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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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同舟共进》: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四百年来其戏曲演出历久不衰。相比而言,汤、莎两位戏剧巨匠的作品各有什么特点?
  黄天骥: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其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而《牡丹亭》水平很高,要深刻地体会是难以做到的。《牡丹亭》与汤显祖的其它剧本不同,与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有很大区别。
  比如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都是写爱情的真挚伟大,男女青年为了追求爱情,可以出生入死。然而,尽管两部作品写一样的题材,但它们之间有很大区别。除了中国戏曲形式和西方戏剧形式的不同以外,两者在思想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还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审美观念的差别。
  我们从剧场效果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地表达了对爱情的追求,矛盾非常激烈。男女主人公排除万难,爱得十分炽热。剧情以激烈的决斗场面开始,以角色当场殉情的悲剧告终。舞台上表现出极端的兴奋,火爆的场面,炽热的感情,使观众大喜大悲,心灵震撼。、
  中国的戏曲作品鲜有如此激烈的场面,但在情节安排上会有相似之处。《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一对男女互相情投意合,共同反对家长的约束和阻挠。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关于张生和崔莺莺为了追求爱情,反对老夫人的阻挡,一往无前地在一起。这些关于爱情的作品,戏中都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双方产生矛盾和冲突。西方的戏剧是如此,中国的戏曲,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也是如此。
  反观《牡丹亭》,这部戏讲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的爱情。而它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戏中没有任何一个主要角色是反面角色,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完全反对两人的爱情关系。戏中最后一出《圆驾》固然是比较剧烈的斗争,讲到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反对两人的婚姻,但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怀疑杜丽娘是鬼不是人。等到证实了杜丽娘不是鬼以后,皇帝下了命令,杜宝也只能无可无不可,杜丽娘和柳梦梅也就顺理成章地团圆了。
  戏剧是讲正反两面冲突的,既然《牡丹亭》没有反面人物,岂不是没有冲突,不能成戏?然而,《牡丹亭》从头到尾都是讲冲突的,只不过它的冲突不是人与人的斗争。冲突不是发生在角色与角色之间,主要不是在家长和青年之间,而是发生在社会环境和人物角色之间。
  明代中叶以后,城乡商业逐渐繁荣,与此相应,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牡丹亭》中,阻挠柳梦梅和杜丽娘之间爱情的,不是封建家长本身,而是整个封建体制、理学思想、教育制度、社会舆论。这是一双无形的黑手、一张无形的罗网,束缚着年轻人的思想。用文学语言来说,是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的冲突。
  《同舟共进》:汤显祖怎样把这样的冲突体现在《牡丹亭》的情节中?
  黄天骥:这就是《牡丹亭》的杰出之处。《牡丹亭》以清辞丽句描写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把杜丽娘和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表现为角色自己的内心冲突。由于杜丽娘自己也受到很多封建思想的约束,所以,即使她也渴望爱情,也在寻思怎样去追求爱情,但是她自己解决不了内心的束缚,不能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封建社会的理学思想体现在杜丽娘父母身上,体现在杜丽娘的私塾老师陈最良身上,同样也体现在杜丽娘身上。
  杜丽娘有一个极度矛盾的内心,她出身封建家庭,从小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在《牡丹亭》里,杜丽娘甫一登场,第一句唱词就是:“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的春光一二!”杜丽娘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内心矛盾:现在正值春天最美的时候,但春光快要逝去,自己的青春也快要虚度。然而我的寸草心,也就是孝心,又必须记住父母的恩惠,不能直接反对父母对自己的管教。
  接下来的剧情,所产生的矛盾都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对于心中的情愫,杜丽娘自己也不明白,“情不知所起”,却又“一往而深”。因为人长大了,逐渐想要追求爱情,想要追求“性”,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按照杜丽娘所受的封建教育来说,这又是不容于世俗的。杜丽娘在潜意识中就同时有两种想法:一方面要服侍父母,服从社会的安排;一方面是到一定的青春年华,就渴望爱情。两者在内心产生冲突,但她没有办法突破这种冲突,于是内心的抑郁难以排遣。汤显祖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梦生于情,杜丽娘的梦实际是为了表现她的至情。她梦见一名男子,与男子梦中相爱。梦不是真的,但表现了她的欲望和追求。梦醒以后,杜丽娘发现梦中得到的爱情实际上是空的,于是就去寻梦,画出梦中景象。后来,就在自怜自怨中抑郁而死了。
  是谁杀死了杜丽娘?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整个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让她无路可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西厢记》比《牡丹亭》在戏剧结构、情节冲突的安排上更高明。但是,《牡丹亭》在描写人物的内心斗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人性的拷问
  《同舟共进》:汤显祖是怎样通过对爱情的描写,去表达他对于人性的理解?
  黄天骥:《牡丹亭》是写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也是关于她对人性的追求,这一点非常重要。汤显祖在戏中使用了一些人们不容易注意到的细节来点明这个主题。在《寻梦》一出,杜丽娘去花园寻找旧梦的时候,丫鬟春香对她说:你不能再去游花园了,你母亲说了不允许去了。但是杜丽娘执意要去。出发前,春香再次劝说道:“夫人分付(吩咐),早饭要早。”杜丽娘回答是:“你猛说夫人,则待把饥人劝。你说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杜丽娘忽然问春香,什么是吃饭?春香答道,一日三餐就是吃饭了。
  其实,在当时的思想界,人们很重视“什么是吃饭”这个问题的争论。李卓吾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衣食住行是很自然的东西,是人的本性而为,是很正常的生存要求。在戏中,杜丽娘问“怎生叫做吃饭”,在今日看来这句话是很突兀的,但在汤显祖的时代,当时的观众是明白的。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流行于思想界、舆论界,是很严肃的问题。汤显祖就这样在戏中提出了对人性的拷问。汤显祖认为,人就是要顺其性,该吃饭时吃饭,该穿衣时穿衣,该结婚时结婚,该生育时生育,这样顺其自然地生活,才是真实的“人”。如果把这些都当作不合礼,要等父母的吩咐和决定的话,就不是自然的了。   一般观众看《牡丹亭》,只是看到杜丽娘追求爱情的故事。其实这个戏是要主张人性应该得到认同。这一思想在明代后期是很先进的。对人性的追求,其实贯穿于杜丽娘的整个人生。她自己也说得清楚明白:“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又说:“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这酸酸楚楚无人怨。”如果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任由本性去发展,就好像花花草草一样自然生长、自然死亡,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痛苦了,或生或死,对于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了。但是,这种想法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理学的禁锢就是不能让人性顺其自然,于是就使杜丽娘产生如此剧烈的内心矛盾了。封建社会的所谓“以理杀人”,不是真的用刀枪棍棒去伤害人,而是用一种社会氛围把人禁锢,让人深陷其中,难以突破。
  杜丽娘的性格像是一块煤球,没有露出火焰,而里面一直在炽热燃烧。从表面上看,杜丽娘是很温驯的,没有违反任何规矩。但是,她内心对社会有怨愤,对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她的父母说“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当时的嫁娶一定要讲究门当户对。明代社会的整个环境就是这样的,有许多捆绑人的东西,包括封建礼教、各种鼓励“节妇”的书籍、控制妇女思想的普及读物。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扼杀了杜丽娘。
  《牡丹亭》的独特之处,就是深刻地探索了人性问题,强烈表达了关于人性的思想。在戏曲史上,这的确是很少见的。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表达了进步的思想,体现出超越时代的价值。汤显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
  黄天骥:汤显祖的思想很复杂,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同时又受到明代晚期许多异端思想的影响。汤显祖的老师是罗汝芳,罗汝芳的老师是颜钧。在当时,他们都是反对理学,是思想相当激进的人。当时的理学思想认为,人一定要重视封建道德,遵循封建礼教的种种秩序。而在江西却有这样一批学者,强调人的自然发展,认为人的发展应该顺其本性。汤显祖的思想实际上就来自这些异端思想。他和李卓吾、徐渭等也有交往,受到他们很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汤显祖自然会去思索,怎样才是真正的人,人应该怎样生活。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进步思想了。这使得他对封建体制有着强烈的反抗心理,也导致了他仕途上的坎坷。一方面,他怀着进步的思想,不满意当时的封建理学,另一方面则对当时的政治体制产生不满。这样,汤显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他感到十分压抑,需要寻找出路。后来,汤显祖被贬官到广东,在广东见识到了新的局面,于是就写出了《牡丹亭》。
  作家往往把自己写到作品中去。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原型其实就是他自己。杜丽娘的内心矛盾、对人性的追求,实际上就是汤显祖的矛盾和追求。如戏中的杜丽娘一样,汤显祖也感到官场上、社会上的约束。他希望理想能够实现,但是理想却被重重束缚。但他还是认为,只要坚持下去,理想仍是能够实现的。“但是相思莫相负”,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但是,到了《牡丹亭》之后的《邯郸记》《南柯记》,汤显祖的思想就走向消极了。在写杜丽娘的梦时,汤显祖并不把梦视为虚假,而认为梦就是人生,是理想,梦是能够实现的,人生是真实的。后来,汤显祖又经历了许多挫折,写《邯郸记》《南柯记》时,就认为人生只是梦而已。即使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做了丞相也好,将军也罢,也不过是南柯一梦了。
  《牡丹亭》里的“广东人”
  《同舟共进》:汤显祖曾被贬广东,这一经历对他的戏曲创作有哪些影响?
  黄天骥:《牡丹亭》之所以特别,的确是由于汤显祖来过广东。有了这个经历,才能够让汤显祖写出这样的戏。
  汤显祖仕宦多年,各地转徙。他被贬官到广东的时候,走的路线是由梅岭到粤东,然后取道广州,接着到了澳门。在澳门,汤显祖看到了当地的葡萄牙人,感觉很奇特,对当地人扬帆出海远赴东南亚的生活很感兴趣。他由此知道了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不是只有中原黄土地。于是,他的视野就更不再局限在圣贤书了。到了徐闻后,汤显祖做了当地的县官。他很重视文化,在那里开了一个“贵生书院”,写了一篇文章叫《贵生书院序》。这篇文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要“贵生”——重视生命。他认为,顺从自然地生活,这其实是符合孟子思想的。《孟子》中就有“食色,性也”,孟子认为,生存和发展是很自然的。礼义固然也很重要,而其目的也是为了人的更好发展。
  在广东,汤显祖也发现了岭南人的性格:岭南人“轻生死,不知礼义”,不太在乎儒学,为人仗义,两肋插刀。
  我相信,《牡丹亭》里角色人物的塑造,和汤显祖在广东的几年游历和生活,以及对广东人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同舟共进》:在汤显祖的作品里,岭南人的性格怎样体现在角色上?
  黄天骥:岭南人的性格表现在柳梦梅身上。柳梦梅就是广州人,被人骂作“蛮子”。他敢作敢为、勇于“饮头啖汤”(粤语,意为喝第一口汤——编者注),的确是具有岭南人的性格。他知道杜丽娘是鬼,也毫不嫌弃,与她定盟发誓;为了救活杜丽娘,明知偷掘坟墓开棺见尸,要获重罪,他也无所畏惧;当杜丽娘与父母失散,柳梦梅义不容辞地就去帮忙,为此吃尽苦头。柳梦梅也有岭南人的机巧和随机应变的性格,他赴京考试迟到,就直闯朝房自称遗才,还以自尽来要挟考官,这样进入考场,一举高中状元;与杜丽娘成亲时,别人说他们没有媒人,柳梦梅说夜叉就是我们的媒人,并不管“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一套。这就是岭南人擅长“打擦边球”、敢于“冲红灯”的性格。
  然而,柳梦梅这个形象,毕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东人性格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把封建社会很多人的共性概括成典型,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算得上十分成功,在戏剧史上的影响不算大。尤其是柳梦梅没有思想矛盾,只管往前冲,性格就缺乏立体感。
  但是柳梦梅这个角色也从另一角度表现了爱情和人性。《牡丹亭》的主旨是,对待爱情,乃至人性,都要顺性而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顺性而为往往会有不好的结果。汤显祖则认为,对爱情和人性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是必然胜利的。《牡丹亭》一开场的时候有一句诗:“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这是《牡丹亭》的一个密码。“三生”,就是前生、今生、后生,三生的姻缘,汤显祖认为是上天注定的。而所谓“生注定”云云,实际上并不存在。汤显祖强调这一点,无非是以神秘的方式,表明杜柳的结合,是上天的安排,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遂其所愿,其前提,或者说其关键,正在于“但是相思莫相负”。就是说,只要相思而不相负,坚持下去,就能胜利,牡丹亭上的这条三生路就能够走下去了。所以,汤显祖在剧情的处理上,必须要求柳梦梅具有一往无前、无所顾忌的性格。柳梦梅不畏生死,不怕鬼神,绝不辜负杜丽娘的愿望,一味地去爱。结果,他们就得到了爱情。换言之:人要真心相爱。只要坚持追求出自本性的要求,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汤显祖对柳梦梅性格的处理,和《牡丹亭》的题旨有关。但是,人性总是复杂的,《西厢记》里的张生,也是很勇敢的,但也有畏葸的一面,被红娘讥为“银样蜡枪头”。而汤显祖写柳梦梅一味往前冲,在描写上有平面之嫌。   《牡丹亭》一出,几令《西厢》减价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在问世以后,在不同时代里的际遇有怎样的变迁?
  黄天骥:《牡丹亭》在明朝万历年间问世以后,很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就有“《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说法。同时,《牡丹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对这个戏有不同的评价,有人强调这个戏的高明,也有人批评《牡丹亭》音律的不准确、唱词的芜杂、情节的冗余。既有作品本身的争议,也有思想上的分歧。在明代晚期,乃至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管控文艺思想的统治者,如礼部的官吏,就十分排斥《牡丹亭》。他们甚至造谣,说在世间演一次《牡丹亭》,汤显祖就在地狱受一次苦,用这样的胡说来阻吓人们演出汤显祖的戏。有趣的是,在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曾有这样的遭遇。也有人说,莎士比亚的戏每演一次,莎士比亚在地狱就不知道要受多少的苦。
  由于柳梦梅“情痴”的形象和行为,有违“温良恭俭让”,不利于封建统治,所以还有人把《牡丹亭》改编,把柳梦梅改写成非常迂腐、遵守封建礼教的青年,十分荒唐可笑。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无论莎士比亚,还是汤显祖,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都是不容于当时社会的,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当然,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对人文思想和民主制度的追求已经成为主流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完全理解和参与到主流思想中来,很多旧贵族还在排斥新思想。
  但是,《牡丹亭》毕竟是能够打动封建社会后期很多老百姓的人心,所以,歪曲归歪曲,诬蔑归诬蔑,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宫廷,《牡丹亭》是一直演出的。特别是其中的精华片段,如《闺塾》《惊梦》《寻梦》《冥判》《拾画》《圆嫁》这几出戏,毕竟写得十分传神,词曲都非常优美,所以即使在宫廷,那些帝王将相还是会看的。统治者不让老百姓看,他们自己却在看。
  所以,《牡丹亭》自诞生以后是常演不衰的。民间折子戏和各地戏曲中,《牡丹亭》一直是热门剧目。到了今天,它的排场、演出技巧等,经过几百年的锤炼,已经是相当细腻了。特别是昆曲和京剧,都做得非常好。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从诞生到现在就经历不断的改编和演绎,近年来还有白先勇先生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等。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改编作品的?
  黄天骥: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两岸艺术家共同合作,改编出青春版《牡丹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对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确起到很大作用。
  我很欣赏白先勇先生的做法,他坚持“只删不改、文辞不改”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既吸收了传统,又增加了现代艺术的元素,适度地进行改革。青春版《牡丹亭》一般分三晚演出,第一晚是讲人鬼情,第二晚是讲友情,第三晚是讲亲情,都是围绕“情”字去演。它尽可能忠实地诠释了原著的精粹,尽可能把原著的东方之美充分表现出来,同时又让原著隐藏较深的意蕴更鲜明地呈现出来,让青年观众易于理解。我觉得,要超越这个青春版《牡丹亭》,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的戏曲艺术就应该这样发展下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不能死搬过去。今天我们把《牡丹亭》改编演出,能够再现死人复生的奇特情节,表现对爱情的追求。但是,真正要将这个戏的本质表现出来还是不容易的。怎样才能表达追求人性的进步思想,这在舞台上是难以施展的。要表达深刻的思想,又不能够很教条、很生硬地去表达,这是难说、难演的。
  《同舟共进》:对汤显祖的作品重新演绎,在国内乃至海外的舞台上演出,有怎样的意义?
  黄天骥:我们今天不断地去理解和探讨汤显祖的戏曲,有几个意义。首先,其本身的价值需要挖掘。在汤显祖所处的明朝晚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一些异端思想,这些思想包含了对人性的探究。汤显祖的戏剧表达了这种思想,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汤显祖杰出的作品,了解中国美学体系的独特性。通过《牡丹亭》,应该看到中国戏曲在唱、念、做、打方面都是非常完美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文艺创作方法,是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方的美学体系是各具特色、各有意义的,不能说孰高孰低。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树立起自己的话语权。
  至于海外方面,《牡丹亭》近年来在国外的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外国人通过看《牡丹亭》,才知道中国有如此高深的艺术,有和莎士比亚比肩的剧作家。所以,在2008年,美国文艺评论家丹尼尔·布尔特博士出版的《100部剧本:世界最著名剧本排行榜》一书,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剧本,排名第32位。
  一些外国人认为,《牡丹亭》是观察中国人性格的一个窗口。因为中国戏曲的特点是娱乐性强,有许多插科打诨的东西,从中可以透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既有很严肃的一面,又有幽默诙谐的一面。从杜丽娘身上,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委婉、内敛的性格。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英国访问时,提出同时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就是因为汤显祖在海外的影响很大,是中国戏曲史上最著名的剧作家。
  (本文由本刊记者周泽铭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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