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口因素当然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
《同舟共进》：您这几年一直强调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源在于人口问题，但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您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周天勇：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20年前是上升的话，那么20年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地是上升的，也就是说，二者之间通常会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20年前出生的人口，到了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成为劳动主力；同时，这一群体也成为消费主力，他们要买车、买房，以及结婚生子带来消费。从1987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就开始下降，1994～1997年更是出现大拐弯。在这20年后，差不多正好赶上“十三五”（2016-2020），正是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这是我的第一个依据。第二个依据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短期内导致儿童或少年群体的绝对数量收缩，这就势必影响到幼儿、教育及其它相关消费。
第三个依据来自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经济波动从长周期看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固定资产更新，以及人口增长的波动。第四，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支持我的看法，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20年前的人口增长下行确实影响了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最后，从全球范围看，人口低增长、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比较低。
而且，只有中国大陆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其它国家像日本、韓国、新加坡等也有计划生育，但它们实行的都是指导性计划生育，没有像我们这样实行严格的“城市一孩制、农村一孩半”。这些国家的提法大多是“两个刚刚好，三个有点多”，而且没有强制，即使生了三个也不会被罚款，不会被单位开除，地区领导更不会因此而被一票否决。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会增长出来的人口没有了，肯定会影响生产和消费，怎么不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呢？
中国传统工业化阶段提前结束
《同舟共进》：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格局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周天勇：第一个影响是经济主力人口突然收缩，进而导致消费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带来生产的全面过剩。特别是像汽车这样的消费品，影响会尤其明显，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一些城市的住宅具备投资属性的话，肯定也会大幅过剩了，不然就不会有“去库存”的问题。
第二个深层次影响是生产的全面过剩，进而导致了传统工业化的提前结束，大概提前了10～15年。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阶段后，会处于增长速度在8%以上的高速增长期，这个阶段一旦结束，经济增长速度也就降下来。如果不曾实行计划生育，我估计高速增长还能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像东亚一些国家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我认为也还有10到15年的高速增长时间。林毅夫之前说，中国经济还能维持20年的8%高速增长，但为什么没能实现？原因就是人口增长减慢了。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未富先老”。像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是先富后老，虽然经济也低迷，但毕竟是富了以后才发生的情况，不像中国这样还没有富，经济就已经出问题了。
人口增长的规律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演变为“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最后再过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中间的一段就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但是计划生育对这个阶段的限制太过厉害，这就导致10到20年以后，推动工业化的人口大幅减少。
因强制性计划生育而减少的人口大概有2.17亿，设想一下，如果有这2.17亿人，他们肯定对房子、车子等有消费需求。据我估算，8%以上的高速增长持续10年的话，到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1.3万～1.4万美元；持续15年的话，到2026年就可能达到1.8万～1.9万美元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就是因为缺了人，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水平，这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
生育率越高的民族就越壮大
《同舟共进》：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观点跟您的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当下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口红利消退的问题，主张中国的劳动力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当务之急应该是提高人口质量而非数量。
周天勇：首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有一个年老和年轻的问题，人口红利消失首先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再过10年、20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肯定比现在严重，到时候社会上老年人很多，年轻劳动力很少，那这个社会还能有创造力和活力吗？因为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显然要比年轻人慢，提高老年人的素质恐怕要比年轻人困难很多吧？
其次，人口红利不光是指劳动的红利，而是劳动和消费两个方面的红利。人口规模下降以后，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产品数量却不见得会下降，但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如果没人消费，就会大量过剩。以生产彩电为例，以前一个人生产一台彩电，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现在用彩电的人减少了一半，生产的彩电却增加了，因为一个人可以生产两台了，那么生产能不过剩吗？
第三，从抚养结构上看，只有均衡的人口结构对抚养是最有利的，也就是说，两个年轻人抚养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样的抚养比是合理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一对独生子女夫妻要抚养双方四个老人，这样的抚养结构极不合理。这会导致一个家庭大量的精力、成本都花费在抚养而不是创造上。
《同舟共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老龄化问题对中国而言没有那么迫切，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和计生政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从全球范围看，很多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地进入老龄化了，中国也是这样。您怎么看？
周天勇：从与人本身相关的因素而言，生育率首先同宗教和文化传统有关，比方说伊斯兰教不允许堕胎，生育率自然就高；其次，生育率还同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相关，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相应提高，抚养成本便随之上升，这样生育率就会下降了。比方说德国等国家，虽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但要注意到的是，这个过程在德国等国家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 如果中国与德国的情况相若，那么即使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下来。但是我们的计划生育就好比挖了一锹，生育率下降得更厉害了。就如我前边所说，人家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长远看，生育率越高的民族就越壮大，生育率低的民族会自然萎缩，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加速了这个萎缩进程。这就好比，每个人都会老，但别人活到90岁才显老，你50岁就衰老得不行了。所以我认为，那些说中国现在的老龄化和计生政策没有关系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同舟共进》：您刚才的阐述实际上是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消退，而且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常大，那么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周天勇：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应对，刺激人口增长。第一也是最积极的措施，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也就是一个家庭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全面放开，不是什么二胎三胎。
第二，对未婚先孕要宽容对待，从法律政策上给予允许。
第三，放开和鼓励收养，比如说有的家庭生了三四个孩子，可是经济困难养不起，而有的家庭不愿生孩子，或者只生了一个，甚至生不了，就可以鼓励他们收养。现在的《收养法》对此有诸多限制，应该进行修改。
第四，可以放开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移民，用移民来补充我们的人口；海外的华人华侨，愿意回来的也要尽可能欢迎。
第五，政府有必要对幼儿、托儿进行义务教育，國家花钱抚养。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很多父母因为养孩子而丢掉工作。
第六，要减免多孩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包括以后可能实行的房产税等，生得越多就可以抵税越多。
《同舟共进》：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生育率过低，那么理想的生育率是多少？
周天勇：我国的生育率太低了，2015年只有1.05，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一个孩子。考虑到婴儿死亡率、早逝等因素，理想的生育率是2.1、2.2左右，只有维持这个生育率，一个民族才不会萎缩，并且人口结构始终是合理的。
《同舟共进》：但有不少人担心，这个生育率会导致中国的人口规模过大，带来资源不足、粮食匮乏等问题。
周天勇：类似的观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那时候的人在担忧，再过几年煤就挖完了，石油就没了，诸如此类。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到今天，中国的煤过剩了，石油、燃气的产量也越来越多，另外还发现了不少新能源。至于说粮食不够，在18世纪到20世纪可以成为限制生育的一个理由，但到了今天，总的来说是粮食产量越来越多，超过需求。有了化纤以后，衣服等纺织品也是严重过剩了。
再者，生育率在2.1、2.2的水平上时，人口规模是维持不变，不会增加的。
《同舟共进》：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开始实施，您认为能改善生育率过低的局面吗？
周天勇：我认为效果不大。首先，全面二孩放开后，有的人即使有生育意愿，但是已经过了生育期，比方说1970年代的人很多就生不了了，如果早几年放开，这些人还能生。第二，20多岁的年轻人基本上没考虑生二胎，不少人会觉得负担太重，一个孩子都忙不过来，物价尤其是房价这么高，生了也养不起。第三，对不少家庭而言，生二胎就意味着夫妻其中一方得辞掉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压力将更加沉重。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目前对未婚生育严格限制，不少年轻人未婚怀孕后会选择打胎，收养也受到各种限制。总之，总体政策的基调仍然是不让多生，提高生育率的效果自然不会特别明显。
延迟退休是不得已的办法
《同舟共进》：为了应对人口红利消退，现在有些主张引起颇大争议，比方说延迟退休。
周天勇：我认为，延迟退休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原因是：第一，劳动力不够用；第二，更重要的是养老金不够用。美国、日本、欧洲的退休年龄都已延长到67岁，而且这些国家的养老金总体上还是够用的，因为它们的人口结构相对合理。他们交的养老金都是自己养自己，可以在工作中提取，而且养老金覆盖面较大。
我国是什么情况呢？首先，我们在工作中没法提取自己的养老金，因为我们的养老金要用来养现在的老人。其次，受计划生育影响，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工作交养老金，却至少有两个老人需要养老金。再加上以前养老金的覆盖面比较小，有的人根本没有交过，这就导致养老金缺口过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延迟退休的办法。延迟退休也就是延长劳动年龄，比方说延长到65岁，那就相当于一个人要多工作5年，相应地就要多交5年养老金，再算上少领5年，来回一算就是10年。如果说美、日、欧是因为通胀导致过去交的养老金贬值，进而出现缺口，不得不延迟退休年龄到67岁的话，那相比之下，中国的形势还要严峻得多。
即便不考虑通胀因素，中国目前这种下一代人养上一代人的模式也会有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在未来的人口结构中，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这么大的缺口，恐怕以后得变卖国有资产进行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得住，或者售卖国有土地来进行补充，不然根本无法平衡。另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延长劳动年龄，比如说延迟退休到70岁，才有可能让养老金体系趋于平衡。
《同舟共进》：变卖国有资产来维持养老金体系平衡，这样做的阻力会不会很大？
周天勇：国有资产目前有100多万亿，当然有的是负债，净资产可能是50万亿左右。万一到时养老金实在不够，那就只能卖国有资产了。这个阻力不会大，像山东就已经转了30亿国有资产进入养老金。现在也有把国企利润划转到养老金，但国企利润普遍不高。有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直接把股权转到养老金，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办法。
改变经济下行，唯有突破性改革
《同舟共进》：您刚才主要围绕人口因素来谈经济下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跳出人口这个角度，人口红利消退有没有其它的一些替代性方案呢？
周天勇：我刚才讲的尽快补充人口，实际上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补充的这些人口，也得到20年后，也就是2036～2037年才能开始发力。除此以外，我认为当下首要的是进行大力度的突破性改革，比方说降低企业成本，以及颠覆性的技术。 从过往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看，每一次经济下行时，都是靠大力度的突破性改革撑起来的。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经济复苏。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下滑，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申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再次快速增长。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又开始下滑，此后我们加入了WTO，又撑起来一波高速增长，一直到2010年。2012年后，就再次下滑了，而且下滑力度逐步加大，這种趋势直到现在仍未改变。想要改变下滑趋势，唯有实行突破性改革。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第二，大力度的突破性改革把经济增长速度撑起来以后，过了几年又会慢下来，因为每次改革的动能是边际递减的。所以到了2025～2027年这个阶段，应该靠颠覆性的技术，也就是进行一波产业革命，这样高速增长又会延续一段时间。
第三，如果我们在2017年就开始全面放开人口政策，而且采用我刚才说的那些措施，那么到2037年的时候，又会有一波新的增长，这一波增长由人口带动。
如果未来能有这三波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完全可以完成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使命。否则，在全球民族之林中，中国的竞争力就很成问题了。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被“拖老”了
《同舟共进》：您曾提过人口迁移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一些帮助，现在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做得不是很够，您有什么建议？
周天勇：人口迁移过去主要是被卡住了。一部分人进不了城，集中堆在农村，原本他们在城市里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我们把这种迁移给挡住了。另外，一些老人从农村出来后，不能融入城市，最后又回到农村，回去后就会形成消费塌陷。因为这群老人没挣到钱，或者挣的钱给孩子上学用了，他们的生活不如城市人宽裕。就消费水平而言，我估计农村能有城市1/10就不错了。这就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
下一步是看多少人能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我认为主要取决于户籍、公共服务、房价以及社会保障这几个因素。户籍方面不用多说，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户籍改革；房价方面，政府要么推出一些低价公租房，要么把房价压下来，让更多人买得起房；社会保障方面可做的就更多，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做好了，都会推动经济增长。此外，人口从低收入地区迁移到高收入地区，工资增加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增长。
《同舟共进》：这也是不少人说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机会的原因。
周天勇：但城镇化现在也出了问题，城镇化的力度没有预期的那么大。这是因为很多问题被“拖老”了。本来，农民到城市工作，可以进城安家，但因为户籍等因素的阻碍安不了家，等到年龄大了，就再没有进城的动力了。这就好比很多机关干部本来可以学驾车的，但因为公车制度老不改，他们就总靠司机，到五六十岁了，还学什么车？这就是“拖老规律”。现在有6亿人在农村，许多是因为年纪大了不愿意再进城，这就使城镇化的过程受阻。
《同舟共进》：人口迁移为什么能推动经济增长？
周天勇：这是因为，人口越往大城市集中，创造的GDP就越高。当然，这也会有一个负面作用，就是集中程度越高的城市，生育率就越低。这是一个两难。像日本东京的市中心生育率是0.8左右，到东京郊区逐级上升，再到中等城市、小城市以及农村，就会越来越高。因此，从人口角度看，大中小城市要有合理的分布。我们可以在发展县城经济这方面想更多办法，然后就是改革行政层级，比如取消地级市这个层级，使县一级获得更大权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不能把所有人都吸引到特大城市，因为这会助推这些地方的房价，然后导致生育率低下，给整个民族的人口发展带来不利。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您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采取一些限制人口的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周天勇：我认为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限制人口肯定不利，因为人口越往大城市集中，经济增长越快。当然这也会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是从总的贡献来看，人口集中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更大。我以前也一直赞同不要干预、更不要限制人口流动，但是看了日本这些年的情况，发现人越往大城市集中，生育率越低。很多人在县城可能生两个，但到了大城市可能就选择生一个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所以我认为从民族的长远发展着想，鼓励人们都往大城市集中对人口繁衍是不利的。
机器人取代人成为劳动力，可能带来社会动荡
《同舟共进》：跟技术有关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不用特别担心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因为在未来机器人会取代人，成为新的劳动力。
周天勇：实际上，机器人有利有弊。可以假设一种极端情况：所有的生产和服务都由机器人来提供。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作用体现在哪？人为什么要劳动？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除非一个人特别有钱，否则他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获得收入，进而分配财富。但假如所有产品都由机器人制造，那他就不能获得收入，也就无从分配财富。
再做一种设想，假如80%工作是机器人完成的，那么只有20%的人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机器人创造的80%收入归谁了呢？归了资本所有者。这不就生产过剩了吗？因为没有足够的人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得收入，继而就没有支付了。过去我们说劳动者创造价值，价值等于货币，领着货币就可以到市场上买东西了。现在有机器人，就不需要人来创造价值了。你想创造价值，我也不需要了。这样问题就出现了。
《同舟共进》：这还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周天勇：对，比如说发明一项技术，挖煤可以由机器人完成，那么挖煤工人就下岗了；餐馆发明一个送菜机器人，那么服务员就下岗了。我注意到，亚马逊公司最近在推广无人超市，就是整个商场没有一个售货员，顾客买东西只需要用手机支付即可。据报道这会影响到美国350万售货员的就业。试想，如果各行各业都这么做，将会影响多少人？我认为，所谓的机器人替代劳动者，至少会带来财富分配不公、生产过剩和社会失序等多种问题。经济运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复杂过程，一旦机器人在各行各业大行其道，真的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
《同舟共进》：您这几年一直强调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源在于人口问题，但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您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周天勇：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20年前是上升的话，那么20年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地是上升的，也就是说，二者之间通常会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20年前出生的人口，到了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成为劳动主力；同时，这一群体也成为消费主力，他们要买车、买房，以及结婚生子带来消费。从1987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就开始下降，1994～1997年更是出现大拐弯。在这20年后，差不多正好赶上“十三五”（2016-2020），正是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这是我的第一个依据。第二个依据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短期内导致儿童或少年群体的绝对数量收缩，这就势必影响到幼儿、教育及其它相关消费。
第三个依据来自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经济波动从长周期看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固定资产更新，以及人口增长的波动。第四，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支持我的看法，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20年前的人口增长下行确实影响了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最后，从全球范围看，人口低增长、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比较低。
而且，只有中国大陆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其它国家像日本、韓国、新加坡等也有计划生育，但它们实行的都是指导性计划生育，没有像我们这样实行严格的“城市一孩制、农村一孩半”。这些国家的提法大多是“两个刚刚好，三个有点多”，而且没有强制，即使生了三个也不会被罚款，不会被单位开除，地区领导更不会因此而被一票否决。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会增长出来的人口没有了，肯定会影响生产和消费，怎么不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呢？
中国传统工业化阶段提前结束
《同舟共进》：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格局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周天勇：第一个影响是经济主力人口突然收缩，进而导致消费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带来生产的全面过剩。特别是像汽车这样的消费品，影响会尤其明显，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一些城市的住宅具备投资属性的话，肯定也会大幅过剩了，不然就不会有“去库存”的问题。
第二个深层次影响是生产的全面过剩，进而导致了传统工业化的提前结束，大概提前了10～15年。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阶段后，会处于增长速度在8%以上的高速增长期，这个阶段一旦结束，经济增长速度也就降下来。如果不曾实行计划生育，我估计高速增长还能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像东亚一些国家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我认为也还有10到15年的高速增长时间。林毅夫之前说，中国经济还能维持20年的8%高速增长，但为什么没能实现？原因就是人口增长减慢了。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未富先老”。像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是先富后老，虽然经济也低迷，但毕竟是富了以后才发生的情况，不像中国这样还没有富，经济就已经出问题了。
人口增长的规律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演变为“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最后再过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中间的一段就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但是计划生育对这个阶段的限制太过厉害，这就导致10到20年以后，推动工业化的人口大幅减少。
因强制性计划生育而减少的人口大概有2.17亿，设想一下，如果有这2.17亿人，他们肯定对房子、车子等有消费需求。据我估算，8%以上的高速增长持续10年的话，到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1.3万～1.4万美元；持续15年的话，到2026年就可能达到1.8万～1.9万美元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就是因为缺了人，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水平，这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
生育率越高的民族就越壮大
《同舟共进》：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观点跟您的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当下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口红利消退的问题，主张中国的劳动力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当务之急应该是提高人口质量而非数量。
周天勇：首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有一个年老和年轻的问题，人口红利消失首先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再过10年、20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肯定比现在严重，到时候社会上老年人很多，年轻劳动力很少，那这个社会还能有创造力和活力吗？因为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显然要比年轻人慢，提高老年人的素质恐怕要比年轻人困难很多吧？
其次，人口红利不光是指劳动的红利，而是劳动和消费两个方面的红利。人口规模下降以后，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产品数量却不见得会下降，但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如果没人消费，就会大量过剩。以生产彩电为例，以前一个人生产一台彩电，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现在用彩电的人减少了一半，生产的彩电却增加了，因为一个人可以生产两台了，那么生产能不过剩吗？
第三，从抚养结构上看，只有均衡的人口结构对抚养是最有利的，也就是说，两个年轻人抚养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样的抚养比是合理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一对独生子女夫妻要抚养双方四个老人，这样的抚养结构极不合理。这会导致一个家庭大量的精力、成本都花费在抚养而不是创造上。
《同舟共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老龄化问题对中国而言没有那么迫切，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和计生政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从全球范围看，很多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地进入老龄化了，中国也是这样。您怎么看？
周天勇：从与人本身相关的因素而言，生育率首先同宗教和文化传统有关，比方说伊斯兰教不允许堕胎，生育率自然就高；其次，生育率还同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相关，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相应提高，抚养成本便随之上升，这样生育率就会下降了。比方说德国等国家，虽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但要注意到的是，这个过程在德国等国家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 如果中国与德国的情况相若，那么即使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下来。但是我们的计划生育就好比挖了一锹，生育率下降得更厉害了。就如我前边所说，人家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长远看，生育率越高的民族就越壮大，生育率低的民族会自然萎缩，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加速了这个萎缩进程。这就好比，每个人都会老，但别人活到90岁才显老，你50岁就衰老得不行了。所以我认为，那些说中国现在的老龄化和计生政策没有关系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同舟共进》：您刚才的阐述实际上是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消退，而且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常大，那么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周天勇：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应对，刺激人口增长。第一也是最积极的措施，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也就是一个家庭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全面放开，不是什么二胎三胎。
第二，对未婚先孕要宽容对待，从法律政策上给予允许。
第三，放开和鼓励收养，比如说有的家庭生了三四个孩子，可是经济困难养不起，而有的家庭不愿生孩子，或者只生了一个，甚至生不了，就可以鼓励他们收养。现在的《收养法》对此有诸多限制，应该进行修改。
第四，可以放开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移民，用移民来补充我们的人口；海外的华人华侨，愿意回来的也要尽可能欢迎。
第五，政府有必要对幼儿、托儿进行义务教育，國家花钱抚养。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很多父母因为养孩子而丢掉工作。
第六，要减免多孩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包括以后可能实行的房产税等，生得越多就可以抵税越多。
《同舟共进》：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生育率过低，那么理想的生育率是多少？
周天勇：我国的生育率太低了，2015年只有1.05，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一个孩子。考虑到婴儿死亡率、早逝等因素，理想的生育率是2.1、2.2左右，只有维持这个生育率，一个民族才不会萎缩，并且人口结构始终是合理的。
《同舟共进》：但有不少人担心，这个生育率会导致中国的人口规模过大，带来资源不足、粮食匮乏等问题。
周天勇：类似的观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那时候的人在担忧，再过几年煤就挖完了，石油就没了，诸如此类。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到今天，中国的煤过剩了，石油、燃气的产量也越来越多，另外还发现了不少新能源。至于说粮食不够，在18世纪到20世纪可以成为限制生育的一个理由，但到了今天，总的来说是粮食产量越来越多，超过需求。有了化纤以后，衣服等纺织品也是严重过剩了。
再者，生育率在2.1、2.2的水平上时，人口规模是维持不变，不会增加的。
《同舟共进》：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开始实施，您认为能改善生育率过低的局面吗？
周天勇：我认为效果不大。首先，全面二孩放开后，有的人即使有生育意愿，但是已经过了生育期，比方说1970年代的人很多就生不了了，如果早几年放开，这些人还能生。第二，20多岁的年轻人基本上没考虑生二胎，不少人会觉得负担太重，一个孩子都忙不过来，物价尤其是房价这么高，生了也养不起。第三，对不少家庭而言，生二胎就意味着夫妻其中一方得辞掉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压力将更加沉重。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目前对未婚生育严格限制，不少年轻人未婚怀孕后会选择打胎，收养也受到各种限制。总之，总体政策的基调仍然是不让多生，提高生育率的效果自然不会特别明显。
延迟退休是不得已的办法
《同舟共进》：为了应对人口红利消退，现在有些主张引起颇大争议，比方说延迟退休。
周天勇：我认为，延迟退休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原因是：第一，劳动力不够用；第二，更重要的是养老金不够用。美国、日本、欧洲的退休年龄都已延长到67岁，而且这些国家的养老金总体上还是够用的，因为它们的人口结构相对合理。他们交的养老金都是自己养自己，可以在工作中提取，而且养老金覆盖面较大。
我国是什么情况呢？首先，我们在工作中没法提取自己的养老金，因为我们的养老金要用来养现在的老人。其次，受计划生育影响，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工作交养老金，却至少有两个老人需要养老金。再加上以前养老金的覆盖面比较小，有的人根本没有交过，这就导致养老金缺口过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延迟退休的办法。延迟退休也就是延长劳动年龄，比方说延长到65岁，那就相当于一个人要多工作5年，相应地就要多交5年养老金，再算上少领5年，来回一算就是10年。如果说美、日、欧是因为通胀导致过去交的养老金贬值，进而出现缺口，不得不延迟退休年龄到67岁的话，那相比之下，中国的形势还要严峻得多。
即便不考虑通胀因素，中国目前这种下一代人养上一代人的模式也会有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在未来的人口结构中，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这么大的缺口，恐怕以后得变卖国有资产进行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得住，或者售卖国有土地来进行补充，不然根本无法平衡。另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延长劳动年龄，比如说延迟退休到70岁，才有可能让养老金体系趋于平衡。
《同舟共进》：变卖国有资产来维持养老金体系平衡，这样做的阻力会不会很大？
周天勇：国有资产目前有100多万亿，当然有的是负债，净资产可能是50万亿左右。万一到时养老金实在不够，那就只能卖国有资产了。这个阻力不会大，像山东就已经转了30亿国有资产进入养老金。现在也有把国企利润划转到养老金，但国企利润普遍不高。有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直接把股权转到养老金，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办法。
改变经济下行，唯有突破性改革
《同舟共进》：您刚才主要围绕人口因素来谈经济下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跳出人口这个角度，人口红利消退有没有其它的一些替代性方案呢？
周天勇：我刚才讲的尽快补充人口，实际上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补充的这些人口，也得到20年后，也就是2036～2037年才能开始发力。除此以外，我认为当下首要的是进行大力度的突破性改革，比方说降低企业成本，以及颠覆性的技术。 从过往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看，每一次经济下行时，都是靠大力度的突破性改革撑起来的。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经济复苏。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下滑，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申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再次快速增长。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又开始下滑，此后我们加入了WTO，又撑起来一波高速增长，一直到2010年。2012年后，就再次下滑了，而且下滑力度逐步加大，這种趋势直到现在仍未改变。想要改变下滑趋势，唯有实行突破性改革。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第二，大力度的突破性改革把经济增长速度撑起来以后，过了几年又会慢下来，因为每次改革的动能是边际递减的。所以到了2025～2027年这个阶段，应该靠颠覆性的技术，也就是进行一波产业革命，这样高速增长又会延续一段时间。
第三，如果我们在2017年就开始全面放开人口政策，而且采用我刚才说的那些措施，那么到2037年的时候，又会有一波新的增长，这一波增长由人口带动。
如果未来能有这三波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完全可以完成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使命。否则，在全球民族之林中，中国的竞争力就很成问题了。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被“拖老”了
《同舟共进》：您曾提过人口迁移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一些帮助，现在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做得不是很够，您有什么建议？
周天勇：人口迁移过去主要是被卡住了。一部分人进不了城，集中堆在农村，原本他们在城市里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我们把这种迁移给挡住了。另外，一些老人从农村出来后，不能融入城市，最后又回到农村，回去后就会形成消费塌陷。因为这群老人没挣到钱，或者挣的钱给孩子上学用了，他们的生活不如城市人宽裕。就消费水平而言，我估计农村能有城市1/10就不错了。这就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
下一步是看多少人能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我认为主要取决于户籍、公共服务、房价以及社会保障这几个因素。户籍方面不用多说，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户籍改革；房价方面，政府要么推出一些低价公租房，要么把房价压下来，让更多人买得起房；社会保障方面可做的就更多，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做好了，都会推动经济增长。此外，人口从低收入地区迁移到高收入地区，工资增加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增长。
《同舟共进》：这也是不少人说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机会的原因。
周天勇：但城镇化现在也出了问题，城镇化的力度没有预期的那么大。这是因为很多问题被“拖老”了。本来，农民到城市工作，可以进城安家，但因为户籍等因素的阻碍安不了家，等到年龄大了，就再没有进城的动力了。这就好比很多机关干部本来可以学驾车的，但因为公车制度老不改，他们就总靠司机，到五六十岁了，还学什么车？这就是“拖老规律”。现在有6亿人在农村，许多是因为年纪大了不愿意再进城，这就使城镇化的过程受阻。
《同舟共进》：人口迁移为什么能推动经济增长？
周天勇：这是因为，人口越往大城市集中，创造的GDP就越高。当然，这也会有一个负面作用，就是集中程度越高的城市，生育率就越低。这是一个两难。像日本东京的市中心生育率是0.8左右，到东京郊区逐级上升，再到中等城市、小城市以及农村，就会越来越高。因此，从人口角度看，大中小城市要有合理的分布。我们可以在发展县城经济这方面想更多办法，然后就是改革行政层级，比如取消地级市这个层级，使县一级获得更大权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不能把所有人都吸引到特大城市，因为这会助推这些地方的房价，然后导致生育率低下，给整个民族的人口发展带来不利。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您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采取一些限制人口的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周天勇：我认为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限制人口肯定不利，因为人口越往大城市集中，经济增长越快。当然这也会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是从总的贡献来看，人口集中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更大。我以前也一直赞同不要干预、更不要限制人口流动，但是看了日本这些年的情况，发现人越往大城市集中，生育率越低。很多人在县城可能生两个，但到了大城市可能就选择生一个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所以我认为从民族的长远发展着想，鼓励人们都往大城市集中对人口繁衍是不利的。
机器人取代人成为劳动力，可能带来社会动荡
《同舟共进》：跟技术有关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不用特别担心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因为在未来机器人会取代人，成为新的劳动力。
周天勇：实际上，机器人有利有弊。可以假设一种极端情况：所有的生产和服务都由机器人来提供。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作用体现在哪？人为什么要劳动？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除非一个人特别有钱，否则他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获得收入，进而分配财富。但假如所有产品都由机器人制造，那他就不能获得收入，也就无从分配财富。
再做一种设想，假如80%工作是机器人完成的，那么只有20%的人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机器人创造的80%收入归谁了呢？归了资本所有者。这不就生产过剩了吗？因为没有足够的人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得收入，继而就没有支付了。过去我们说劳动者创造价值，价值等于货币，领着货币就可以到市场上买东西了。现在有机器人，就不需要人来创造价值了。你想创造价值，我也不需要了。这样问题就出现了。
《同舟共进》：这还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周天勇：对，比如说发明一项技术，挖煤可以由机器人完成，那么挖煤工人就下岗了；餐馆发明一个送菜机器人，那么服务员就下岗了。我注意到，亚马逊公司最近在推广无人超市，就是整个商场没有一个售货员，顾客买东西只需要用手机支付即可。据报道这会影响到美国350万售货员的就业。试想，如果各行各业都这么做，将会影响多少人？我认为，所谓的机器人替代劳动者，至少会带来财富分配不公、生产过剩和社会失序等多种问题。经济运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复杂过程，一旦机器人在各行各业大行其道，真的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