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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末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再一次在瑞士Mauensee城堡见到了乌里·希克，相距上一次对他的采访整整4年。乌里穿着天蓝色衬衣从台阶上迎下来，我们走在花园里，再一次一同走过隋建国的雕塑“中山装”。花园的路上下起伏，乌里走得要比4年前慢了。
我们在花园里坐下，树木和湖水一片幽绿。不知是因为天气明艳，还是自己的心愿已完成，乌里·希克显得要比4年前放松和开朗。
我问他，“近来一切可好？”
他顿了顿，说，“这次捐赠居然引来这么多媒体，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2008年，我代表《新民周刊》采访他时，在最后大胆地问了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把您的藏品交给中国？”
他回答，“在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我会。”
4年后，如乌里·希克当年的承诺，估价为13亿港币的1463件藏品回到中国，我们的采访于是就围绕着他的这次捐赠开始了。
《财富堂》：日前，您向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捐赠共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品，包括张晓刚 、方力钧 、刘炜、王广义、徐冰、杨少斌、余友涵、曾梵志、张培力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将成为2017年落成的M+视觉艺术博物馆的永久藏品。价值超过13亿元的这么多艺术品绕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中国本土，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乌里·希克：1979年，当我意识到没有人系统性地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此给了自己这样一个使命。如今看来那一时期的收藏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国外都已不存在了。当时，我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艺术品是有意义的，当我开始收藏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有一天要把这些艺术品交给中国。
《财富堂》：为什么您选择了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而不是中国内地的博物馆？
乌里·希克：我最初的打算其实是想选择北京或上海的博物馆，但是与他们的商议结果显示在程序上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没有准备好或者无法顺利地来接受这部分捐赠。而且，我发现捐赠对内地的博物馆来说还很陌生。
《财富堂》：在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之前，您是否已有收藏的习惯？收藏的艺术品类型是什么？
乌里·希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收藏当代艺术品，当时作为学生没什么钱，所以只能收藏一些我在经济上能够承担的，但我每年都会收藏若干。当时，我没有把自己看作收藏家，只是购买一些西方当代艺术品。
《财富堂》：您前往中国的那一年是1979年，中国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当时您在收藏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中国官方的阻力？
乌里·希克：1979年，中国对西方世界刚刚开放，中国的当代艺术才开始活跃。在收藏的过程中，我总是被带领着或有人陪伴着。当然，我所能做的是有限制的，但没有遇到来自中国官方的阻力。
《财富堂》：在中国70和80年代，有没有西方或东方人和您一样开始着手收藏这类艺术品？
乌里·希克：我没有遇见西方人进行着类似的收藏，但有西方人会观看一些这样的艺术品。事实上，曾有一个驻中国的瑞士大使，他收藏一些中国艺术品，不过我不认为它们是当代艺术，它们更像是现代艺术。
《财富堂》：许多人的艺术收藏大多是通过画廊、拍卖行等中介完成，您却选择直接拜访艺术家，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关吗？
乌里·希克：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画廊，所以我没有选择，只能直接拜访艺术家们。中国的画廊是到90年代中期才出现。如今，我也会在画廊里进行购买。
另一个原因，我之所以选择与艺术家们直接接触是因为只有那样我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我已经亲自拜访了超过1000名中国各地的艺术家，这些经历给了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洞察力。
《财富堂》：在您认识的这些艺术家里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画画的现象多不多？
乌里·希克：他们中的大多数依旧继续着艺术事业，只有很少数的停止了，停止的那些是最早期的那一批。
《财富堂》：当下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如方力钧、岳敏君等等，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被人们看作是“荒诞艺术家”和“问题艺术家”，处于主体文化的边缘。您如何敏锐地判断他们的艺术作品“很有价值”并着手系统地收藏的？
乌里·希克：一方面，我收藏的专注点是作品要如实呈现中国的艺术史，所以我同时收藏了符合和不符合我个人品位的艺术品，因为两者都属于这个时期的艺术文档。同时，我也认为这些作品对那个时期很重要，因为它们呈现了那个时期艺术家们的情绪，但不只是艺术家们的情绪，所以我认为它们非常简明地、分析性地、视觉化表达了那个时期的情绪。
《财富堂》：以您的经验，如何评断一件艺术品的价值？
乌里·希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要讨论到晚上了，这是个相当大的话题。我个人的观点基于两个价值系统。一个是市场价值，尽管很多人认为市场价值不存在，主要取决于拍卖行和画廊系统，但我们仍可以大致建立起这样一个市场价值；另一个是个人价值，即个人是否愿意用这样的价格来收购这幅作品。
《财富堂》：对于您的这次捐赠目前充满争议，您本人怎么看待这样的议论？
乌里·希克：这些争议只发生在中国，我认为那些争议来自中国当代文化。捐赠这一概念在部分中国人看来很奇怪和陌生。似乎很多人不明白我只是做了自己一直承诺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表示会把自己建立的中国当代艺术文档交给中国。我的举动没有任何背后的动机。部分中国人缺乏信任感，倾向于揣摩和怀疑行为背后的动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当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捐赠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慷慨的举动。可是当我捐赠的时候，部分中国人质疑我为何不捐赠所有藏品，为何还要留下部分。他们看到的不是我的捐赠，而是我还剩下些什么。这非常奇怪，非常中国，在其他地方见不到。
另外有些人说我的捐赠是垃圾，可是首先我并没有公开捐赠的具体作品，没有看到就评论作品是垃圾，这有些不公；其次，我们是在谈论350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难道说他们中没有一个创造出了有价值的作品？我认为他们很出色，面对这个评论，我很吃惊至今为止没有质疑的声音。
《财富堂》：您最初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动机是什么？
乌里·希克：第一，1979年，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有收藏西方当代艺术品的习惯，所以很自然地想要了解中国的艺术家们都在做些什么。第二，当时我对中国不了解，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70年代的中国，我只被允许了解社会现状的一部分。所以我想一定有另外的途径来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现实社会，我希望当代艺术品能给予我所想要了解的知识。因此，当时我渴望见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品，并且越多越好。
《财富堂》：您1979年来到中国，30多年来关注着这个国家的起伏和变化，您对中国的感情是怎样的？
乌里·希克：一方面，中国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与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他们所面对的变化如此巨大。我很难想象欧洲人会具有中国人的能变性、适应力和忍耐力。另一方面，我也感伤地看到在这样的变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渐渐消失了。
《财富堂》 ：您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完整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人”，西方主流艺术媒体也曾将您评为“影响世界艺术100人”之一。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乌里·希克：人们会以不同的态度来看待我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当人们看到我捐赠的藏品后，也许才会有感激之情，因为这些藏品反映了中国特殊时期的珍贵艺术，为此我做了自己的贡献。其次，我让西方的主流艺术界看到了来自中国当代艺术的广度与深度，为此我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最后，我想自己帮助了一些中国艺术家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际上，这也是我的部分贡献。
我们在花园里坐下，树木和湖水一片幽绿。不知是因为天气明艳，还是自己的心愿已完成，乌里·希克显得要比4年前放松和开朗。
我问他，“近来一切可好？”
他顿了顿，说，“这次捐赠居然引来这么多媒体，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2008年，我代表《新民周刊》采访他时，在最后大胆地问了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把您的藏品交给中国？”
他回答，“在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我会。”
4年后，如乌里·希克当年的承诺，估价为13亿港币的1463件藏品回到中国，我们的采访于是就围绕着他的这次捐赠开始了。
《财富堂》：日前，您向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捐赠共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品，包括张晓刚 、方力钧 、刘炜、王广义、徐冰、杨少斌、余友涵、曾梵志、张培力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将成为2017年落成的M+视觉艺术博物馆的永久藏品。价值超过13亿元的这么多艺术品绕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中国本土，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乌里·希克：1979年，当我意识到没有人系统性地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此给了自己这样一个使命。如今看来那一时期的收藏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国外都已不存在了。当时，我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艺术品是有意义的，当我开始收藏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有一天要把这些艺术品交给中国。
《财富堂》：为什么您选择了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而不是中国内地的博物馆？
乌里·希克：我最初的打算其实是想选择北京或上海的博物馆，但是与他们的商议结果显示在程序上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没有准备好或者无法顺利地来接受这部分捐赠。而且，我发现捐赠对内地的博物馆来说还很陌生。
《财富堂》：在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之前，您是否已有收藏的习惯？收藏的艺术品类型是什么？
乌里·希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收藏当代艺术品，当时作为学生没什么钱，所以只能收藏一些我在经济上能够承担的，但我每年都会收藏若干。当时，我没有把自己看作收藏家，只是购买一些西方当代艺术品。
《财富堂》：您前往中国的那一年是1979年，中国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当时您在收藏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中国官方的阻力？
乌里·希克：1979年，中国对西方世界刚刚开放，中国的当代艺术才开始活跃。在收藏的过程中，我总是被带领着或有人陪伴着。当然，我所能做的是有限制的，但没有遇到来自中国官方的阻力。
《财富堂》：在中国70和80年代，有没有西方或东方人和您一样开始着手收藏这类艺术品？
乌里·希克：我没有遇见西方人进行着类似的收藏，但有西方人会观看一些这样的艺术品。事实上，曾有一个驻中国的瑞士大使，他收藏一些中国艺术品，不过我不认为它们是当代艺术，它们更像是现代艺术。
《财富堂》：许多人的艺术收藏大多是通过画廊、拍卖行等中介完成，您却选择直接拜访艺术家，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关吗？
乌里·希克：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画廊，所以我没有选择，只能直接拜访艺术家们。中国的画廊是到90年代中期才出现。如今，我也会在画廊里进行购买。
另一个原因，我之所以选择与艺术家们直接接触是因为只有那样我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我已经亲自拜访了超过1000名中国各地的艺术家，这些经历给了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洞察力。
《财富堂》：在您认识的这些艺术家里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画画的现象多不多？
乌里·希克：他们中的大多数依旧继续着艺术事业，只有很少数的停止了，停止的那些是最早期的那一批。
《财富堂》：当下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如方力钧、岳敏君等等，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被人们看作是“荒诞艺术家”和“问题艺术家”，处于主体文化的边缘。您如何敏锐地判断他们的艺术作品“很有价值”并着手系统地收藏的？
乌里·希克：一方面，我收藏的专注点是作品要如实呈现中国的艺术史，所以我同时收藏了符合和不符合我个人品位的艺术品，因为两者都属于这个时期的艺术文档。同时，我也认为这些作品对那个时期很重要，因为它们呈现了那个时期艺术家们的情绪，但不只是艺术家们的情绪，所以我认为它们非常简明地、分析性地、视觉化表达了那个时期的情绪。
《财富堂》：以您的经验，如何评断一件艺术品的价值？
乌里·希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要讨论到晚上了，这是个相当大的话题。我个人的观点基于两个价值系统。一个是市场价值，尽管很多人认为市场价值不存在，主要取决于拍卖行和画廊系统，但我们仍可以大致建立起这样一个市场价值；另一个是个人价值，即个人是否愿意用这样的价格来收购这幅作品。
《财富堂》：对于您的这次捐赠目前充满争议，您本人怎么看待这样的议论？
乌里·希克：这些争议只发生在中国，我认为那些争议来自中国当代文化。捐赠这一概念在部分中国人看来很奇怪和陌生。似乎很多人不明白我只是做了自己一直承诺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表示会把自己建立的中国当代艺术文档交给中国。我的举动没有任何背后的动机。部分中国人缺乏信任感，倾向于揣摩和怀疑行为背后的动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当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捐赠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慷慨的举动。可是当我捐赠的时候，部分中国人质疑我为何不捐赠所有藏品，为何还要留下部分。他们看到的不是我的捐赠，而是我还剩下些什么。这非常奇怪，非常中国，在其他地方见不到。
另外有些人说我的捐赠是垃圾，可是首先我并没有公开捐赠的具体作品，没有看到就评论作品是垃圾，这有些不公；其次，我们是在谈论350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难道说他们中没有一个创造出了有价值的作品？我认为他们很出色，面对这个评论，我很吃惊至今为止没有质疑的声音。
《财富堂》：您最初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动机是什么？
乌里·希克：第一，1979年，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有收藏西方当代艺术品的习惯，所以很自然地想要了解中国的艺术家们都在做些什么。第二，当时我对中国不了解，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70年代的中国，我只被允许了解社会现状的一部分。所以我想一定有另外的途径来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现实社会，我希望当代艺术品能给予我所想要了解的知识。因此，当时我渴望见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品，并且越多越好。
《财富堂》：您1979年来到中国，30多年来关注着这个国家的起伏和变化，您对中国的感情是怎样的？
乌里·希克：一方面，中国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与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他们所面对的变化如此巨大。我很难想象欧洲人会具有中国人的能变性、适应力和忍耐力。另一方面，我也感伤地看到在这样的变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渐渐消失了。
《财富堂》 ：您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完整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人”，西方主流艺术媒体也曾将您评为“影响世界艺术100人”之一。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乌里·希克：人们会以不同的态度来看待我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当人们看到我捐赠的藏品后，也许才会有感激之情，因为这些藏品反映了中国特殊时期的珍贵艺术，为此我做了自己的贡献。其次，我让西方的主流艺术界看到了来自中国当代艺术的广度与深度，为此我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最后，我想自己帮助了一些中国艺术家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际上，这也是我的部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