历有关，是我父亲人生的一次巅峰和沦陷。
四
那是父亲的春天，全新的日子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头撞进了父亲的怀中。父亲随军南下，一路打過长江，攻城略地。先到浙江，后又被华东局调往上海，并接管了瑞典人开的一家大型火柴厂。那充满旋律的日子，仿佛春天的柳絮，在空中飞，在空中窜，忽而上升，忽而俯冲，它们旋转，翻腾，它们占据着父亲的分分秒秒。那年父亲喜得我哥，在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之后，父亲重新又有了一个家。三十三岁的年龄，前景一片美好。
之后父亲又被派往越南。1955年，父亲经过基层火柴厂的历练，被调回华东轻工部火柴工作组。当时，越南政府刚刚结束“抗战”，百废待兴，国内尚无像样的火柴厂，他们要求中国帮助其筹建火柴厂。尽管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依然比较严重，但为了体现中越互信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大团结，仍承担起了援建义务。对于新中国，赴越援建是初次尝试，对于父亲更是第一次吃螃蟹。
但父亲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从他打给轻工部的报告中可见一斑：越南国内森林茂密，盛产适宜生产火柴的菩提树，目前每年可采伐10000立方公尺，按照现在全年最高用量只需2000立方公尺已足够使用。另外，白木、万木、浪浪木等七种木材也可参酌使用，再加上红河贯穿南北，运输便捷，且越南工人工资低廉。更重要的是，中国火柴业历史悠久，生产能力强，全国的排杆机达1200余台，且技术成熟，从30年代初，上海就实现了机器化生产。父亲的自信是否把困难想少了，就像那次攻城，总以为“万事俱备”，结果欠得何止是“东风”。他的老领导方建中曾提醒他：这次的援建项目，具有示范意义，你要慎重对待。而且你要充分理解援建任务的政治含义，要保持清醒头脑。
父亲自然是记着那次教训的。“最后一根火柴”给他的巨大压力，至今犹在。尽管现在他每天要面对数以万计的火柴，但在许多事情的选择上，能抓住的，永远只剩最后一次。到火柴厂任职，是父亲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到越南援建，是第一次，同样是最后一次。难道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对于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行动。项目涉及广东、广西和上海多个部门。仿佛将面临一场大战，千军万马都在筹措粮草。而父亲是项目工作组长，一个冲锋陷阵的前线指挥官。父亲能感觉到体内的轰鸣，那种伴随着尖锐哨音的轰鸣，就像一粒子弹，亟待出膛。
那时母亲在杭州读书，知道父亲要赴越南工作，便回来与他相会。但父亲的话不多，至少在母亲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母亲说他可能做地下工作的时间太久。对于这样的判断，我一直持怀疑态度。父亲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只是对母亲尚未充分释放。
读书还好吧？父亲在暗中问。母亲说：这次考试得了三个五分两个四分。父亲说了声好，就拥住了母亲。这个过渡有点简单，但不影响涟漪渐渐荡漾起来的波澜。奇怪的是，父亲从不和母亲分享他的喜悦，从不言及工作，尤其是这次援越，在他平静的表面看不到丝毫激动。他们从不交心，仿佛两棵独立的大树，枝相碰，根相离。
父亲的兴奋全部体现在工作上。人员输送、器材供应、设备试运转、原料检验、技术资料提供等的组织、协调、联络。那种连轴旋转的快乐，只有父亲能够体会。这种忘我，让父亲忽略了身边的暗流涌动。副组长郭况暗示过他：对越方提出的要求，你不能答应太快。父亲愣了愣说：我答应什么了，我啥都没答应啊。郭况说：比如绝片、切梗、糊盒贴标等机器，当时说好就地采用的，现在越方提出：“原有机器太陈旧，修理不便，反而拖延时间，所以希望全部依靠中国援助新机器。”这个你不能同意。父亲非常诧异，说：我没同意啊，只是说向上反映越方要求。郭况说：你把难题出给上级，本身就是推卸责任。双方签订了协议，就该按照协议去办。父亲严肃起来：这怎么是推卸责任呢，我们只是项目联络员，只负责反映情况，无权替上级领导拍板决策。这时，上海轻工局的另一名成员陈晨突然插嘴说：你这是消极行为！父亲侧脸看他一眼，兀自蹦出一句：扯谈！表情非常不屑。阵晨用鼻子轻哼了一声，没吱声。但父亲能读懂他这声“哼”的潜台词，无非是：你来城里才几天？“打土豪，分田地”是你的强项，但工业生产你就别装内行了。父亲的骨子里有点傲，他不认为生产管理有多难，管理说到底，就是管人的艺术，抓住了人就抓住了一切。在城里咋样，城里人就样样都懂了。父亲有这个想法没错，但你必须藏得住，藏不住就会露出伤人的锋芒。
之后的一天，越南工商部的技术房长阮衡也来拜访他，还送来一小盒咖啡。他再次向父亲提出了越方要求：明年7月份，全越举行大选，我们必须在6月结束经济恢复时期。他的嗓门很高：所以那些机器设备必须全部换成中国的新设备，这样才能争取时间，而且“中国援助”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阮房长挥舞着手，情绪很激动的样子。父亲给他冲了杯咖啡，说：你提出的要求，我已上报。但国内专家认为：旧机器修理好，是完全可用的。阮房长顿时跳起来说：修理太费时间。我们要提前完成，提前！父亲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全部使用新设备，会大大超出预算。阮房长有些不耐烦了：这个项目不能只算经济帐，要讲政治。
工作组最终妥协，满足了越方的要求。但为了赶工期，工程始终是处在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设计、边竣工的状况。越方频频催促，但他们对生产技术的熟悉程度又远不如中方技术人员。便胡乱拍板，中方技术人员觉得有问题，便向父亲反应。父亲不是专家，向越方转达专家建议。但越方来一句：不管了，赶工期要紧！父亲只能让步，说：好吧，那就按越方意见执行。因为对外贸易部的有关规定：“中方人员只有建议权，建厂方案的敲定和落实，乃至决定机械设备的样式和种类，须由越方最终确定。” 然而到了上海轻工工作组检查时，父亲则有了“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知以为知、信口开河”的问题。父亲忍不住，又是一句：扯谈！我大国主义？我大国主义还会听越方的随意摆布！不懂装懂。父亲的这番牢骚话，原本是在工作组说的，说完就被一阵风吹走了。但经陈晨一搬弄，局长就把它当成恒久永流传的钻石了。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少。例如，有三部璇刨机的牙齿箱设计错误，一部磨磷机（球磨机的牙齿箱）、一部卸梗机的牙齿箱制造粗劣，和越方会同试车时，都当场出现问题。璇刨机刨梗片时每分钟70转已很吃力，100转就根本转不动了。这五只牙齿箱倘使不换，目前虽勉强可应付，说不定几个月内就会坏掉。
检查组的调查结果使中央很震惊，很快就再次申明“质量必须严格，任何小疏忽，都会造成极不好的政治影响”，并特别强调“凡质量不合格不過关的，坚决要该换则换，该补则补，该赔则赔”。
父亲再次走进黑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父亲向老领导汇报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焦虑。老领导安慰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不用担忧。你马上给轻工部打报告，汇报情况。父亲确实过于敏感了，中央的批示其实并无所指，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但父亲却把老领导当成了黑暗中的那根火柴。他随即向部里报告了情况。后来我从市档案馆查阅了这份报告，其中一段说：现场施工领导是以越方为主的，中国同志始终处于顾问、协助地位，但越方的土建、生产、设计等部分在现场没有统一的组织，互相间的联系手续繁复，再加上翻译的困难，很多工作不能迅速贯彻。其次是，我国火柴工业没有一套完整的技术资料，没有专业的设计机构。设备没有图纸，机器没有公称标准（即机器性能、图纸尺寸等的规格或标准），操作没有统一规程，劳动组织没有全面的定额，接装也没有专业队伍。因此一切都是临时现凑，计算很不精确。直到工厂建成，设备的图纸和工艺规程的文件都没能正式提交。
父亲真的是多虑了。据史料记载：55年12月26日，火柴厂破土动工；56年3月10日，机器、设备、装置等的全面安装；生产车间于4月底竣工，机电安装于5月1日完成；4月17日，轻工业部检查组抵达越南，进行全面检查，同时逐步展开整理与试车。5月17日，越南统一火柴厂基建竣工，由局部试车进入全面试车，由试机器设备运行为主逐渐转入试生产。这是什么速度？
经历7个月的努力，1956年5月18日，火柴厂正式试车生产，比原定日期提前了近40天。当天，越南工业部部长黎城毅在隆重举行的竣工典礼上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深表感谢”。
尽管中方最终的援建支出，比预算超出25%，但一切杂音都被政治胜利的欢呼所覆盖。因为越南市场的火柴从原来150元一盒，降到了58元一盒，火柴厂的经济效益也极好。在7月份的全国大选中，劳动党大获全胜。范总理对此非常满意，对于中国援建的火柴厂给予了很高评价。一好遮百丑。父亲前程中的坑坑洼洼，一夜之间全被抹平了。那一刻父亲的感觉出现了偏差，他把自己当成功臣。其实之前的挫折不是他一个人的，之后的成功更不属于他。他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个跑龙套的。但父亲当时很兴奋，甚至有点忘乎所以。1956年的8月，父亲戴一顶草绿头盔帽，穿一件浅绿短袖衣出现在诸暨花园弄。他的这身装扮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眼球，因为这种装束大家只在电影里见过，那是我们的越南兄弟，越南男士普遍喜欢戴这种绿帽子，那是爱党爱国的标志，也是争做功臣的象征。
来了个越南兄弟？倪老伯，你家还有国外亲戚？
不是。外公当时的笑容灿若菊花：那是我女婿！外公对父亲是真心喜欢，跟他特别谈得来。在外公的日记里，对父亲的记载都是称赞的，欣赏的，即便后来父亲出了事，外公也没有任何抱怨，只是深深惋惜。
五
17岁那年，我参加了工作。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自称是我亲哥的人出现了。他说他当兵刚复员，想约我在上海见个面。我去火车北站接他，但双方互不认识，只能约在醒目地，也没有举个牌子什么的，心里难免有些忐忑，怕认错了人，好在我哥第一眼就认出了我：蔡烨！他叫了我一声，没有丝毫的犹豫，声音很响亮。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似乎早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他矮我一头，1米65的样子，眼睛很大很亮，蒜头鼻，薄嘴唇。一看就是母亲的基因。他仰头看了看我说：你像父亲，尤其是脸的下半部分，下巴是尖的。但眼睛还是像母亲，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实我们哥俩还是挺像的，除了我1米8的身高，显示我营养良好外，其他方面，尤其是脸部特征，相似度还是可以划约等号的。
但我们不同姓，他姓黄，我姓蔡。哥对于这个差别一直耿耿于怀。哥说：我们同父同母，我被送到了乡下，你却留在了上海。我疑惑道：那为什么我姓蔡，你姓黄？哥说：蔡炳坤不是你的生父，他是你的继父。我们俩的父亲是黄道理。我当时懵了，母亲之前从未对我说过。尽管童年的玩伴曾说过我还有一个父亲，但我全都当是瞎说的。现在从一个和我相似度如此之高的哥嘴里说出，我不得不震惊，我对于母亲的愤怒，刹那井喷。我当时喃喃自语：他们都在骗我，都在骗我！哥说：他们骗你只是为了保护你，我才怨呢，我被母亲完全抹去了，就像擦掉作业簿上的一道错题。
哥穿一身军装，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呢大衣。他说：这是父亲的遗物。我伸手摸了摸料子，挺厚实，看着有七成新。便说了句：蛮好的。心里十分羡慕。哥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好的一件大衣。工作之前他从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尤其读中学那几年，长个子，没人给他添衣服，尤其是冬天，没有一件棉袄、一件毛衣。刮风下雪的日子，他经常冻得瑟瑟发抖，冷疯了，就凑到猪的身边去取暖。但猪却从喉咙里发出“哼哼”的声音，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还不断用后脚踹他。哥被惹恼了，便用火柴绑在猪的尾巴上，直接用火柴盒凑上去划，火舌“刺”地一声舔过它的皮毛，猪痛地嗷嗷尖叫，猛然蹿出猪圈。哥却乐得直笑。
划火柴的味道真好闻！哥说。后来我知道，磷在人体里是负责快乐的。 我请哥在小饭店吃饭，叫了三四样菜，喝了几杯啤酒。哥又说：我发育时，外公偷偷给他买过两只猪蹄，说阿姨一大家子人太多，吃不起。你就在阁楼里吃吧，还有一只我给你放在篮子里，挂在窗外，下星期再吃。结果吃完这只，就再没下一只了。我问怎么啦，还有一只呢？哥说：还有一只被猫给偷吃了。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后悔自己太贪心，想把好味道留得长些。我听了心里发酸，原想说说自己的苦难，但瞅一眼哥的身板，便把我所有的苦难摁进了酒中。
然后我就说问起了父亲。我问：黄道理是怎么死的，生病吗？那一刻我无法改口，只能直呼其名。
不。哥说：他是自杀的。
六
哥说，父亲在走向巅峰时，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性的底线是脆弱的。在官场规则里，一般都允许陌生人发迹，却无法容忍一个身边人的晋升，同一层次的人之间，永远存在着对比，而陌生人是不存在这种威胁的。父亲太直白，这种直白不限于装束上的嘚瑟，还表现在工作上。
在援越项目中，不是“没有完整的技术资料，没有专业的设计机构。设备没有图纸，机器没有公称，操作没有统一规程”吗？那就完善这些工作，往后还有其他援越项目都需要完善，都要引以为戒。父亲的这个提议自然没错，关键是谁来提，什么时候提？掌控火候不是父亲的强项。在上海轻工局、或在华东工业部，他不是领导，那地方老资格的干部大把，父亲算不上什么。好，既然你要显能，那就由你牵头，落实“规范化”。父亲的关系很快就被转到轻工设计院上海分院去了。但他不是技术专家，把他放到纯技术的炉箱里去烤，那真是要了他的命。在那个地方工作，他是孤掌难鸣，所以很快就被边缘化了。
如果仅限于边缘化也就算了，他又出了生活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他刚到火柴厂那几年种下的因。若要论起因果来，母亲的要强也是一因。说到母亲的要强，根子还在外公这里。外公膝下一男两女，但他有点重男轻女，舅舅读到大学毕业，两个小女只读到小学。母亲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绍兴，小学文化就算不错了。到上海之后，她首站进了制药厂，那里高学历扎堆，这让她工作起来处处受制，别人看她眼神里明显透着鄙夷。靠老公混进厂的主！这种目光的暗示，让母亲特别扎心。从而使母亲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如果母亲遵循相夫教子的旧规，也许小日子就好过喽。但母亲选择了另一种活法。53年浙江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招收了一批工农干部，5年制高中学历，并有派苏留学的名额。母亲坚决要去，那一年母亲刚生完我哥，扔下孩子就准备走了，父亲劝不住，只能同意。那年父亲34岁，充满激情，青春飞扬。但激情是荷尔蒙的产物，容易成为性的殡葬品。而且这种危险经常在你毫无警觉的状态下降临。
父亲生命中的偶遇，叫童丽。他的丈夫也是个南下干部，只是没下到上海，而是去了更远的广州。童丽是上海人，不愿相随，要求留在上海。但童丽之前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公职，结果就被安排到火柴厂。童丽没啥文化，组织上问她，你能做什么呢？童丽说：阿拉啥都能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组织上就说，那就做勤杂。童丽说，给谁做勤杂呢？组织上说：你想给谁做？童丽说，给厂长吧。组织上笑了，问，为啥只给厂长做？童丽咯咯笑说：以前给老公做，现在给厂长做，感觉啥都没变，这样顺手。
父亲当兵时有个勤务兵，生活上都有他照料。现在换个女的，感觉上没变，挺好。就答应了。童丽那年才26岁，模样长得一般，但皮肤挺白。眼神头活络，干活也勤快。母亲到杭州去读书后，父亲一个人在家呆不住，儿子有奶妈带着，便搬到厂里来住了。父亲的办公室原是瑞典人的，屋里有套间，套间的床很大，红木的，还有席梦思。童丽每次进来打扫卫生，都无比喜欢地抚摸一番，还啧啧赞叹。多好，童丽充满向往盯着父亲说，睡在这张床上做梦，是不是比其他床要甜？父亲没接话，只是笑，接不上话，就掰自己手指。大拇指两响，其余的指头三响。童丽又说，能不能让我试一试。父亲没接话茬。童丽兀自睡了上去。席梦思弹了一下，童丽胸前的两堆肉也跳了一下。童丽又说：你过来呀，别站着，也来试试，好软，好舒服！父亲的心“咯棱”了一下，想躲开，但已来不及了。童丽突然一个弹跳，扑向父亲。怦的一声，父亲体内一声炸响，堤坝瞬间崩塌了。
父亲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工作上如此，感情上也应如此。荷尔蒙是动感的，多巴胺是美妙的。激情是人性的花朵，但也是罪恶之花。激情是放纵的、自由的，是值得被尊重、被宽恕的，但经常是要付出代价的。激情如果不能与社会高度统一，就一定会被吞没。我曾站在三十四岁男人的阶梯去解读过父亲。我能体会那个年龄段的需要，需要女性，需要被爱，尤其在春风得意时，男人需要证明自己的强大，需要有征服感。这是人性的裂痕，但万物皆有裂痕，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也是毁灭自己的地方。
父亲的这段婚外情，被人举报了。纸包不住火，这是常理。蹊跷的是父亲与童丽的事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间，之后父親离厂，故事再无续集。但臭弹却在1957年引爆了，引爆时间掐在父亲回国晋升之后，炸在母亲读书归来之时。父亲在心里捋过头绪，童丽和他缠绵时曾向他提出过结婚，让父亲离了。父亲没答应，说：儿子太小，我不能伤害他。童丽说：我喜欢孩子，我会好好待他。父亲搂紧她说：我知道，你肯定是个贤妻良母。但这个事太麻烦。童丽是个简单的人，她觉得这事一点不麻烦，就是换张纸。平心而论，童丽更适合做父亲的妻子。但婚姻的悲哀就在于经常错位。父亲非常无奈，但他相信童丽不会主动去引爆炸弹，如果她被当作了导火索，一定是有人在点火。另一个是保卫科长张筒。他是厂里的眼睛，童丽什么时候下班，或进了谁的房间，以及父亲宿舍的灯，是关，还是开，只有他洞若观火。他曾向父亲借钱，父亲倒是没拒绝，但向他反复强调过：这钱是母亲的棺材钱，哪天需要用了，必须马上还。奶奶四十多岁才生下父亲这么一个唯一的儿子。那年奶奶七十多了，父亲为她准备点棺材钱实属正常。但张筒向父亲借钱并迟迟不还，就有点不正常了。据说他向父亲借钱，只是为了买一块手表，并非救急。所以他借钱的真正指向，也许是索要封口费。父亲迟钝了，当时没领会他转弯抹角的暗示。最后一个是陈晨，父亲的行政级别原本与他相同，援越任务结束后，父亲受到表彰，还晋升一级。陈晨极不舒服，多次含沙射影指责父亲坑害国家。 好在最初负责此事的同志与父亲没有矛盾，调查结论比较客观。父亲受到了党内留察两年的处分。父亲没有异议，他清楚自己是组织的人，必须接受组织的制约。
1958年反右升级，陈晨终于憋不住了。他向领导提出，右派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设计院就是右派分子的集中地。在越南，黄组长否定党的领导，独断专行，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国内，他生活腐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应该深挖。父亲性格上的缺陷，此刻就成了被敲打的理由。领导顺水推舟，陈晨自然而然就成了反右先锋。
陈晨对父亲说过：你，不是男人！父亲没明白，问：什么是男人？陈晨说：你把责任全部推卸童丽，太不地道。父亲说：我只讲事实。陈晨说：两个人的事，只有两个人知道，事实是你利用权力强迫童丽就范。父亲说：这是你想象出来的事实，或者说，是你希望看到的事实。然后可以置我于死地。陈晨黑了脸，说：你别嚣张，我会让童丽说出事实真相！父亲冷笑一声，说：真相不会改变，除非你伪造“真相”！
咱们走着瞧！陈晨撂下的最后一句话，并非威胁。继之的群众批判会，证实了陈晨的号召力。群众认为父亲的认识态度不好，没把问题讲清楚，尤其是细节部分，谁主动，谁哪哪了，又怎么下流了。父亲拒绝回答，那自然是态度恶劣了。父亲清楚群众的力量，当年“打土豪，分土地”不就这样。他内心突然有种厌恶感，他恶心自己，也恶心“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表演。这没完，接着机关支部也召开了专题会，会议责成父亲做出深刻检查，并认真剖析思想根源。陈晨说：你是怎么勾引童丽的？这怎么把她骗上床的？怎么让她成为你泄欲工具的？父亲用沉默拒绝了他的提问。陈晨说：你拒绝党组织的挽救，就是最大的反党！父亲依然沉默，眼睛下垂，表情冷漠。支部同志愤怒了，说：父亲态度极不端正，必须对他做出进一步的处理。父亲这时突然说：我的问题组织已经处理过了，按党章规定你们无权再作处理。陈晨青了脸，他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这是公开向党叫板。好，同志们下面我们表决，同意将黄道理清除出党的请举手。父亲紧张地抬起头来：刷地一下，全票通过了。父亲顿时崩溃了。
父亲突然觉得活着没有了生命的质感，现在必须考虑是否还要活着。父亲是绝望的，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这种绝望。如果不去预设生的意义，活着就是单纯的与时间抗衡。假如看不到生的意义，那这种抗衡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他看到陈晨投来的蔑视目光，心里再次冷笑一声，暗忖：我可以被打败，但决不认输！父亲的骨头依然是骄傲的。
父亲决定自杀了，他决定放下一切，包括老娘、孩子和老婆。那年，哥6岁，我才1岁。哥一直记着父亲与他相处的某些细节，譬如父亲喜歡在喝牛奶前，把漂浮在牛奶上的薄膜用筷子挑起来给他吃，他认为这层薄膜最有营养；还经常用双手捧住他脑袋，拔萝卜似的把他悬在半空，他认为这样会长个子。而所有这些温暖的细节，都将随着他的放弃，而烟消云散。当然父亲也将放弃信仰，尽管有人认为信仰本身是“活着”的异化，但父亲曾经视信仰为生命。所以放弃信仰的本身就意味着放弃生命。
父亲采用最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给点了。也许他认为，自己是自己最后一根火柴。面对黑暗，面对将要穿行的地狱，只有点了自己，才能照亮来路。也许父亲还认为，赎罪的最好方式是消灭自己，而不是逃避：走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所必须做出的选择。他用汽油浇遍了全身，然后非常平静地面对北方，面对故乡。那一刻，晨风十分凉爽，初秋的桂花飘来阵阵馨香。他再次举目看一眼隔着一条苏州河的火柴厂，用自己工厂生产的火柴，点着了自己。父亲是骄傲的，他把疼痛摁进了暗夜。
七
哥还说，父亲死后，母亲就把他送到诸暨老家去了。她每月给外公寄钱，但从没回家看过他的父亲和儿子。哥说话的情绪非常低落，眼圈红红的，声音也有点哽咽。其实吧，他又说：当年父亲的一个战友，姓姚，跟随父亲做过警卫排长。父亲死后他很想收养我。他家没孩子，乡下老婆又没工作，一度做过我们家保姆，小时候我还认她做过干娘，她待我比亲生的还亲。如果跟他们走，我肯定不会吃苦。但母亲当时非常坚决地说：我的孩子不送人，我能养活他！但养活和养好的差别实在太大，比如养活一条狗，或养活一头猪都不是很难。
在母亲缺席的场合下，开这种声讨会其实毫无意义。哥也就是排排毒气，这种毒气压在心里太久，不排掉一点，容易让人崩溃。我跟着感叹了一番，也随之一起声讨。其实在知道真相的那些日子里，不知为何我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厌恶和仇恨。尤其对母亲感到失望，我找不到恨她的理由，却默默恨起她来。在整个事件中，她应该是受害者，但我心里却把她认定为“加害者”。以后我和哥每次相遇，均以相互寒暄开始，直至声讨母亲结束。
哥返回了杭州，我也该上班了。
工作之后我就很少去东台路。我重新回到了工人新村，只在逢年过节，才会去寄养我的故土看看。其实吧，工人新村和石库门弄堂之间有着太多的不一样，石库门的那种亲切、温暖和嘈杂，那种烟火味，那种迷宫一样的弄堂，那种特有的气质，是工人新村完全不具备的。只有在石库门弄堂生活过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合格的上海人。这是我离开东台路时，堃明说过的话。前些日子堃明从崇明农场又寄来一封信，说他谈了个女朋友，想介绍我们认识。什么意思，谈个女朋友也要在我面前显摆一下吗？知道我没有女朋友，存心气我？
堃明是个直肠子，其实没啥心机。知道什么，想什么，都会告诉我。一次他拉我喝酒。那年我才十岁，他十二岁，他经常从家常菜金里扣些小钱，今天两分，明天三分，然后慢慢积攒起来。攒多了，就去酱油店拷五分钱黄酒、买三分油汆豆板。有了这些资本，他就会兴高采烈地拉我去吃上一口。他会说：你外公每天吃酒，你不馋吗？我说不馋。他就会说，哎，酒是好东西，吃了会飘起来，那种感觉赛过神仙。其实从堃明的家族史看，他不宜吃酒。他们兄弟三人，后来两个死于肝癌、一个死于急性肝炎。但那时没这个知识，稀里糊涂就这么一直快乐着。那一次，堃明突然对我说：女人有三个洞，他神秘的口气和阴暗的屋内环境，让我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一种陌生而新鲜的知识诱惑着我，又震惊了我。我说，不可能，我看到过大人给小囡把屎，女孩也是两个洞，一个拉屎，一个拉尿。 不是的！他说：我跟你打赌。他这么坚决，让我不敢应战了。但我还是不肯认输。他急了，就说，我们马上去抱一个小女孩过来看看。我马上吓得直摆手，不行不行，我说：她们会告状的，到时候，说你是阶级报复，说你是流氓行为。你就死翘翘了。堃明想了想，突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成分确是个致命伤，便偃旗息鼓了，尽管心有不甘，也只能说：好吧，我会用其他方式向你证明的，你输定了。这件事情原本已经翻篇了，不料只过了两天，他就兴奋地拉住我，神秘兮兮地说：我给你看样东西，一本《赤脚医生卫生手册》。他直接翻到有女性彩图的那页，看看，是不是这样，那个洞是生孩子的，傻瓜！我看了一眼，顿时惊慌起来，跟做贼似地打量四周，显得非常心虚。他马上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慌，这不是黄色书，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工具书。
这次之后，我们没再讨论过类似问题。毕竟尚未进入青春期，所有的好奇心还只停留在初级阶段。成年之后的所有冲动，说到底都是荷尔蒙在捣蛋，荷尔蒙的多寡，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现在堃明终于到了主动找女人的年龄，并以此为骄傲。
后来我看到了堃明的女朋友，黄瓜脸，小眼睛，瘦高个子，没胸脯，也没屁股，皮肤还非常黑。她比堃明大两岁这本身不是问题，她做驾驶员工作辛苦也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堃明居然吃准了她。我悄悄问过堃明：你不是要求挺高的嘛，怎么现在抓到篮里就是菜了。这话有点损，但堃明一点不生气。他说，我睡了她之后，就有点欲罢不能。你没睡过女人，你不懂，睡女人跟吸鸦片一样的，上瘾。不管我的表情是错愕还是无奈，堃明的回答，让我知道了人性的丰富。
大概又过了三年，听说堃明和那个黄脸婆分手了。分手原因据说是他得了肝炎，大病了一场。黄脸婆借口她年龄大了，不能再等，于是就提出了分手。这个结果并不遗憾，堃明人不坏，模样也端正，无论如何都该找个更好的。但堃明却不停地叹息，说他们之间的性生活特别和谐。我说：你的择偶标准就这么简单？他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除了过日子，不就是那点乐趣嘛？他还说：这次回农场，我不做装卸工了，领导照顾我学开车了。
是吗？那以后我们就是同行了。
八
我比堃明早一年当的驾驶员。一直在公交公司开公交。堃明乘过我开的71路，从天山西路到延安东路外滩，穿越上海东西两端。那次他和我的搭班姚红聊得很好，还说我和姚红有夫妻相，干脆成一对算了！姚红当时面若桃花，举起票板在他头上磕了一下，骂了句“十三点”，就不吱声了，但眼睛一直在笑，都笑出了一池涟漪。堃明回来就说：你们绝对有戏，你小子有福氣，上班还有美女陪。我说：你也快了，领导不是也给配了一个女装卸？堃明说：领导那是欺侮人，哪有女人当装卸工的，如果再来个娇滴滴的，我还不累死。我说：你就偷着乐吧。让女人当装卸，说明活很轻，只是名义上的装卸工，实际是安全助理。他的那个助理叫童美丽，跟他同岁，长得算不上美丽，但讲话的样子和表情很有女人味，眼睛细细长长的。我悄声对说堃明：你谈的女朋友怎么都是小眼睛，是不是都被你“四眼”给瓜分了。堃明听了嘿嘿笑，说：我喜欢小眼睛，小眼睛嗲，勾人。结果堃明还真被童美丽给勾住了。下次碰到，他非常直白地对我说：我把她睡了。我一愣，旋即笑说：为什么不是她把你睡了？他说：是我主动的，怎么可能是她睡我。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你和那个姚红搞上了吗？我愣了愣说：我不敢。说完这句，顿感无地自容。堃明马上得意起来：看看，这点阿哥还是要教教你。
对于姚红，我一直猜不透她内心的想法。她经常在众人面前嘲笑我，揭我的短，而私底下又对我无比关怀。这让我无比困惑，别说让我去主动睡她，就是吻她，我都不敢。
你傻呀，她爱你才会当众揭你的短，拉低你，是为了靠近你。这个你都不懂。堃明的这番话像个哲人，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但我还是缺乏自信，说：这只是你的猜测吧？
不相信，以后她再贬低你，你就把自己贬得更低，她说你是垃圾，你就把自己说成牛粪。然后希望她这支鲜花，插进你的牛粪。
堃明的这个建议后来我照做了，不仅照做了，还当众楼住她，乞求她的接纳。我的这个粗鲁行为，一举掀翻了之前的所有伪装，把隐晦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明朗了。她不但没拒绝，反而非常顺从地紧贴在我胸口上。这使我信心大增，有了得寸进尺的想法。那时，我在天山新村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我约她休息天去家里玩，她爽快答应了。那天吃完午饭，我让她午睡一会儿。她说她没午睡的习惯。我说，那就陪我睡一会儿。边说边把抱起来，直接送她到床上。我抱起她的时候，她先是愣了愣，随即就勾住了我的脖子，还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搂着她睡了半晌，突然问了一句：我们这样会有孩子吗？她错愕地瞟了我一眼，猛地狂笑起来。我被她笑懵了，不知道哪里错了。她笑了一阵后终于停下来，看着一脸狼狈的我，说了一句：看来，你还真是个童男。
傻逼堃明，从来没跟我说过和女人睡觉该怎么睡。直至姚红一件件脱了衣服，我才从无比沮丧的恍惚中醒转。当姚红脱剩最后一条裤衩时，我的心已蹦至喉咙。但姚红仍不放过我，她用湿湿的眼神剜了我一下，说：最后一点留给你了！我的妈哎，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那不是《赤脚医生卫生手册》里的插图，而是真人版的女体展示。我突然早泄了。那个瞬间，我感到天旋地转。
当我也能自豪地对堃明说我也睡了姚红时，已经是我和她有过十来次磨合之后的事了。
九
说来难以置信，堃明和童美丽结婚，居然没叫我。他返回上海，住回东台路时也没及时联系我。这件事一直是个谜，直到他突然暴病而亡，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才得知他的肝炎再次发作，他这次死于肝昏迷。我还听说，他老婆的父亲是个离休干部，家里住房并不紧张，但就是不让童美丽住回去。堃明东台路的房子很小，他哥已在里面做掉一间婚房。他再住进去，根本腾不出地方。童美丽的父亲一直骂她是个野种，不允许她随父姓，所以童美丽只能随其母姓。还有一个版本，说童美丽的母亲早年在什么火柴厂工作，后来和那个厂的厂长不清不楚，厂长自杀了，她母亲便调离了原厂。 我终于听出了一点名堂，但我不敢深入下去。内心突然变得惊恐万分，我怕一不小心踩到地雷，被莫名的弹片击中。但心里还是疑惑，堃明突然和我疏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姓黄，而不是现在的蔡。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无论如何要把他约出来问一问。但眼下不可能了，我绝无勇气，跑到童美丽的面前去说：你很有可能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如果真是这样，她不扇我耳光，我也会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但也许，这一切只是我的胡乱猜测，堃明疏远我，只是因为没混好，不想在我面前丢脸。而关于童美丽母亲的故事，也许只是另一个道德沦丧的故事，是我自作多情，硬把黄道理扯进了故事。反正这种事不能太认真了，一笑而过最好。
堃明从我生活里彻底消失之后，我的情绪一直有点失控，仿佛不抓住点什么，就会跌进万丈深渊。所以我和姚红做那事时，常会走神，会从当下的事情中抽离出来，会变得非常疯狂，我抓住她得胸脯就像抓着攀援的藤蔓，完全没了心理障碍，那种撞击完全是一种抗争，一种挣扎。姚红不知内情，还以为我超常发挥，已经像个正常男人了，可以披荆斩棘，所向无敌了。在这种毫无章法的进攻下，姚红喜欢得要死要活，最后，她的城堡被彻底击垮了，她投降了，提出要和我结婚。
那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婚姻这个东西，不完全是物质的，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谓感情其实是以性为基础的。当然，我的这个体会，早被柏拉图嘲笑过，许多上层人士和文化精英也会对我群起而攻之。但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从心底里否定父亲，人活着没必要太累，“寄形于天地，历心于山海”，那是大人物的事，而我只是个小人物。父亲曾想做个“大人物”，但最后连“小人物”都没做成。这真是一个悲哀的结局。
同样的选择，再次放到了我的面前。这次是车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向组织靠拢。他非常疑惑：作为一名车队团支部书记，无论是平时表现，还是家庭情况，你都应该积极向组织靠拢。但我却没有，一直心无旁骛地开车，每年报名献血，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又乐于助人。书记说：你做事一点不装，很踏实。组织就想吸纳你这样的人，你现在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
然而我却让组织失望了，迟迟未交入党申请。我的问题主要出在黄道理身上，是他的问题困扰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人，我很坦然。现在冒出了这么个人，还老是阴魂不散。他是有问题，但罪不至死。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他都有权力活着，何况他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一个好的主义，首先是人道的，没有了人道的基础，任何主义都是扯淡！当然那是个特殊时期，必须正确对待。但我只是个小人物，我过不去这个坎。
我不进步，姚红却在进步。她入了党，还改行做了分公司统计员。坐在办公室，冬暖夏凉，吃饭如厕，都能踩准节点。我还做司机，依然奔波在上海最长的线路上，依然不敢喝水，吃饭没个准点，依然担惊受怕，怕不能平安回家。工作中唯一的新鲜事，是换了个搭班，叫周菊芳。刚好30岁，比我大两岁。眼睛很大，但没有姚红耐看。身材不错，比姚红丰满。身上的味道很独特，不是香气，而是一种成熟的气息，一种让人产生欲望的气场。周菊芳叫我阿蔡，她说：阿蔡，我今朝带了排骨年糕，要吃伐？阿蔡，礼拜三有场电影一道去看伐？阿蔡......
周菊芳说话音色很好听，甜甜的，嗲嗲的；周菊芳看人的眼神很大胆，直勾勾的，有火。我的内心很挣扎，姚红待我很好，我们刚有了一个两岁的男孩，老丈人是个离休干部，刚从副处的岗位上退下来的，丈母娘没文化，但待我是真心的好。她们家房子大，我和姚红结婚后，一直住在她家。但周菊芳约我看电影，我还是去了。这天我还班（之前代人上班，有事再还回来），如期而约，去了天山影院。放映期间，周菊芳一直握着我的手，开始是伸过来握我，软软柔柔的手，透着致命的毒药；后来干脆把我手拉过去，直接放在她的大腿上，又一点点往上移，一直移到要命的三角区。电影看至一半，她突然说，我们不看了，去你家吧，你在附近不是有間房子？我说，看完再说。她说：我的裤子都湿了，憋不住了。哔地一下，我被刺激到了。我旋即说声：好。就心急忙慌地拉着她离开了影院。
十
我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地就束手就擒了。周菊芳是有老公的，但她说老公有洁癖，每次都扫她兴，她喜欢我这号的。我说，被姚红知道了怎么办？周菊芳心说，我不管，我们是搭班，你必须对我好，否则我就整死你。她还说：姚红这个尺码的，穿不了你的大脚。我说：我们小孩都有了，一直挺合脚。周菊芳说：那你就多补补，两头都用点功。说完她就骑到我身上，说要整死我，喜欢死我。
每次被周菊芳整得死去活来时，我就会有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但整完之后，又一片茫然，有种强烈的失落感，觉得这一切都没啥意思。有时候也会联想到父亲，处在同样的情境，父亲会作何感想。父亲当年被抗日大潮裹挟进了革命队伍，然后就有了种种约束。假如他只是一个农民，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人活着，而不是标志，不是某种符号，他也许就能活得更自在，就能更多享受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但父亲肯定不想做一个简单的人，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农民。哪怕只做一根短短的火柴，也要划出自己的光来。
这样一次次两头做活，让我极为疲劳，感觉力不从心。姚红见我老喊腰痛，又见我坐着也能睡着。还以为是因了她的缘故，就给我张罗各种补品，从壮腰健肾丸，到蚂蚁大力酒。好在我只要坐进驾驶室，就能瞬间精神起来，就能熟练操持方向盘，否则就不能平平安安回家了。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一切看似天衣无缝，却在意料之外，发生了情理之中的差错。周菊芳经常在梦中喊我的名字，这让她老公警觉起来，追问她：蔡烨是谁？周菊芳怎么可能轻易就范，说：蔡烨是我搭班，他开车我买票，我们天天在一起，我天天喊他名字，白天喊多了，梦里就成了习惯。这不是很正常吗？老公说：你喊得一点不正常，感觉就像高潮迭起。周菊芳不慌不忙说：你喊喊看，高潮迭起是怎么个喊法。今天领导在此，你学着叫叫，喊像了，我认。喊不像，我跟你没完！
这个话很快传到了姚红耳朵里，姚红听了哪肯罢休，一把揪住我耳朵，你是不是吃腻了小碗，想大锅了。人家梦里都喊在你，一直从家里喊到单位来了，你丢不丢人啊。我说：我有什么可丢人的，被人喜欢我高兴，说明你老公优秀。姚红生气了，说：你还有脸说优秀，优秀你还在做驾驶员。我说：做驾驶员怎么啦，我不偷不抢，每天平平安安回家，高高兴兴上床。公粮天天缴，一粒都不落。姚红“噗嗤”一声笑起来，说：谁跟你说这个。我爸希望你入党，但你就是不入。和你同一年进公司的，许多人都调到管理岗位了，只有你，还在原地踏步。我说：好好，我进步，我马上进步。 十一
“周菊芳梦喊情郎”，最后只是个笑话。公交司机和售票员日久生情是公交公司的永久话题，大家心照不宣。但公司从上到下没人会小题大做，如果为了这等小事就闹得鸡犬不宁，很容易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所以大家只当笑话讲，没人会较真。但老婆布置的任务，我还是要认真落实的。我当着老婆的面，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然而没过多久，我又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老婆批评我诡计多端，我也认了。反正我决定要跳槽了，不想再在国企混了，我决定去合资企业。我对老婆说，这是我最大的进步。我到外企开班车，每天只开上下班，工作轻松不说，工资还高出许多。老婆问：高出多少？我说：翻两番，中间出车，工资另计。老婆目瞪口呆道：真的？
我跳槽不久，周菊芳也跟着辞职了。她刻意做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说：你走了，必须带上我。我说：你又不是我老婆，干吗要带上你。她冲过来就剥我的衣服。边剥边说：剥光了，就知道是不是！我赶紧抓住她的双手，非常无奈地说：好好，我怕你了，你说是就是，但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单位，我帮你到隔壁单位去找找关系。
开发区每周都有安全学习，各单位的司机彼此都熟。所以我很快就帮她把工作的事给落实了。她很快在我单位附近的针织公司做起了销售，那家公司生产连裤袜，销路尚未打开。但做销售必须舍得一身剐，才能把客户拉下马。周菊芳的泼辣劲恰好符合这一销售特征。很快，她的销售业绩一路飙升，很快成了主管。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生活里充满了阳光。我和周菊芳的收入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农舍，抽空就去偷偷约会。房东还以为我们是小俩口，有时我们把声音弄大了，出门时，就会遭遇审视的目光。房东通常是不怀好意地冲我们微笑，而眼睛却像机枪一般扫射过来，从周菊芳的胸部一直到臀部，一眼一眼扒进去，有种扒光的感觉。每每这时，周菊芳就想找个地洞逃之夭夭。渐渐混熟了。房东就问，你们有孩子吗？我说：有。他又问：市区房子小。我说：对，特小，就一间12平米的房子，和孩子睡一屋，动静闹大了不好。房东听了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之后说了一句，我懂了，完全懂了。之后他就对邻居说，上海人看上去人模狗样的，其实挺可怜。
1992年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我当时有点私房钱，就买了二十张，这事我没让姚红知道，怕她知道了，跟我闹。但周菊芳是知道的。她说：我也买十张，陪你一起玩一把。这一年，周菊芳和她老公正式离婚了，带着女儿住回了娘家。她说：我现在就跟定你了，我也不要什么名分，就从姚红那里分杯羹吧。说完就无限温情地拥着我。我有点感动，感觉冥冥之中托了黄道理的福，本该属于他的福分现在赐予了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也许是受到了哥的影响。
一个月前，哥想约我一起回趟山东老家，被我拒绝了。我说，我都不姓黄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故里，有何权力站到祖宗面前认亲。我说我这辈子只能做个孤魂野鬼了，回不了故乡了。我当时说得很动情，感觉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哥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声，说：算了，我就一个人回去吧。
哥去了两周，回来之后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上面还一个姐姐，亲姐，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姐姐。我说：黄道理之前还有一个老婆？哥说：对，还有一个。后来因为汉奸的出卖，鬼子带队抓捕黄道理，没抓住。就把来不及转移的大妈给杀了。哥的诉说有点沉重，我听着更沉重。我们半晌无语，四周的空气都似乎凝滞不动了。然后哥又打破沉默说：更让人愤怒的是，那个汉奸一直没被镇压掉，解放后他逃到了关外，这次回去居然見到了他。他在大姐门前来回走了两趟，不知是前来挑衅，还是想套近乎。但我见了很想冲出去揍他。后来被大姐拉住，说算了，他都老了，估计也没啥恶意，可能是听说黄道理的亲儿子从上海回家了，想瞅瞅。我突然感到难受，非常难受。然后我就哭起来，开始是轻轻的，但哭到后来就成了撕心裂肺的情形，仿佛大江决堤。大哥愣愣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何如此反常。
现在你知道我为啥反常了。父亲这辈子有过几个女人我不知道，但他一点也不幸福，甚至还送了性命。我尽管被剥夺了姓氏权，但我传承了他的“性”福权。
周菊芳说：美得你，但我必须警告你，有了我和姚红，你不能再去搞别的女人了。我马上说：我知道，人要懂得惜福，否则福会溜掉。
我和周菊芳后来在股票认购证上都发了点小财，一下子有了几十万，有点咸鱼翻身的无措感。接下来该干吗呢？这时我们组里有个司机说，他哥是西渡房产开发公司的，那里一套60平米的房子每套才卖3.5万，你可以买几套做投资。我说：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买房子有啥意思。他说：西渡和闵行隔了一条黄浦江，规划那里要建大桥，只要大桥建起来，那个地方的房子肯定涨价。听着不错，但真要把钱搁进去，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去找周菊芳商量，她到底是搞销售的，市场行情比我看得准。她说：钱在身上你会得瑟，会坏事，还不如做投资安全。我听了一拍桌子说：那我就买它十套房子，你敢不敢跟？我原本只是一句玩笑话，不料周菊芳猛拍我的肩膀说：你押多少，我跟多少！搞得就像在赌桌上似的。周菊芳豪放而锋利的个性感染了我，我顿时像火柴划过擦纸，噗一声，被点着了。后来我和周菊芳每人在西渡买了十套房子。若干年后，西渡房子一涨再涨，等建了大桥、通了地铁后，那里的房子每平都涨到3.5万了。
十二
我们都遇上了好时代，有时我会想起堃明，他当时所面临的窘迫，以及他后来和我的疏远，都让我非常难过。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会送他一套西渡的房子。这不仅仅是基于我和他曾经的友谊，还因为童美丽，如果她真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应该替黄道理尽点责任。我现在不缺钱，因为我再次跳了槽，我从外资企业跳到了旧车交易市场。我做旧车中介，是因了我对车辆的熟悉，更由于我在开发区混了十几年，对园区内的所有企业都了如指掌。他们淘汰旧车，或是购置新车，我都能及时知晓。开始我只是向中介提供信息，然后从每辆车里收取几千块信息费，后来我就自己干上，那些进口车的利润太大，无论是旧车还是新车，我都能赚得锅满瓢满。 在旧车交易市场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渐渐和这个社会达成了和谐，心里没有了往日的愤怒和戾气。老丈人落实政策又分了一套房子，这样我和姚红就单过了。丈母娘有点不舍得，拉住姚红的手说：不想做饭就过来吃。姚红动情地说：我每天会回来看你们，饭就不吃了。你们年纪也大了，还是给你们请个保姆吧。其实我去丈母娘家比姚红勤快，我不用天天坐班，手机24小时开着，有电话就有业务，就算上班了。看车带客户到现场，办交易手续才进市场。白天有空就做两件事，约周菊芳，看老丈人。我把老丈人当成自己的父亲，陪他喝酒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但他已经衰老了，头发花白，酒量也差了。他喜欢讲过去，讲他的战斗经历，我从他的叙述中，常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这种感觉很温暖，让我特别着迷。
那一次我从老丈人家出来，准备去交易市场，因为下午有辆旧车要过户。走到大门口看到从交易市场冲出来一辆红色普桑，把一位过路老人给撞倒了，但那輛车没停下来，一个大转弯径直开走了。本来这等闲事我是不会管的，但那天刚接受了老丈人的革命传统教育，便上去扶起老人，同时拨打了110。这辆红色普桑我认得，车牌号也记得，是交易市场老普的车。他是个黄牛，东北人，路子很野。我们平时都不去招惹他。他们有一帮人，好像还弄了个同乡会。处理事故的民警我认得，他经常在武宁路一带站马路。他看了老人一眼，对我说：你帮忙送他去医院好吗？我去追那辆肇事车。我说：没问题。老人的一条腿显然动不了，我只能抱他上车。老人被我抱起的瞬间居然有点害羞，这个害羞的表情，轻轻撞击了我的柔软处。及至老人向我道谢时，我都没听清他是哪里口音。后来我在向他讨要家人的联系方式时，才听清他是山东人，又是一个同乡。
等老人家属赶到医院时，我已经帮助老人办完了一切事。老人的左腿已经骨折，医生正在帮他打石膏。及至家属站到老人跟前，有人喊他老头子时。我才抬头看清站他跟前的一对母女。那女的似曾相识，我迅速从记忆的夹层里翻阅旧档案。童美丽！这个名字跳出来的瞬间，我被自己的喊声吓了一跳。童美丽显然想不起我来。她不停地拍脑袋，犹犹豫豫道：你是？你是？我兴奋地说：我是堃明的发小，你不记得了。她尴尬地摇头，一脸茫然。也罢，不记得就不记得吧。我没敢询问她的近况，许多事无法回头了，就干脆不回头。看到他们一家和和睦睦的，比啥都强。我没给她留手机，主要是我不敢面对她的母亲。我借口上厕所，然后就一走了之了。
那个叫老普的黄牛，在得知我向警察告发了他后，就叫来一帮子狐朋狗友。他指着我的鼻子责问：我们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凭什么管老子的事？我拨开他手指说：谁是老子，我老子早死了！那天我的情绪突然失控，我说我的老子在我一岁时就死了。老普以为我在诅咒他，冲上来就是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在我的裆上。我顿时痛晕过去。醒来时，我已在医院。我那东西就这样被废掉了。那年我才44岁，那根点燃过许多女人快乐的火柴，在那个充满阳光的早晨，彻底熄灭了。姚红抱着我痛哭过，然后又安慰我说没事，会好起来；周菊芳也搂着痛哭过，之后也是安慰我，说永远只做我的女人。那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人的任何欲望，都是被设置过的，越过了某个极限，阀门就会自动关闭。我该知足了。我比黄道理有福，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时代，哪怕阳光的背后也有阴影。
我50岁那年，老丈人突然去世，死于心梗，走得很急，之前没有任何铺垫。姚红哭得死去活来。我也难受，是真难受，我一直觉得他是温暖我旧梦的最后一根火柴。办完丧事，我就把丈母娘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然后就帮着姚红收拾她爸遗物，在一叠旧照片里，我突然发现一张发黄的旧照，是黄道理和我老丈人的合影。我指着照片上的黄道理，问姚红：知道他是谁吗？姚红疑惑地看我一眼，说：他啊，你认识？我没吱声。她又看了我一眼说：他是我爸的首长。我说：那是我爸。姚红愣了一下，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他早死了，你爸明明还活着。我说：他真是我爸，叫黄道理，是我亲爸！姚红吃惊地看着我说：他有个儿子叫小龙，小时候我妈带过。我说：那是我哥，他属蛇，所以叫他小龙。那个瞬间，我的喉咙陡然一堵，眼泪再次决堤。
【责任编辑朱个】
打开我童年的记忆，跳出来的第一个画面是空落落的房子，三角形屋顶，我躺在地板上，双眼瞪着触手可及的屋顶，因为四周没窗，我只能在黑暗中辨识环境，没有任何恐惧，感觉是麻木的，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是心跳。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内心也许还存着一丝期待，期待在黑暗中看见光明，那怕是微弱的光亮。这时有个女人顶开翻板，从底下爬上来。她打开手电照了照我，又照了照一旁的搪瓷痰盂，突然惊恐万分地叫道：怎么是红的，你在里面扔了什么东西？我被她的喊声吓了一跳，朝痰盂瞅了一眼，怯声道：那是红纸，我折的小鸟。我成年以后回顾往事时，总要长久停留在那个瞬间。我出痧子被独自关在幼儿园暗无天日的阁楼里，那些日子，我连续高烧不退，昏睡终日，生死无人过问，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大有崇本弃末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里，我的认知得到了快速提升。
记得这样一个上午，在充满阳光的卫生间，我和邻居的一个男孩玩火柴，我用火柴点着了一张废纸，轰然上蹿的火光让我无比兴奋，血液瞬间沸腾起来。但那个男孩却怕了，似乎意识到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便兀自逃开去喊我的父亲：叔叔，叔叔，蔡烨玩火了！蔡炳坤旋即冲过来，迅速拍落我手中的火纸，然后用脚不停地踩踏，一边踩，一边嘟囔：要死了，玩起火来了。蔡炳坤的声音非常尖锐，我的行为显然超越了他的容忍度。他说：你该不该打？我自然不认为玩一下火就该打。便摇头。蔡炳坤生气了，说：你这样会烧了房子！但我试过，火柴根本点不着墙壁。所以蔡炳坤显然是在说谎。我说，你瞎说，房子根本烧不起来。蔡炳坤这次真生气了，他从没打过我，但这次，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举手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其实拍得一点不痛，但我觉得委曲，便哇的一声哭起来，而且持续哭了很长时间，长到蔡炳坤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收场了。
关于我喜欢玩火的传说，后来被算命先生解读为：我命中缺火。冬月之木，盘屈在地；火重见，才能温暖有功。但我却不敢苟同，我玩火，只是因为火好玩，它在冥冥之中，似乎能点燃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引导我走向另一种存在，似乎有某种信息在昭示我，火柴与另一个人的勾连。当然，这种情绪的勾连，不可能出自一个六岁孩子的自觉。我相信那个年纪的我是懵懂的，不自觉的。后来我从床底下翻出一只枪套，也是不自觉的，也是偶然的。那只米黄色的牛皮枪套很结实，根据回忆，那种款式的枪套，应该是勃朗宁的。我拿上那只枪套出了门。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出门，我很少回家，常年在全托幼儿园住着，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一次，出门更是一种奢望。这次出门是一次失误，或者说是“防范措施不当”所致。家里正好来了客人，父母忙着招待客人，无暇顾及其他，我才得以脱身。第一次出门我非常胆怯，手里握着枪套就算给自己壮胆了。住我对门的男孩带着我，从疏落的几棵梧桐树中穿过去，嘈杂的叫声顿时覆盖了我们。一群男孩在踢皮球，相互追逐。我扭头问男孩：他们在干吗？
笨蛋，男孩说，踢足球。
我说：这是足球吗？这么小，这就是一只普通的皮球。
这时有个领头的男孩，盯上了我手里的枪套。他主动跑过来问我：你是3号204的吗？我轻声回道：是的。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枪套说：你的枪套是真的，能让我看看吗？
我说：能。然后就递过去给他。他接过去看了半天，又握在手里模拟举枪射击的动作，嘴里还不停地发出“砰砰”的枪响。过足了瘾，才很不情愿地还到我手中。然后说：这是你爸的吧？我有些发懵，不知道这枪套是不是蔡炳坤的。他见我发愣，马上补充道：是你另一个爸的，你以前的爸，他有枪，是个当官的。那一刻我完全糊涂了，但隐隐约约又似乎与某个人有了某种联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问过母亲，她当时愣了一下，脸顿时绿了，她随手给了我一巴掌，吼道：你胡说什么！听谁说的？我结巴了半天，想解释又解释不清。她非常不耐烦地搡了我一个跟头，额头顿时被磕了个大包。至此，我在母亲面前再未提起过此事。直到我成年之后，我从父亲战友的口中才得知父亲的一些情况。
二
父亲的生命很短暂。在人生的暗处，他擦出过火花，也因失误而熄灭。父亲最初的人生选择是在抗日战场，那时中国很暗，父亲一声呼啸，红高粱一般插进了黄河三角洲。后来父亲说他更像是一根火柴，瞬间的闪烁，给黑夜送去过光明。
那个片段曾给父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和战士们猫腰冲进暗道，眼睛里都喷射出精光，浑身的肌肉都在颤动。上面就是鬼子的军火库，底下的炸药，是激情，是情不自禁地吼叫：小鬼子，你们的末日到了，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
之前的一天，中心县委召开军事会议。父亲当时是区委书记，自然也参加了会议。县委方书记、县大队郭队长和八路军王营长坐在桌前，各区与会代表都异常兴奋，心里都摩拳擦掌准备着一场大反攻，准备着解放县城。攻城的作战计划被大家反复勾勒。即便是“土八路”的一场小规模战役，其情报、作战与后勤都是整体联动的，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父亲所在区委在县城有个联络站，就在日军弹药库的后墙，中间只隔了一条马路。这个地方在县城的最西边，紧挨着城墙，城墙边上有个排水口，父亲他们早把那个排水口给扒大了，能钻出一人。洞外杂草丛生，洞口隐蔽性很好；洞内连着屋子小院的旱井，表面也看不出任何异样。现在要炸鬼子军火库，强攻肯定不行。这个军火库原先是个寺庙，院子挺大，鬼子改做军火库之后，周围设置了多道重火力，并在院子两头增设了瞭望楼，视野极好。父亲站在屋子里院，能看清楼上的鬼子和机枪。反之他们底下的一举一动，鬼子也是一目了然的。父亲和郭队长商量，如果要靠近军火库，最好的方法就是挖地道，从联络站直接挖到军火库底下，中间的距离不长，挖出来的泥土可以通过下水道，偷运到城外去。
会议下达的作战任务是环环相扣的，父亲的区中队负责炸掉鬼子军火库，北城日伪军中有一个被策反的中队，听到爆炸之后便就地起义，并负责干掉守城日军，打开城门。埋伏在外的八路军、县大队见到城门打开，便顺势杀入。然后直插日軍司令部。其他各区民兵主要负责在南门佯攻。所以父亲所带的小队是整个战役的关键。 但父亲并没觉得有多大压力。因为战前的安排十分妥帖，地道早就挖好，炸药也已垒好，只要点一下火，军火库便可瞬间报销。此刻区队长提着煤油灯弯着腰，往地道深处走去，父亲紧随其后，后面还跟了两人。其他人都在屋子和院子里守着。一是防范突发事件，二是准备在军火库爆炸之后，偷袭残余鬼子。另有五人负责转移附近居民，以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时所有的人都兴奋到了极度，或者说紧张，他们从没打过这么大规模的仗。除了父亲，他参加过37年的那次“流坡坞阻击战”，之后都是小打小闹。但枪林弹雨里穿梭已经七年多了，父亲等这天已经太久，女儿都7岁了，老婆被鬼子杀害也有三年了。他妈的，人一生有多少个7年，现在终于熬到了头。父亲感觉自己已经触摸到了鬼子的末日。但他必须端着，必须保持冷静，越在关键时刻越要有个书记样。但区队长没能保持住这种冷静，他也许太紧张了，居然在到达终点时出现了失误。他在暗道里磕绊到了什么东西，踉跄了一下，煤油灯脱手了，火瞬时灭了。大家在一片漆黑中顿时傻了眼。
父亲怔了怔，旋即怒道：王鹏，你个混蛋，怎么搞的？
王鹏吱唔半天接不上话。
掉链子的家伙，快点补救啊！父亲的声音充满了火药味：谁带火柴了？火柴！后面跟上来的队员说：我有，我带了。父亲说：罗嗦啥呢，拿出来啊！
但火柴明显受潮了，连划了几根都没划出火来。轰一下，一股血流直冲父亲的脑门，仿佛一排排波浪，成群结队，彼此激荡，让父亲一阵头晕。父亲嘀咕了一句：怎么搞的，一锅好汤，要坏在我们手里了。他急，他下意识摸自己口袋，一个凸起物在他手底触碰了一下。父亲突然想起，前几天伏击日军征粮队时，曾从一名打死的鬼子口袋里顺过一盒火柴，因为微不足道，没在意，但眼下却是救星。父亲赶紧掏出火柴盒，打开一摸，还剩一根，最后一根。父亲的嗓子顿时干涩起来，他不知道这唯一的一根火柴能否照亮前路，点亮整个战役的光明。胜败也许就此一划拉了。
那一刻，父亲是幸运的。他们走出那个地道时，身后响起了一声巨响。父亲和他的战友拖着哭腔喊道：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之后，父亲就与火柴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
关于父亲与火柴之间的勾连，是从他战友的那次口述中完成的。而我与火柴之间的勾连则反反复复一直未断。
读书之后，我被父母送到一个远亲家里，那个远亲与蔡炳坤的母亲有表亲关系，至于为啥会把我寄养到他们那里，始终没有一个合理解释。但远离旧址，至少能阻断我与父亲的所有勾连，屏蔽一切信息。
在那一刻，我突然独立了，而之前，我从未独自离家百米以外。来的时候，我经过上海大世界，沿途是摩肩接踵的路人和一派繁华的景象。我当时的目光还缺乏城里孩子的免疫力，一心想重返那个胜地。不久我就如愿以偿了，在没有大人的看护下，我带着6岁和3岁两个女孩，独自从浏河路出发，中间穿过淮海东路、金陵东路，来到上海大世界。我当时左手搀一个、右手拉一个，昂首阔步，显得无比英勇。而大人们自然是急得团团转，等我们大模大样平安返回时，大人们早就按捺不住嗷嗷乱叫起来。他们骂我不懂规矩，像个野孩子，胆子大得拆天！我当时一脸无辜，肯定不明白我哪里“野”了，我被软禁了许多年，好不容易自由了，难道就不能放松一下？又没弄丢人，连头发都是完好无损的。我外公（其实是两个女孩的外公，我随她们叫）当时非常严肃地指了指我，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发生，家法处置。外公的家法就是用一根红木戒尺打手心。在之后许多年里，我被家法反复处置过。但那天正值秋季，凉风送爽，大人的火气很快就被阵阵秋风给吹走了。
但“拆天”男孩的坏印象，还是留在了大人心中。在之后的生活里，凡是遇到是非曲折的评审，那个印象会修正所有的结果。自然，一个野孩子，又不是瓷器，完全不用担心碰；做家务、干体力活，本来就是男孩的必修课。当然，寄人篱下的我，更是无权抱怨，一切都是应该的。更何况我幼年走水运，“水盛则亡”是我八字的格局。我只能“道法自然”，野草一般，枯荣全凭定数了。在我所做的家务中，我最喜欢生炉子，这无关“甲木参天，脱胎要火”的命格，而是我喜欢玩火。我还喜欢童年的伙伴堃明，是他教会我生炉子，教我如何搭配大小木柴；如何放置木柴、选取风口；如何用最少的木柴，在最短的时间内生起炉子等等。堃明比我大两岁，戴副眼镜，对谁讲话都是笑眯眯的，显得非常谦卑。大家叫他“四眼狗”，除了他比别人多了一副眼镜，还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四类分子”。我们一起生炉子特别有劲，他生炉子，我会帮他劈柴；我生炉子，他会帮我引火；有时炉子生不好，半死不活的样子。他过来稍微拨弄一下，添一根柴火什么的，就又起死回生了。为生炉子，我还和其他小孩打过一架。这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那年的夏天有点燥热，大清早，我们学校的广播已在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了。起初我并清楚发生了什么，只听到我身后的炉子“怦”一声被谁踢翻了。我扭身看见刘一飞气势汹汹地指着堃明：狗！四眼狗！堃明懵了，呆在原地眨巴着眼睛。我冲上去一把推开他，问：什么情况？刘一飞甩手就给了我一几耳光，顺便还踢翻了我的炉子。我感到鼻子一热，有液体流淌下来。鼻子出血啦，快捂住鼻子！有人高喊。那个瞬间，我脑子一热，猛地拎起炉子，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刘一飞的家，像扔炸药包一样把燃烧着的炉子砸向了他的家。炉子里的煤球和柴火有一半落进了他的家，一半砸在上街沿上，随之传出“怦”一声闷响。扔完之后，我又转身去拎其它煤炉。这时我听到了几个女人失声惊叫，我还模糊地看到有人在叫我的外公外婆。我外婆颠着小脚挡在我前面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回答。径直朝刘一飞的家奔去，这时却被我外公一把攥住。我外公每天打太极拳，手劲很大，我根本犟不过他。
这个争端完全是刘一飞挑起的，尽管四眼的爸是四类分子，但他儿子是革命群众，何况我的爸妈都是革命干部，是共产党员！我外婆用一口标准的绍兴话，把刘一飞骂得狗血淋头。但回到家里，外公还是用红木戒尺把我打了一顿，那怕我當时满脸是血。外公心有余悸地骂道：你差点把人家的房子给烧了，你差点闯祸了，闯大祸了！ 这件事之后，许多人说我勇敢，有当年八路军的风范。他们那里知道，我就是老八路的后代。当然，这个基因的传承也是在我成年之后才知到的。之后，我的“野”有所收敛，但更喜欢生炉子，自己家生完了，就帮隔壁大爷大娘生，然后从他们手上换下生炉子的信封邮票。我开始集邮，也收集火柴贴花，那些贴花中有丰子恺书法绘画、水浒人物画等。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美好的，以至于到了成年，直至老年，只要闻到烟火味，心中就会涌起些许温暖，那些温暖也包含了屈辱，包含了恩怨。然而记忆让所有的恩怨变成了美好。这种美好体验是到我老了之后才有的。而在集邮和集火柴盒贴花的过程中，令我最为激动的是我收到了一张越南的“统一”牌火柴贴花。那张贴画和我父亲和一段经历有关，是我父亲人生的一次巅峰和沦陷。
四
那是父亲的春天，全新的日子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头撞进了父亲的怀中。父亲随军南下，一路打過长江，攻城略地。先到浙江，后又被华东局调往上海，并接管了瑞典人开的一家大型火柴厂。那充满旋律的日子，仿佛春天的柳絮，在空中飞，在空中窜，忽而上升，忽而俯冲，它们旋转，翻腾，它们占据着父亲的分分秒秒。那年父亲喜得我哥，在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之后，父亲重新又有了一个家。三十三岁的年龄，前景一片美好。
之后父亲又被派往越南。1955年，父亲经过基层火柴厂的历练，被调回华东轻工部火柴工作组。当时，越南政府刚刚结束“抗战”，百废待兴，国内尚无像样的火柴厂，他们要求中国帮助其筹建火柴厂。尽管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依然比较严重，但为了体现中越互信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大团结，仍承担起了援建义务。对于新中国，赴越援建是初次尝试，对于父亲更是第一次吃螃蟹。
但父亲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从他打给轻工部的报告中可见一斑：越南国内森林茂密，盛产适宜生产火柴的菩提树，目前每年可采伐10000立方公尺，按照现在全年最高用量只需2000立方公尺已足够使用。另外，白木、万木、浪浪木等七种木材也可参酌使用，再加上红河贯穿南北，运输便捷，且越南工人工资低廉。更重要的是，中国火柴业历史悠久，生产能力强，全国的排杆机达1200余台，且技术成熟，从30年代初，上海就实现了机器化生产。父亲的自信是否把困难想少了，就像那次攻城，总以为“万事俱备”，结果欠得何止是“东风”。他的老领导方建中曾提醒他：这次的援建项目，具有示范意义，你要慎重对待。而且你要充分理解援建任务的政治含义，要保持清醒头脑。
父亲自然是记着那次教训的。“最后一根火柴”给他的巨大压力，至今犹在。尽管现在他每天要面对数以万计的火柴，但在许多事情的选择上，能抓住的，永远只剩最后一次。到火柴厂任职，是父亲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到越南援建，是第一次，同样是最后一次。难道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对于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行动。项目涉及广东、广西和上海多个部门。仿佛将面临一场大战，千军万马都在筹措粮草。而父亲是项目工作组长，一个冲锋陷阵的前线指挥官。父亲能感觉到体内的轰鸣，那种伴随着尖锐哨音的轰鸣，就像一粒子弹，亟待出膛。
那时母亲在杭州读书，知道父亲要赴越南工作，便回来与他相会。但父亲的话不多，至少在母亲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母亲说他可能做地下工作的时间太久。对于这样的判断，我一直持怀疑态度。父亲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只是对母亲尚未充分释放。
读书还好吧？父亲在暗中问。母亲说：这次考试得了三个五分两个四分。父亲说了声好，就拥住了母亲。这个过渡有点简单，但不影响涟漪渐渐荡漾起来的波澜。奇怪的是，父亲从不和母亲分享他的喜悦，从不言及工作，尤其是这次援越，在他平静的表面看不到丝毫激动。他们从不交心，仿佛两棵独立的大树，枝相碰，根相离。
父亲的兴奋全部体现在工作上。人员输送、器材供应、设备试运转、原料检验、技术资料提供等的组织、协调、联络。那种连轴旋转的快乐，只有父亲能够体会。这种忘我，让父亲忽略了身边的暗流涌动。副组长郭况暗示过他：对越方提出的要求，你不能答应太快。父亲愣了愣说：我答应什么了，我啥都没答应啊。郭况说：比如绝片、切梗、糊盒贴标等机器，当时说好就地采用的，现在越方提出：“原有机器太陈旧，修理不便，反而拖延时间，所以希望全部依靠中国援助新机器。”这个你不能同意。父亲非常诧异，说：我没同意啊，只是说向上反映越方要求。郭况说：你把难题出给上级，本身就是推卸责任。双方签订了协议，就该按照协议去办。父亲严肃起来：这怎么是推卸责任呢，我们只是项目联络员，只负责反映情况，无权替上级领导拍板决策。这时，上海轻工局的另一名成员陈晨突然插嘴说：你这是消极行为！父亲侧脸看他一眼，兀自蹦出一句：扯谈！表情非常不屑。阵晨用鼻子轻哼了一声，没吱声。但父亲能读懂他这声“哼”的潜台词，无非是：你来城里才几天？“打土豪，分田地”是你的强项，但工业生产你就别装内行了。父亲的骨子里有点傲，他不认为生产管理有多难，管理说到底，就是管人的艺术，抓住了人就抓住了一切。在城里咋样，城里人就样样都懂了。父亲有这个想法没错，但你必须藏得住，藏不住就会露出伤人的锋芒。
之后的一天，越南工商部的技术房长阮衡也来拜访他，还送来一小盒咖啡。他再次向父亲提出了越方要求：明年7月份，全越举行大选，我们必须在6月结束经济恢复时期。他的嗓门很高：所以那些机器设备必须全部换成中国的新设备，这样才能争取时间，而且“中国援助”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阮房长挥舞着手，情绪很激动的样子。父亲给他冲了杯咖啡，说：你提出的要求，我已上报。但国内专家认为：旧机器修理好，是完全可用的。阮房长顿时跳起来说：修理太费时间。我们要提前完成，提前！父亲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全部使用新设备，会大大超出预算。阮房长有些不耐烦了：这个项目不能只算经济帐，要讲政治。
工作组最终妥协，满足了越方的要求。但为了赶工期，工程始终是处在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设计、边竣工的状况。越方频频催促，但他们对生产技术的熟悉程度又远不如中方技术人员。便胡乱拍板，中方技术人员觉得有问题，便向父亲反应。父亲不是专家，向越方转达专家建议。但越方来一句：不管了，赶工期要紧！父亲只能让步，说：好吧，那就按越方意见执行。因为对外贸易部的有关规定：“中方人员只有建议权，建厂方案的敲定和落实，乃至决定机械设备的样式和种类，须由越方最终确定。” 然而到了上海轻工工作组检查时，父亲则有了“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知以为知、信口开河”的问题。父亲忍不住，又是一句：扯谈！我大国主义？我大国主义还会听越方的随意摆布！不懂装懂。父亲的这番牢骚话，原本是在工作组说的，说完就被一阵风吹走了。但经陈晨一搬弄，局长就把它当成恒久永流传的钻石了。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少。例如，有三部璇刨机的牙齿箱设计错误，一部磨磷机（球磨机的牙齿箱）、一部卸梗机的牙齿箱制造粗劣，和越方会同试车时，都当场出现问题。璇刨机刨梗片时每分钟70转已很吃力，100转就根本转不动了。这五只牙齿箱倘使不换，目前虽勉强可应付，说不定几个月内就会坏掉。
检查组的调查结果使中央很震惊，很快就再次申明“质量必须严格，任何小疏忽，都会造成极不好的政治影响”，并特别强调“凡质量不合格不過关的，坚决要该换则换，该补则补，该赔则赔”。
父亲再次走进黑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父亲向老领导汇报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焦虑。老领导安慰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不用担忧。你马上给轻工部打报告，汇报情况。父亲确实过于敏感了，中央的批示其实并无所指，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但父亲却把老领导当成了黑暗中的那根火柴。他随即向部里报告了情况。后来我从市档案馆查阅了这份报告，其中一段说：现场施工领导是以越方为主的，中国同志始终处于顾问、协助地位，但越方的土建、生产、设计等部分在现场没有统一的组织，互相间的联系手续繁复，再加上翻译的困难，很多工作不能迅速贯彻。其次是，我国火柴工业没有一套完整的技术资料，没有专业的设计机构。设备没有图纸，机器没有公称标准（即机器性能、图纸尺寸等的规格或标准），操作没有统一规程，劳动组织没有全面的定额，接装也没有专业队伍。因此一切都是临时现凑，计算很不精确。直到工厂建成，设备的图纸和工艺规程的文件都没能正式提交。
父亲真的是多虑了。据史料记载：55年12月26日，火柴厂破土动工；56年3月10日，机器、设备、装置等的全面安装；生产车间于4月底竣工，机电安装于5月1日完成；4月17日，轻工业部检查组抵达越南，进行全面检查，同时逐步展开整理与试车。5月17日，越南统一火柴厂基建竣工，由局部试车进入全面试车，由试机器设备运行为主逐渐转入试生产。这是什么速度？
经历7个月的努力，1956年5月18日，火柴厂正式试车生产，比原定日期提前了近40天。当天，越南工业部部长黎城毅在隆重举行的竣工典礼上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深表感谢”。
尽管中方最终的援建支出，比预算超出25%，但一切杂音都被政治胜利的欢呼所覆盖。因为越南市场的火柴从原来150元一盒，降到了58元一盒，火柴厂的经济效益也极好。在7月份的全国大选中，劳动党大获全胜。范总理对此非常满意，对于中国援建的火柴厂给予了很高评价。一好遮百丑。父亲前程中的坑坑洼洼，一夜之间全被抹平了。那一刻父亲的感觉出现了偏差，他把自己当成功臣。其实之前的挫折不是他一个人的，之后的成功更不属于他。他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个跑龙套的。但父亲当时很兴奋，甚至有点忘乎所以。1956年的8月，父亲戴一顶草绿头盔帽，穿一件浅绿短袖衣出现在诸暨花园弄。他的这身装扮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眼球，因为这种装束大家只在电影里见过，那是我们的越南兄弟，越南男士普遍喜欢戴这种绿帽子，那是爱党爱国的标志，也是争做功臣的象征。
来了个越南兄弟？倪老伯，你家还有国外亲戚？
不是。外公当时的笑容灿若菊花：那是我女婿！外公对父亲是真心喜欢，跟他特别谈得来。在外公的日记里，对父亲的记载都是称赞的，欣赏的，即便后来父亲出了事，外公也没有任何抱怨，只是深深惋惜。
五
17岁那年，我参加了工作。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自称是我亲哥的人出现了。他说他当兵刚复员，想约我在上海见个面。我去火车北站接他，但双方互不认识，只能约在醒目地，也没有举个牌子什么的，心里难免有些忐忑，怕认错了人，好在我哥第一眼就认出了我：蔡烨！他叫了我一声，没有丝毫的犹豫，声音很响亮。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似乎早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他矮我一头，1米65的样子，眼睛很大很亮，蒜头鼻，薄嘴唇。一看就是母亲的基因。他仰头看了看我说：你像父亲，尤其是脸的下半部分，下巴是尖的。但眼睛还是像母亲，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实我们哥俩还是挺像的，除了我1米8的身高，显示我营养良好外，其他方面，尤其是脸部特征，相似度还是可以划约等号的。
但我们不同姓，他姓黄，我姓蔡。哥对于这个差别一直耿耿于怀。哥说：我们同父同母，我被送到了乡下，你却留在了上海。我疑惑道：那为什么我姓蔡，你姓黄？哥说：蔡炳坤不是你的生父，他是你的继父。我们俩的父亲是黄道理。我当时懵了，母亲之前从未对我说过。尽管童年的玩伴曾说过我还有一个父亲，但我全都当是瞎说的。现在从一个和我相似度如此之高的哥嘴里说出，我不得不震惊，我对于母亲的愤怒，刹那井喷。我当时喃喃自语：他们都在骗我，都在骗我！哥说：他们骗你只是为了保护你，我才怨呢，我被母亲完全抹去了，就像擦掉作业簿上的一道错题。
哥穿一身军装，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呢大衣。他说：这是父亲的遗物。我伸手摸了摸料子，挺厚实，看着有七成新。便说了句：蛮好的。心里十分羡慕。哥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好的一件大衣。工作之前他从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尤其读中学那几年，长个子，没人给他添衣服，尤其是冬天，没有一件棉袄、一件毛衣。刮风下雪的日子，他经常冻得瑟瑟发抖，冷疯了，就凑到猪的身边去取暖。但猪却从喉咙里发出“哼哼”的声音，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还不断用后脚踹他。哥被惹恼了，便用火柴绑在猪的尾巴上，直接用火柴盒凑上去划，火舌“刺”地一声舔过它的皮毛，猪痛地嗷嗷尖叫，猛然蹿出猪圈。哥却乐得直笑。
划火柴的味道真好闻！哥说。后来我知道，磷在人体里是负责快乐的。 我请哥在小饭店吃饭，叫了三四样菜，喝了几杯啤酒。哥又说：我发育时，外公偷偷给他买过两只猪蹄，说阿姨一大家子人太多，吃不起。你就在阁楼里吃吧，还有一只我给你放在篮子里，挂在窗外，下星期再吃。结果吃完这只，就再没下一只了。我问怎么啦，还有一只呢？哥说：还有一只被猫给偷吃了。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后悔自己太贪心，想把好味道留得长些。我听了心里发酸，原想说说自己的苦难，但瞅一眼哥的身板，便把我所有的苦难摁进了酒中。
然后我就说问起了父亲。我问：黄道理是怎么死的，生病吗？那一刻我无法改口，只能直呼其名。
不。哥说：他是自杀的。
六
哥说，父亲在走向巅峰时，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性的底线是脆弱的。在官场规则里，一般都允许陌生人发迹，却无法容忍一个身边人的晋升，同一层次的人之间，永远存在着对比，而陌生人是不存在这种威胁的。父亲太直白，这种直白不限于装束上的嘚瑟，还表现在工作上。
在援越项目中，不是“没有完整的技术资料，没有专业的设计机构。设备没有图纸，机器没有公称，操作没有统一规程”吗？那就完善这些工作，往后还有其他援越项目都需要完善，都要引以为戒。父亲的这个提议自然没错，关键是谁来提，什么时候提？掌控火候不是父亲的强项。在上海轻工局、或在华东工业部，他不是领导，那地方老资格的干部大把，父亲算不上什么。好，既然你要显能，那就由你牵头，落实“规范化”。父亲的关系很快就被转到轻工设计院上海分院去了。但他不是技术专家，把他放到纯技术的炉箱里去烤，那真是要了他的命。在那个地方工作，他是孤掌难鸣，所以很快就被边缘化了。
如果仅限于边缘化也就算了，他又出了生活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他刚到火柴厂那几年种下的因。若要论起因果来，母亲的要强也是一因。说到母亲的要强，根子还在外公这里。外公膝下一男两女，但他有点重男轻女，舅舅读到大学毕业，两个小女只读到小学。母亲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绍兴，小学文化就算不错了。到上海之后，她首站进了制药厂，那里高学历扎堆，这让她工作起来处处受制，别人看她眼神里明显透着鄙夷。靠老公混进厂的主！这种目光的暗示，让母亲特别扎心。从而使母亲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如果母亲遵循相夫教子的旧规，也许小日子就好过喽。但母亲选择了另一种活法。53年浙江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招收了一批工农干部，5年制高中学历，并有派苏留学的名额。母亲坚决要去，那一年母亲刚生完我哥，扔下孩子就准备走了，父亲劝不住，只能同意。那年父亲34岁，充满激情，青春飞扬。但激情是荷尔蒙的产物，容易成为性的殡葬品。而且这种危险经常在你毫无警觉的状态下降临。
父亲生命中的偶遇，叫童丽。他的丈夫也是个南下干部，只是没下到上海，而是去了更远的广州。童丽是上海人，不愿相随，要求留在上海。但童丽之前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公职，结果就被安排到火柴厂。童丽没啥文化，组织上问她，你能做什么呢？童丽说：阿拉啥都能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组织上就说，那就做勤杂。童丽说，给谁做勤杂呢？组织上说：你想给谁做？童丽说，给厂长吧。组织上笑了，问，为啥只给厂长做？童丽咯咯笑说：以前给老公做，现在给厂长做，感觉啥都没变，这样顺手。
父亲当兵时有个勤务兵，生活上都有他照料。现在换个女的，感觉上没变，挺好。就答应了。童丽那年才26岁，模样长得一般，但皮肤挺白。眼神头活络，干活也勤快。母亲到杭州去读书后，父亲一个人在家呆不住，儿子有奶妈带着，便搬到厂里来住了。父亲的办公室原是瑞典人的，屋里有套间，套间的床很大，红木的，还有席梦思。童丽每次进来打扫卫生，都无比喜欢地抚摸一番，还啧啧赞叹。多好，童丽充满向往盯着父亲说，睡在这张床上做梦，是不是比其他床要甜？父亲没接话，只是笑，接不上话，就掰自己手指。大拇指两响，其余的指头三响。童丽又说，能不能让我试一试。父亲没接话茬。童丽兀自睡了上去。席梦思弹了一下，童丽胸前的两堆肉也跳了一下。童丽又说：你过来呀，别站着，也来试试，好软，好舒服！父亲的心“咯棱”了一下，想躲开，但已来不及了。童丽突然一个弹跳，扑向父亲。怦的一声，父亲体内一声炸响，堤坝瞬间崩塌了。
父亲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工作上如此，感情上也应如此。荷尔蒙是动感的，多巴胺是美妙的。激情是人性的花朵，但也是罪恶之花。激情是放纵的、自由的，是值得被尊重、被宽恕的，但经常是要付出代价的。激情如果不能与社会高度统一，就一定会被吞没。我曾站在三十四岁男人的阶梯去解读过父亲。我能体会那个年龄段的需要，需要女性，需要被爱，尤其在春风得意时，男人需要证明自己的强大，需要有征服感。这是人性的裂痕，但万物皆有裂痕，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也是毁灭自己的地方。
父亲的这段婚外情，被人举报了。纸包不住火，这是常理。蹊跷的是父亲与童丽的事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间，之后父親离厂，故事再无续集。但臭弹却在1957年引爆了，引爆时间掐在父亲回国晋升之后，炸在母亲读书归来之时。父亲在心里捋过头绪，童丽和他缠绵时曾向他提出过结婚，让父亲离了。父亲没答应，说：儿子太小，我不能伤害他。童丽说：我喜欢孩子，我会好好待他。父亲搂紧她说：我知道，你肯定是个贤妻良母。但这个事太麻烦。童丽是个简单的人，她觉得这事一点不麻烦，就是换张纸。平心而论，童丽更适合做父亲的妻子。但婚姻的悲哀就在于经常错位。父亲非常无奈，但他相信童丽不会主动去引爆炸弹，如果她被当作了导火索，一定是有人在点火。另一个是保卫科长张筒。他是厂里的眼睛，童丽什么时候下班，或进了谁的房间，以及父亲宿舍的灯，是关，还是开，只有他洞若观火。他曾向父亲借钱，父亲倒是没拒绝，但向他反复强调过：这钱是母亲的棺材钱，哪天需要用了，必须马上还。奶奶四十多岁才生下父亲这么一个唯一的儿子。那年奶奶七十多了，父亲为她准备点棺材钱实属正常。但张筒向父亲借钱并迟迟不还，就有点不正常了。据说他向父亲借钱，只是为了买一块手表，并非救急。所以他借钱的真正指向，也许是索要封口费。父亲迟钝了，当时没领会他转弯抹角的暗示。最后一个是陈晨，父亲的行政级别原本与他相同，援越任务结束后，父亲受到表彰，还晋升一级。陈晨极不舒服，多次含沙射影指责父亲坑害国家。 好在最初负责此事的同志与父亲没有矛盾，调查结论比较客观。父亲受到了党内留察两年的处分。父亲没有异议，他清楚自己是组织的人，必须接受组织的制约。
1958年反右升级，陈晨终于憋不住了。他向领导提出，右派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设计院就是右派分子的集中地。在越南，黄组长否定党的领导，独断专行，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国内，他生活腐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应该深挖。父亲性格上的缺陷，此刻就成了被敲打的理由。领导顺水推舟，陈晨自然而然就成了反右先锋。
陈晨对父亲说过：你，不是男人！父亲没明白，问：什么是男人？陈晨说：你把责任全部推卸童丽，太不地道。父亲说：我只讲事实。陈晨说：两个人的事，只有两个人知道，事实是你利用权力强迫童丽就范。父亲说：这是你想象出来的事实，或者说，是你希望看到的事实。然后可以置我于死地。陈晨黑了脸，说：你别嚣张，我会让童丽说出事实真相！父亲冷笑一声，说：真相不会改变，除非你伪造“真相”！
咱们走着瞧！陈晨撂下的最后一句话，并非威胁。继之的群众批判会，证实了陈晨的号召力。群众认为父亲的认识态度不好，没把问题讲清楚，尤其是细节部分，谁主动，谁哪哪了，又怎么下流了。父亲拒绝回答，那自然是态度恶劣了。父亲清楚群众的力量，当年“打土豪，分土地”不就这样。他内心突然有种厌恶感，他恶心自己，也恶心“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表演。这没完，接着机关支部也召开了专题会，会议责成父亲做出深刻检查，并认真剖析思想根源。陈晨说：你是怎么勾引童丽的？这怎么把她骗上床的？怎么让她成为你泄欲工具的？父亲用沉默拒绝了他的提问。陈晨说：你拒绝党组织的挽救，就是最大的反党！父亲依然沉默，眼睛下垂，表情冷漠。支部同志愤怒了，说：父亲态度极不端正，必须对他做出进一步的处理。父亲这时突然说：我的问题组织已经处理过了，按党章规定你们无权再作处理。陈晨青了脸，他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这是公开向党叫板。好，同志们下面我们表决，同意将黄道理清除出党的请举手。父亲紧张地抬起头来：刷地一下，全票通过了。父亲顿时崩溃了。
父亲突然觉得活着没有了生命的质感，现在必须考虑是否还要活着。父亲是绝望的，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这种绝望。如果不去预设生的意义，活着就是单纯的与时间抗衡。假如看不到生的意义，那这种抗衡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他看到陈晨投来的蔑视目光，心里再次冷笑一声，暗忖：我可以被打败，但决不认输！父亲的骨头依然是骄傲的。
父亲决定自杀了，他决定放下一切，包括老娘、孩子和老婆。那年，哥6岁，我才1岁。哥一直记着父亲与他相处的某些细节，譬如父亲喜歡在喝牛奶前，把漂浮在牛奶上的薄膜用筷子挑起来给他吃，他认为这层薄膜最有营养；还经常用双手捧住他脑袋，拔萝卜似的把他悬在半空，他认为这样会长个子。而所有这些温暖的细节，都将随着他的放弃，而烟消云散。当然父亲也将放弃信仰，尽管有人认为信仰本身是“活着”的异化，但父亲曾经视信仰为生命。所以放弃信仰的本身就意味着放弃生命。
父亲采用最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给点了。也许他认为，自己是自己最后一根火柴。面对黑暗，面对将要穿行的地狱，只有点了自己，才能照亮来路。也许父亲还认为，赎罪的最好方式是消灭自己，而不是逃避：走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所必须做出的选择。他用汽油浇遍了全身，然后非常平静地面对北方，面对故乡。那一刻，晨风十分凉爽，初秋的桂花飘来阵阵馨香。他再次举目看一眼隔着一条苏州河的火柴厂，用自己工厂生产的火柴，点着了自己。父亲是骄傲的，他把疼痛摁进了暗夜。
七
哥还说，父亲死后，母亲就把他送到诸暨老家去了。她每月给外公寄钱，但从没回家看过他的父亲和儿子。哥说话的情绪非常低落，眼圈红红的，声音也有点哽咽。其实吧，他又说：当年父亲的一个战友，姓姚，跟随父亲做过警卫排长。父亲死后他很想收养我。他家没孩子，乡下老婆又没工作，一度做过我们家保姆，小时候我还认她做过干娘，她待我比亲生的还亲。如果跟他们走，我肯定不会吃苦。但母亲当时非常坚决地说：我的孩子不送人，我能养活他！但养活和养好的差别实在太大，比如养活一条狗，或养活一头猪都不是很难。
在母亲缺席的场合下，开这种声讨会其实毫无意义。哥也就是排排毒气，这种毒气压在心里太久，不排掉一点，容易让人崩溃。我跟着感叹了一番，也随之一起声讨。其实在知道真相的那些日子里，不知为何我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厌恶和仇恨。尤其对母亲感到失望，我找不到恨她的理由，却默默恨起她来。在整个事件中，她应该是受害者，但我心里却把她认定为“加害者”。以后我和哥每次相遇，均以相互寒暄开始，直至声讨母亲结束。
哥返回了杭州，我也该上班了。
工作之后我就很少去东台路。我重新回到了工人新村，只在逢年过节，才会去寄养我的故土看看。其实吧，工人新村和石库门弄堂之间有着太多的不一样，石库门的那种亲切、温暖和嘈杂，那种烟火味，那种迷宫一样的弄堂，那种特有的气质，是工人新村完全不具备的。只有在石库门弄堂生活过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合格的上海人。这是我离开东台路时，堃明说过的话。前些日子堃明从崇明农场又寄来一封信，说他谈了个女朋友，想介绍我们认识。什么意思，谈个女朋友也要在我面前显摆一下吗？知道我没有女朋友，存心气我？
堃明是个直肠子，其实没啥心机。知道什么，想什么，都会告诉我。一次他拉我喝酒。那年我才十岁，他十二岁，他经常从家常菜金里扣些小钱，今天两分，明天三分，然后慢慢积攒起来。攒多了，就去酱油店拷五分钱黄酒、买三分油汆豆板。有了这些资本，他就会兴高采烈地拉我去吃上一口。他会说：你外公每天吃酒，你不馋吗？我说不馋。他就会说，哎，酒是好东西，吃了会飘起来，那种感觉赛过神仙。其实从堃明的家族史看，他不宜吃酒。他们兄弟三人，后来两个死于肝癌、一个死于急性肝炎。但那时没这个知识，稀里糊涂就这么一直快乐着。那一次，堃明突然对我说：女人有三个洞，他神秘的口气和阴暗的屋内环境，让我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一种陌生而新鲜的知识诱惑着我，又震惊了我。我说，不可能，我看到过大人给小囡把屎，女孩也是两个洞，一个拉屎，一个拉尿。 不是的！他说：我跟你打赌。他这么坚决，让我不敢应战了。但我还是不肯认输。他急了，就说，我们马上去抱一个小女孩过来看看。我马上吓得直摆手，不行不行，我说：她们会告状的，到时候，说你是阶级报复，说你是流氓行为。你就死翘翘了。堃明想了想，突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成分确是个致命伤，便偃旗息鼓了，尽管心有不甘，也只能说：好吧，我会用其他方式向你证明的，你输定了。这件事情原本已经翻篇了，不料只过了两天，他就兴奋地拉住我，神秘兮兮地说：我给你看样东西，一本《赤脚医生卫生手册》。他直接翻到有女性彩图的那页，看看，是不是这样，那个洞是生孩子的，傻瓜！我看了一眼，顿时惊慌起来，跟做贼似地打量四周，显得非常心虚。他马上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慌，这不是黄色书，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工具书。
这次之后，我们没再讨论过类似问题。毕竟尚未进入青春期，所有的好奇心还只停留在初级阶段。成年之后的所有冲动，说到底都是荷尔蒙在捣蛋，荷尔蒙的多寡，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现在堃明终于到了主动找女人的年龄，并以此为骄傲。
后来我看到了堃明的女朋友，黄瓜脸，小眼睛，瘦高个子，没胸脯，也没屁股，皮肤还非常黑。她比堃明大两岁这本身不是问题，她做驾驶员工作辛苦也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堃明居然吃准了她。我悄悄问过堃明：你不是要求挺高的嘛，怎么现在抓到篮里就是菜了。这话有点损，但堃明一点不生气。他说，我睡了她之后，就有点欲罢不能。你没睡过女人，你不懂，睡女人跟吸鸦片一样的，上瘾。不管我的表情是错愕还是无奈，堃明的回答，让我知道了人性的丰富。
大概又过了三年，听说堃明和那个黄脸婆分手了。分手原因据说是他得了肝炎，大病了一场。黄脸婆借口她年龄大了，不能再等，于是就提出了分手。这个结果并不遗憾，堃明人不坏，模样也端正，无论如何都该找个更好的。但堃明却不停地叹息，说他们之间的性生活特别和谐。我说：你的择偶标准就这么简单？他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除了过日子，不就是那点乐趣嘛？他还说：这次回农场，我不做装卸工了，领导照顾我学开车了。
是吗？那以后我们就是同行了。
八
我比堃明早一年当的驾驶员。一直在公交公司开公交。堃明乘过我开的71路，从天山西路到延安东路外滩，穿越上海东西两端。那次他和我的搭班姚红聊得很好，还说我和姚红有夫妻相，干脆成一对算了！姚红当时面若桃花，举起票板在他头上磕了一下，骂了句“十三点”，就不吱声了，但眼睛一直在笑，都笑出了一池涟漪。堃明回来就说：你们绝对有戏，你小子有福氣，上班还有美女陪。我说：你也快了，领导不是也给配了一个女装卸？堃明说：领导那是欺侮人，哪有女人当装卸工的，如果再来个娇滴滴的，我还不累死。我说：你就偷着乐吧。让女人当装卸，说明活很轻，只是名义上的装卸工，实际是安全助理。他的那个助理叫童美丽，跟他同岁，长得算不上美丽，但讲话的样子和表情很有女人味，眼睛细细长长的。我悄声对说堃明：你谈的女朋友怎么都是小眼睛，是不是都被你“四眼”给瓜分了。堃明听了嘿嘿笑，说：我喜欢小眼睛，小眼睛嗲，勾人。结果堃明还真被童美丽给勾住了。下次碰到，他非常直白地对我说：我把她睡了。我一愣，旋即笑说：为什么不是她把你睡了？他说：是我主动的，怎么可能是她睡我。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你和那个姚红搞上了吗？我愣了愣说：我不敢。说完这句，顿感无地自容。堃明马上得意起来：看看，这点阿哥还是要教教你。
对于姚红，我一直猜不透她内心的想法。她经常在众人面前嘲笑我，揭我的短，而私底下又对我无比关怀。这让我无比困惑，别说让我去主动睡她，就是吻她，我都不敢。
你傻呀，她爱你才会当众揭你的短，拉低你，是为了靠近你。这个你都不懂。堃明的这番话像个哲人，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但我还是缺乏自信，说：这只是你的猜测吧？
不相信，以后她再贬低你，你就把自己贬得更低，她说你是垃圾，你就把自己说成牛粪。然后希望她这支鲜花，插进你的牛粪。
堃明的这个建议后来我照做了，不仅照做了，还当众楼住她，乞求她的接纳。我的这个粗鲁行为，一举掀翻了之前的所有伪装，把隐晦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明朗了。她不但没拒绝，反而非常顺从地紧贴在我胸口上。这使我信心大增，有了得寸进尺的想法。那时，我在天山新村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我约她休息天去家里玩，她爽快答应了。那天吃完午饭，我让她午睡一会儿。她说她没午睡的习惯。我说，那就陪我睡一会儿。边说边把抱起来，直接送她到床上。我抱起她的时候，她先是愣了愣，随即就勾住了我的脖子，还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搂着她睡了半晌，突然问了一句：我们这样会有孩子吗？她错愕地瞟了我一眼，猛地狂笑起来。我被她笑懵了，不知道哪里错了。她笑了一阵后终于停下来，看着一脸狼狈的我，说了一句：看来，你还真是个童男。
傻逼堃明，从来没跟我说过和女人睡觉该怎么睡。直至姚红一件件脱了衣服，我才从无比沮丧的恍惚中醒转。当姚红脱剩最后一条裤衩时，我的心已蹦至喉咙。但姚红仍不放过我，她用湿湿的眼神剜了我一下，说：最后一点留给你了！我的妈哎，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那不是《赤脚医生卫生手册》里的插图，而是真人版的女体展示。我突然早泄了。那个瞬间，我感到天旋地转。
当我也能自豪地对堃明说我也睡了姚红时，已经是我和她有过十来次磨合之后的事了。
九
说来难以置信，堃明和童美丽结婚，居然没叫我。他返回上海，住回东台路时也没及时联系我。这件事一直是个谜，直到他突然暴病而亡，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才得知他的肝炎再次发作，他这次死于肝昏迷。我还听说，他老婆的父亲是个离休干部，家里住房并不紧张，但就是不让童美丽住回去。堃明东台路的房子很小，他哥已在里面做掉一间婚房。他再住进去，根本腾不出地方。童美丽的父亲一直骂她是个野种，不允许她随父姓，所以童美丽只能随其母姓。还有一个版本，说童美丽的母亲早年在什么火柴厂工作，后来和那个厂的厂长不清不楚，厂长自杀了，她母亲便调离了原厂。 我终于听出了一点名堂，但我不敢深入下去。内心突然变得惊恐万分，我怕一不小心踩到地雷，被莫名的弹片击中。但心里还是疑惑，堃明突然和我疏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姓黄，而不是现在的蔡。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无论如何要把他约出来问一问。但眼下不可能了，我绝无勇气，跑到童美丽的面前去说：你很有可能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如果真是这样，她不扇我耳光，我也会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但也许，这一切只是我的胡乱猜测，堃明疏远我，只是因为没混好，不想在我面前丢脸。而关于童美丽母亲的故事，也许只是另一个道德沦丧的故事，是我自作多情，硬把黄道理扯进了故事。反正这种事不能太认真了，一笑而过最好。
堃明从我生活里彻底消失之后，我的情绪一直有点失控，仿佛不抓住点什么，就会跌进万丈深渊。所以我和姚红做那事时，常会走神，会从当下的事情中抽离出来，会变得非常疯狂，我抓住她得胸脯就像抓着攀援的藤蔓，完全没了心理障碍，那种撞击完全是一种抗争，一种挣扎。姚红不知内情，还以为我超常发挥，已经像个正常男人了，可以披荆斩棘，所向无敌了。在这种毫无章法的进攻下，姚红喜欢得要死要活，最后，她的城堡被彻底击垮了，她投降了，提出要和我结婚。
那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婚姻这个东西，不完全是物质的，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谓感情其实是以性为基础的。当然，我的这个体会，早被柏拉图嘲笑过，许多上层人士和文化精英也会对我群起而攻之。但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从心底里否定父亲，人活着没必要太累，“寄形于天地，历心于山海”，那是大人物的事，而我只是个小人物。父亲曾想做个“大人物”，但最后连“小人物”都没做成。这真是一个悲哀的结局。
同样的选择，再次放到了我的面前。这次是车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向组织靠拢。他非常疑惑：作为一名车队团支部书记，无论是平时表现，还是家庭情况，你都应该积极向组织靠拢。但我却没有，一直心无旁骛地开车，每年报名献血，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又乐于助人。书记说：你做事一点不装，很踏实。组织就想吸纳你这样的人，你现在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
然而我却让组织失望了，迟迟未交入党申请。我的问题主要出在黄道理身上，是他的问题困扰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人，我很坦然。现在冒出了这么个人，还老是阴魂不散。他是有问题，但罪不至死。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他都有权力活着，何况他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一个好的主义，首先是人道的，没有了人道的基础，任何主义都是扯淡！当然那是个特殊时期，必须正确对待。但我只是个小人物，我过不去这个坎。
我不进步，姚红却在进步。她入了党，还改行做了分公司统计员。坐在办公室，冬暖夏凉，吃饭如厕，都能踩准节点。我还做司机，依然奔波在上海最长的线路上，依然不敢喝水，吃饭没个准点，依然担惊受怕，怕不能平安回家。工作中唯一的新鲜事，是换了个搭班，叫周菊芳。刚好30岁，比我大两岁。眼睛很大，但没有姚红耐看。身材不错，比姚红丰满。身上的味道很独特，不是香气，而是一种成熟的气息，一种让人产生欲望的气场。周菊芳叫我阿蔡，她说：阿蔡，我今朝带了排骨年糕，要吃伐？阿蔡，礼拜三有场电影一道去看伐？阿蔡......
周菊芳说话音色很好听，甜甜的，嗲嗲的；周菊芳看人的眼神很大胆，直勾勾的，有火。我的内心很挣扎，姚红待我很好，我们刚有了一个两岁的男孩，老丈人是个离休干部，刚从副处的岗位上退下来的，丈母娘没文化，但待我是真心的好。她们家房子大，我和姚红结婚后，一直住在她家。但周菊芳约我看电影，我还是去了。这天我还班（之前代人上班，有事再还回来），如期而约，去了天山影院。放映期间，周菊芳一直握着我的手，开始是伸过来握我，软软柔柔的手，透着致命的毒药；后来干脆把我手拉过去，直接放在她的大腿上，又一点点往上移，一直移到要命的三角区。电影看至一半，她突然说，我们不看了，去你家吧，你在附近不是有間房子？我说，看完再说。她说：我的裤子都湿了，憋不住了。哔地一下，我被刺激到了。我旋即说声：好。就心急忙慌地拉着她离开了影院。
十
我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地就束手就擒了。周菊芳是有老公的，但她说老公有洁癖，每次都扫她兴，她喜欢我这号的。我说，被姚红知道了怎么办？周菊芳心说，我不管，我们是搭班，你必须对我好，否则我就整死你。她还说：姚红这个尺码的，穿不了你的大脚。我说：我们小孩都有了，一直挺合脚。周菊芳说：那你就多补补，两头都用点功。说完她就骑到我身上，说要整死我，喜欢死我。
每次被周菊芳整得死去活来时，我就会有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但整完之后，又一片茫然，有种强烈的失落感，觉得这一切都没啥意思。有时候也会联想到父亲，处在同样的情境，父亲会作何感想。父亲当年被抗日大潮裹挟进了革命队伍，然后就有了种种约束。假如他只是一个农民，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人活着，而不是标志，不是某种符号，他也许就能活得更自在，就能更多享受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但父亲肯定不想做一个简单的人，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农民。哪怕只做一根短短的火柴，也要划出自己的光来。
这样一次次两头做活，让我极为疲劳，感觉力不从心。姚红见我老喊腰痛，又见我坐着也能睡着。还以为是因了她的缘故，就给我张罗各种补品，从壮腰健肾丸，到蚂蚁大力酒。好在我只要坐进驾驶室，就能瞬间精神起来，就能熟练操持方向盘，否则就不能平平安安回家了。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一切看似天衣无缝，却在意料之外，发生了情理之中的差错。周菊芳经常在梦中喊我的名字，这让她老公警觉起来，追问她：蔡烨是谁？周菊芳怎么可能轻易就范，说：蔡烨是我搭班，他开车我买票，我们天天在一起，我天天喊他名字，白天喊多了，梦里就成了习惯。这不是很正常吗？老公说：你喊得一点不正常，感觉就像高潮迭起。周菊芳不慌不忙说：你喊喊看，高潮迭起是怎么个喊法。今天领导在此，你学着叫叫，喊像了，我认。喊不像，我跟你没完！
这个话很快传到了姚红耳朵里，姚红听了哪肯罢休，一把揪住我耳朵，你是不是吃腻了小碗，想大锅了。人家梦里都喊在你，一直从家里喊到单位来了，你丢不丢人啊。我说：我有什么可丢人的，被人喜欢我高兴，说明你老公优秀。姚红生气了，说：你还有脸说优秀，优秀你还在做驾驶员。我说：做驾驶员怎么啦，我不偷不抢，每天平平安安回家，高高兴兴上床。公粮天天缴，一粒都不落。姚红“噗嗤”一声笑起来，说：谁跟你说这个。我爸希望你入党，但你就是不入。和你同一年进公司的，许多人都调到管理岗位了，只有你，还在原地踏步。我说：好好，我进步，我马上进步。 十一
“周菊芳梦喊情郎”，最后只是个笑话。公交司机和售票员日久生情是公交公司的永久话题，大家心照不宣。但公司从上到下没人会小题大做，如果为了这等小事就闹得鸡犬不宁，很容易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所以大家只当笑话讲，没人会较真。但老婆布置的任务，我还是要认真落实的。我当着老婆的面，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然而没过多久，我又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老婆批评我诡计多端，我也认了。反正我决定要跳槽了，不想再在国企混了，我决定去合资企业。我对老婆说，这是我最大的进步。我到外企开班车，每天只开上下班，工作轻松不说，工资还高出许多。老婆问：高出多少？我说：翻两番，中间出车，工资另计。老婆目瞪口呆道：真的？
我跳槽不久，周菊芳也跟着辞职了。她刻意做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说：你走了，必须带上我。我说：你又不是我老婆，干吗要带上你。她冲过来就剥我的衣服。边剥边说：剥光了，就知道是不是！我赶紧抓住她的双手，非常无奈地说：好好，我怕你了，你说是就是，但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单位，我帮你到隔壁单位去找找关系。
开发区每周都有安全学习，各单位的司机彼此都熟。所以我很快就帮她把工作的事给落实了。她很快在我单位附近的针织公司做起了销售，那家公司生产连裤袜，销路尚未打开。但做销售必须舍得一身剐，才能把客户拉下马。周菊芳的泼辣劲恰好符合这一销售特征。很快，她的销售业绩一路飙升，很快成了主管。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生活里充满了阳光。我和周菊芳的收入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农舍，抽空就去偷偷约会。房东还以为我们是小俩口，有时我们把声音弄大了，出门时，就会遭遇审视的目光。房东通常是不怀好意地冲我们微笑，而眼睛却像机枪一般扫射过来，从周菊芳的胸部一直到臀部，一眼一眼扒进去，有种扒光的感觉。每每这时，周菊芳就想找个地洞逃之夭夭。渐渐混熟了。房东就问，你们有孩子吗？我说：有。他又问：市区房子小。我说：对，特小，就一间12平米的房子，和孩子睡一屋，动静闹大了不好。房东听了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之后说了一句，我懂了，完全懂了。之后他就对邻居说，上海人看上去人模狗样的，其实挺可怜。
1992年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我当时有点私房钱，就买了二十张，这事我没让姚红知道，怕她知道了，跟我闹。但周菊芳是知道的。她说：我也买十张，陪你一起玩一把。这一年，周菊芳和她老公正式离婚了，带着女儿住回了娘家。她说：我现在就跟定你了，我也不要什么名分，就从姚红那里分杯羹吧。说完就无限温情地拥着我。我有点感动，感觉冥冥之中托了黄道理的福，本该属于他的福分现在赐予了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也许是受到了哥的影响。
一个月前，哥想约我一起回趟山东老家，被我拒绝了。我说，我都不姓黄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故里，有何权力站到祖宗面前认亲。我说我这辈子只能做个孤魂野鬼了，回不了故乡了。我当时说得很动情，感觉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哥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声，说：算了，我就一个人回去吧。
哥去了两周，回来之后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上面还一个姐姐，亲姐，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姐姐。我说：黄道理之前还有一个老婆？哥说：对，还有一个。后来因为汉奸的出卖，鬼子带队抓捕黄道理，没抓住。就把来不及转移的大妈给杀了。哥的诉说有点沉重，我听着更沉重。我们半晌无语，四周的空气都似乎凝滞不动了。然后哥又打破沉默说：更让人愤怒的是，那个汉奸一直没被镇压掉，解放后他逃到了关外，这次回去居然見到了他。他在大姐门前来回走了两趟，不知是前来挑衅，还是想套近乎。但我见了很想冲出去揍他。后来被大姐拉住，说算了，他都老了，估计也没啥恶意，可能是听说黄道理的亲儿子从上海回家了，想瞅瞅。我突然感到难受，非常难受。然后我就哭起来，开始是轻轻的，但哭到后来就成了撕心裂肺的情形，仿佛大江决堤。大哥愣愣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何如此反常。
现在你知道我为啥反常了。父亲这辈子有过几个女人我不知道，但他一点也不幸福，甚至还送了性命。我尽管被剥夺了姓氏权，但我传承了他的“性”福权。
周菊芳说：美得你，但我必须警告你，有了我和姚红，你不能再去搞别的女人了。我马上说：我知道，人要懂得惜福，否则福会溜掉。
我和周菊芳后来在股票认购证上都发了点小财，一下子有了几十万，有点咸鱼翻身的无措感。接下来该干吗呢？这时我们组里有个司机说，他哥是西渡房产开发公司的，那里一套60平米的房子每套才卖3.5万，你可以买几套做投资。我说：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买房子有啥意思。他说：西渡和闵行隔了一条黄浦江，规划那里要建大桥，只要大桥建起来，那个地方的房子肯定涨价。听着不错，但真要把钱搁进去，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去找周菊芳商量，她到底是搞销售的，市场行情比我看得准。她说：钱在身上你会得瑟，会坏事，还不如做投资安全。我听了一拍桌子说：那我就买它十套房子，你敢不敢跟？我原本只是一句玩笑话，不料周菊芳猛拍我的肩膀说：你押多少，我跟多少！搞得就像在赌桌上似的。周菊芳豪放而锋利的个性感染了我，我顿时像火柴划过擦纸，噗一声，被点着了。后来我和周菊芳每人在西渡买了十套房子。若干年后，西渡房子一涨再涨，等建了大桥、通了地铁后，那里的房子每平都涨到3.5万了。
十二
我们都遇上了好时代，有时我会想起堃明，他当时所面临的窘迫，以及他后来和我的疏远，都让我非常难过。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会送他一套西渡的房子。这不仅仅是基于我和他曾经的友谊，还因为童美丽，如果她真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应该替黄道理尽点责任。我现在不缺钱，因为我再次跳了槽，我从外资企业跳到了旧车交易市场。我做旧车中介，是因了我对车辆的熟悉，更由于我在开发区混了十几年，对园区内的所有企业都了如指掌。他们淘汰旧车，或是购置新车，我都能及时知晓。开始我只是向中介提供信息，然后从每辆车里收取几千块信息费，后来我就自己干上，那些进口车的利润太大，无论是旧车还是新车，我都能赚得锅满瓢满。 在旧车交易市场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渐渐和这个社会达成了和谐，心里没有了往日的愤怒和戾气。老丈人落实政策又分了一套房子，这样我和姚红就单过了。丈母娘有点不舍得，拉住姚红的手说：不想做饭就过来吃。姚红动情地说：我每天会回来看你们，饭就不吃了。你们年纪也大了，还是给你们请个保姆吧。其实我去丈母娘家比姚红勤快，我不用天天坐班，手机24小时开着，有电话就有业务，就算上班了。看车带客户到现场，办交易手续才进市场。白天有空就做两件事，约周菊芳，看老丈人。我把老丈人当成自己的父亲，陪他喝酒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但他已经衰老了，头发花白，酒量也差了。他喜欢讲过去，讲他的战斗经历，我从他的叙述中，常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这种感觉很温暖，让我特别着迷。
那一次我从老丈人家出来，准备去交易市场，因为下午有辆旧车要过户。走到大门口看到从交易市场冲出来一辆红色普桑，把一位过路老人给撞倒了，但那輛车没停下来，一个大转弯径直开走了。本来这等闲事我是不会管的，但那天刚接受了老丈人的革命传统教育，便上去扶起老人，同时拨打了110。这辆红色普桑我认得，车牌号也记得，是交易市场老普的车。他是个黄牛，东北人，路子很野。我们平时都不去招惹他。他们有一帮人，好像还弄了个同乡会。处理事故的民警我认得，他经常在武宁路一带站马路。他看了老人一眼，对我说：你帮忙送他去医院好吗？我去追那辆肇事车。我说：没问题。老人的一条腿显然动不了，我只能抱他上车。老人被我抱起的瞬间居然有点害羞，这个害羞的表情，轻轻撞击了我的柔软处。及至老人向我道谢时，我都没听清他是哪里口音。后来我在向他讨要家人的联系方式时，才听清他是山东人，又是一个同乡。
等老人家属赶到医院时，我已经帮助老人办完了一切事。老人的左腿已经骨折，医生正在帮他打石膏。及至家属站到老人跟前，有人喊他老头子时。我才抬头看清站他跟前的一对母女。那女的似曾相识，我迅速从记忆的夹层里翻阅旧档案。童美丽！这个名字跳出来的瞬间，我被自己的喊声吓了一跳。童美丽显然想不起我来。她不停地拍脑袋，犹犹豫豫道：你是？你是？我兴奋地说：我是堃明的发小，你不记得了。她尴尬地摇头，一脸茫然。也罢，不记得就不记得吧。我没敢询问她的近况，许多事无法回头了，就干脆不回头。看到他们一家和和睦睦的，比啥都强。我没给她留手机，主要是我不敢面对她的母亲。我借口上厕所，然后就一走了之了。
那个叫老普的黄牛，在得知我向警察告发了他后，就叫来一帮子狐朋狗友。他指着我的鼻子责问：我们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凭什么管老子的事？我拨开他手指说：谁是老子，我老子早死了！那天我的情绪突然失控，我说我的老子在我一岁时就死了。老普以为我在诅咒他，冲上来就是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在我的裆上。我顿时痛晕过去。醒来时，我已在医院。我那东西就这样被废掉了。那年我才44岁，那根点燃过许多女人快乐的火柴，在那个充满阳光的早晨，彻底熄灭了。姚红抱着我痛哭过，然后又安慰我说没事，会好起来；周菊芳也搂着痛哭过，之后也是安慰我，说永远只做我的女人。那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人的任何欲望，都是被设置过的，越过了某个极限，阀门就会自动关闭。我该知足了。我比黄道理有福，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时代，哪怕阳光的背后也有阴影。
我50岁那年，老丈人突然去世，死于心梗，走得很急，之前没有任何铺垫。姚红哭得死去活来。我也难受，是真难受，我一直觉得他是温暖我旧梦的最后一根火柴。办完丧事，我就把丈母娘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然后就帮着姚红收拾她爸遗物，在一叠旧照片里，我突然发现一张发黄的旧照，是黄道理和我老丈人的合影。我指着照片上的黄道理，问姚红：知道他是谁吗？姚红疑惑地看我一眼，说：他啊，你认识？我没吱声。她又看了我一眼说：他是我爸的首长。我说：那是我爸。姚红愣了一下，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他早死了，你爸明明还活着。我说：他真是我爸，叫黄道理，是我亲爸！姚红吃惊地看着我说：他有个儿子叫小龙，小时候我妈带过。我说：那是我哥，他属蛇，所以叫他小龙。那个瞬间，我的喉咙陡然一堵，眼泪再次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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