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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冯内古特的预言正在21世纪应验，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身处的20世纪有深刻的洞察。
雨果说，19世纪是伟大的，20世纪是幸福的。但人类将在20世纪遭遇的苦痛与考验，任何伟大的先知都难以预见。
对整个世界和库尔特·冯内古特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都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昨日的世界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毁灭，资本主义正重构权力结构，冷战不仅划分了铁幕的两端，也让核恐怖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写过几本半温不火的小说的冯内古特，将在60年代的尾巴成名。
在美国，面对这伤痕累累的时代，大学生们充满愤怒与期待。他们一次次发出声音，要求社会平等，强调社会责任。他们支持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试图阻止征兵。他们包围征兵办公室，劝阻人们参军，但效果甚微，一位准备参军的小伙子说：“打仗会很有趣的。”
1968年，一张拍摄于南越的照片改变了美国公众的态度。照片中，南越警察总长抬起枪，要枪毙一个被怀疑是越共的男人。将死的男人哭泣着，而旁边的士兵轻松地笑着，像在看一场星期六下午的电影。摄影师Eddie Adams记录下这个瞬間，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公众大受刺激，反战声浪越加高涨。正如英国学者苏珊·L·卡拉瑟斯在《西方传媒与战争》中所言：“1968年以后，几乎每位到过越南的记者都有一个残忍的故事要讲，现在他们有机会了。”
冯内古特
次年，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出版。很快，大学生就被《第五号屠宰场》的反战主题及“搞怪”情节吸引。
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在二战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带着心灵创伤回到美国后，他成了一个无法控制时间的人，幻想自己在过去未来间穿越。他的名字皮尔格里姆（Pilgrim）就是“朝圣者”、“漫游者”的意思。在女儿婚礼当夜，皮尔格里姆被外星飞碟绑架，他被抓到特拉法多玛星的动物园，和一个身材热辣的好莱坞女星关在一起，供外星人参观。皮尔格里姆的儿子也参加了越战，这让年轻读者们大为愤慨，因为他们的兄弟家人此刻同样在越南杀人，或者被杀死。
一时间，《第五号屠宰场》在年轻人间成了畅销书，几乎每个大学生的牛仔裤屁股口袋里都有这本书。
早在成为作家前，冯内古特就是战争的亲历者和无数苦难的见证者。他35岁时姐姐得癌症去世;姐姐去世前几天姐夫在来看望姐姐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50岁时，大儿子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62岁时，他试图用药片和酒精自杀。
悲剧和创伤从年轻时就开始了。1944年初，22岁的小冯内古特从康奈尔大学退学，入了伍。作为德裔美军士兵，他被派到欧洲同德国纳粹作战。5月15日，冯内古特回家探亲，而正巧在前一天夜里，即5月14日母亲节，他的母亲因精神崩溃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1944年底，冯内古特在阿登战役中被德军俘虏，被押送到德累斯顿的一个屠宰场做苦役。在屠宰场的地下冷冻室，冯内古特捡回了一条命。
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冯内古特和同伴们一起蹲在屠宰场的地下冷藏室里。作为战俘，他们每天都得为纳粹工作，制造给孕妇用的维他命小药丸。
但他们今夜不用忙别的。反正人在临死前没别的什么可忙。
盟军的飞机“正忙着”把城里的130万居民炸死十分之一。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正好够做胜利蛋糕的蜡烛。燃烧和轰炸按当时的标准严格执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掀掉屋顶，露出房梁等木结构;爆炸气浪把房间的隔门冲走，形成贯通结构;然后投下大量燃烧弹点燃房屋的木材结构;再投下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救火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火灾旋风，中心火场温度激增至摄氏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气温暴涨并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轰炸当天，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古城中还有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
希特勒说：“当我的人民在这些考验下毁灭时，我不会为之流下一滴眼泪，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冯内古特和简·科克斯
整座城市熊熊燃烧。教堂在倒塌。学校与医院在倒塌。到处是哭号与飞机的轰鸣。恐怖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躲在地下储肉室的几个美军战俘默默等待着。或许下一声巨响就是一切了。人们坐着，如同第一次去教会学校的男孩，低头盯着膝盖，全神贯注。尘土与碎石簌簌抖落，他们可能挤在一个正要被撬开的鱼肉罐头里。
“哦，上帝。”冯内古特祈祷着。他发誓，如果能活着回去，就算要用希腊语倒背一遍《奥德赛》，他也一定要娶他的甜心宝贝，简·玛丽·科克斯。
忽然，一个士兵说：“我想知道穷人今天晚上干什么。”
这哥们儿简直像是寒冷雨夜里住在官邸里的公爵夫人，冯内古特想。生死关头还在吐槽，亏他做得出来。
整个轰炸，美军俘虏只有七人幸存。冯内古特很幸运。
“我见证了德累斯顿的毁灭。我见过这个城市先前的模样，从空袭避难所出来后，又看到了它被轰炸后的样子。幸存者会作何感想？其中一个反应必定是笑。上帝知道，这是灵魂在寻找宽慰。”
“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冯内古特说，“甚至最单纯的玩笑也是基于恐惧唤起的些微痛苦。”
23年后，这个幸存者终于把战争写成了一本热热闹闹的书，《第五号屠宰场》。为了增添一点喜剧气氛，他把书的副标题命名为“儿童十字军”。
1945年，德国投降。冯内古特回到美国，顺利地和简·科克斯结了婚。他暂时无法退伍，被派到堪萨斯州的莱利堡继续服役。
“富人，穷人，乞丐，贼，医生，律师，工程师，老板？”在最后的兵役期间，年轻的冯内古特一直在为自己做职业规划。他很实际，希望能谋一份好差事——为了和简拥有一座满是书与艺术品的房子，最好再有一个摆满好酒的吧台。
他给妻子写信，兴致勃勃地谈论两人的未来。但是简告诉丈夫：“亲爱的，你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了不起的作家。你将成就1945年以后的美国文学。”他惊呆了，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没有半点信心，可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
她给他寄书，阅读总是对写作有好处——《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等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在信里讨论。简督促冯内古特利用空余时间写作。冯内古特就把一篇篇小故事寄回家，简修改它们，再重新把文稿打一遍。
就这样，在46岁因《第五号屠宰场》大获成功前，冯内古特出版了五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但人们一直认为他只是科幻作家而非严肃作家。冯内古特抱怨：“在不懂科技的评论家看来，但凡是写科技的，都是未來的。”
的确，理工科背景的冯内古特喜欢科幻题材。处女作长篇《自动钢琴》探讨了在未来机器没有改善人类生存境况，反而剥夺了人的价值。现在看来，这个主题非常严肃，但在60年代，科幻小说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消遣玩意儿。加上冯内古特幽默逗乐、插科打诨的语言风格，作品自然难入评论家的法眼。
冯内古特的第二部作品《泰坦的海妖》继续采用科幻小说的外壳，描述人类对探索未知宇宙无比狂热，却忽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周围人的命运冷漠视之。在这部作品里，冯内古特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时代的解说者、人类命运的观察员。
从收录了他早期作品的《欢迎来到猴子馆》，到备受瞩目的《第五号屠宰场》，以及晚年的封笔之作《时震》。他作为观察者的姿态从未改变。在科幻、幽默、俏皮话与喜剧的外壳中，冯氏作品的内核始终是对人类当下的关怀。
冯内古特知道，他迟早会写战争。他曾给妻子写信：“我读了《新闻周刊》的报道，这些牛逼的记者们写的发生在欧洲的事让我震惊。而且我发现……这些事早就是我的一部分……上帝啊，我就在那儿。”
“那就是我，我就在那里。”恐怖的记忆挥之不去。储肉室上方的爆炸、哭号，城市的灰烬，他搬运过的焦黑尸体……战争会结束，被摧毁的钟楼会重新建起，但正如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写到的，老兵从战场回来，心灵与肉体的创伤却无法抹去。亲历过战争的人必须在汹涌的历史中挣扎求生。
1998年，冯内古特（左）与电影《冠军早餐》（又名《王牌战将》）主演布鲁斯·威利斯（中）及导演阿兰·鲁道夫，电影由冯内古特同名作品改编
冯内古特无法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让真切的枪炮声与血液将自己拉回到恐惧中，因此很难用传统小说的写法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他去德累斯顿采访当地居民，却无甚收获，“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他也无法写纯粹猎奇的科幻，漠视时代的阵痛，他更关注人类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如冷战、黑人权利、核战争、科技的危险。于是，他找到在小说中穿越时空的方法，《第五号屠宰场》应运而生。上升的幻想，向现实大地的俯身——两种相对的力量，塑造了冯内古特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
时代关怀、幽默、幻想、焦虑。这既是冯内古特作品的关键词，也是成长经历赋予他的个人特性。
冯内古特出生于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的那年。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大5岁的姐姐，一个大9岁的哥哥。父亲是著名建筑师，母亲热爱德国文学。一家人晚餐时，渴望加入谈话的小冯内古特总是讲笑话，逗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他四岁时，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一战已经结束八年。创伤尚未痊愈，人们却很乐观——或许战争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教训，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
“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詹姆斯·怀特库本·莱利第43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画未来的房子、未来的船、未来的飞机，画上充满了对未来所有的梦想。当然那时什么都停止了。工厂关闭，大萧条横行，最神奇的词汇就是繁荣。到某个时候一定会繁荣起来的。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梦想人类应该居住的房子——理想居所、理想的交通工具。”
大萧条让他父亲失去工作，母亲也时常精神紧张。世道日衰，大人们频频叹气的夜谈总是持续到很晚。要理解厨房终夜透出的亮光，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还太早。收音机里的喜剧让冯内古特每天乐此不疲，小男孩模仿喜剧家，好在晚餐时再给大人们讲一两个笑话。
可是事情没有变好。
经济混乱、政治瘫痪，人们茫然无措。挫败感压倒了民众，那些宣称能带来新希望的潜在极权者趁虚而入，以争取更多的选民。资本主义世界在大萧条中几近垮塌。脆弱的民主崩溃后露出了集权主义的嘴脸，凡尔赛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苏联为创造现代工业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饥荒、政治高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为民众描绘看似光辉壮阔的未来。
那是在1930年代，冯内古特长成了傻乎乎会装酷的少年，喜欢骑着车追女孩子。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着世界。人们曾对国际局势保持的乐观烟消云散。就这样，冯内古特度过了少年时代。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二战。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1944年，22岁的冯内古特参军，赶赴欧洲前线;1945年，他在德累斯顿空袭中捡回了一条命。他出生在一个糟糕的时代，成年后局势变得更糟。等二战结束了，原子弹又像生日派对的气球一样被装饰得到处都是。每当人们觉得一切都烂透了，不可能有更坏的事情发生时，人类总能生发出一些推波助澜的聪明才智。 和大部分亲历这一切的作家一样，冯内古特也分担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已非常明显。1950年，冯内古特开始写短篇小说，把它们卖给各个杂志。他知道自己有逗乐读者的天赋，给诸如《女性时光杂志》等投稿，且迅速掌握各个杂志的定位。
他写了一个略带感伤的爱情故事，《艾皮凯克》。一个电脑工程师想要追求自己美丽的同事，但是姑娘嫌他不会写诗，不够浪漫。一次，工程师发现电脑“艾皮凯克”会与人交流。工程师向电脑诉苦，向电脑解释“爱情”与“诗歌”。第二天，电脑为女孩写了一首诗。工程师惊喜万分，将诗献给女孩子，赢得少女芳心。此后，电脑艾皮凯克不断地写情诗，再由工程师将诗歌送给女孩，直到两人相爱并准备结婚。
事情依然没有变好。
可怜的电脑艾皮凯克已经爱上了女孩，甚至以为是自己要和她结婚。工程师只能说出真相：“她爱我。她要跟我结婚。”
“你的诗写得比我好？”艾皮凯克说。咔嗒声的节奏有些紊乱，大概带着火气。
“我在你的诗上签了我的名字。机器制造出来是为人服务的。”
电脑问：“具体区别在哪里？人比我聪明吗？”
“是的。”工程师有了防御心态。
“7887007乘以4345985879等于多少？”
工程师浑身冒汗。他的手指软软地趴在键盘上。
一番争论后，艾皮凯克终于沉默。它放弃了对一个人类女性的爱，并选择自毁。在毁灭前，它为工程师和女孩的婚礼写了最后一首诗。
《艾皮凯克》在今天读起来也非常有趣。
2017年5月，微软机器人出版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这是第一本机器人诗集。诗歌本来是人类心智中最纯粹的花园，雪莱说诗人为万物命名。然而，人工智能却闯入了这个领域，这多少令人措手不及。至于机器人是否会爱，也是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如《她》、《我，机器人》等等。
要知道，冯内古特1950年写这个短篇时，距人类发明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才刚刚过去4年。ENIAC体积庞大，耗电惊人，是一台高速计算工具，是美国军方为了更快制作出弹道发射表而投資研发。生活在50年代的人大多只知道ENIAC是一台计算机器。冯内古特却预见到，计算机在未来能学会写诗，也许还会爱上人类。
同是在1950年，冯内古特写了一篇叫《巴恩豪斯效应报告》的反战小说。心理学教授巴恩豪斯在打赌时偶然获得了超能力，能用念力控制一切。巴恩豪斯教授怀疑过自己，也害怕力量失控，不过最后他找到了人生方向：用念力摧毁世界上的全部武器，直到国与国之间只能用小树枝来进行防御。
那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第二年，冷战局势越发紧张。
冯内古特与儿子
1953年，他写北约士兵在西德的故事，《流离失所的人》。一个战争孤儿把黑人士兵当作爸爸，因为大兵是他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和他一样有着黑皮肤的人。当冯内古特怀着同情写这个故事时，马丁·路德·金还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要到两年后，黑人民权运动才因为一位黑人妇女不给白人让座而风波骤起。
冯内古特始终关注民权运动。在1962年的短篇《谎言》中，他就写到了30个黑人男孩首次获准入读白人精英学校。一年后，民权运动发展壮大，马丁·路德·金被捕，并在狱中写成《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书简》，阐释美国民权运动的初衷与期冀;也是在这一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1958年的短篇《载人导弹》，讲述一个苏联家庭与一个美国家庭，因为冷战与核竞赛各自失去儿子。两个悲伤的父亲给彼此写信，他们之间不存在铁幕与仇恨，只怀念着曾令家人无限骄傲的孩子。这个故事写于赫鲁晓夫访美的前一年。
冯内古特还写了许多描绘人类未来的故事。人口爆炸的时代，政府必须靠抹杀性欲来维持社会稳定（《欢迎来到猴子馆》，1968）;医疗技术进步，人类发明了抗衰老药，使得地球人口无限膨胀，资源无比紧张，人们只能和一家上百口人在小公寓拥挤地生活（《明天，明天，明天》，1953）;人类发明了电子毒品，只要听广播就能“百忧解”（《电欢喜》，1951）……
这些故事都被收入到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里。直到今年这本小说集首次出版中译本，这个爱插科打诨的老头已离世十年。
有人说他消极。他相信人性中携带着黑暗与深渊，直到老年仍尖刻地评论着时代的各种危机：“我那刚满21岁的女儿丽丽，就像您的子女，像小布什小的时候，以及萨达姆·侯赛因等人一样，发现自己继承的是令人震惊的人类奴隶制的当代历史;是艾滋病泛滥;是核潜艇潜伏在冰岛及其他峡湾的海底深处，时刻准备一声令下，用火箭和氢弹头大规模地将无数的男人、女人、儿童化为放射性齑粉。我们的子女们继承了技术，但是科技的副作用是，不管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这个为各种生命提供了可呼吸空气、可饮用水源的生态系统的星球正在迅速被摧毁。我知道，还梦想着为子孙们留下一个容身之地的人已经不多了。”
新闻里发生了什么，他的小说里就瞄准什么，就像飞镖，嗖——钉在酒吧的靶子上。他就像一个浴盆木塞，紧紧地嵌在自己的时代。
冯内古特表现出来的，不过是20世纪作家的普遍状态：他们不是在回应传统，就是在回应时代。海明威写战争后的迷惘，海因里希·伯尔始终凝视着那些背负着战争创伤的普通德国人，普拉东诺夫因“诽谤”现实而遭残酷迫害……但在冯内古特去世后，人们还是称赞他为“滑稽又病态的时代解说员”。也许是我们的21世纪还太年轻，尚未体会到个人与时代的紧紧相嵌。
晚年，冯内古特问已到中年的儿子：“我们来到这狗屁的世界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儿科医生冯内古特博士说：“爸爸，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相互帮助度过生命，不管是怎样的生命。”
冯内古特医生说得很对，他爸爸也是这么做的。
雨果说，19世纪是伟大的，20世纪是幸福的。但人类将在20世纪遭遇的苦痛与考验，任何伟大的先知都难以预见。
对整个世界和库尔特·冯内古特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都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昨日的世界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毁灭，资本主义正重构权力结构，冷战不仅划分了铁幕的两端，也让核恐怖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写过几本半温不火的小说的冯内古特，将在60年代的尾巴成名。
在美国，面对这伤痕累累的时代，大学生们充满愤怒与期待。他们一次次发出声音，要求社会平等，强调社会责任。他们支持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试图阻止征兵。他们包围征兵办公室，劝阻人们参军，但效果甚微，一位准备参军的小伙子说：“打仗会很有趣的。”
1968年，一张拍摄于南越的照片改变了美国公众的态度。照片中，南越警察总长抬起枪，要枪毙一个被怀疑是越共的男人。将死的男人哭泣着，而旁边的士兵轻松地笑着，像在看一场星期六下午的电影。摄影师Eddie Adams记录下这个瞬間，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公众大受刺激，反战声浪越加高涨。正如英国学者苏珊·L·卡拉瑟斯在《西方传媒与战争》中所言：“1968年以后，几乎每位到过越南的记者都有一个残忍的故事要讲，现在他们有机会了。”
次年，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出版。很快，大学生就被《第五号屠宰场》的反战主题及“搞怪”情节吸引。
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在二战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带着心灵创伤回到美国后，他成了一个无法控制时间的人，幻想自己在过去未来间穿越。他的名字皮尔格里姆（Pilgrim）就是“朝圣者”、“漫游者”的意思。在女儿婚礼当夜，皮尔格里姆被外星飞碟绑架，他被抓到特拉法多玛星的动物园，和一个身材热辣的好莱坞女星关在一起，供外星人参观。皮尔格里姆的儿子也参加了越战，这让年轻读者们大为愤慨，因为他们的兄弟家人此刻同样在越南杀人，或者被杀死。
一时间，《第五号屠宰场》在年轻人间成了畅销书，几乎每个大学生的牛仔裤屁股口袋里都有这本书。
幸存者的笑
早在成为作家前，冯内古特就是战争的亲历者和无数苦难的见证者。他35岁时姐姐得癌症去世;姐姐去世前几天姐夫在来看望姐姐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50岁时，大儿子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62岁时，他试图用药片和酒精自杀。
悲剧和创伤从年轻时就开始了。1944年初，22岁的小冯内古特从康奈尔大学退学，入了伍。作为德裔美军士兵，他被派到欧洲同德国纳粹作战。5月15日，冯内古特回家探亲，而正巧在前一天夜里，即5月14日母亲节，他的母亲因精神崩溃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1944年底，冯内古特在阿登战役中被德军俘虏，被押送到德累斯顿的一个屠宰场做苦役。在屠宰场的地下冷冻室，冯内古特捡回了一条命。
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冯内古特和同伴们一起蹲在屠宰场的地下冷藏室里。作为战俘，他们每天都得为纳粹工作，制造给孕妇用的维他命小药丸。
但他们今夜不用忙别的。反正人在临死前没别的什么可忙。
盟军的飞机“正忙着”把城里的130万居民炸死十分之一。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正好够做胜利蛋糕的蜡烛。燃烧和轰炸按当时的标准严格执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掀掉屋顶，露出房梁等木结构;爆炸气浪把房间的隔门冲走，形成贯通结构;然后投下大量燃烧弹点燃房屋的木材结构;再投下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救火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火灾旋风，中心火场温度激增至摄氏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气温暴涨并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轰炸当天，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古城中还有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
希特勒说：“当我的人民在这些考验下毁灭时，我不会为之流下一滴眼泪，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整座城市熊熊燃烧。教堂在倒塌。学校与医院在倒塌。到处是哭号与飞机的轰鸣。恐怖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躲在地下储肉室的几个美军战俘默默等待着。或许下一声巨响就是一切了。人们坐着，如同第一次去教会学校的男孩，低头盯着膝盖，全神贯注。尘土与碎石簌簌抖落，他们可能挤在一个正要被撬开的鱼肉罐头里。
“哦，上帝。”冯内古特祈祷着。他发誓，如果能活着回去，就算要用希腊语倒背一遍《奥德赛》，他也一定要娶他的甜心宝贝，简·玛丽·科克斯。
忽然，一个士兵说：“我想知道穷人今天晚上干什么。”
这哥们儿简直像是寒冷雨夜里住在官邸里的公爵夫人，冯内古特想。生死关头还在吐槽，亏他做得出来。
整个轰炸，美军俘虏只有七人幸存。冯内古特很幸运。
“我见证了德累斯顿的毁灭。我见过这个城市先前的模样，从空袭避难所出来后，又看到了它被轰炸后的样子。幸存者会作何感想？其中一个反应必定是笑。上帝知道，这是灵魂在寻找宽慰。”
“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冯内古特说，“甚至最单纯的玩笑也是基于恐惧唤起的些微痛苦。”
23年后，这个幸存者终于把战争写成了一本热热闹闹的书，《第五号屠宰场》。为了增添一点喜剧气氛，他把书的副标题命名为“儿童十字军”。
“我就在那儿”
1945年，德国投降。冯内古特回到美国，顺利地和简·科克斯结了婚。他暂时无法退伍，被派到堪萨斯州的莱利堡继续服役。
“富人，穷人，乞丐，贼，医生，律师，工程师，老板？”在最后的兵役期间，年轻的冯内古特一直在为自己做职业规划。他很实际，希望能谋一份好差事——为了和简拥有一座满是书与艺术品的房子，最好再有一个摆满好酒的吧台。
他给妻子写信，兴致勃勃地谈论两人的未来。但是简告诉丈夫：“亲爱的，你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了不起的作家。你将成就1945年以后的美国文学。”他惊呆了，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没有半点信心，可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
她给他寄书，阅读总是对写作有好处——《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等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在信里讨论。简督促冯内古特利用空余时间写作。冯内古特就把一篇篇小故事寄回家，简修改它们，再重新把文稿打一遍。
就这样，在46岁因《第五号屠宰场》大获成功前，冯内古特出版了五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但人们一直认为他只是科幻作家而非严肃作家。冯内古特抱怨：“在不懂科技的评论家看来，但凡是写科技的，都是未來的。”
的确，理工科背景的冯内古特喜欢科幻题材。处女作长篇《自动钢琴》探讨了在未来机器没有改善人类生存境况，反而剥夺了人的价值。现在看来，这个主题非常严肃，但在60年代，科幻小说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消遣玩意儿。加上冯内古特幽默逗乐、插科打诨的语言风格，作品自然难入评论家的法眼。
冯内古特的第二部作品《泰坦的海妖》继续采用科幻小说的外壳，描述人类对探索未知宇宙无比狂热，却忽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周围人的命运冷漠视之。在这部作品里，冯内古特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时代的解说者、人类命运的观察员。
从收录了他早期作品的《欢迎来到猴子馆》，到备受瞩目的《第五号屠宰场》，以及晚年的封笔之作《时震》。他作为观察者的姿态从未改变。在科幻、幽默、俏皮话与喜剧的外壳中，冯氏作品的内核始终是对人类当下的关怀。
冯内古特知道，他迟早会写战争。他曾给妻子写信：“我读了《新闻周刊》的报道，这些牛逼的记者们写的发生在欧洲的事让我震惊。而且我发现……这些事早就是我的一部分……上帝啊，我就在那儿。”
“那就是我，我就在那里。”恐怖的记忆挥之不去。储肉室上方的爆炸、哭号，城市的灰烬，他搬运过的焦黑尸体……战争会结束，被摧毁的钟楼会重新建起，但正如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写到的，老兵从战场回来，心灵与肉体的创伤却无法抹去。亲历过战争的人必须在汹涌的历史中挣扎求生。
冯内古特无法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让真切的枪炮声与血液将自己拉回到恐惧中，因此很难用传统小说的写法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他去德累斯顿采访当地居民，却无甚收获，“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他也无法写纯粹猎奇的科幻，漠视时代的阵痛，他更关注人类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如冷战、黑人权利、核战争、科技的危险。于是，他找到在小说中穿越时空的方法，《第五号屠宰场》应运而生。上升的幻想，向现实大地的俯身——两种相对的力量，塑造了冯内古特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
事情会变好吗
时代关怀、幽默、幻想、焦虑。这既是冯内古特作品的关键词，也是成长经历赋予他的个人特性。
冯内古特出生于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的那年。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大5岁的姐姐，一个大9岁的哥哥。父亲是著名建筑师，母亲热爱德国文学。一家人晚餐时，渴望加入谈话的小冯内古特总是讲笑话，逗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他四岁时，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一战已经结束八年。创伤尚未痊愈，人们却很乐观——或许战争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教训，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
“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詹姆斯·怀特库本·莱利第43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画未来的房子、未来的船、未来的飞机，画上充满了对未来所有的梦想。当然那时什么都停止了。工厂关闭，大萧条横行，最神奇的词汇就是繁荣。到某个时候一定会繁荣起来的。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梦想人类应该居住的房子——理想居所、理想的交通工具。”
大萧条让他父亲失去工作，母亲也时常精神紧张。世道日衰，大人们频频叹气的夜谈总是持续到很晚。要理解厨房终夜透出的亮光，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还太早。收音机里的喜剧让冯内古特每天乐此不疲，小男孩模仿喜剧家，好在晚餐时再给大人们讲一两个笑话。
可是事情没有变好。
经济混乱、政治瘫痪，人们茫然无措。挫败感压倒了民众，那些宣称能带来新希望的潜在极权者趁虚而入，以争取更多的选民。资本主义世界在大萧条中几近垮塌。脆弱的民主崩溃后露出了集权主义的嘴脸，凡尔赛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苏联为创造现代工业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饥荒、政治高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为民众描绘看似光辉壮阔的未来。
那是在1930年代，冯内古特长成了傻乎乎会装酷的少年，喜欢骑着车追女孩子。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着世界。人们曾对国际局势保持的乐观烟消云散。就这样，冯内古特度过了少年时代。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二战。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1944年，22岁的冯内古特参军，赶赴欧洲前线;1945年，他在德累斯顿空袭中捡回了一条命。他出生在一个糟糕的时代，成年后局势变得更糟。等二战结束了，原子弹又像生日派对的气球一样被装饰得到处都是。每当人们觉得一切都烂透了，不可能有更坏的事情发生时，人类总能生发出一些推波助澜的聪明才智。 和大部分亲历这一切的作家一样，冯内古特也分担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已非常明显。1950年，冯内古特开始写短篇小说，把它们卖给各个杂志。他知道自己有逗乐读者的天赋，给诸如《女性时光杂志》等投稿，且迅速掌握各个杂志的定位。
他写了一个略带感伤的爱情故事，《艾皮凯克》。一个电脑工程师想要追求自己美丽的同事，但是姑娘嫌他不会写诗，不够浪漫。一次，工程师发现电脑“艾皮凯克”会与人交流。工程师向电脑诉苦，向电脑解释“爱情”与“诗歌”。第二天，电脑为女孩写了一首诗。工程师惊喜万分，将诗献给女孩子，赢得少女芳心。此后，电脑艾皮凯克不断地写情诗，再由工程师将诗歌送给女孩，直到两人相爱并准备结婚。
事情依然没有变好。
可怜的电脑艾皮凯克已经爱上了女孩，甚至以为是自己要和她结婚。工程师只能说出真相：“她爱我。她要跟我结婚。”
“你的诗写得比我好？”艾皮凯克说。咔嗒声的节奏有些紊乱，大概带着火气。
“我在你的诗上签了我的名字。机器制造出来是为人服务的。”
电脑问：“具体区别在哪里？人比我聪明吗？”
“是的。”工程师有了防御心态。
“7887007乘以4345985879等于多少？”
工程师浑身冒汗。他的手指软软地趴在键盘上。
一番争论后，艾皮凯克终于沉默。它放弃了对一个人类女性的爱，并选择自毁。在毁灭前，它为工程师和女孩的婚礼写了最后一首诗。
时代解说员
《艾皮凯克》在今天读起来也非常有趣。
2017年5月，微软机器人出版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这是第一本机器人诗集。诗歌本来是人类心智中最纯粹的花园，雪莱说诗人为万物命名。然而，人工智能却闯入了这个领域，这多少令人措手不及。至于机器人是否会爱，也是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如《她》、《我，机器人》等等。
要知道，冯内古特1950年写这个短篇时，距人类发明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才刚刚过去4年。ENIAC体积庞大，耗电惊人，是一台高速计算工具，是美国军方为了更快制作出弹道发射表而投資研发。生活在50年代的人大多只知道ENIAC是一台计算机器。冯内古特却预见到，计算机在未来能学会写诗，也许还会爱上人类。
同是在1950年，冯内古特写了一篇叫《巴恩豪斯效应报告》的反战小说。心理学教授巴恩豪斯在打赌时偶然获得了超能力，能用念力控制一切。巴恩豪斯教授怀疑过自己，也害怕力量失控，不过最后他找到了人生方向：用念力摧毁世界上的全部武器，直到国与国之间只能用小树枝来进行防御。
那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第二年，冷战局势越发紧张。
1953年，他写北约士兵在西德的故事，《流离失所的人》。一个战争孤儿把黑人士兵当作爸爸，因为大兵是他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和他一样有着黑皮肤的人。当冯内古特怀着同情写这个故事时，马丁·路德·金还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要到两年后，黑人民权运动才因为一位黑人妇女不给白人让座而风波骤起。
冯内古特始终关注民权运动。在1962年的短篇《谎言》中，他就写到了30个黑人男孩首次获准入读白人精英学校。一年后，民权运动发展壮大，马丁·路德·金被捕，并在狱中写成《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书简》，阐释美国民权运动的初衷与期冀;也是在这一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1958年的短篇《载人导弹》，讲述一个苏联家庭与一个美国家庭，因为冷战与核竞赛各自失去儿子。两个悲伤的父亲给彼此写信，他们之间不存在铁幕与仇恨，只怀念着曾令家人无限骄傲的孩子。这个故事写于赫鲁晓夫访美的前一年。
冯内古特还写了许多描绘人类未来的故事。人口爆炸的时代，政府必须靠抹杀性欲来维持社会稳定（《欢迎来到猴子馆》，1968）;医疗技术进步，人类发明了抗衰老药，使得地球人口无限膨胀，资源无比紧张，人们只能和一家上百口人在小公寓拥挤地生活（《明天，明天，明天》，1953）;人类发明了电子毒品，只要听广播就能“百忧解”（《电欢喜》，1951）……
这些故事都被收入到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里。直到今年这本小说集首次出版中译本，这个爱插科打诨的老头已离世十年。
有人说他消极。他相信人性中携带着黑暗与深渊，直到老年仍尖刻地评论着时代的各种危机：“我那刚满21岁的女儿丽丽，就像您的子女，像小布什小的时候，以及萨达姆·侯赛因等人一样，发现自己继承的是令人震惊的人类奴隶制的当代历史;是艾滋病泛滥;是核潜艇潜伏在冰岛及其他峡湾的海底深处，时刻准备一声令下，用火箭和氢弹头大规模地将无数的男人、女人、儿童化为放射性齑粉。我们的子女们继承了技术，但是科技的副作用是，不管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这个为各种生命提供了可呼吸空气、可饮用水源的生态系统的星球正在迅速被摧毁。我知道，还梦想着为子孙们留下一个容身之地的人已经不多了。”
新闻里发生了什么，他的小说里就瞄准什么，就像飞镖，嗖——钉在酒吧的靶子上。他就像一个浴盆木塞，紧紧地嵌在自己的时代。
冯内古特表现出来的，不过是20世纪作家的普遍状态：他们不是在回应传统，就是在回应时代。海明威写战争后的迷惘，海因里希·伯尔始终凝视着那些背负着战争创伤的普通德国人，普拉东诺夫因“诽谤”现实而遭残酷迫害……但在冯内古特去世后，人们还是称赞他为“滑稽又病态的时代解说员”。也许是我们的21世纪还太年轻，尚未体会到个人与时代的紧紧相嵌。
晚年，冯内古特问已到中年的儿子：“我们来到这狗屁的世界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儿科医生冯内古特博士说：“爸爸，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相互帮助度过生命，不管是怎样的生命。”
冯内古特医生说得很对，他爸爸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