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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吴稚晖是“粗人”，并非确认这位民国元老的特质如此单纯，而是特意摘出其鲜明醒目的一面，以区别于同时代的各路英豪。这位“粗人”的“粗”，既见诸粗率的言行、粗鲁的文字，也见诸粗放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粗朴的生活方式。
“动粗能力”出众
吴稚晖原名朓，后改名为敬恒，字稚晖，出身于小商户人家，五岁失恃，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小时候，他特别喜欢在码头附近玩耍，市面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江面上商船如梭，桅杆林立，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层出不穷，能够充分满足其好奇心。时隔多年，吴稚晖仍旧记得他表演的恶作剧，念诵《瘌痢经》嘲笑临街绸布庄的一位小学徒。这篇《瘌痢经》共计一百二十多字，粗俗不堪，全是攻击身体缺陷的恶毒词语。那位小学徒听吴稚晖当面念《瘌痢经》，就仿佛孙悟空听唐僧念《紧箍咒》，表情痛苦不堪。童年时期，吴稚晖受到市井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可谓一辈子受用，即使日后他饱读了圣贤诗书，猛喝了洋墨水，一旦笔端、口头动起粗、撒起野来，依旧很少有人能与之抗衡和匹敌。
如果吴稚晖只念念《瘌痢经》，那就仍算是安分的了。他意犹未尽，爬到别人家的屋顶，朝着烟囱里屙屎撒尿，捉弄了东家，再捉弄西家，最终引起公愤。吴稚晖身上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蛮勇，在街头打群架，为了占尽优势，他不断改良自己手中的“武器”，将船家专门用于张篷扬帆的藤条偷来，率队大获全胜，害得附近的商船无法出行，商家叫苦不迭。
年少无知，动粗使坏只算儿戏，大人不会太过追究。成了年，中了举，有了功名在身，按理说，吴稚晖应该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了吧。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旦他冲动起来，反而变本加厉。1902年，由于清朝驻日公使蔡钧死守旧章，不肯保送九名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而且处处作梗，无成人之美的善念，吴稚晖忍无可忍，当面痛斥蔡钧是顽钝无耻之徒，并且率众占据公使馆，不肯善罢甘休。因此招来警察，领头的吴稚晖与孙揆均被拘禁一夜。蔡钧还向日本政府申请了驱逐令，吴稚晖自然不服，遂在押解途中以跳水自杀作殊死抗争，此举轰动一时。
吴稚晖之“粗”，既粗在言行，亦粗在文風。他原本是经学名家，下笔为文，谨守温柔敦厚的准则。然而三十岁后，他受了会试屡次落榜的刺激，再加上生计拮据，常常遭人白眼，难免愤世嫉俗。其文风丕变有一个明确的触发点，三十岁时，吴稚晖偶然读到一本借鬼说事的怪诞小说《何典》，开篇词是：“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他读罢此书，仿佛冷水浇背，亦仿佛醍醐灌顶，感悟见诸文字：“有话直说，有屁直放，不要存什么做文章的念头，落得个自由痛快。”日后，北大教授刘半农在《重印〈何典〉序》中以考据家的口吻言之凿凿：“我乃悉心静气，将此书一气读完。读完了，将它笔墨与吴文笔墨相比，真是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三十岁后，吴稚晖行文，渐与桐城古文学派的路数相违，不避俚语俗谚，不忌污言秽词，嬉笑怒骂，突梯滑稽，无疑是脱胎于《何典》，妙会于心，甚至驾《何典》而远超，不堪入目。
中国民间的国骂是一座“露天富矿”，近代以来，名士骂街蔚然成风，但顾及斯文体面，将国骂植入文章的先例却较为罕见。吴稚晖骂人不用打草稿，他毫无顾忌，骂得粗鲁、粗俗、粗鄙。旅居欧洲期间，吴稚晖在《新世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破口大骂的文章，我们不妨看看这几个题目：《狐后鼠帝罪恶贯盈而死矣呜呼》《臭皮囊蜕化》《猪生狗养的人种》。他在《皇帝》一文中骂刘邦、朱元璋是“无赖”，骂努尔哈赤是“流氓鞑狗之奴”，骂清朝官员是“皇猪皇狗”，已经算是相当文明了。
抗战初期，汪精卫投敌，吴稚晖怒不可遏，撰文詈骂汪精卫夫妇及其同党是“贼男女”，是“狗男女”，是“狗彘不食的怪物”，嘲骂汪精卫是“汪精怪”，陈璧君是“陈屁裙”，褚民谊是“鼠蚊蚁”，料定汪精卫的下场绝对好不过秦桧的遗臭万年。这样骂骂咧咧，固然感情泛滥，文字粗鲁，但颇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许多人感觉神经过电，不禁拍案叫好。
从陋儒蜕变成革命家
有时候，比较两个同龄人是很有意思的。吴稚晖与谭嗣同是同庚，吴稚晖出生于1865年3月25日，谭嗣同出生于1865年3月10日，彼此的生日仅相差半个月。吴稚晖出身于小商贩家庭，谭嗣同出身于大官僚家庭，彼此的门第相距天悬地远。吴稚晖家境贫寒，从小苦读四书五经，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多次会试，名落孙山，在科举这条黑路上闷头耷脑兜了许多年，青春岁月被八股制艺消磨殆尽，却难酬夙愿。谭嗣同则家境富裕，虽饱读诗书，但用功的方向完全不在于科场功名，他学佛击剑，任侠遨游，饱览天下山川形胜，志在维新变法，虽粉身不惧。完全可以这么说，谭嗣同被绑缚菜市口，朗吟绝笔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为变法事业飞溅第一滴血的时候，吴稚晖仍是一位沉溺于八股迷梦而欲醒未醒的陋儒。两位同龄人，由于经历各异，觉悟或速或迟，彼此的思想、境界竟有霄壤云泥之别。倘若吴稚晖不是在戊戌年（1898）大梦初醒，与八股制艺割断情分，三年后赴日本游学，七年后夤缘结识孙中山，发足飞奔，类似乌鸡变凤凰，陋儒闹革命这样的奇迹就不可能发生。
三十岁左右，吴稚晖仍然浑浑噩噩，为科场功名奋力打拼。康有为利用乙未年（1895）会试之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吴稚晖名居其列，纯粹是被组织者笼统捎入的，并非主动参与。当时，虽然他心存传统士子“忠君报国”的念头，但究竟如何个忠法，如何个报法，都相当模糊。有位朋友看不过眼，就用纸条的形式打趣过他：“学剑不成，学书不成，勇而无刚，朝史暮经，三十之年，胡胡混混。”吴稚晖受到刺激，恨不得立刻“扔了那劳什子的文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除开科举这条独木桥，一时间，他真还想不到也找不着新的出路。天津北洋学堂新开的铁路班需要国文教习，薪水为每月纹银30两，吴稚晖得到了这个教职，总算展眉舒心一回。 甲午战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尽露行藏，这等于是给了那些“代圣人立言”的士子一记当头棒喝。吴稚晖的老乡徐仲虎在满清权贵荣禄的府中当差，所见所闻，全是政以贿成，卖官鬻爵，聊天时，他每讲一个故事，吴稚晖对朝廷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就增加一分认识，对自己的前途就丧失一分信心。与此同时，他读《强学报》《时务报》，对维新党宣传家梁启超的言论就不再那么抵触了，甚至还“受了些许暗示”。
1897年12月17日，吴稚晖与好友廉泉结伴，去北京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拜访了康有为。谈及时政，吴稚晖的问题是：“要改新中国，哪件最要？”康有为的回答并不高明：“有应去之三害：鸦片，八股，小脚。”吴稚晖对康有为的回答相当满意，他笑道：“那就省便，鸦片只要大家不吸，八股只要大家不做，小脚只要大家不缠。”康有为怪诞，吴稚晖迂腐，两人竟一唱一和，康有为双手竖起大拇指，狂呼道：“好极了呀！好极了呀！”那一刻，吴稚晖将他视为天神下凡。他的直接回应就是：康有为靠上书举世闻名，他也要来一次高调模仿。于是他草成三千字的折子，选在戊戌年（1898）元旦这天，去左都御史瞿鸿玑的住宅前拦轿献书。瞿鸿玑装模作样地浏览一遍，讲了几句宽心话，此书就泥牛入海，没了下文。从此，吴稚晖自命为维新派，无人质疑，可是心里头总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挥之不散：他遵照事前的约定，放弃了戊戌年的会试，梁启超却食言自肥，照旧入场。
吴稚晖口没遮拦，出恶语，骂上司，自砸了饭碗。所幸以中国之大，当时除开北洋学堂外，还有南洋公学，吴稚晖跳槽成功，担任学长，兼授国文，薪水涨得不多，眼界却开阔不少。难得的是，他脑筋急转弯，对于废除八股文的公议，表示了赞成。为了刷新精神面貌，他还特意改名，吴朓变成了吴敬恒。畏友蔡元培曾嘲笑吴稚晖为“吴不恒”，这使他大受触动，深刻反省，认识到自己以往“空谈得多，实干不够，许多事情不能善始善终”，此后务须以敬业之恒心，担负个人之责任。
1901年，吴稚晖留学日本，这是他彻底破开“陋儒之茧”的良机。往昔，他说过“我们所以维新，就为要保住辫子”，赴东瀛后不久，同样的蠢话居然说两遍，别人劝他剪辫子，他的回答是：“留学就是要保存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了：钮永建、程家柽等人邀他去拜访孙中山，他却不去；众人都夸赞孙中山人格伟大、学识渊博、气量宽宏、见解超卓，他卻不服。他的疑惑是：孙中山哪有三头六臂，其才华能超过梁启超吗？其才干能超过张之洞吗？距离革命领袖越近，吴稚晖的“雪盲症”就越严重，彼时的根源只有一个：陋儒之茧未破，他的心理上限是维新，而不是革命。
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为了安置退学的学生，蔡元培筹款办起了爱国学社，他出任总理，吴稚晖出任学监。吴稚晖与进步青年的接触逐渐增多，与蔡元培的交往日益密切，参加张园的爱国演说和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训练，为《苏报》撰写“论说”，尤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吴稚晖一改冬烘先生的面貌，一脱陋儒的窠臼，开始投身于时代潮流，与之合拍。多年后，他总结道：“我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不容缓’，乃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以后受了许多刺激，才一步一步浪漫起来……当爱国学社开始的时候，加入中国教育会，我自己便不是一个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
天下的事情就这么有趣，吴稚晖在日本东京不想见孙中山，孙中山却在英国伦敦想见吴稚晖。1905年的某个春日，孙中山敲开吴稚晖的寓所大门，经过自我介绍，宾主握手如仪。从闻名到见面，十年了，昔日的成见已经雾散烟消。《苏报》案后，吴稚晖流亡欧洲，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观察英、法等国的政教，对腐败无救的清王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漂泊异域，处处艰辛，革命的意念更容易生根发芽，与革命党共气连枝也没了心理障碍。那时，孙中山的言行常见诸西方报刊，吴稚晖疑惑尽释，唯有折服和钦佩，视之为“一个天生的伟人”。如今，孙中山登门拜访，感动之余，一见如故。
1905年冬，同盟会会员曹亚伯肩负使命，从东京乘船来到伦敦，召集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与华侨开会，邀请大家加入同盟会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誓书摆在面前，吴稚晖看到“当天发誓”就不爽，看到“平均地权”更是发笑，他说：“啊呀！我们要革命就革命好了，何必去学康有为那帮人的行径，发什么‘富有票’呢？”他这么调侃，弄得曹亚伯甚是尴尬。所幸孙鸿哲很会打圆场，没有使场面冷却。吴稚晖转弯也快，终于挣脱了身上最后那一片陋儒之茧，加入了革命阵营。
不做官僚，只问国事
吴稚晖曾写信给好友李石曾，郑重表态：“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以此说法考量他的作为，并不完全吻合，但出入不大。
1901年冬天，两广总督陶模邀请吴稚晖与钮永建，赴粤筹备广东大学堂与广东武备学堂，吴稚晖遂有了与官府打交道的初次体验。当时，南洋侨商已为广东武备学堂捐款8万两白银，陶模的意向十分明确，将濂溪祠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创建的广雅书院合并，作为广东大学堂的校址。然而陶模已是风烛残年，遭到广东官场的排斥，心力交瘁，辞职获准后不久，眼见南洋侨商的捐款被继任者德寿中饱私囊，一气之下，呜呼哀哉。吴稚晖近距离观察了广东官场的种种阴暗面，谋人不谋事尚在其次，吏治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广东大学堂刚招完第一批学生，他就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带着26人去日本留学，其中就有日后的国民党要员胡汉民。
从1903年9月到1911年底，吴稚晖旅居欧洲近九年，创办《新世纪》刊物，成绩斐然。这一期间，他与一些文化精英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甚深，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1911年底，吴稚晖回国。翌年初，他去南京拜访孙中山，适值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紧锣密鼓地组阁。旧官僚竭力钻营，革命党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也在明争暗斗，有见于此，吴稚晖避之唯恐不及。他有自知之明，摇笔杆能摇出花来，做官则必定弄个嘴啃泥。吴稚晖对表侄说过这样一番话：“革命党得了志，一些人风光起来，面目都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染上一些儿官僚习气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改良社会固然是大工程，但必须从个人私德的基础做起。1912年2月，吴稚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廉泉、张继等人）合计，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此会的规约分为当然进德三条和自然进德五条。当然进德三条是：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自然进德五条是：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吴稚晖是“丙部会员”，须遵守全部八条规约，自称为“极品会员”。
清规戒律摆在面前，遵守一时易，恪守一生难。进德会会员个个标榜不做官，却没有几人能“守身如玉”。日后，汪精卫、戴季陶是党国要员，十分显赫。吴稚晖好一些，他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人部长，名义上却是“暂代”，打的是擦边球。他做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国民党制宪国民大会主席，还做过国大代表，后者是议员性质，应算负约。此外，他平日吃肉，也应算负约。然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专门成立稽勋局，颁发勋位，孙中山、黄兴力辞不受，吴稚晖也不肯接茬，还特意上书，极尽调侃之能事。进德会影响虽大，作为却小，从会员自律的效果来看，更像是“监守自盗”。即便如此，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仍上纲上线，攻之甚急，认为“党员以做官为污，别倡主义”造成了“误党误国”的严重后果。
吴稚晖不肯做官，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治，不问国事。1924年秋，孙中山决定挥师北伐，却忌惮与他失和的粤军大将陈炯明不肯配合，断其后路。于是吴稚晖受汪精卫之托，赴广东充当调和大使。这位花甲老人不愿看到革命阵营发生内讧，先是在曲江车站跪求孙中山宽恕陈炯明，然后又去海丰跪求陈炯明给孙中山写一封悔过书。男儿膝下有黄金，倘若不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吴稚晖又何至于情急之下，跪在别人面前哀求？就算他出以至诚，无奈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死结难以解开，最终兵戎相见，两败俱伤，南方时局急转直下，吴稚晖痛心不已。
有人说，吴稚晖下跪，是他的“撒手锏”，可惜命中率低，不能每发必中。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铲共，欲拉拢汪精卫结盟，吴稚晖居间充当说客。当时，汪精卫正享受“左派领袖”的尊荣，不甘心受制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会讨论时，他始终不肯松口。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试想，做说客的是国民党元老，他当众下跪，却徒唤奈何，于事无补，围观者也都是党国要员，却帮不上手，进不上言，一个个面面相觑，呆若木鸡，剧情如此，画风如此，是不是比任何折子戏都更为精彩？
孙中山弥留之际，国民党元老为其政治遗嘱定名，一度莫衷一是。有人主张用“遗诰”的名义，有人主张用“遗命”的名义，吴稚晖却提出反对意见：国民党以平民主义、共和精神为依皈，不宜沾染帝王色彩，于是会议决定采用“总理遗嘱”的名义对外发布。吴稚晖与孙中山相识二十年，他对孙中山的人格力量是衷心折服的，但他对孙中山的某些做法和主张（比如聘请苏联顾问、联俄、容共）并不赞同。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对迅速崛起的政界、军界明星蒋介石刮目相看，激赏不已，此后二十多年，他为蒋家父子效忠，可谓披肝沥胆，殚精竭虑。每到危难时期，必以大护法的身份拼命护法，以大智囊的角色出谋划策，蒋介石感铭五内，投桃报李，对吴稚晖礼遇之优渥，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遭遇车祸，不幸身亡，蒋介石决定请出吴稚晖继任此职。诱惑足够大，垂涎者足够多，吴稚晖却敬谢不敏，自喻为“闯进大觀园的刘姥姥”，难膺此重任。在孔子强调的君子“三戒”中，第三戒是“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吴稚晖年近八旬，不贪取国中首屈一指的名位，足证他不肯做官的定力确有八九分成色。
数十年间，吴稚晖无官一身轻，他具有自知之明，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别人干得欢，他却做不来，何况他喜欢仗着胆子撰文说话，依着性子处事待人，得罪了各党各派不少头面角色，日陷非议与讪骂之中。他的侄孙女吴续新说过一句大实话：“我叔公的长处，就是不做官。他对一切都大而化之。如果他做官的话，也一定是个昏官。”应该说，这样的判断是符合逻辑的。
一位典型的灰调人物是不可能黑白分明的。吴稚晖浑身是料，集合了近现代知识精英的诸多思想矛盾，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又有西方近代文明的花叶，其政治主张变化多端，言行文字诡异无比，被人视为奇葩和怪胎，就不难理解了。有人说：一位胖子的体内必定藏着一位瘦子。同理可得：一位“粗人”的体内也可能藏着一位“狠人”。吴稚晖晚年效忠于蒋介石，可谓愚忠和死忠，他为蒋氏父子出手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亦毋庸讳言，但这也只是其人生千姿百态中的数姿数态罢了。
“动粗能力”出众
吴稚晖原名朓，后改名为敬恒，字稚晖，出身于小商户人家，五岁失恃，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小时候，他特别喜欢在码头附近玩耍，市面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江面上商船如梭，桅杆林立，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层出不穷，能够充分满足其好奇心。时隔多年，吴稚晖仍旧记得他表演的恶作剧，念诵《瘌痢经》嘲笑临街绸布庄的一位小学徒。这篇《瘌痢经》共计一百二十多字，粗俗不堪，全是攻击身体缺陷的恶毒词语。那位小学徒听吴稚晖当面念《瘌痢经》，就仿佛孙悟空听唐僧念《紧箍咒》，表情痛苦不堪。童年时期，吴稚晖受到市井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可谓一辈子受用，即使日后他饱读了圣贤诗书，猛喝了洋墨水，一旦笔端、口头动起粗、撒起野来，依旧很少有人能与之抗衡和匹敌。
如果吴稚晖只念念《瘌痢经》，那就仍算是安分的了。他意犹未尽，爬到别人家的屋顶，朝着烟囱里屙屎撒尿，捉弄了东家，再捉弄西家，最终引起公愤。吴稚晖身上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蛮勇，在街头打群架，为了占尽优势，他不断改良自己手中的“武器”，将船家专门用于张篷扬帆的藤条偷来，率队大获全胜，害得附近的商船无法出行，商家叫苦不迭。
年少无知，动粗使坏只算儿戏，大人不会太过追究。成了年，中了举，有了功名在身，按理说，吴稚晖应该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了吧。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旦他冲动起来，反而变本加厉。1902年，由于清朝驻日公使蔡钧死守旧章，不肯保送九名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而且处处作梗，无成人之美的善念，吴稚晖忍无可忍，当面痛斥蔡钧是顽钝无耻之徒，并且率众占据公使馆，不肯善罢甘休。因此招来警察，领头的吴稚晖与孙揆均被拘禁一夜。蔡钧还向日本政府申请了驱逐令，吴稚晖自然不服，遂在押解途中以跳水自杀作殊死抗争，此举轰动一时。
吴稚晖之“粗”，既粗在言行，亦粗在文風。他原本是经学名家，下笔为文，谨守温柔敦厚的准则。然而三十岁后，他受了会试屡次落榜的刺激，再加上生计拮据，常常遭人白眼，难免愤世嫉俗。其文风丕变有一个明确的触发点，三十岁时，吴稚晖偶然读到一本借鬼说事的怪诞小说《何典》，开篇词是：“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他读罢此书，仿佛冷水浇背，亦仿佛醍醐灌顶，感悟见诸文字：“有话直说，有屁直放，不要存什么做文章的念头，落得个自由痛快。”日后，北大教授刘半农在《重印〈何典〉序》中以考据家的口吻言之凿凿：“我乃悉心静气，将此书一气读完。读完了，将它笔墨与吴文笔墨相比，真是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三十岁后，吴稚晖行文，渐与桐城古文学派的路数相违，不避俚语俗谚，不忌污言秽词，嬉笑怒骂，突梯滑稽，无疑是脱胎于《何典》，妙会于心，甚至驾《何典》而远超，不堪入目。
中国民间的国骂是一座“露天富矿”，近代以来，名士骂街蔚然成风，但顾及斯文体面，将国骂植入文章的先例却较为罕见。吴稚晖骂人不用打草稿，他毫无顾忌，骂得粗鲁、粗俗、粗鄙。旅居欧洲期间，吴稚晖在《新世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破口大骂的文章，我们不妨看看这几个题目：《狐后鼠帝罪恶贯盈而死矣呜呼》《臭皮囊蜕化》《猪生狗养的人种》。他在《皇帝》一文中骂刘邦、朱元璋是“无赖”，骂努尔哈赤是“流氓鞑狗之奴”，骂清朝官员是“皇猪皇狗”，已经算是相当文明了。
抗战初期，汪精卫投敌，吴稚晖怒不可遏，撰文詈骂汪精卫夫妇及其同党是“贼男女”，是“狗男女”，是“狗彘不食的怪物”，嘲骂汪精卫是“汪精怪”，陈璧君是“陈屁裙”，褚民谊是“鼠蚊蚁”，料定汪精卫的下场绝对好不过秦桧的遗臭万年。这样骂骂咧咧，固然感情泛滥，文字粗鲁，但颇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许多人感觉神经过电，不禁拍案叫好。
从陋儒蜕变成革命家
有时候，比较两个同龄人是很有意思的。吴稚晖与谭嗣同是同庚，吴稚晖出生于1865年3月25日，谭嗣同出生于1865年3月10日，彼此的生日仅相差半个月。吴稚晖出身于小商贩家庭，谭嗣同出身于大官僚家庭，彼此的门第相距天悬地远。吴稚晖家境贫寒，从小苦读四书五经，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多次会试，名落孙山，在科举这条黑路上闷头耷脑兜了许多年，青春岁月被八股制艺消磨殆尽，却难酬夙愿。谭嗣同则家境富裕，虽饱读诗书，但用功的方向完全不在于科场功名，他学佛击剑，任侠遨游，饱览天下山川形胜，志在维新变法，虽粉身不惧。完全可以这么说，谭嗣同被绑缚菜市口，朗吟绝笔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为变法事业飞溅第一滴血的时候，吴稚晖仍是一位沉溺于八股迷梦而欲醒未醒的陋儒。两位同龄人，由于经历各异，觉悟或速或迟，彼此的思想、境界竟有霄壤云泥之别。倘若吴稚晖不是在戊戌年（1898）大梦初醒，与八股制艺割断情分，三年后赴日本游学，七年后夤缘结识孙中山，发足飞奔，类似乌鸡变凤凰，陋儒闹革命这样的奇迹就不可能发生。
三十岁左右，吴稚晖仍然浑浑噩噩，为科场功名奋力打拼。康有为利用乙未年（1895）会试之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吴稚晖名居其列，纯粹是被组织者笼统捎入的，并非主动参与。当时，虽然他心存传统士子“忠君报国”的念头，但究竟如何个忠法，如何个报法，都相当模糊。有位朋友看不过眼，就用纸条的形式打趣过他：“学剑不成，学书不成，勇而无刚，朝史暮经，三十之年，胡胡混混。”吴稚晖受到刺激，恨不得立刻“扔了那劳什子的文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除开科举这条独木桥，一时间，他真还想不到也找不着新的出路。天津北洋学堂新开的铁路班需要国文教习，薪水为每月纹银30两，吴稚晖得到了这个教职，总算展眉舒心一回。 甲午战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尽露行藏，这等于是给了那些“代圣人立言”的士子一记当头棒喝。吴稚晖的老乡徐仲虎在满清权贵荣禄的府中当差，所见所闻，全是政以贿成，卖官鬻爵，聊天时，他每讲一个故事，吴稚晖对朝廷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就增加一分认识，对自己的前途就丧失一分信心。与此同时，他读《强学报》《时务报》，对维新党宣传家梁启超的言论就不再那么抵触了，甚至还“受了些许暗示”。
1897年12月17日，吴稚晖与好友廉泉结伴，去北京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拜访了康有为。谈及时政，吴稚晖的问题是：“要改新中国，哪件最要？”康有为的回答并不高明：“有应去之三害：鸦片，八股，小脚。”吴稚晖对康有为的回答相当满意，他笑道：“那就省便，鸦片只要大家不吸，八股只要大家不做，小脚只要大家不缠。”康有为怪诞，吴稚晖迂腐，两人竟一唱一和，康有为双手竖起大拇指，狂呼道：“好极了呀！好极了呀！”那一刻，吴稚晖将他视为天神下凡。他的直接回应就是：康有为靠上书举世闻名，他也要来一次高调模仿。于是他草成三千字的折子，选在戊戌年（1898）元旦这天，去左都御史瞿鸿玑的住宅前拦轿献书。瞿鸿玑装模作样地浏览一遍，讲了几句宽心话，此书就泥牛入海，没了下文。从此，吴稚晖自命为维新派，无人质疑，可是心里头总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挥之不散：他遵照事前的约定，放弃了戊戌年的会试，梁启超却食言自肥，照旧入场。
吴稚晖口没遮拦，出恶语，骂上司，自砸了饭碗。所幸以中国之大，当时除开北洋学堂外，还有南洋公学，吴稚晖跳槽成功，担任学长，兼授国文，薪水涨得不多，眼界却开阔不少。难得的是，他脑筋急转弯，对于废除八股文的公议，表示了赞成。为了刷新精神面貌，他还特意改名，吴朓变成了吴敬恒。畏友蔡元培曾嘲笑吴稚晖为“吴不恒”，这使他大受触动，深刻反省，认识到自己以往“空谈得多，实干不够，许多事情不能善始善终”，此后务须以敬业之恒心，担负个人之责任。
1901年，吴稚晖留学日本，这是他彻底破开“陋儒之茧”的良机。往昔，他说过“我们所以维新，就为要保住辫子”，赴东瀛后不久，同样的蠢话居然说两遍，别人劝他剪辫子，他的回答是：“留学就是要保存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了：钮永建、程家柽等人邀他去拜访孙中山，他却不去；众人都夸赞孙中山人格伟大、学识渊博、气量宽宏、见解超卓，他卻不服。他的疑惑是：孙中山哪有三头六臂，其才华能超过梁启超吗？其才干能超过张之洞吗？距离革命领袖越近，吴稚晖的“雪盲症”就越严重，彼时的根源只有一个：陋儒之茧未破，他的心理上限是维新，而不是革命。
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为了安置退学的学生，蔡元培筹款办起了爱国学社，他出任总理，吴稚晖出任学监。吴稚晖与进步青年的接触逐渐增多，与蔡元培的交往日益密切，参加张园的爱国演说和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训练，为《苏报》撰写“论说”，尤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吴稚晖一改冬烘先生的面貌，一脱陋儒的窠臼，开始投身于时代潮流，与之合拍。多年后，他总结道：“我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不容缓’，乃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以后受了许多刺激，才一步一步浪漫起来……当爱国学社开始的时候，加入中国教育会，我自己便不是一个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
天下的事情就这么有趣，吴稚晖在日本东京不想见孙中山，孙中山却在英国伦敦想见吴稚晖。1905年的某个春日，孙中山敲开吴稚晖的寓所大门，经过自我介绍，宾主握手如仪。从闻名到见面，十年了，昔日的成见已经雾散烟消。《苏报》案后，吴稚晖流亡欧洲，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观察英、法等国的政教，对腐败无救的清王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漂泊异域，处处艰辛，革命的意念更容易生根发芽，与革命党共气连枝也没了心理障碍。那时，孙中山的言行常见诸西方报刊，吴稚晖疑惑尽释，唯有折服和钦佩，视之为“一个天生的伟人”。如今，孙中山登门拜访，感动之余，一见如故。
1905年冬，同盟会会员曹亚伯肩负使命，从东京乘船来到伦敦，召集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与华侨开会，邀请大家加入同盟会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誓书摆在面前，吴稚晖看到“当天发誓”就不爽，看到“平均地权”更是发笑，他说：“啊呀！我们要革命就革命好了，何必去学康有为那帮人的行径，发什么‘富有票’呢？”他这么调侃，弄得曹亚伯甚是尴尬。所幸孙鸿哲很会打圆场，没有使场面冷却。吴稚晖转弯也快，终于挣脱了身上最后那一片陋儒之茧，加入了革命阵营。
不做官僚，只问国事
吴稚晖曾写信给好友李石曾，郑重表态：“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以此说法考量他的作为，并不完全吻合，但出入不大。
1901年冬天，两广总督陶模邀请吴稚晖与钮永建，赴粤筹备广东大学堂与广东武备学堂，吴稚晖遂有了与官府打交道的初次体验。当时，南洋侨商已为广东武备学堂捐款8万两白银，陶模的意向十分明确，将濂溪祠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创建的广雅书院合并，作为广东大学堂的校址。然而陶模已是风烛残年，遭到广东官场的排斥，心力交瘁，辞职获准后不久，眼见南洋侨商的捐款被继任者德寿中饱私囊，一气之下，呜呼哀哉。吴稚晖近距离观察了广东官场的种种阴暗面，谋人不谋事尚在其次，吏治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广东大学堂刚招完第一批学生，他就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带着26人去日本留学，其中就有日后的国民党要员胡汉民。
从1903年9月到1911年底，吴稚晖旅居欧洲近九年，创办《新世纪》刊物，成绩斐然。这一期间，他与一些文化精英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甚深，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1911年底，吴稚晖回国。翌年初，他去南京拜访孙中山，适值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紧锣密鼓地组阁。旧官僚竭力钻营，革命党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也在明争暗斗，有见于此，吴稚晖避之唯恐不及。他有自知之明，摇笔杆能摇出花来，做官则必定弄个嘴啃泥。吴稚晖对表侄说过这样一番话：“革命党得了志，一些人风光起来，面目都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染上一些儿官僚习气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改良社会固然是大工程，但必须从个人私德的基础做起。1912年2月，吴稚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廉泉、张继等人）合计，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此会的规约分为当然进德三条和自然进德五条。当然进德三条是：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自然进德五条是：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吴稚晖是“丙部会员”，须遵守全部八条规约，自称为“极品会员”。
清规戒律摆在面前，遵守一时易，恪守一生难。进德会会员个个标榜不做官，却没有几人能“守身如玉”。日后，汪精卫、戴季陶是党国要员，十分显赫。吴稚晖好一些，他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人部长，名义上却是“暂代”，打的是擦边球。他做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国民党制宪国民大会主席，还做过国大代表，后者是议员性质，应算负约。此外，他平日吃肉，也应算负约。然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专门成立稽勋局，颁发勋位，孙中山、黄兴力辞不受，吴稚晖也不肯接茬，还特意上书，极尽调侃之能事。进德会影响虽大，作为却小，从会员自律的效果来看，更像是“监守自盗”。即便如此，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仍上纲上线，攻之甚急，认为“党员以做官为污，别倡主义”造成了“误党误国”的严重后果。
吴稚晖不肯做官，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治，不问国事。1924年秋，孙中山决定挥师北伐，却忌惮与他失和的粤军大将陈炯明不肯配合，断其后路。于是吴稚晖受汪精卫之托，赴广东充当调和大使。这位花甲老人不愿看到革命阵营发生内讧，先是在曲江车站跪求孙中山宽恕陈炯明，然后又去海丰跪求陈炯明给孙中山写一封悔过书。男儿膝下有黄金，倘若不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吴稚晖又何至于情急之下，跪在别人面前哀求？就算他出以至诚，无奈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死结难以解开，最终兵戎相见，两败俱伤，南方时局急转直下，吴稚晖痛心不已。
有人说，吴稚晖下跪，是他的“撒手锏”，可惜命中率低，不能每发必中。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铲共，欲拉拢汪精卫结盟，吴稚晖居间充当说客。当时，汪精卫正享受“左派领袖”的尊荣，不甘心受制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会讨论时，他始终不肯松口。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试想，做说客的是国民党元老，他当众下跪，却徒唤奈何，于事无补，围观者也都是党国要员，却帮不上手，进不上言，一个个面面相觑，呆若木鸡，剧情如此，画风如此，是不是比任何折子戏都更为精彩？
孙中山弥留之际，国民党元老为其政治遗嘱定名，一度莫衷一是。有人主张用“遗诰”的名义，有人主张用“遗命”的名义，吴稚晖却提出反对意见：国民党以平民主义、共和精神为依皈，不宜沾染帝王色彩，于是会议决定采用“总理遗嘱”的名义对外发布。吴稚晖与孙中山相识二十年，他对孙中山的人格力量是衷心折服的，但他对孙中山的某些做法和主张（比如聘请苏联顾问、联俄、容共）并不赞同。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对迅速崛起的政界、军界明星蒋介石刮目相看，激赏不已，此后二十多年，他为蒋家父子效忠，可谓披肝沥胆，殚精竭虑。每到危难时期，必以大护法的身份拼命护法，以大智囊的角色出谋划策，蒋介石感铭五内，投桃报李，对吴稚晖礼遇之优渥，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遭遇车祸，不幸身亡，蒋介石决定请出吴稚晖继任此职。诱惑足够大，垂涎者足够多，吴稚晖却敬谢不敏，自喻为“闯进大觀园的刘姥姥”，难膺此重任。在孔子强调的君子“三戒”中，第三戒是“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吴稚晖年近八旬，不贪取国中首屈一指的名位，足证他不肯做官的定力确有八九分成色。
数十年间，吴稚晖无官一身轻，他具有自知之明，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别人干得欢，他却做不来，何况他喜欢仗着胆子撰文说话，依着性子处事待人，得罪了各党各派不少头面角色，日陷非议与讪骂之中。他的侄孙女吴续新说过一句大实话：“我叔公的长处，就是不做官。他对一切都大而化之。如果他做官的话，也一定是个昏官。”应该说，这样的判断是符合逻辑的。
一位典型的灰调人物是不可能黑白分明的。吴稚晖浑身是料，集合了近现代知识精英的诸多思想矛盾，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又有西方近代文明的花叶，其政治主张变化多端，言行文字诡异无比，被人视为奇葩和怪胎，就不难理解了。有人说：一位胖子的体内必定藏着一位瘦子。同理可得：一位“粗人”的体内也可能藏着一位“狠人”。吴稚晖晚年效忠于蒋介石，可谓愚忠和死忠，他为蒋氏父子出手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亦毋庸讳言，但这也只是其人生千姿百态中的数姿数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