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考古学家威廉·拉什杰教授在垃圾填埋场里摸爬滚打20多年，积累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他曾经在一层又一层垃圾下面发掘了几个40年前制作但保存完好的热狗，后来又发现了一个有25年历史但新鲜如初的生菜头。还有那坨1992年出土的鳄梨酱，让他一直疑惑不解：这些鳄梨酱竟然跟新的一样，而当年跟它一起被扔的报纸，日期上写着“1967年”。
　　那坨“永生鳄梨酱”证实了拉什杰的观点：“填埋场里的垃圾并非经历了一个生物降解的过程，它们正在变成木乃伊。”
　　许多人对一些专家称为“固态废物流”的垃圾有误解。据调查，一次性纺织品、塑料和泡沫盒等物，从体积上衡量的话，在全美国的垃圾填埋场里只占3%。拉什杰说：“如果你可以挥一挥魔法棒让所有塑料、泡沫盒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垃圾填埋场的工人也许并不能察觉到任何变化。”而填埋场里超过40%的垃圾，是像鳄梨酱这种抵制生物降解的顽固分子。

    从垃圾中洞悉人类

　　1972年，拉什杰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市启动了一项名为“垃圾计划”的考古学课题。这项研究带来了新的考古学方法，也催生一个新的考古学分支——1975年的《牛津英语词典》把它称为“垃圾学”（Garbology）。
　　垃圾学的研究宗旨，是从各种场景产生的垃圾中，洞悉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这门学科有着现实意义，给解除垃圾危机提供了一丝新希望——尽管拉什杰认为垃圾问题完全不是危机。他认为，垃圾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像水污染治理、街道清扫一样。
　　在“垃圾计划”实施的头14年，拉什杰带着一群拥有“强大的胃”（这样才能在面对垃圾时不至于呕吐）的志愿者，在美国和墨西哥一些地方挨家挨户地调查垃圾。
　　“计划开展14年后，我跟同僚说：我们可以在垃圾堆里找到有用的信息，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同僚们说：是的，这听起来很棒，但这并不是考古学，因为我们考察的‘田野’里并没有尘土。”
　　于是，1987年，拉什杰引入了考古学的挖掘方法。到1992年，他已经挖掘了15座垃圾填埋场，并煞费苦心地对25吨垃圾进行分类和编制目录。那年秋天，拉什杰在《美国文物》（这本杂志在考古学界的地位相当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之于医学界）发表了一篇关于垃圾填埋场发掘方法的文章，此后，垃圾学这门学科获得了更高层次的重视。
　　极善交际的拉什杰，是一个大嗓门且身材结实的美国中西部人士。在他看来，“正装”的概念是用一件皱巴巴的夹克搭配牛仔裤，夹克里的领带上别着一枚易拉罐形状的不锈钢别针。他看上去像一个带着一支军队在垃圾堆里巡逻的首领，而不是一个会写论文的学者。
　　拉什杰学术上的搭档叫库伦·默菲。跟拉什杰不同，这位年轻学者看起来倒有几分书生气，经常打着讲究的领结。不过他对垃圾的态度跟拉什杰一样与众不同。有人问他：“你去过挖掘垃圾的现场吗？”他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并说：“感谢上帝，我没有去过。坦白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那里呢？仅仅为了学术声誉？”对于有拖延症的拉什杰来说，远离原始材料的默菲在垃圾学研究计划里扮演的是编辑、研究者以及进度把控者的角色。
　　这对奇特的“垃圾学组合”大约在1982年邂逅。当时默菲是《威尔逊季刊》的编辑，他约拉什杰写几篇关于考古学概述的文章。尽管后来拉什杰以“垃圾研究者”闻名于世，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刻画玛雅神话中天神扎卡尔形象的一个彩色花纹陶瓶，在哈佛大学念研究生时，他研究的仍然是古玛雅文明。
　　默菲后来供职于《大西洋月刊》，他再次向拉什杰约稿。默菲希望拉什杰写一篇文章介绍他最感兴趣的学科领域——垃圾学。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大西洋月刊》的意外收获，它获得了1990年度美国国家杂志奖的提名，杂志还为之加印了15万本。
　　为了写这篇文章，拉什杰和默菲都积累了大量材料，这让他们萌生了合作写一本书的想法。垃圾学的开山之作——《垃圾之歌：垃圾的考古学研究》由此诞生。

    垃圾的研究价值

　　“垃圾计划”的某些研究结果让一些企业和环保团体又惊又喜。拉什杰说：“快餐行业和聚苯乙烯泡沫生产商看到我们的结论，觉得很开心。”
　　每次到垃圾场进行挖掘作业时，拉什杰会邀请众多环保团体到现场观摩。挖掘到报纸和电话本还好一些，如果挖出快餐包装盒，环保人士会觉得吞咽口水也并非易事。
　　不过无论是企业还是环保团体，都难以对“垃圾计划”的数据有非议。原因很简单，拉什杰说：“我们是全美唯一一个系统地对垃圾进行挖掘和分类的团体……我们希望做的是，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重要的议题上，并通过发表文章让这些議题得到更多关注。”
　　拉什杰不担心他的发现会被曲解为“尿布和塑料对环境影响不大”，因为每件进入垃圾填埋场的东西都会占据一定的空间。为了避免偏见带来的非议，“垃圾计划”的运营资金均等的来源于政府、环保团体和企业。
　　也许那些研究素材让人反胃，但挖掘方法十分优雅、精致。拉什杰的团队用起重机吊起螺旋钻，一层一层地往下挖掘，跟历史遗迹的考古挖掘现场并无二致。随着挖出来的垃圾越来越多，他们把这些素材分成了150个种类。默菲说：“这种讲究真的很棒，我拜访过他们的实验室，当时他们正在用放大镜观察一汤匙砂砾，然后仔细地称重。”
　　不过，外界对“垃圾计划”的一些描述有时会触动拉什杰敏感的神经。“他们总是说我在刨垃圾、收破烂，甚至用上了更不雅的动词。必须说明，我不是在收破烂，我是在整理垃圾。”
　　“垃圾计划”曾经完成一项对多伦多可循环项目进行评估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982年到1992年期间，多伦多推行的这一项目使得废弃旧报纸、玻璃瓶和罐头减少了50%，节约了当地垃圾填埋场20%的空间。
　　“垃圾计划”小组成员也主导了图森市的“商业废品流动”研究，尝试弄清楚到底主食盒、糖果包装和香烟盒在垃圾填埋场里占了多少空间。他们总会有各种有趣的研究途径。拉什杰说：“垃圾是丰富多彩的，这就是垃圾的研究价值。”
　　这个计划最打动拉什杰的是关于循环再利用行为的研究。尽管有很多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正在努力践行资源再生，但拉什杰并不相信这些调查结果。他过去所做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描述自己的行为时，会为了迎合主流的文化预期而不说真话。例如图森市很多妈妈会一致地声称，她们在给婴儿做食物时，用的是原生态的材料，但她们的垃圾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垃圾之歌》一书里，拉什杰引用的一篇文章，出自从底特律的克利须那神庙垃圾堆里发现的一张旧报纸。报纸上还贴着一件奥莱格·卡西尼牌服装的价格标签，以及四张当地露天汽车影院门票的票根，上面写着《山上恐怖的房子》和《夜神的尖叫》。
　　在垃圾学研究中，真相往往就藏在容量30加仑的铁罐里。
　　（小Y荐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