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法国学者罗伯特·如尔曼在南京听了康重华的《三国》之后，表示“得到了艺术与诗的享受”。而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中文版自序里说，他的这本书“只限于研究书面上的民间作品，如《三国志平话》及现代的说书，包括北京的评书、扬州的评话，还研究苏州的评弹及民间传说”。他所依据的研究资料，就是扬州评话康重华的《三国》、苏州评话张国良的《三国》等。由此观之，康派《三国》对“三国”的故事流传有着不小的贡献。而在提倡文化自信、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全面复兴的当下，我们就有必要对康派《三国》的艺术精华作一精细地梳理。

一、变革——无中生有

　　康派《三国》的源头，可追溯至李国辉创编的《三国》。李门《三国》艺术状态如何，因现存资料较少，今人管窥而难见全豹。但以其弟子的出色，不难想见李国辉的风采和艺术成就。李门弟子杰出者众多，开派者有八，有书迷称这八个弟子为“八骏马”。而康国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康派《三国》中，“中三国”别具一功。该段书起自刘备三顾茅庐，终于曹操兵败华容道。在我看来，这段故事在扬州评话《三国》中不能算是最精彩的，但是，从康国华到康又华再到康重华，他们三代人始终秉持固本培元、有的放矢的创新态度，将自己的个性风格、表演特色、理解角度充分融入到作品中，力求描述情境与刻画人物的技巧和手段能年年新、月月新、日日新。正是这样的艺术积累，为康派“中三国”赋予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也为听众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三国世界”。
　　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刘旭东曾表示，康派《三国》的创新之法中，“无中生有”四字最是关键，用于“中三国”尤为贴切。如《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这“三把火”，口述文字就有120多万字，而《三国演义》全书字数也不过64万左右。由此观之，这“三把火”在内容延展和人物刻画方面细致到了何种程度。如在“曹操兵败华容道”这段故事中，孔明点将杀曹，却始终不用关羽，关羽又气又急，怒而请命。孔明方把最后一道关卡交给关羽。在关羽立下生死状后，孔明又反复叮嘱他，“你（由埋伏处）领兵出来，见了曹操，切不可跟他答话，上去一刀将曹操挥为两段……”“切不可跟他答话”。孔明的“婆婆嘴”实际上“润物细无声”地写实了关羽和曹操的性格并勾起了听众的好奇心：前者的信义品格遇上后者的狡诈多谋时，究竟会产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呢？而后的情节发展证明，孔明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关羽面对曹操，几乎忘记了军师的叮嘱，与狡诈善辩的曹操展开了长篇对话，进而一步步放松警惕，软了心肠。听众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就在这种紧张到达顶点后，关羽猛然想起军令状，举刀要斩曹操。此时听众的心放下了，曹操却紧张了。但后者临危不乱，一番说辞句句锋如利刃，字字力重千钧。最终把华容道上的关羽从“忠”与“义”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他宁愿受戮，不愿负义，毅然放走了曹操。而随着曹操的脱逃，听众的心也从平地慢慢滑入谷底——是痛惜？是失望？是怨恨？恐怕连听众自己都说不分明。
　　这段书用一波三折、层层推进的情节牢牢抓住了听众，让台上台下进入“融情”的同频共振境界。而此例不孤，康派“中三国”中比比皆是。
　　如在“草船借箭”中，孔明在船仓中谈笑自若，只借桌上酒斗的倾斜度便精确算出了“借”到的利箭数量；在“舌战群儒”中，康氏以孔明为中心，详细交代了每一位东吴谋士所处的位置，再通过调整说话的腔调与语速，辅以细微的转头与审视，不用一一赘述，听众自然明白哪一回合孔明面对的是谁。如此洗练的表演手法，意、力、韵、趣“四要”皆备，极有“写意”之美，更体现出康氏过硬的细节处置功夫。

二、创新——砺久而能

　　《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这“三把火”，好听、好懂、好记、好传，百余年来，扬州城中便是不听书的，多半也听得熟了。如此难免给人错觉，似乎这说着不难。可莲花香远，其心苦甚。要成就这说书艺术中与诸峰群岳相异的碧峤，康氏实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困苦。
　　“三国”故事传遍大江南北，表演方式层出不穷。而从清末至民国，扬州地区擅说评话《三国》的艺人，有名有姓者就有几十位之多。他们的父母妻儿，就指着艺人们那张说书的嘴养活。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扬州評话界，掺不得半点虚名、容不了一丝偷懒。吴派《三国》的开山者吴国良，也是“八骏马”之一，是李国辉的关门弟子，与康国华交情莫逆，数十年如一日。两家的第二代，吴少良与康又华同样亲如兄弟。两位年轻人立身书坛三十年，携手传美名，均为深受听众欢迎的《三国》传人。然而就在吴国良63岁那年，47岁的吴少良遭人陷害，被人捏造家庭丑闻。性情刚直的吴少良不堪打击，吐血而亡。为养寡居的儿媳和失怙的孙子，吴国良年近古稀重新登台说书。只是老人家难忘丧子止痛，加之劳累过度，于1944年除夕去世，享年73岁。时人在为吴氏父子料理后事时发现，他们的遗物中除了每年都在撰写的新文稿外，自创或者收集的与“三国”有关的骈文、韵文、典章、掌故、诗词、楹联等占了大多数，由康、吴两家的世交可以推论，这些资料多半是两家共享的。遥想当年，两家两代说书人，围绕着如何说好“三国”，数十年如一日的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互相激赏。这是艺人光风霁月的生动体现，也是艺术发展的重要法门。
　　说书难，把大众都知道的书说好很难，说出自己的水平更是难上加难。听众是最慷慨也是最挑剔的评委，所以自有评话艺术以来，能久享盛名者寥寥。我们在感谢当今文化繁荣盛世的同时，还不应该忘记为评话艺术不断努力的前辈，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飞跎传》《八窍珠》《绿牡丹》《清风闸》《西游记》《万年青》《施公案》《伍子胥》等一大批经典作品。他们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创新，都是心血的结晶。
　　创新存在于人物塑造之中。康派《三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人物脸谱化、概念化。所有的人物——从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到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在保持故事整体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均在临事决断、平时相处中表现出了性格的多面性和内心活动的丰富性。为了这种创新，康氏三代不断探索，康国华与康又华都将京剧舞台表演艺术融化到了说书之中，而康重华有意改变祖父与父亲的模式，用更为亲切感人的语式替代了京腔，呈现出了另一种风味。 　　创新存在于情感的激活之中。评话艺人应该是一个好的导游，能凭着一张嘴就把听众导引进特定的历史情境，体会历史人物的内心境界。为此，说书人得有“千变万化”的本事，时而是超帅的常山赵子龙，忠肝义胆，战无不胜；时而是踌躇的奸雄曹孟德，于豪情壮志中却又暗藏心机。在书场中，说书人已不是说书人，听众已不是听众，台上与台下，大家都在扮演着、体会着某个人的情感，于书情中融情，在融情中共鸣。
　　由康重华先生口述的《火烧赤壁》，1983年由李真、张棣华整理，总字数与口述的相比，删除了很多。两位郑重地在后记中说：“我们已将这一话本的原始口述稿，一字不漏地恭笔誊抄了一份，留存于中国曲艺家协会江苏分会的艺术档案里，以待后人查阅评说。”我们坚信，两位先生的整理是认真严谨的。因为自1959年启动至1982年定稿，康重华口述整理本《火烧赤壁》，他们“整整耗蚀了二十三年”。我们同时坚信，一字不漏的口述本应该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期待的惊喜，也更能反映康派《三国》砺久为能的艺术品格。

三、融合——有容乃大

　　“一叙事文，一画，一评话，一演剧，道虽不同，而所以摹神绘色，造微入妙者，实出一辙”，这是清代扬州评话名家叶霜林的一句名言。今人试解之，就是艺术交流应该遵循互融互通之理，以我之情，以我之心，化身为你须表现的各类人物独一的身心，如此才能化他为我，融我入他，共同进步。叶霜林生于1733年，卒于1789年。而康国华生于1853年，其時叶霜林作古已逾半个世纪，但我们相信，前辈的流风遗韵绝不会因为时光飞逝而消散——事实上康国华将京剧表演的一些方法移植到康派《三国》中来，可能也是受到了叶霜林的影响。京、昆、梆、徽的戏剧名家王鸿寿擅演关羽，先后共演出过《白马坡》《华容道》《战长沙》《过五关》《灞桥挑袍》《水淹七军》《走麦城》等三十多个关羽戏，时人称之为“活关公”。一次他路过扬州，听说康国华引京剧于说书，便特地进场听书，当康国华说到关羽“显圣”时，一声京腔“还我头来！”令王鸿寿惊叹不已，后者连连谦称：“我不如也！”此外，康国华曾经向著名弹词演员张幼夫倾囊相授自己的说书经验与心得，也曾用心向弹词名家张丽夫学习吐词咬字的表演技巧。
　　所以康派的扬州评话，既不崖岸高峻，生冷勿近；也不深沟坚壁，拒人千里。康氏传人始终秉持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包容态度，在交流中淬炼自身，也在交流中帮助他人，从不担心旁门旁派会搬走他们的表演程式与艺术技艺。康派说书更是如此，康氏的《三国》“庭院”，不关门、不上锁、不设槛、不闭窗，任凭望而通透，行而自如，学而坦荡，去而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