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当废》，其中有一段写道：
　　
　　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
　　
　　林纾推尊桐城派领袖方苞、姚鼐，谓攻击方、姚之人尽管层出不穷，但二人终究没有倒下。时在国外留学的胡适，睹此文后兴奋不已，于日记中全文抄录，并批曰：
　　
　　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所以者何？古文凡否定动词之止词，若系代名词，皆位于“不”字与动词之间。如“不我与”，“不吾知也”，“未之有也”，“未之前闻也”，皆是其例。然“踣”字乃是内动词，其下不当有止词，故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也。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胡适留学日记》，1917年4月7日）
　　胡适意谓：文言中若出现及物动词的否定式，则动词宾语（若为代名词）应倒装；而“踣”为不及物动词，后面不能跟宾语，无需倒装，所以“不之踣”不通。号称古文大家的林纾，自己文章竟然出现如此不通的语病，这在当时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以林纾为代表的传统古文阵营声名扫地。胡适后来还“得寸进尺”，以此为北大招生的考题。1936年国文考卷文法改错题下，就有一小题：“方姚卒不之踣”。1937年，时值林纾古文“不通”二十周年，署名“蔷薇园主”的一部章回体小说《五四历史演义》问世，“方姚卒不之踣”也被写入小说，以为讥讽的材料。
　　最近，学界有人试图为林纾翻案，如程巍《为林琴南一辨——“方姚卒不之踣”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9期），认为“踣”也可以作为及物动词使用，又认为“之”字有“至”意，“不之踣”即“不至踣”。其后，郭德茂《重析“方姚卒不之踣”的乖谬及其论争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予以反驳，主张此案翻不过来，认为林纾原文若改作“方姚卒不踣”、“方姚卒不因之踣”、“方姚卒不踣之”三者皆可通，唯独林纾自己的“方姚卒不之踣”不通。
　　其实，在文言文中，“不之踣”恰恰可以表达“不因之踣”的含义，虽然字面中没有出现“因”字。这样的用法，在古代文献中并不罕见，如：
　　
　　元戴良《论王珪》：“当高宗立武后之际，遂良为之叩头出血，而帝心终不之回者，无他故焉。”（《九灵山房集》卷四）
　　明李梦阳《东山书院重建碑》：“又曰东峰，孤峻而风书院合徙中峰，中峰妥而结，有龙池焉，炎暵不之竭也”（《空同集》卷四十二）
　　明李梦阳《物理篇》第三：“宁陵符生，旧称老鸦符家，言环庄树皆鸦，每鸣噪，妨人语，今多事来鸦，（鸦）亦不之来。”（《空同集》卷六十五）
　　
　　以上三例中，“不之回”、“不之竭”、“不之来”都可以表达“不因之回”、“不因之竭”、“不因之来”的意思。“回”、“竭”、“来”在上引原文语境中，都是不及物动词（即胡适所谓内动词）。同理可证，林纾“方姚卒不之踣”完全可以表达“方姚卒不因之踣”的意思，即方苞、姚鼐最终没有因为众人的攻击而跌倒，符合正常的语法规范，并非不通。
　　二
　　翻林纾的案不难，难的是反省林、胡之争。笔者的论证方法与胡适、程文、郭文其实无本质区别，虽所引材料不同、观点不同，但我们仍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用现代语言学的语法分析来处理古代文献，用西方语言学的一套语法理论来“肢解”中国古代活生生的语言材料。而事实上，文言文的语言现象往往呈现出自由、多变的特点，某些情况下是不能与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相接榫的。“之”字即是最能代表文言文语言特性的一个例子。
　　即使不把“卒不之踣”理解为“卒不因之踣”，仅仅把“卒不之踣”中的“之”视作一个“多馀”的字，这在中国古代语言现象中仍是正常的，林纾的用法仍不可厚非的，如以下三则材料：
　　
　　明林弼《萧昶传》：“呜呼！患难相恤，已不之暇，而厚义薄利，周人之急，有若昶者，诚未易能也。”（《林登州集》卷二十一）
　　明周是修《思存堂记》：“世之为子者，亲在而或不之敬，没而或不之思，思而或不之久。”（《刍荛集》卷六）
　　明宗臣《赠赵公叙》：“傅严视诸子，诸子尚窃时时嬉。强子隆子嬉，乃子隆子不之嬉也。独抱书危坐，终日读。”（《宗子相集》卷十二）
　　
　　以上“不之暇”、“不之久”、“不之嬉”的“之”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暇”、“久”、“嬉”皆不及物。而古人所以舍不得丢弃多余的“之”，无他，增强语感也，或助整饬纡徐之美（如上引《思存堂记》），或益错落跌宕之姿（如上引《赠赵公叔》），林纾“卒不之踣”亦不外乎如此。
　　三
　　古代塾师教文，未尝特意教语法，但令熟读前人名作，含咏沉潜，反复有年，自能得心应手。古代文章学著作也甚少谈及语法，文章的语感艺术效果才是关注的重心。可以说，文言文是“语感至上”的。当以语感效果为第一追求目标时，文言文的语法问题似乎就很难截然区分对错。
　　这里再举一个近人的例子，钱穆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序。这篇自序很有名，讲述了钱穆的“章学诚梦”，现将序文摘录于下：
　　
　　余少孤失学。民国初元，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授课之暇，阅读每以报章杂志为先导。犹忆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即觅其书读之，至形梦寐间。登一楼，满室皆章氏书，并有未刊本。及余任教北京大学，果得章氏未刊文近二十篇，斯梦之验，则已逾二十年矣。梁任公、胡适之皆盛推章氏，然于“六经皆史”一语，均不得其正解。其他章氏独识孤诣，皆少阐述。近代国人涉猎旧籍，胥不以轻心掉之，即此足以为证。尤其是崇洋蔑古，蔚为风气，美其名日新文化运动。狂论妄议，层出不穷。余就所讥评，一一按其实情，殆无一是。韩昌黎有言，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余之终亦不免于不得已而后言，则亦昌黎所谓不平之鸣也。既薄有撰述，络续付之剞劂。而六十年来，所为散篇论文，未收入专书，尚犹存箱箧者，兹择其有关学术思想之部分，汇为此编。名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后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二
　　
　　钱穆对胡适非常不满，曾举出胡适的一个疏忽，说“和我同一时代的学术界，实在读书粗心，已远不能和我们稍前一代的人比了”（《中国史学名著》第一百四十一页）。他又不满梁任公，说梁启超“论王荆公变法，论清代学术，均无真知灼见”（同上书第一百四十九页）。在此篇自序中，钱穆说胡、梁二人对于章学诚的独识孤诣较少阐述，释“六经皆史”亦存问题，言下之意，即胡、梁于章略懂皮毛而已。接下去钱穆又批评新文化运动多狂论妄议，无有是处。在这两段文字中间，钱穆写道：“近代国人涉猎旧籍，胥不以轻心掉之，即此足以为证。”揆诸上下文，钱穆的意思是说，胡、梁对章的不了解这一事例，可以证明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整理国故、研究传统文化，大多“轻心掉之”。“胥”的含义是“皆”，《诗·小雅·角弓》：“尔之远矣，民胥然矣。”郑玄笺：“胥，皆也。”《汉书·扬雄传》：“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颜师古注：“胥，皆也。”钱先生自己文章中的例子如《〈崔东壁遗书〉序》：“晚近世之学术、人才、政事，胥于是焉奠之基。”而此篇《自序》中，根据前面的文意分析，“胥不”的“不”实是多余的，不可以加；加了“不”字，即说成近代学人整理国故都不敢掉以轻心，文意便反过来了。
　　钱穆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更是一位文章高手，他早年的《湖畔闲思录》、《人生十论》皆不输给现代散文大家。一本书的自序，好比一个人的脸面，是作者最为重视的，故尝反复检核，谨小慎微。钱先生不会不懂“胥”的用法，而他此处的疏忽，我想实在是由于醉心语感所致。钱先生可能觉得，用一句肯定句来批评胡适、梁启超及新文化运动，似乎不能满足自己的“不平之鸣”（序文中引韩愈语），故最好有一个双重否定句加重语感，于是写下了“胥不”。钱先生此时已八十二岁了，他可能一时间把“胥不”与“莫不”、“靡不”、“匪不”混淆了（后三者用于此处皆可通）。于是，语感的“晕眩”导致了语法的疏误。
　　钱先生往矣，无法就此序之疑问求正于先生。不知后来者，是否会替钱先生翻案，一如今人之替林纾翻案。我曾怀疑“胥不”之“不”可能是大陆出版社妄加，大陆先后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年版，皆作“胥不”。而台湾最早出版此书是1976年东大图书公司，亦作“胥不”，大陆二版即据此版。1998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此序中“胥不”已改作“胥”。是东大图书公司早年排印之误，抑或钱先生晚年又有订正，未可知也。
　　林、钱二例孰是孰非姑不论，二先生皆同醉心于文言文之语感，则为事实也。中国文言文的“可爱”之处也许就在于此，在规则与自由之间，在魅力与晕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