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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以“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后来通称“拔白旗”大会)为开端，国内一些高等院校的农业经济系和农经科研单位开展了“拔白旗”斗争，一些教授被批判，教学秩序陷入混乱。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后不久被派到教学秩序已混乱的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担任党总支书记，对1958年全国农业经济学界“拔白旗”运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现根据当年“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的有关材料，并调查当时参与会议的一些人员，对1958年全国农业经济学界“拔白旗”运动的情况作一介绍。
“拔白旗”大会
1958年8月中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业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邀请了全国的一些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农业经济学专家、学者、青年教师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一部分学生参加。这次会议名为“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批判会。会议以在农业经济学界拔资产阶级白旗、插无产阶级红旗为名，展开了一场所谓对“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的“批判”，对于农业经济学界无端上纲到“反革命”、“反党”的程度，并且对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大会点名，当场起立，大扣政治帽子。还把点名批判的材料印发全国公之于众，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
这次会议批判范围很宽，说理很差，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开展了所谓的“批判”：
一是批判原金陵大学农学院美籍教授兼系主任卜凯的农业经济学理论。株连所及，凡是曾就读于金大农经系的教学、研究人员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当时农业部负责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中影响比较大的，要数帝国主义分子卜凯及其在中国的门徒晏阳初、费孝通、吴景超等等。卜凯过去曾经在金陵大学当过二十多年教授，雇用了一批仆从，在中国农村进行了一些虚假的调查，写了三本反动的著作《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中国农场管理》，宣传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土地报酬递减律’、‘佃农优越论’、‘公允地租论’等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维护封建统治，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解放后，卜凯的门徒和跟班们摇身一变，成了专家、学者，占领了许多学校的农业经济系，在那里兴妖作怪。”会议本着这样的主调，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农业经济学者和农村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李景汉、费孝通、陈振汉、欧阳苹、杨家驺、应廉耕、韩德章、王毓瑚、孟庆彭、秦少伟、黄升泉、李赛民、沈达尊、吴华宝、王广森、刘庆云、崔毓俊、王一蛟、张仲威等。
二是强调农业经济学是“阶级性和党派性很强”的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会议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大跃进”为依据，粗暴地批判农业经济教学、研究中所提倡的“科学的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反复强调要以党对农业的方针、政策代替农业经济理论教学。当时农业部负责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学者在课堂上讲了千言万语，就是不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们认为党的方针政策是不反映客观规律的，是没有科学价值的”，“他们大讲方针政策，讲的是卜凯的那一套，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他们不讲方针政策，是不讲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不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讲大跃进的情况，不介绍先进经验”。“他们说：一讲大跃进和先进经验，就破坏了科学的稳定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保持旧的一套，拒绝为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拒绝为农业大跃进服务”。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许多把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当做反动观点加以批判的事例。例如，华中农学院农经系欧阳苹教授在讲课中坚持自己的理论见解，“农业生产应该是商品性生产”，这本来是正确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因与195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文件《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中的一句话“农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是自给性的生产”不一致，在批判中被扣上“与党对抗”、“反对合作化”、“资产阶级的垂死挣扎”、“与无产阶级争夺阵地”、“泛滥资本主义”等政治帽子，被迫在会议上作公开检查。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农业经济系教授因为在教学中对农村工作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说了自己的意见而被点名批判。例如，有的教授谈到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得过快，关于农村粮食统购政策不符合经济规律等等看法，也被扣上政治帽子。还有一些农业经济学教授在教学中介绍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如在粮食生产之外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也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韩德章教授在企业管理中介绍养兔的经济效益，就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观点”。
“拔白旗”运动
1958年“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后，在国内的一些高等院校的农经系和农经科研单位中进一步开展了“拔白旗”的斗争。例如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就曾认为农经系存在一个“反党集团”，并且把系主任应廉耕和系主任助理张仲威撤职，开除党籍，在系内开展批判斗争。这就在更大范围内伤害了农业经济的教学、研究人员，造成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矛盾，严重地打乱了农业经济系的教学秩序。在一个时期之内，老教师不能上讲台了，青年教师还接不上班。农经系停止上课，师生下放农村劳动，一些学生纷纷要求转系、转学，在社会上造成了对农经科学和农经教育的极大误解，以至于有的农经系(如湖北财经学院农经系)被迫撤销，有的院校农经系暂停招生，师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58年以后，农经教育倍受艰辛、道路坎坷，农经教师遭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有的教授被排斥到基层食堂当会计，卖餐券；有的老教师如华中农学院的欧阳苹教授被无辜批判以后抱恨以终；也有的精神失常，住院治疗，如北京农业大学的曹锡光教授。不少教师改行转业，有的改教外语，有的改教生物统计，即使勉强留在本专业教学岗位上的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学术上不敢提出创见与争论，阻碍了本门学科的发展。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各农业院校党委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部署，逐步弥补了一些不良影响，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如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在北京市委领导下按照党中央指示，对被批判教师进行了公开“甄别”，落实了政策。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场“拔白旗”斗争还是某些农业院校中红卫兵大搞“砸烂农经系”极左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农经教育才得到较好的发展环境与条件。在这以后，农经教育界同志们多次反映，请求上级主管部门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重新审查1958年的“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作出结论，但是无人过问，拖延多年。当时农业部的一位负责人甚至说：“拔白旗的案不能翻!” 历史反思
1958年召开的“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是当时“左”的错误思潮的产物，是违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精神和党的一贯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当年，有的地方党委在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例如北京市委就曾坚持纠正这次会议在北京农业大学所造成的错误影响，拒不批准该校党委关于开除农经系有关负责人党籍的决定。
“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被称为“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是不符合当时农经教育界的实际的，是歪曲了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根据1958年-“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印发的正式资料，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的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或“反动的”农业经济理论观点，除少数人如卜凯主要是批判他在旧中国主编的三本书和他领导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是属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旧账以外(其实卜凯是一个美国学者，回国后仍担任美国某著名大学的农经系主任，并非如会议上所批判的，是美国“情报特务”。他的夫人即赛珍珠女士曾写作以中国农村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如上所列举的一些牵强附会的所谓“批判”，在这些揭发批判中并没有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农业院校农经教学中继续贩卖反动政治观点的任何事例。这实际上是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上的问题与现实农经教育与研究工作混淆起来。
与此同时，“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简单地否定农业经济科学固有的规律性和科学性，片面强调以党的方针政策代替理论教育。这就禁锢了农经界的学术空气，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许多年间农经教学以演讲和论证党的农业政策为主，有的照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水平低下，缺少实际的研究与创见，造成了农经学术界多年的低潮。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农经系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是十分重视的。1952年，教育部曾调集全国农经系师生集中于北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并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建设。在此以后，在农经教学中，号召他们向苏联专家学习，一度借用苏联教材，重新编写适合中国情况的农经教材，培训并调整、充实农经教师队伍，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提高了认识，大多数人决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检查了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步较大。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到1958年，农经教育界的调整、改造初具基础，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但是这次会议完全无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农经教育界所做的大量工作，否认广大教师的进步和要求进步的愿望，割断历史，片面地看待农经教育，是不对的。
现如今，较多的专家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生产技术学科的交叉。它的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诸项经济问题，既包括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又包括农业中的生产力，把它当做主要研究农村中的生产关系的科学是一种片面的提法。农业经济学家坚持自己的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规律性、客观性和方法论是有其科学根据的，绝不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时，农业经济学受到无理的批判，是有其社会的和历史的特殊背景的。这主要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否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是不尊重经济科学的，那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拔白旗”大会
1958年8月中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业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邀请了全国的一些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农业经济学专家、学者、青年教师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一部分学生参加。这次会议名为“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批判会。会议以在农业经济学界拔资产阶级白旗、插无产阶级红旗为名，展开了一场所谓对“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的“批判”，对于农业经济学界无端上纲到“反革命”、“反党”的程度，并且对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大会点名，当场起立，大扣政治帽子。还把点名批判的材料印发全国公之于众，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
这次会议批判范围很宽，说理很差，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开展了所谓的“批判”：
一是批判原金陵大学农学院美籍教授兼系主任卜凯的农业经济学理论。株连所及，凡是曾就读于金大农经系的教学、研究人员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当时农业部负责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中影响比较大的，要数帝国主义分子卜凯及其在中国的门徒晏阳初、费孝通、吴景超等等。卜凯过去曾经在金陵大学当过二十多年教授，雇用了一批仆从，在中国农村进行了一些虚假的调查，写了三本反动的著作《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中国农场管理》，宣传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土地报酬递减律’、‘佃农优越论’、‘公允地租论’等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维护封建统治，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解放后，卜凯的门徒和跟班们摇身一变，成了专家、学者，占领了许多学校的农业经济系，在那里兴妖作怪。”会议本着这样的主调，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农业经济学者和农村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李景汉、费孝通、陈振汉、欧阳苹、杨家驺、应廉耕、韩德章、王毓瑚、孟庆彭、秦少伟、黄升泉、李赛民、沈达尊、吴华宝、王广森、刘庆云、崔毓俊、王一蛟、张仲威等。
二是强调农业经济学是“阶级性和党派性很强”的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会议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大跃进”为依据，粗暴地批判农业经济教学、研究中所提倡的“科学的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反复强调要以党对农业的方针、政策代替农业经济理论教学。当时农业部负责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学者在课堂上讲了千言万语，就是不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们认为党的方针政策是不反映客观规律的，是没有科学价值的”，“他们大讲方针政策，讲的是卜凯的那一套，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他们不讲方针政策，是不讲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不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讲大跃进的情况，不介绍先进经验”。“他们说：一讲大跃进和先进经验，就破坏了科学的稳定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保持旧的一套，拒绝为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拒绝为农业大跃进服务”。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许多把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当做反动观点加以批判的事例。例如，华中农学院农经系欧阳苹教授在讲课中坚持自己的理论见解，“农业生产应该是商品性生产”，这本来是正确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因与195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文件《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中的一句话“农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是自给性的生产”不一致，在批判中被扣上“与党对抗”、“反对合作化”、“资产阶级的垂死挣扎”、“与无产阶级争夺阵地”、“泛滥资本主义”等政治帽子，被迫在会议上作公开检查。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农业经济系教授因为在教学中对农村工作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说了自己的意见而被点名批判。例如，有的教授谈到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得过快，关于农村粮食统购政策不符合经济规律等等看法，也被扣上政治帽子。还有一些农业经济学教授在教学中介绍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如在粮食生产之外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也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韩德章教授在企业管理中介绍养兔的经济效益，就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观点”。
“拔白旗”运动
1958年“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后，在国内的一些高等院校的农经系和农经科研单位中进一步开展了“拔白旗”的斗争。例如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就曾认为农经系存在一个“反党集团”，并且把系主任应廉耕和系主任助理张仲威撤职，开除党籍，在系内开展批判斗争。这就在更大范围内伤害了农业经济的教学、研究人员，造成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矛盾，严重地打乱了农业经济系的教学秩序。在一个时期之内，老教师不能上讲台了，青年教师还接不上班。农经系停止上课，师生下放农村劳动，一些学生纷纷要求转系、转学，在社会上造成了对农经科学和农经教育的极大误解，以至于有的农经系(如湖北财经学院农经系)被迫撤销，有的院校农经系暂停招生，师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58年以后，农经教育倍受艰辛、道路坎坷，农经教师遭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有的教授被排斥到基层食堂当会计，卖餐券；有的老教师如华中农学院的欧阳苹教授被无辜批判以后抱恨以终；也有的精神失常，住院治疗，如北京农业大学的曹锡光教授。不少教师改行转业，有的改教外语，有的改教生物统计，即使勉强留在本专业教学岗位上的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学术上不敢提出创见与争论，阻碍了本门学科的发展。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各农业院校党委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部署，逐步弥补了一些不良影响，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如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在北京市委领导下按照党中央指示，对被批判教师进行了公开“甄别”，落实了政策。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场“拔白旗”斗争还是某些农业院校中红卫兵大搞“砸烂农经系”极左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农经教育才得到较好的发展环境与条件。在这以后，农经教育界同志们多次反映，请求上级主管部门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重新审查1958年的“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作出结论，但是无人过问，拖延多年。当时农业部的一位负责人甚至说：“拔白旗的案不能翻!” 历史反思
1958年召开的“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是当时“左”的错误思潮的产物，是违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精神和党的一贯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当年，有的地方党委在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例如北京市委就曾坚持纠正这次会议在北京农业大学所造成的错误影响，拒不批准该校党委关于开除农经系有关负责人党籍的决定。
“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被称为“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是不符合当时农经教育界的实际的，是歪曲了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根据1958年-“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印发的正式资料，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的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或“反动的”农业经济理论观点，除少数人如卜凯主要是批判他在旧中国主编的三本书和他领导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是属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旧账以外(其实卜凯是一个美国学者，回国后仍担任美国某著名大学的农经系主任，并非如会议上所批判的，是美国“情报特务”。他的夫人即赛珍珠女士曾写作以中国农村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如上所列举的一些牵强附会的所谓“批判”，在这些揭发批判中并没有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农业院校农经教学中继续贩卖反动政治观点的任何事例。这实际上是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上的问题与现实农经教育与研究工作混淆起来。
与此同时，“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简单地否定农业经济科学固有的规律性和科学性，片面强调以党的方针政策代替理论教育。这就禁锢了农经界的学术空气，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许多年间农经教学以演讲和论证党的农业政策为主，有的照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水平低下，缺少实际的研究与创见，造成了农经学术界多年的低潮。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农经系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是十分重视的。1952年，教育部曾调集全国农经系师生集中于北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并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建设。在此以后，在农经教学中，号召他们向苏联专家学习，一度借用苏联教材，重新编写适合中国情况的农经教材，培训并调整、充实农经教师队伍，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提高了认识，大多数人决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检查了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步较大。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到1958年，农经教育界的调整、改造初具基础，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但是这次会议完全无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农经教育界所做的大量工作，否认广大教师的进步和要求进步的愿望，割断历史，片面地看待农经教育，是不对的。
现如今，较多的专家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生产技术学科的交叉。它的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诸项经济问题，既包括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又包括农业中的生产力，把它当做主要研究农村中的生产关系的科学是一种片面的提法。农业经济学家坚持自己的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规律性、客观性和方法论是有其科学根据的，绝不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时，农业经济学受到无理的批判，是有其社会的和历史的特殊背景的。这主要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否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是不尊重经济科学的，那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