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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民，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担任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和发射工作。
1985年起，他一直担任国防科技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航天行业评审组组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又被该院聘任为理事；1988年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他参与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创建、发展的全过程，撰写、审查了大量的科技报告和型号研制技术总结。他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与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为液体火箭发动机、运载火箭以及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的研制成功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心血。他在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荣列其中。
从哈军工到国防部五院
1927年底，任新民毕业于安徽宁阳小学。1928年春考入安徽省宣城第四中学。同年10月，年仅14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宣城冒埠暴动失败，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于是暗下决心：走科学技术救国、强国、富国之路。
1934年任新民高中毕业，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卢沟桥事变后，又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5年6月，公费赴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有望了。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到故乡。
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当时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您所期待的是什么?
任新民：干一点事儿，为国家干一点事儿，没有其他的想法。
记者：中国的国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处于非常机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进入其中呢?
任新民：我到上海不久，就刚好遇到华东军区在上海招一些老的兵工技术人员，还招一些老师，我就到华东军区去了。后来陈赓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又到了哈军工。以后我又被调到国防部五院。这之前，我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学规划的讨论。我参加的那个组，实际上是两个单位合并的一个组，一个是航空，一个是火箭，实际上就是导弹。组长是钱学森。那时我是在哈军工教火箭武器，实际上就是讲固体火箭——喀秋莎。
记者：您和陈赓在哈军工接触交往中，对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任新民：他很明白怎么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时也不太好弄，当时找教授都是我们从北京打电报在全国各地找的，很多人不知道哈军工在哪里，到了北京，一听说在哈尔滨，很多人都不干了，要回去。那时的教授顾虑非常多，而且当时知识分子也很自由，想不去就不去了。陈赓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而且他讲的话都能够说到大家的心上去。
记者：我看到过一些回忆当年情况的文章，说中央领导问你们中国可不可以搞导弹?您跟钱学森，还有一些科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1955年的时候，您还给中央写过一封信。
任新民：对。
记者：您在信里主要讲什么呢?
任新民：记不清了，好像就是提出要搞火箭。那个时候还没叫导弹，就是火箭加控制系统这么个想法。因为当时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有V2导弹，其他的国家也有一些地控导弹，所以建议中国也应该发展这个东西。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懂的也不多。
1955年，任新民等三人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转报中央军委。
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看过建议后，请方毅与钱学森研究此事。
当时的中国，时刻受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而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公开宣称，他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不久，周恩来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提出制定1956年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3月，国家组织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特别强调发展原子弹、火箭、喷气技术等新兴技术。任新民参加了第37项，即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制定工作。这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一份关于喷气与导弹火箭技术的发展蓝图。
195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国火箭和导弹的研制。6个月以后的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新民被调到那里。当他来报到时，这里才只有两个人。
记者：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就决定一定要自己搞导弹。那个时候，作为专家，你们的信心有多少?
任新民：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也不懂。
记者：谁是专家呢?
任新民：我也不知道，可能没有什么专家，除了钱学森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其他人当时都不懂这个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工业条件。因为这个行业同一般行业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行业，从材料、工艺到各种各样的元器件，一个研究单位做不出这些东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一个系统，做这个东西。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人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记者：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帮助?
任新民：就是苏联人来的时候不光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武器，而是随着这个武器，带来了一些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做发动机，需要焊接，而焊接的焊料还得从冶金开始，如果他们不带这个东西来，我们这些教授哪儿能一下子就知道做什么焊料啊。所以，我们就得找搞治金的、搞材料的，这么一来，光是发动机，就带起好几个行业来。通过这样的带动，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了，要不然，这个工程要花很长时间。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新技术援助一事同苏方进行谈判。这是一次艰难的谈判，历时35天之久。
1957年12月下旬，任新民接受了一项极度绝密的任务——到中国最北部的边境小城满洲 里，接回苏联送来的重要礼物，当时他是上校军衔。
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了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苏联送给中国的两枚P-2近程地对地导弹。这两枚导弹，为中国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样板。
记者：您到了当时刚刚成立的五院后，开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去满洲里接这两枚导弹，那是不是同苏联合作的开始?
任新民：嗯，开始我们是希望苏联全面援助，但是苏联不同意，只是派了五个人到我们北航教书，那时我是总体室主任，跟他们打过交道。另外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样品——教学用的导弹，实际上那个导弹基本上跟德国人的导弹差不多，拿来以后只能用来给学生讲课。再就是同意我们在苏联的留学生中转一批人到与导弹相关的专业。我记得的就是这三条。
就在仿制导弹工作处于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撤走了专家，也带走了技术资料。这无疑对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导弹制造工作是个沉重的打击。一些西方媒体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的导弹计划夭折了”，“中国人的导弹梦碎了”。
但令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1960年11月5日，在茫茫的戈壁深处，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导弹从无到有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军事装备史上的重要转折。
记者：那时您是否知道中国研制的导弹跟当时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水平?
任新民：那时根本谈不上跟人家比，怎么比呢?你刚起步，再说，别人的东西我们知道得也不是很多，特别是苏联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开始的时候跟他们差不了多远，就差一个回合。
记者：一个回合，怎么理解?
任新民：就是他们发射了，我们还刚开始做，就差这一点点。实际上差得不多。
虽然中国仿制的P-2导弹获得了成功，但并没有投入生产，原因是射程太近。1961年，中国开始尝试设计射程更远一点的导弹——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即“东风二号”。
“东风二号”是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发动机，改进率占63％，作为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弹，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由子连续发生故障，任新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联名上书告了他一状。
记者：那个时候人家对您不是很信任?
任新民：嗯，就是因为改发动机的事。那时时间很紧，也不能大改，所以出现很多问题。而我也刚到部队不久，所以别人就很怀疑，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就是怀疑我这个人靠不靠得住。
后来这个事反映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讲了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光明开始要出现的时候。
这话返回到我这里，你想想我是什么心情?别人都说你有问题，说这样那样，而聂老总给我是这样的支持。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事，领导上不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支持，你就没办法做。
1962年3月21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竖在发射架上等待首次试飞。发射场上，人们企盼着第一枚国产导弹的首开纪录。
意外发生了，导弹在起飞10秒钟后，出现了晃动，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摇摆，69秒钟后，随着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距离发射架300米处的戈壁滩上。
记者：看到失败的场面，您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任新民：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出了问题，把问题解决了就行。我那时从来没想过就不干了。我总觉得一定可以干得出来。
1964年6月29日，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命中目标，发射成功。但是任新民仍不满意导弹的射程，他上书周恩来总理：“导弹射程太短，对加强国防仍属空谈。”几天后任新民得到了周总理的回复：“我支持你的建议，你还得继续搞下去。”
两个月后，在任新民的带领下，改进后的导弹射程增加了20％，成为真正意义上有实战价值的武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高层领导在兴奋之余，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那就等于有弹没枪，实施不了打击敌人的目的，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拥有核武器。
子是，已经增大射程的中近程导弹担当起了“枪”的重任。
两年之后，1966年10月27日，头部装着原子弹弹头的中近程导弹腾空而起，准确将核弹头发送到预定地点，成功实现了核爆炸，这就是著名的“两弹结合”试验。
“两弹结合”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国外媒体惊呼：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核导弹时代。而就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预言“中国要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至少要用10年时间，因为美国和苏联都花了12年”。
“两弹结合”成功后，发射人造卫星成为当时中国航天的主要任务。196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研制阶段，这期间任新民仍然忙于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技术攻关。
随着任务的逐渐明确，中远程导弹使用的液体火箭被确定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准确地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轨道，在深邃的太空中第一次响起中国的乐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靠自身力量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1999年党中央为23位老专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名列其中。
记者：如果让您做一个回顾，您会不会觉得选择做导弹的研究，是给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任新民：那倒没有特别这么想过，但是回过头来看，从哈军工到五院，这是国家一个统一的战略决策。哈军工那时培养的就是技术骨干。当时，苏联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长期指望它，所以当时建院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第二个是争取外援为辅，第三个就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成果。这三条现在看还是对的，这个原则很对。
一字之差定乾坤
1958年12月，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斯克尔号”，从此通信卫星成为现代通信的重要手段。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通过《关于发展中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最终以毛泽东的亲笔圈定而尘埃落定。通信卫星工程后被命名为“331工程”。
1977年9月，任新民被正式任命为“331工程”总设计师。
“331工程”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规模最大、涉及部门最多、技术最复杂、难度最高的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由于该工程由五大系统组成，每个系统又都有一名总设计师，而任新民担任的是这五个系统的总设计师，人们都称他为“总总师”。
记者：您知道大家提到您的时候，都叫您“总总师”吗? 任新民：呵呵。因为过去各种项目都比较小，比如打一个导弹，也就是发动机、火箭、还有一个弹头嘛，一个单位就可以干了，技术负责人有一个人就行了。到了“331”通信卫星，系统就多了，如果各部门都各说各的，那怎么办?技术问题不一定让一个人掌握，但是你得让各个部门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往前走啊!所以有人就给领导出主意，说搞一个工程总设计师。本来国防科工委可以在本单位内部找人干的，但是科工委好像一时找不出适当人选，总不能叫科工委主任去干这个事啊!而且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就找了我。实际上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弄，是我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马捷两人弄，他支持我。当时新建的东西很多，所以那是我最忙的时候。我经常一连大半年在外面跑，忙得不得了。因为下边几个系统都有各自的总设计师嘛，比如火箭系统有个总设计师，卫星系统有个总设计师，所以他们就这么叫我了。
要想把通信卫星送上3万多公里的高空，必须有推力强大的运载火箭。因此氢氧发动机就成为制造大推力火箭的关键。
氢氧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当时全世界能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只有美国和法国，两国为研制它都耗时10年以上。由于氢氧发动机技术复杂，且风险极大，所以许多国家既对它梦寐以求，又望而却步。
中国在此之前发射的所有卫星、导弹所用的火箭发动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发动机。因此，是否研制氢氧发动机就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
记者：氢氧发动机的研制是不是遇到的阻力最多?
任新民：对，是这样的。
记者：当时让您特别为难的是什么?
任新民：逼得很紧。
记者：您指的是时间很紧吗?
任新民：不只是时间，做的时候也很困难啊。出了好多事儿，第一颗火箭上去的时候出事了，到第二颗才打成，你想想这紧张到什么程度啊!而且搞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支持你，有一些人不支持你。
记者：不支持的原因是因为氢氧发动机非常难做吗?
任新民：是怕做不出来。一开始还出过不少事儿。
记者：出过什么事儿?
任新民：爆炸、烧，还有人受伤啊。
1978年，当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致使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10人受伤。
正是这一事故导致在上报给国防科工委审批的纪要稿中，将常规推进剂发动机定为第一方案，而把氢氧发动机方案列为“另一种方案”。
当时任新民正在日本访问，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当天晚上便赶回北京，直奔国防科工委大院，敲开了副主任马捷的门。
他恳切地对马捷说，常规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都可以发射通信卫星，但氢氧发动机要先进得多。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搞得出来。
记者：当时您为什么要力主搞氢氧发动机呢?
任新民：这个东西当时在火箭技术里面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技术，但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它对于火箭来说，能提高运载能力，现在航天飞机用的也是液氧液氢发动机。如果当时我们不弄，现在就弄不起来了，因为外国人有了，上级就不让你弄了，而是让你买了。现在你自个有了，就不一样了，反过来外国人就可能要买你的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上一个台阶吧。
记者：所以您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
任新民：对。中国走到这个地步，肯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意见。不过这种事，归结起来还是一条，就是领导人要有决心。因为它要动用很大的财力，要动用很多的人力，还要取得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这是一个单位做不到的，也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老讲两条，第一条就是领导人的决策、决心，这是首先的；第二条就是各个方面的支持。
在任新民的坚持下，氢氧发动机的方案终于被列为“第一种方案”，常规发动机则成了备份方案。
由“另一种方案”改为“第一种方案”，一字之差，决定了中国氢氧发动机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航天未来发展的前途。
1983年5月，氢氧发动机全系统试车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法国后第三个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为“长征三号”大推力火箭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1月29日，携带着“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数据显示，火箭只将卫星送到了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并未达到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既定目标并未完成，而故障就出在任新民一直极力主张的氢氧发动机上，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颗通信卫星是不是还采用氢氧发动机呢?许多人开始持怀疑态度。争论再次开始。
记者：在您的记忆当中，为一个事情或为一个研制的项目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哪一次呢?
任新民：哪一次都激烈啊!没有哪一次是问题一次就讨论完了的，你这次按这个计划做了，下一次出毛病的时候，反对派马上就又来了。就是那个“331工程”，第一发失败以后，也还可能上不去的，直到你最后全部成功了。但实际上即使全部成功了，后来也还出过事的。这就跟历史一样，历史已经过了，看看还不错就行了。
记者：做航天工程的专家们是不是都会有一种很倔强的性格?
任新民：正好相反，你还得用人家呢，还得想法子听从别人的意见呢，重要的还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恐怕比坚持自己的意见更重要。
1984年4月8日，改进后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卫星送上36000公里高空，卫星成功定点在赤道上空，首次对通信、广播电视等信号进行传输。
“长征三号”火箭也因为首次成功使用氢氧发动机，被外电誉为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同时“331工程”创立的“设计师系统”，开创了中国航天领域的总设计师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航天事业中。从这个意义来讲，任新民可谓是中国航天“总师”第一人。
“331工程”之后，任新民的思考进入到另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早在1978年6月，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做学术访问。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在东京一家饭店用餐时，任新民被闻讯赶来的记者包围了，日本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让人上天?
相隔不到两三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还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
1984年“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第一次发射失利后，在西昌查找原因的任新民在和上海《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聊天时，记者问了任新民一句话，把当时的任新民问住了。
任新民：1984年1月发射“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是我们第一次对外开放的发射活动，好多记 者都去了。失败之后，正好是春节，大部分记者都回去了，上海《文汇报》的一个记者没有回去，我说你怎么过节也不回去呢?他说我一定要看看你们失败了以后再怎么弄，结果我们开会什么的他都去参加。没事的时候他跟我聊天，问我，你们这个任务完了以后下一步干什么?哎，他这话真把我问住了，我还真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他又补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准备到月球上去啊?我那时候想，月球可能暂时还不会上去，那个难度太大，所以我就跟他说，可能要搞就搞空间站。那个时候看，这个还是比较可能做到的。从那以后，我就稍微动点脑子想这个事了。
记者：从那时您就开始考虑航天的战略发展问题了?
任新民：稍微考虑一点，也不能说考虑，因为我还有那么点条件，跟领导接触，还可以吆喝吆喝，开个会，大家发表发表意见，造点声势。
记者：您那个时候想到的是应该做什么?
任新民：航天不外乎这么几种问题，一种是航天技术本身，比如火箭、卫星这一套东西；再就是航天的应用。但是我讲，航天真正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国防，你要讲其他的应用的东西，除了通信卫星以外，其他的卫星都赚不了钱。所以搞航天，我个人的想法，还是从国防考虑。但最终还是根据国家情况，适当地发展。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是由您最开始提出的，那是什么时候?
任新民：那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是航天部科技委主任，我们在秦皇岛开了一个会，就是提出这个事。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一出笼，立即引起苏联、日本、印度和欧洲国家的重视。各国相继把目光投向了航天技术。
在人类所有的航天活动中，载人航天是最令人激动的，但也是最复杂、最困难的探险尝试。在此之前，美国和苏联都曾经把自己的宇航员送上了太空。
中国航天的未来应该如何发展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和地点，任新民开始呼吁：要对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证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您最开始提出载人航天工程的时候，认为载人航天的发展有哪些意义?
任新民：从民用的意义上说，围绕地球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从军事上说，它的价值更为突出。总之，它进可以促进国防，退可以搞科学研究，有利民生。这是从国家的需要来讲的。就航天本身来讲，没有这种大的工程带动，航天下一步的发展很困难。当时实验的条件那么多，人员那么多，假设这个时候你不干活，再隔个十年，实验室旧了，人没有了，你再想干还要从头来，那你费的劲就更大了。而且你没有大的任务，人员培养不出来，所以必须有一个实际的锻炼，特别是锻炼一支队伍。
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办公厅的保密电话响了，国务院秘书局通知：明天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约见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汇报。
任新民在这次汇报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为什么要从多用载人飞船起步，而不是采用航天飞机，并论述了中国已具有的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
五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了对《航空航天重大情况(5)》报批件的批示，签收单位是航天航空部，在批示上留下了一串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中央领导的批示下来后，航空航天部领导、部门立刻着手研究载人飞船的研制分工。
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进入了快车道。
从最早提出载人航天到1992年工程正式实施的十几年里，围绕这一举世瞩目的大工程，航天专家们进行过无数次的激烈争论。
记者：我知道在载人航天工程初期的讨论过程当中，曾经在关于搞航天飞机还是搞飞船的问题上有过争论，当时您是什么观点?
任新民：最早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最好像航天飞机那样，将来什么人上去都比较简单。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国家的飞机研制水平太差。很简单，假设要做飞机，光是一个起落架我们就做不了，这航天飞机的起落架比一般飞机的起落架还要难得多。后来又发现，我们搞航天的，对飞机知道得很少，水平、经验也很少。现在看来搞飞船是对了，最简单，钱也花得比较少，要是航天飞机的话，研究时间可能很长。现在连美国人都说他们搞航天飞机搞错了。
记者：我看到过您自己说的一段话，在载人航天工程刚刚开始论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说好事多磨，先下一点“毛毛雨”。这话听起来，好像您对这样一个大的工程的启动，它的艰巨性以及所要经历的过程似乎是有些担忧，担心做不起来?
任新民：不是说要先造舆论，而后要得到很多人支持吗?最重要的还是国家领导人的想法。
记者：是不是你们都会觉得，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往往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筹划，然后有了一个机遇，由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来决策拍板。所以从你们的角度来讲，只要不断地呼吁就可以了?
任新民：对，也只能这样做。你要带动这个任务，必须要花很多钱，你要花钱，就必须对国家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然后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也得考虑啊。
记者：其实在航天这样一个大的工程的研制和发展当中，科学家、专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和最终实施的决策的意见有可能是矛盾的，包括您个人提的意见，也可能和最终实施的是有矛盾的，在这样的时候，您一般的态度是什么?
任新民：最好的办法是做实验。
记者：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来做实验呢?
任新民：那就各人讲各人的嘛。当然每个人的想法里面，有些是技术问题，有些是利害问题，真正纯技术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利害问题就不同了，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都要考虑，每个人的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他考虑问题就不一样啊。
记者：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选择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任新民：假如你负责这个事，那当然就是你来决定了。如果不是你负责，那你就没办法了。
记者：即使您当初是反对的，之后也会执行?
任新民：那当然了。定了以后，即使你原来是反对的，也得放弃自己的意见啊。但是一般来说，不管什么分歧的意见，一个实验下来马上就统一了。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研究发展中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任新民代表航天部作了关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并带去了1：10的载人飞船三舱方案模型。中央专委成员经过讨论最后作出决定：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在载人飞船工程论证中，任新民一直坚持倡导和坚持两项重大的建议，一项是轨道舱留轨利用；另一项是搞天地往返系统不是最终目标，必须建立永久性的太空站。
1992年9月1日，在中央专委会上，确立了中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子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从1956年五院成立开始，应该说，中国航天事业的所有发展过程您都参与和经历过了。
任新民：基本上都经历了，只不过有的时间早，有的时间晚，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
记者：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您觉得航天最辉煌的是什么时候?
任新民：当然是现在最辉煌了。
记者：您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
任新民：航天嘛，我想，就是一句话，举世瞩目，就是全世界都注意这个事。为什么叫举世瞩目呢?因为我发现，不管中国搞个什么事，只要是航天的事，你一弄外国人马上就注意了，就是很简单的事儿，他也把它弄成个大事儿。中国航天的一举一动，外国人都看着这儿，盯着这儿，所以我就叫它举世瞩目，
记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注意中国航天的发展?
任新民：他们注意的不是技术，而是中国现在航天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
记者：您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任新民：未来嘛，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假如涉及到国防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生存问题，它的价值是不可言说的。假如不涉及这个问题，只是用于科学研究，那就得很好地权衡国家的力量，充分利用好现在的资源，包括人、设备、各种社会条件。现在这些资源不利用它，会对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所以要有一个很好的决策。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张清整理)
1985年起，他一直担任国防科技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航天行业评审组组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又被该院聘任为理事；1988年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他参与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创建、发展的全过程，撰写、审查了大量的科技报告和型号研制技术总结。他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与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为液体火箭发动机、运载火箭以及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的研制成功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心血。他在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荣列其中。
从哈军工到国防部五院
1927年底，任新民毕业于安徽宁阳小学。1928年春考入安徽省宣城第四中学。同年10月，年仅14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宣城冒埠暴动失败，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于是暗下决心：走科学技术救国、强国、富国之路。
1934年任新民高中毕业，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卢沟桥事变后，又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5年6月，公费赴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有望了。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到故乡。
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当时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您所期待的是什么?
任新民：干一点事儿，为国家干一点事儿，没有其他的想法。
记者：中国的国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处于非常机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进入其中呢?
任新民：我到上海不久，就刚好遇到华东军区在上海招一些老的兵工技术人员，还招一些老师，我就到华东军区去了。后来陈赓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又到了哈军工。以后我又被调到国防部五院。这之前，我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学规划的讨论。我参加的那个组，实际上是两个单位合并的一个组，一个是航空，一个是火箭，实际上就是导弹。组长是钱学森。那时我是在哈军工教火箭武器，实际上就是讲固体火箭——喀秋莎。
记者：您和陈赓在哈军工接触交往中，对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任新民：他很明白怎么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时也不太好弄，当时找教授都是我们从北京打电报在全国各地找的，很多人不知道哈军工在哪里，到了北京，一听说在哈尔滨，很多人都不干了，要回去。那时的教授顾虑非常多，而且当时知识分子也很自由，想不去就不去了。陈赓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而且他讲的话都能够说到大家的心上去。
记者：我看到过一些回忆当年情况的文章，说中央领导问你们中国可不可以搞导弹?您跟钱学森，还有一些科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1955年的时候，您还给中央写过一封信。
任新民：对。
记者：您在信里主要讲什么呢?
任新民：记不清了，好像就是提出要搞火箭。那个时候还没叫导弹，就是火箭加控制系统这么个想法。因为当时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有V2导弹，其他的国家也有一些地控导弹，所以建议中国也应该发展这个东西。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懂的也不多。
1955年，任新民等三人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转报中央军委。
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看过建议后，请方毅与钱学森研究此事。
当时的中国，时刻受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而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公开宣称，他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不久，周恩来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提出制定1956年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3月，国家组织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特别强调发展原子弹、火箭、喷气技术等新兴技术。任新民参加了第37项，即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制定工作。这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一份关于喷气与导弹火箭技术的发展蓝图。
195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国火箭和导弹的研制。6个月以后的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新民被调到那里。当他来报到时，这里才只有两个人。
记者：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就决定一定要自己搞导弹。那个时候，作为专家，你们的信心有多少?
任新民：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也不懂。
记者：谁是专家呢?
任新民：我也不知道，可能没有什么专家，除了钱学森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其他人当时都不懂这个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工业条件。因为这个行业同一般行业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行业，从材料、工艺到各种各样的元器件，一个研究单位做不出这些东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一个系统，做这个东西。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人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记者：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帮助?
任新民：就是苏联人来的时候不光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武器，而是随着这个武器，带来了一些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做发动机，需要焊接，而焊接的焊料还得从冶金开始，如果他们不带这个东西来，我们这些教授哪儿能一下子就知道做什么焊料啊。所以，我们就得找搞治金的、搞材料的，这么一来，光是发动机，就带起好几个行业来。通过这样的带动，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了，要不然，这个工程要花很长时间。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新技术援助一事同苏方进行谈判。这是一次艰难的谈判，历时35天之久。
1957年12月下旬，任新民接受了一项极度绝密的任务——到中国最北部的边境小城满洲 里，接回苏联送来的重要礼物，当时他是上校军衔。
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了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苏联送给中国的两枚P-2近程地对地导弹。这两枚导弹，为中国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样板。
记者：您到了当时刚刚成立的五院后，开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去满洲里接这两枚导弹，那是不是同苏联合作的开始?
任新民：嗯，开始我们是希望苏联全面援助，但是苏联不同意，只是派了五个人到我们北航教书，那时我是总体室主任，跟他们打过交道。另外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样品——教学用的导弹，实际上那个导弹基本上跟德国人的导弹差不多，拿来以后只能用来给学生讲课。再就是同意我们在苏联的留学生中转一批人到与导弹相关的专业。我记得的就是这三条。
就在仿制导弹工作处于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撤走了专家，也带走了技术资料。这无疑对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导弹制造工作是个沉重的打击。一些西方媒体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的导弹计划夭折了”，“中国人的导弹梦碎了”。
但令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1960年11月5日，在茫茫的戈壁深处，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导弹从无到有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军事装备史上的重要转折。
记者：那时您是否知道中国研制的导弹跟当时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水平?
任新民：那时根本谈不上跟人家比，怎么比呢?你刚起步，再说，别人的东西我们知道得也不是很多，特别是苏联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开始的时候跟他们差不了多远，就差一个回合。
记者：一个回合，怎么理解?
任新民：就是他们发射了，我们还刚开始做，就差这一点点。实际上差得不多。
虽然中国仿制的P-2导弹获得了成功，但并没有投入生产，原因是射程太近。1961年，中国开始尝试设计射程更远一点的导弹——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即“东风二号”。
“东风二号”是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发动机，改进率占63％，作为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弹，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由子连续发生故障，任新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联名上书告了他一状。
记者：那个时候人家对您不是很信任?
任新民：嗯，就是因为改发动机的事。那时时间很紧，也不能大改，所以出现很多问题。而我也刚到部队不久，所以别人就很怀疑，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就是怀疑我这个人靠不靠得住。
后来这个事反映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讲了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光明开始要出现的时候。
这话返回到我这里，你想想我是什么心情?别人都说你有问题，说这样那样，而聂老总给我是这样的支持。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事，领导上不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支持，你就没办法做。
1962年3月21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竖在发射架上等待首次试飞。发射场上，人们企盼着第一枚国产导弹的首开纪录。
意外发生了，导弹在起飞10秒钟后，出现了晃动，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摇摆，69秒钟后，随着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距离发射架300米处的戈壁滩上。
记者：看到失败的场面，您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任新民：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出了问题，把问题解决了就行。我那时从来没想过就不干了。我总觉得一定可以干得出来。
1964年6月29日，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命中目标，发射成功。但是任新民仍不满意导弹的射程，他上书周恩来总理：“导弹射程太短，对加强国防仍属空谈。”几天后任新民得到了周总理的回复：“我支持你的建议，你还得继续搞下去。”
两个月后，在任新民的带领下，改进后的导弹射程增加了20％，成为真正意义上有实战价值的武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高层领导在兴奋之余，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那就等于有弹没枪，实施不了打击敌人的目的，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拥有核武器。
子是，已经增大射程的中近程导弹担当起了“枪”的重任。
两年之后，1966年10月27日，头部装着原子弹弹头的中近程导弹腾空而起，准确将核弹头发送到预定地点，成功实现了核爆炸，这就是著名的“两弹结合”试验。
“两弹结合”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国外媒体惊呼：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核导弹时代。而就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预言“中国要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至少要用10年时间，因为美国和苏联都花了12年”。
“两弹结合”成功后，发射人造卫星成为当时中国航天的主要任务。196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研制阶段，这期间任新民仍然忙于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技术攻关。
随着任务的逐渐明确，中远程导弹使用的液体火箭被确定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准确地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轨道，在深邃的太空中第一次响起中国的乐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靠自身力量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1999年党中央为23位老专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名列其中。
记者：如果让您做一个回顾，您会不会觉得选择做导弹的研究，是给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任新民：那倒没有特别这么想过，但是回过头来看，从哈军工到五院，这是国家一个统一的战略决策。哈军工那时培养的就是技术骨干。当时，苏联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长期指望它，所以当时建院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第二个是争取外援为辅，第三个就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成果。这三条现在看还是对的，这个原则很对。
一字之差定乾坤
1958年12月，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斯克尔号”，从此通信卫星成为现代通信的重要手段。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通过《关于发展中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最终以毛泽东的亲笔圈定而尘埃落定。通信卫星工程后被命名为“331工程”。
1977年9月，任新民被正式任命为“331工程”总设计师。
“331工程”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规模最大、涉及部门最多、技术最复杂、难度最高的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由于该工程由五大系统组成，每个系统又都有一名总设计师，而任新民担任的是这五个系统的总设计师，人们都称他为“总总师”。
记者：您知道大家提到您的时候，都叫您“总总师”吗? 任新民：呵呵。因为过去各种项目都比较小，比如打一个导弹，也就是发动机、火箭、还有一个弹头嘛，一个单位就可以干了，技术负责人有一个人就行了。到了“331”通信卫星，系统就多了，如果各部门都各说各的，那怎么办?技术问题不一定让一个人掌握，但是你得让各个部门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往前走啊!所以有人就给领导出主意，说搞一个工程总设计师。本来国防科工委可以在本单位内部找人干的，但是科工委好像一时找不出适当人选，总不能叫科工委主任去干这个事啊!而且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就找了我。实际上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弄，是我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马捷两人弄，他支持我。当时新建的东西很多，所以那是我最忙的时候。我经常一连大半年在外面跑，忙得不得了。因为下边几个系统都有各自的总设计师嘛，比如火箭系统有个总设计师，卫星系统有个总设计师，所以他们就这么叫我了。
要想把通信卫星送上3万多公里的高空，必须有推力强大的运载火箭。因此氢氧发动机就成为制造大推力火箭的关键。
氢氧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当时全世界能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只有美国和法国，两国为研制它都耗时10年以上。由于氢氧发动机技术复杂，且风险极大，所以许多国家既对它梦寐以求，又望而却步。
中国在此之前发射的所有卫星、导弹所用的火箭发动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发动机。因此，是否研制氢氧发动机就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
记者：氢氧发动机的研制是不是遇到的阻力最多?
任新民：对，是这样的。
记者：当时让您特别为难的是什么?
任新民：逼得很紧。
记者：您指的是时间很紧吗?
任新民：不只是时间，做的时候也很困难啊。出了好多事儿，第一颗火箭上去的时候出事了，到第二颗才打成，你想想这紧张到什么程度啊!而且搞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支持你，有一些人不支持你。
记者：不支持的原因是因为氢氧发动机非常难做吗?
任新民：是怕做不出来。一开始还出过不少事儿。
记者：出过什么事儿?
任新民：爆炸、烧，还有人受伤啊。
1978年，当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致使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10人受伤。
正是这一事故导致在上报给国防科工委审批的纪要稿中，将常规推进剂发动机定为第一方案，而把氢氧发动机方案列为“另一种方案”。
当时任新民正在日本访问，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当天晚上便赶回北京，直奔国防科工委大院，敲开了副主任马捷的门。
他恳切地对马捷说，常规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都可以发射通信卫星，但氢氧发动机要先进得多。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搞得出来。
记者：当时您为什么要力主搞氢氧发动机呢?
任新民：这个东西当时在火箭技术里面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技术，但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它对于火箭来说，能提高运载能力，现在航天飞机用的也是液氧液氢发动机。如果当时我们不弄，现在就弄不起来了，因为外国人有了，上级就不让你弄了，而是让你买了。现在你自个有了，就不一样了，反过来外国人就可能要买你的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上一个台阶吧。
记者：所以您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
任新民：对。中国走到这个地步，肯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意见。不过这种事，归结起来还是一条，就是领导人要有决心。因为它要动用很大的财力，要动用很多的人力，还要取得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这是一个单位做不到的，也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老讲两条，第一条就是领导人的决策、决心，这是首先的；第二条就是各个方面的支持。
在任新民的坚持下，氢氧发动机的方案终于被列为“第一种方案”，常规发动机则成了备份方案。
由“另一种方案”改为“第一种方案”，一字之差，决定了中国氢氧发动机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航天未来发展的前途。
1983年5月，氢氧发动机全系统试车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法国后第三个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为“长征三号”大推力火箭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1月29日，携带着“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数据显示，火箭只将卫星送到了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并未达到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既定目标并未完成，而故障就出在任新民一直极力主张的氢氧发动机上，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颗通信卫星是不是还采用氢氧发动机呢?许多人开始持怀疑态度。争论再次开始。
记者：在您的记忆当中，为一个事情或为一个研制的项目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哪一次呢?
任新民：哪一次都激烈啊!没有哪一次是问题一次就讨论完了的，你这次按这个计划做了，下一次出毛病的时候，反对派马上就又来了。就是那个“331工程”，第一发失败以后，也还可能上不去的，直到你最后全部成功了。但实际上即使全部成功了，后来也还出过事的。这就跟历史一样，历史已经过了，看看还不错就行了。
记者：做航天工程的专家们是不是都会有一种很倔强的性格?
任新民：正好相反，你还得用人家呢，还得想法子听从别人的意见呢，重要的还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恐怕比坚持自己的意见更重要。
1984年4月8日，改进后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卫星送上36000公里高空，卫星成功定点在赤道上空，首次对通信、广播电视等信号进行传输。
“长征三号”火箭也因为首次成功使用氢氧发动机，被外电誉为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同时“331工程”创立的“设计师系统”，开创了中国航天领域的总设计师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航天事业中。从这个意义来讲，任新民可谓是中国航天“总师”第一人。
“331工程”之后，任新民的思考进入到另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早在1978年6月，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做学术访问。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在东京一家饭店用餐时，任新民被闻讯赶来的记者包围了，日本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让人上天?
相隔不到两三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还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
1984年“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第一次发射失利后，在西昌查找原因的任新民在和上海《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聊天时，记者问了任新民一句话，把当时的任新民问住了。
任新民：1984年1月发射“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是我们第一次对外开放的发射活动，好多记 者都去了。失败之后，正好是春节，大部分记者都回去了，上海《文汇报》的一个记者没有回去，我说你怎么过节也不回去呢?他说我一定要看看你们失败了以后再怎么弄，结果我们开会什么的他都去参加。没事的时候他跟我聊天，问我，你们这个任务完了以后下一步干什么?哎，他这话真把我问住了，我还真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他又补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准备到月球上去啊?我那时候想，月球可能暂时还不会上去，那个难度太大，所以我就跟他说，可能要搞就搞空间站。那个时候看，这个还是比较可能做到的。从那以后，我就稍微动点脑子想这个事了。
记者：从那时您就开始考虑航天的战略发展问题了?
任新民：稍微考虑一点，也不能说考虑，因为我还有那么点条件，跟领导接触，还可以吆喝吆喝，开个会，大家发表发表意见，造点声势。
记者：您那个时候想到的是应该做什么?
任新民：航天不外乎这么几种问题，一种是航天技术本身，比如火箭、卫星这一套东西；再就是航天的应用。但是我讲，航天真正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国防，你要讲其他的应用的东西，除了通信卫星以外，其他的卫星都赚不了钱。所以搞航天，我个人的想法，还是从国防考虑。但最终还是根据国家情况，适当地发展。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是由您最开始提出的，那是什么时候?
任新民：那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是航天部科技委主任，我们在秦皇岛开了一个会，就是提出这个事。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一出笼，立即引起苏联、日本、印度和欧洲国家的重视。各国相继把目光投向了航天技术。
在人类所有的航天活动中，载人航天是最令人激动的，但也是最复杂、最困难的探险尝试。在此之前，美国和苏联都曾经把自己的宇航员送上了太空。
中国航天的未来应该如何发展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和地点，任新民开始呼吁：要对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证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您最开始提出载人航天工程的时候，认为载人航天的发展有哪些意义?
任新民：从民用的意义上说，围绕地球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从军事上说，它的价值更为突出。总之，它进可以促进国防，退可以搞科学研究，有利民生。这是从国家的需要来讲的。就航天本身来讲，没有这种大的工程带动，航天下一步的发展很困难。当时实验的条件那么多，人员那么多，假设这个时候你不干活，再隔个十年，实验室旧了，人没有了，你再想干还要从头来，那你费的劲就更大了。而且你没有大的任务，人员培养不出来，所以必须有一个实际的锻炼，特别是锻炼一支队伍。
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办公厅的保密电话响了，国务院秘书局通知：明天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约见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汇报。
任新民在这次汇报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为什么要从多用载人飞船起步，而不是采用航天飞机，并论述了中国已具有的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
五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了对《航空航天重大情况(5)》报批件的批示，签收单位是航天航空部，在批示上留下了一串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中央领导的批示下来后，航空航天部领导、部门立刻着手研究载人飞船的研制分工。
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进入了快车道。
从最早提出载人航天到1992年工程正式实施的十几年里，围绕这一举世瞩目的大工程，航天专家们进行过无数次的激烈争论。
记者：我知道在载人航天工程初期的讨论过程当中，曾经在关于搞航天飞机还是搞飞船的问题上有过争论，当时您是什么观点?
任新民：最早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最好像航天飞机那样，将来什么人上去都比较简单。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国家的飞机研制水平太差。很简单，假设要做飞机，光是一个起落架我们就做不了，这航天飞机的起落架比一般飞机的起落架还要难得多。后来又发现，我们搞航天的，对飞机知道得很少，水平、经验也很少。现在看来搞飞船是对了，最简单，钱也花得比较少，要是航天飞机的话，研究时间可能很长。现在连美国人都说他们搞航天飞机搞错了。
记者：我看到过您自己说的一段话，在载人航天工程刚刚开始论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说好事多磨，先下一点“毛毛雨”。这话听起来，好像您对这样一个大的工程的启动，它的艰巨性以及所要经历的过程似乎是有些担忧，担心做不起来?
任新民：不是说要先造舆论，而后要得到很多人支持吗?最重要的还是国家领导人的想法。
记者：是不是你们都会觉得，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往往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筹划，然后有了一个机遇，由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来决策拍板。所以从你们的角度来讲，只要不断地呼吁就可以了?
任新民：对，也只能这样做。你要带动这个任务，必须要花很多钱，你要花钱，就必须对国家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然后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也得考虑啊。
记者：其实在航天这样一个大的工程的研制和发展当中，科学家、专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和最终实施的决策的意见有可能是矛盾的，包括您个人提的意见，也可能和最终实施的是有矛盾的，在这样的时候，您一般的态度是什么?
任新民：最好的办法是做实验。
记者：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来做实验呢?
任新民：那就各人讲各人的嘛。当然每个人的想法里面，有些是技术问题，有些是利害问题，真正纯技术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利害问题就不同了，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都要考虑，每个人的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他考虑问题就不一样啊。
记者：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选择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任新民：假如你负责这个事，那当然就是你来决定了。如果不是你负责，那你就没办法了。
记者：即使您当初是反对的，之后也会执行?
任新民：那当然了。定了以后，即使你原来是反对的，也得放弃自己的意见啊。但是一般来说，不管什么分歧的意见，一个实验下来马上就统一了。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研究发展中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任新民代表航天部作了关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并带去了1：10的载人飞船三舱方案模型。中央专委成员经过讨论最后作出决定：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在载人飞船工程论证中，任新民一直坚持倡导和坚持两项重大的建议，一项是轨道舱留轨利用；另一项是搞天地往返系统不是最终目标，必须建立永久性的太空站。
1992年9月1日，在中央专委会上，确立了中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子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从1956年五院成立开始，应该说，中国航天事业的所有发展过程您都参与和经历过了。
任新民：基本上都经历了，只不过有的时间早，有的时间晚，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
记者：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您觉得航天最辉煌的是什么时候?
任新民：当然是现在最辉煌了。
记者：您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
任新民：航天嘛，我想，就是一句话，举世瞩目，就是全世界都注意这个事。为什么叫举世瞩目呢?因为我发现，不管中国搞个什么事，只要是航天的事，你一弄外国人马上就注意了，就是很简单的事儿，他也把它弄成个大事儿。中国航天的一举一动，外国人都看着这儿，盯着这儿，所以我就叫它举世瞩目，
记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注意中国航天的发展?
任新民：他们注意的不是技术，而是中国现在航天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
记者：您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任新民：未来嘛，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假如涉及到国防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生存问题，它的价值是不可言说的。假如不涉及这个问题，只是用于科学研究，那就得很好地权衡国家的力量，充分利用好现在的资源，包括人、设备、各种社会条件。现在这些资源不利用它，会对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所以要有一个很好的决策。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张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