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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体坛盛事，奥运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受其影响的领域之一便是主办国的经济。中国在成功举办了二00八年夏季奥运会后，又将举办二0二二年冬季奥运会，故奥运会已经并将持续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在国外是一个颇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但在国内却极少见到有代表性的研究。二0一八年四月，笔者赴台做短期学术交流，在诚品书店无意中被一本书的标题所吸引。此书的中文译名为《奥运的诅咒》（Circus Maximus），明显揭示了作者的基本判断和价值取向。作者的本意是要为奥运会算一算经济账，可惜的是，作者在算账时犯了几处算法错误，令自己的账本细节正确而整体错误。
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由于前几届奥运会的经济亏损和政治麻烦，一九八四年奥运会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主动申办。只是在国际奥委会承诺主办城市不必承担财务风险后，洛杉矶才勉强接盘（此届奥运会的申办方甚至不是市政府，而是民间团体）。通过一系列的商业创新，洛杉矶奥运会竟然实现了盈利，从此一举扭转潮流，重新唤起世界各地主办奥运赛事的热情。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循环论的色彩。《奥运的诅咒》的作者发现，潮流似乎又转回了一九八四年之前的方向。近年来的若干次奥运申办显示，提出申请的城市数连续下降。二00四年奥运会的申请城市是十二个，而申办二。二。年奥运会的城市仅有五个。二0二四年和二0二八年的奥运会申办城市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候选者，巴黎和洛杉矶得以等额当选。如今的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四处游说各城市提出申办，而国人近年来对于奥运会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二。二二年冬奥会的申办阶段就明确表示要“节俭办赛”。作者的观点认为，潮流再次反转的原因在于举办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一类的大型赛事的巨额经济成本。
经济学是一门注重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科学，故一切结论都需要用数据来说话。该书作者主要从短期经济影响和长期经济影响两个方面，用客观数据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结果发现，除了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矶和一九九二年的巴塞罗那等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主办城市在奥运会上的经济所失都要远大于所得。
从短期看，所有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都发现，在控制了其余变量后，奥运会对于举办地的就业和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即是说，奥运会并没有给主办城市带来预想的收益。这是因为：第一，奥运会所使用的很多产品和服务都需要从国外购买，故难以令当地的企业和劳动者获益。第二，国外企业在奥运会期间赚到的钱，可能会汇回母国而不是留在当地。第三，奥运会并非如想象中那样能够吸引大量肯花钱的游客，例如北京二00八年八月的游客就比二00七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入住酒店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九。第四，本地人购买奥运会比赛门票也会让地方经济失血，因为按照分账比例，这笔钱的大部分会流入国际奥委会的账户。
相反，主办奥运会的短期成本倒是居高不下。首先，申办过程就花费不菲。芝加哥虽然申办二0一六年奥运会失败，可还是花了一亿美元。其次，开闭幕式典礼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北京二00八年奥运会光开幕式典礼就花了三亿四千三百万美元。再次，比赛场馆和非运动基础设施是成本的大头，这笔花费在五十亿到五百亿美元之间，且往往越是发展中国家投入越多。最后，维安支出、招待费、营销费等都是不小的数目。以上各项成本累积的结果是：举办奥运会的投入往往严重超支，索契冬奥会的最终投入约为预估投入的五倍。
那么，主办奥运会的长期影响又如何呢，即是否存在所谓的“奥运遗产”效应呢？作者给出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收益的角度来说，奥运会带来的长期好处要很多年后才看得到，由于在长期会有许多变数，我们无法判断某些好的变化是否源于奥运遗产。更不要说，很多“遗产”本身就是无形的和无法计算的。甚至，所谓的“遗产”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负收益。例如，我们一般认为奥运会的宣传效果会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当我们通过电视和网络看到里约奥运会的混乱局面后，我们是更希望去巴西旅游还是会望而却步呢？一方面是长期收益有限，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巨额的长期持续投入。奥运会的长期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维护“白色大象”（那些用不上或使用率极低的奥运场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四年问，雅典为维护奥运“鬼城”而花费了七亿八千四百万美元，悉尼等城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二是支付长期债务。温哥华为举办冬奥会而举债近十亿美元，这需要温哥华全体市民偿还三十年。
基于对短期和长期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作者认为舉办奥运会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故而申办奥运会的差事自然就愈来愈应声者寡了。遗憾的是，作者的奥运账簿上存在严重的漏算和误算，实在有必要就其算法和结论商榷一番。
严复先生倡议将“经济学”（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或economics）翻译为“计学”。所谓“计”者，狭义指“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广义则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故而，给主办奥运会算账，当然不能只算客观的成本一收益，否则经济学就矮化成了所谓的“理财学”（这是严复所反对的political economy的过狭的译法）。
那么，奥运会的经济账到底该如何算呢？经济学有时会被外行人误以为是关于钱和如何生钱的研究。这实在是误解了经济学经邦济世、强国富民的初心。但话说回来，经济学家们（如《奥运的诅咒》一书的作者）对于这类误解也要负几分责任。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如何最有效率地利用有限资源来追求“好东西”（goods）。这好东西在哲学中被称为“善”，可爱的孩子、美女、美食、美酒、流行的音乐、喜欢的电影、精彩的奥运会比赛都包括在内。人们享受到了好东西，就会获得“效用”（utility）。效用在哲学中被称为“功利”，现代的经济学家们一般将其视为主观的满足感，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如小密尔）则将效用定义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主办奥运会显然是一种好东西，且正在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中国人能够感受到奥运会的重要性。一九九三年申奥失败时的沮丧感和二00一年申奥成功时的兴奋，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忆犹新。
一奥运会是在赔本赚吆喝？
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由于前几届奥运会的经济亏损和政治麻烦，一九八四年奥运会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主动申办。只是在国际奥委会承诺主办城市不必承担财务风险后，洛杉矶才勉强接盘（此届奥运会的申办方甚至不是市政府，而是民间团体）。通过一系列的商业创新，洛杉矶奥运会竟然实现了盈利，从此一举扭转潮流，重新唤起世界各地主办奥运赛事的热情。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循环论的色彩。《奥运的诅咒》的作者发现，潮流似乎又转回了一九八四年之前的方向。近年来的若干次奥运申办显示，提出申请的城市数连续下降。二00四年奥运会的申请城市是十二个，而申办二。二。年奥运会的城市仅有五个。二0二四年和二0二八年的奥运会申办城市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候选者，巴黎和洛杉矶得以等额当选。如今的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四处游说各城市提出申办，而国人近年来对于奥运会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二。二二年冬奥会的申办阶段就明确表示要“节俭办赛”。作者的观点认为，潮流再次反转的原因在于举办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一类的大型赛事的巨额经济成本。
经济学是一门注重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科学，故一切结论都需要用数据来说话。该书作者主要从短期经济影响和长期经济影响两个方面，用客观数据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结果发现，除了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矶和一九九二年的巴塞罗那等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主办城市在奥运会上的经济所失都要远大于所得。
从短期看，所有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都发现，在控制了其余变量后，奥运会对于举办地的就业和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即是说，奥运会并没有给主办城市带来预想的收益。这是因为：第一，奥运会所使用的很多产品和服务都需要从国外购买，故难以令当地的企业和劳动者获益。第二，国外企业在奥运会期间赚到的钱，可能会汇回母国而不是留在当地。第三，奥运会并非如想象中那样能够吸引大量肯花钱的游客，例如北京二00八年八月的游客就比二00七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入住酒店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九。第四，本地人购买奥运会比赛门票也会让地方经济失血，因为按照分账比例，这笔钱的大部分会流入国际奥委会的账户。
相反，主办奥运会的短期成本倒是居高不下。首先，申办过程就花费不菲。芝加哥虽然申办二0一六年奥运会失败，可还是花了一亿美元。其次，开闭幕式典礼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北京二00八年奥运会光开幕式典礼就花了三亿四千三百万美元。再次，比赛场馆和非运动基础设施是成本的大头，这笔花费在五十亿到五百亿美元之间，且往往越是发展中国家投入越多。最后，维安支出、招待费、营销费等都是不小的数目。以上各项成本累积的结果是：举办奥运会的投入往往严重超支，索契冬奥会的最终投入约为预估投入的五倍。
那么，主办奥运会的长期影响又如何呢，即是否存在所谓的“奥运遗产”效应呢？作者给出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收益的角度来说，奥运会带来的长期好处要很多年后才看得到，由于在长期会有许多变数，我们无法判断某些好的变化是否源于奥运遗产。更不要说，很多“遗产”本身就是无形的和无法计算的。甚至，所谓的“遗产”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负收益。例如，我们一般认为奥运会的宣传效果会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当我们通过电视和网络看到里约奥运会的混乱局面后，我们是更希望去巴西旅游还是会望而却步呢？一方面是长期收益有限，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巨额的长期持续投入。奥运会的长期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维护“白色大象”（那些用不上或使用率极低的奥运场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四年问，雅典为维护奥运“鬼城”而花费了七亿八千四百万美元，悉尼等城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二是支付长期债务。温哥华为举办冬奥会而举债近十亿美元，这需要温哥华全体市民偿还三十年。
基于对短期和长期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作者认为舉办奥运会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故而申办奥运会的差事自然就愈来愈应声者寡了。遗憾的是，作者的奥运账簿上存在严重的漏算和误算，实在有必要就其算法和结论商榷一番。
二奥运会的账到底该如何算？
严复先生倡议将“经济学”（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或economics）翻译为“计学”。所谓“计”者，狭义指“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广义则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故而，给主办奥运会算账，当然不能只算客观的成本一收益，否则经济学就矮化成了所谓的“理财学”（这是严复所反对的political economy的过狭的译法）。
那么，奥运会的经济账到底该如何算呢？经济学有时会被外行人误以为是关于钱和如何生钱的研究。这实在是误解了经济学经邦济世、强国富民的初心。但话说回来，经济学家们（如《奥运的诅咒》一书的作者）对于这类误解也要负几分责任。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如何最有效率地利用有限资源来追求“好东西”（goods）。这好东西在哲学中被称为“善”，可爱的孩子、美女、美食、美酒、流行的音乐、喜欢的电影、精彩的奥运会比赛都包括在内。人们享受到了好东西，就会获得“效用”（utility）。效用在哲学中被称为“功利”，现代的经济学家们一般将其视为主观的满足感，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如小密尔）则将效用定义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主办奥运会显然是一种好东西，且正在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中国人能够感受到奥运会的重要性。一九九三年申奥失败时的沮丧感和二00一年申奥成功时的兴奋，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