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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恩裕生平简介
吴恩裕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学习政治学。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拒绝了拉斯基为其在欧美谋取教职的慰留，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政治系任教，同时投书报刊杂志积极论政。1952年院系大调整，政治学专业在中国不复存在，吴恩裕无奈之下转而研究红学。但即便在此时期，吴恩裕也不中断政治学研究，间或有相关论著面世。
吴恩裕最为推崇且终生服膺的政治学家是马克思。1925年，16岁的吴恩裕到天津南开学习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1934年吴恩裕在北平《行建月刊》上发表《马克思的方法论》，第二年他又在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吴恩裕在英国所作博士论文题亦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该文受到拉斯基的极大赞誉，称之是“我迄今所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归国后吴恩裕在大学宣讲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时出版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唯物史观精义》等著作，集中介绍并阐释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吴恩裕的政治思想。
吴恩裕的人性论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乃是人的政治活动，因此对人性的认识极为重要。中外的著名政治学者多有对人性的论述，吴恩裕也是如此，而且他对人性的本质极为看重，可以说他的主要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吴恩裕不认同对人性谓之善或恶的人性论，认为善或恶不是人性的本质（human nature as it is），而只是道德评价的价值形容词，这种评价是具有社会性的，是对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作出的评判，它固然很重要，但不站在社会立场看，则所谓自私也好野蛮也好等等都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本质非是善或恶的评价，政治学说如果用善恶观念来讲人性，是没有用处的。
此外，吴恩裕还认为，当说到“人性”一词时，即是已假定有现成的人性在，实则人性的本质只有从人的许多活动的性质中才能总括和归纳出来，研究人性，是研究人性的基本事实。关于对人性基本事实认识的学说，功利主义派较有影响力，此派认为人是受苦与乐两大势力所支配的。但吴恩裕认为所谓苦乐乃是感觉经验，是人性的成分与外在东西接触后的结果，而非人性的本质属性，即不是关于人性的基本事实。
吴恩裕认为斯宾诺莎的人性论比较正确。斯宾诺莎认为人性最基本的事实是人都有“自求生存的冲动”，这是永久存在、不能取消的内在心理趋势。但吴恩裕认为此观点仍有局限，因为这只是对人性的心理学解释；而且如果说人性是如此，客观地说动物之性也是如此，则人与动物便无差别了。
吴恩裕引述马克思的人性论，认为是最为科学的。马氏认为人性乃是一件在社会中可以观察出来的事实，在此社会事实中包括一个心理趋向，此趋向是会对于受经济决定的利益刺激起反应的。马克思所谓人性即“人内在地、永久地具有一种保持及改进其物质生存形态的趋向”，这是人生来即有、不能改变的基本事实。吴恩裕认为政治学家如忽略此人性基本事实，则其制定的政治理论必不能实用。
吴恩裕的和平观
基于上述人性论，吴恩裕提出一个问题，即当时普遍尖锐对立的劳资双方既都本着“保持及改进其物质生存形态”的冲动，那自然是资本家要加强剥削，工人要反对剥削，这样就会酿成斗争，是不是和平就无望了？吴恩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人性的基本事实无法改变，但满足求保持及改进物质生存形态的方式可以改变，该方式改变，斗争根源即消弭，人类便可实现永久和平。至于改变的方式，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取消私产而采取社会化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而对如何实现该方式的转变，抗战胜利初期的吴恩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二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都已变质，开始合流，而且合流的趋势大为发达。吴恩裕自己也认为私产不必尽废，很多私产是应当保留的；若全部废除私产，则是不公平的。不仅思想界如此，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也在着手做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作。吴恩裕对此抱不小的希望，他并且同时对美国也寄予厚望。吴恩裕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既不必对立，则两个世界之间战争可以避免，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最终改变上述方式，最后进入永久和平。
国共之间的激烈内战打破了吴恩裕以和平手段进行改变的愿望，他的思想左转，在国民党行将溃败前夕他在论著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个世界之间是对立的，而且是绝不相容的，无法协调的。要改变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消灭主权国家和私产，到那时才会有永久和平。
吴恩裕的民主观
民主是吴恩裕最为推重的价值。吴恩裕认为认为民主政治不仅是好的制度，而且是“唯一的”政治制度，民主制而外的如君主制或贵族制等等都不是“政治”制度。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吴恩裕对政治的定义，他认为政治是“众人用公共强制力来治理众人之事”。只有民主制是符合政治的标准的，其他政治制度都不符合。因此吴恩裕认为真正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制度，这是唯一的选择。而民主制当中政党竞争、议会制度等都是必须的。而且吴恩裕坚信，民主政治不仅是当下人们唯一的选择，即便人类社会再发展，果如马克思所说实现共产主义，国家消灭了，到那时依然是有政治制度的，这政治制度只能是民主制。
吴恩裕的自由观与平等观
吴恩裕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不冲突的，“民主的极致，就是达到自由及平等的境界。”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得到自由的都是特权阶级，这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经济条件。这种自由无法惠及全民，因为广大平民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自由。吴恩裕表示要反对这种不平等，全民普遍的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平等之上。只有取消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才能实现全民的自由。
吴恩裕的国家观
吴恩裕认为国家是人为而成的政治现象，它本身不是目的，却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国家的目的便是通过政治治理，达到兴利除弊，为全体国民谋取福利的目的。但吴恩裕同时认为，这固然是国家理想化的目的，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因为国家受经济关系的影响，它只能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谋求本阶级利益的工具。基于此吴恩裕大体赞同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即国家既然是维持不平等的机构，就自然应取消它。但实际上吴恩裕又并不非常赞同取消国家。他首先说，若国家不存在，则安全就无保障，利益不仅不能推进反而要受损，自然也无法过道德的生活。因此，应该爱国家。吴恩裕又说，即便马克思认为国家迟早要消灭，所以似乎就可以不在乎国家利益，但取消国家这一表述是不明确的。因为参照政治学上国家所包涵的两层意义看，国家是任何时代都不能也无法取消的。再者，吴恩裕认为马克思设想国家会消亡，但国家消亡之后到底是何种情境，马克思未有清楚的描绘；而且马克思对未来的愿景和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设想相类，然则大同社会什么时候能实现，恐怕“须以百年来计算”。所以立足当下，吴恩裕认为大家应当重视国家利益。吴恩裕发表此观点时正处抗战时期，其国家观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吴恩裕不仅学理上如此倡导，而且还在1946年参加过一次针对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势浩大的《大公报》星期论文签名反苏的活动，坚决呼吁维护国家利益。
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展开，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尤其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因此思想左转。吴恩裕此时的国家观转趋激进。他在1948年的一部著作中说，主权国家和世界和平是相冲突的，欲求世界和平，非取消主权国家不可，而取消的途径，就是革命。
吴恩裕的法治观
吴恩裕认为民主制是与人治冲突的，要想实行民主制，就必须反对人治而实行法治，把整个国家置于法律的支配之下，这是使政治良好的唯一办法。但中国历史上一直只有“以法治民”而没有“以法治国”的传统，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法治基础还差得很远。培养法治的精神和习惯有两途：
其一，以严格执行法律来培养法治的精神与习惯。
其二，用教育的启导，培养守法的精神与习惯。
吴恩裕的道德观
吴恩裕认为实行民主制需要一定道德条件，这种道德不是私德，也不是一般的社会道德，而是政治道德。比如容忍——它是民主政治绝不可少的政治道德，包括个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不被他人或当政者限制，也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执政党与立法机关里的反对党之间不能用非法的、野蛮的手段企图消灭对方，而只能在合法的原则下从事政治斗争；还比如忠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在原则上都必须表示自己真是的政见，执政者和民众都要如此，才算真的民主。中国人对上述基本政治道德很缺乏，有两种办法可以救治：
其一，用教育的方法教导人民。
其二，用法律改造道德。
吴恩裕的教育观
吴恩裕认为中国若想彻底地实行民主制，则必须有普及教育的基础。
其一，在民主制下人民必须有政治意识，而政治意识的激发，有待于教育的努力。
其二，公民个人的岗位和职责意识，选举的实行与舆论的造成，也需要必要的教育。
但吴恩裕并不认为非有教育的基础不能行民主制，社会和政治现象并不是机械的。
结语
以上对吴恩裕政治思想的概括，可以发现吴恩裕是一位自由主义信仰者，对如何实现自由，他认为应当从马克思那里吸取智慧。这一点不曾变过。不过吴恩裕的思想在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时也随之变化，比如对私产的态度。然而吴恩裕终归是服膺马克思的，所以作为《观察》的撰稿人而不断左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吴恩裕并不是个例，在上世纪中期，有如此思想转变者所在多有，只是吴恩裕更有代表性。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吴恩裕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学习政治学。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拒绝了拉斯基为其在欧美谋取教职的慰留，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政治系任教，同时投书报刊杂志积极论政。1952年院系大调整，政治学专业在中国不复存在，吴恩裕无奈之下转而研究红学。但即便在此时期，吴恩裕也不中断政治学研究，间或有相关论著面世。
吴恩裕最为推崇且终生服膺的政治学家是马克思。1925年，16岁的吴恩裕到天津南开学习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1934年吴恩裕在北平《行建月刊》上发表《马克思的方法论》，第二年他又在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吴恩裕在英国所作博士论文题亦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该文受到拉斯基的极大赞誉，称之是“我迄今所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归国后吴恩裕在大学宣讲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时出版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唯物史观精义》等著作，集中介绍并阐释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吴恩裕的政治思想。
吴恩裕的人性论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乃是人的政治活动，因此对人性的认识极为重要。中外的著名政治学者多有对人性的论述，吴恩裕也是如此，而且他对人性的本质极为看重，可以说他的主要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吴恩裕不认同对人性谓之善或恶的人性论，认为善或恶不是人性的本质（human nature as it is），而只是道德评价的价值形容词，这种评价是具有社会性的，是对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作出的评判，它固然很重要，但不站在社会立场看，则所谓自私也好野蛮也好等等都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本质非是善或恶的评价，政治学说如果用善恶观念来讲人性，是没有用处的。
此外，吴恩裕还认为，当说到“人性”一词时，即是已假定有现成的人性在，实则人性的本质只有从人的许多活动的性质中才能总括和归纳出来，研究人性，是研究人性的基本事实。关于对人性基本事实认识的学说，功利主义派较有影响力，此派认为人是受苦与乐两大势力所支配的。但吴恩裕认为所谓苦乐乃是感觉经验，是人性的成分与外在东西接触后的结果，而非人性的本质属性，即不是关于人性的基本事实。
吴恩裕认为斯宾诺莎的人性论比较正确。斯宾诺莎认为人性最基本的事实是人都有“自求生存的冲动”，这是永久存在、不能取消的内在心理趋势。但吴恩裕认为此观点仍有局限，因为这只是对人性的心理学解释；而且如果说人性是如此，客观地说动物之性也是如此，则人与动物便无差别了。
吴恩裕引述马克思的人性论，认为是最为科学的。马氏认为人性乃是一件在社会中可以观察出来的事实，在此社会事实中包括一个心理趋向，此趋向是会对于受经济决定的利益刺激起反应的。马克思所谓人性即“人内在地、永久地具有一种保持及改进其物质生存形态的趋向”，这是人生来即有、不能改变的基本事实。吴恩裕认为政治学家如忽略此人性基本事实，则其制定的政治理论必不能实用。
吴恩裕的和平观
基于上述人性论，吴恩裕提出一个问题，即当时普遍尖锐对立的劳资双方既都本着“保持及改进其物质生存形态”的冲动，那自然是资本家要加强剥削，工人要反对剥削，这样就会酿成斗争，是不是和平就无望了？吴恩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人性的基本事实无法改变，但满足求保持及改进物质生存形态的方式可以改变，该方式改变，斗争根源即消弭，人类便可实现永久和平。至于改变的方式，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取消私产而采取社会化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而对如何实现该方式的转变，抗战胜利初期的吴恩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二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都已变质，开始合流，而且合流的趋势大为发达。吴恩裕自己也认为私产不必尽废，很多私产是应当保留的；若全部废除私产，则是不公平的。不仅思想界如此，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也在着手做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作。吴恩裕对此抱不小的希望，他并且同时对美国也寄予厚望。吴恩裕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既不必对立，则两个世界之间战争可以避免，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最终改变上述方式，最后进入永久和平。
国共之间的激烈内战打破了吴恩裕以和平手段进行改变的愿望，他的思想左转，在国民党行将溃败前夕他在论著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个世界之间是对立的，而且是绝不相容的，无法协调的。要改变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消灭主权国家和私产，到那时才会有永久和平。
吴恩裕的民主观
民主是吴恩裕最为推重的价值。吴恩裕认为认为民主政治不仅是好的制度，而且是“唯一的”政治制度，民主制而外的如君主制或贵族制等等都不是“政治”制度。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吴恩裕对政治的定义，他认为政治是“众人用公共强制力来治理众人之事”。只有民主制是符合政治的标准的，其他政治制度都不符合。因此吴恩裕认为真正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制度，这是唯一的选择。而民主制当中政党竞争、议会制度等都是必须的。而且吴恩裕坚信，民主政治不仅是当下人们唯一的选择，即便人类社会再发展，果如马克思所说实现共产主义，国家消灭了，到那时依然是有政治制度的，这政治制度只能是民主制。
吴恩裕的自由观与平等观
吴恩裕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不冲突的，“民主的极致，就是达到自由及平等的境界。”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得到自由的都是特权阶级，这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经济条件。这种自由无法惠及全民，因为广大平民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自由。吴恩裕表示要反对这种不平等，全民普遍的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平等之上。只有取消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才能实现全民的自由。
吴恩裕的国家观
吴恩裕认为国家是人为而成的政治现象，它本身不是目的，却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国家的目的便是通过政治治理，达到兴利除弊，为全体国民谋取福利的目的。但吴恩裕同时认为，这固然是国家理想化的目的，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因为国家受经济关系的影响，它只能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谋求本阶级利益的工具。基于此吴恩裕大体赞同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即国家既然是维持不平等的机构，就自然应取消它。但实际上吴恩裕又并不非常赞同取消国家。他首先说，若国家不存在，则安全就无保障，利益不仅不能推进反而要受损，自然也无法过道德的生活。因此，应该爱国家。吴恩裕又说，即便马克思认为国家迟早要消灭，所以似乎就可以不在乎国家利益，但取消国家这一表述是不明确的。因为参照政治学上国家所包涵的两层意义看，国家是任何时代都不能也无法取消的。再者，吴恩裕认为马克思设想国家会消亡，但国家消亡之后到底是何种情境，马克思未有清楚的描绘；而且马克思对未来的愿景和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设想相类，然则大同社会什么时候能实现，恐怕“须以百年来计算”。所以立足当下，吴恩裕认为大家应当重视国家利益。吴恩裕发表此观点时正处抗战时期，其国家观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吴恩裕不仅学理上如此倡导，而且还在1946年参加过一次针对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势浩大的《大公报》星期论文签名反苏的活动，坚决呼吁维护国家利益。
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展开，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尤其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因此思想左转。吴恩裕此时的国家观转趋激进。他在1948年的一部著作中说，主权国家和世界和平是相冲突的，欲求世界和平，非取消主权国家不可，而取消的途径，就是革命。
吴恩裕的法治观
吴恩裕认为民主制是与人治冲突的，要想实行民主制，就必须反对人治而实行法治，把整个国家置于法律的支配之下，这是使政治良好的唯一办法。但中国历史上一直只有“以法治民”而没有“以法治国”的传统，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法治基础还差得很远。培养法治的精神和习惯有两途：
其一，以严格执行法律来培养法治的精神与习惯。
其二，用教育的启导，培养守法的精神与习惯。
吴恩裕的道德观
吴恩裕认为实行民主制需要一定道德条件，这种道德不是私德，也不是一般的社会道德，而是政治道德。比如容忍——它是民主政治绝不可少的政治道德，包括个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不被他人或当政者限制，也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执政党与立法机关里的反对党之间不能用非法的、野蛮的手段企图消灭对方，而只能在合法的原则下从事政治斗争；还比如忠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在原则上都必须表示自己真是的政见，执政者和民众都要如此，才算真的民主。中国人对上述基本政治道德很缺乏，有两种办法可以救治：
其一，用教育的方法教导人民。
其二，用法律改造道德。
吴恩裕的教育观
吴恩裕认为中国若想彻底地实行民主制，则必须有普及教育的基础。
其一，在民主制下人民必须有政治意识，而政治意识的激发，有待于教育的努力。
其二，公民个人的岗位和职责意识，选举的实行与舆论的造成，也需要必要的教育。
但吴恩裕并不认为非有教育的基础不能行民主制，社会和政治现象并不是机械的。
结语
以上对吴恩裕政治思想的概括，可以发现吴恩裕是一位自由主义信仰者，对如何实现自由，他认为应当从马克思那里吸取智慧。这一点不曾变过。不过吴恩裕的思想在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时也随之变化，比如对私产的态度。然而吴恩裕终归是服膺马克思的，所以作为《观察》的撰稿人而不断左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吴恩裕并不是个例，在上世纪中期，有如此思想转变者所在多有，只是吴恩裕更有代表性。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