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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的倡导、人文精神的发扬，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诗词歌赋与民俗曲艺等一系列文艺载体，得以向民间广泛传播。《中庸》有云：“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意思是说在中国文化中，做人之核心的“道”是永恒不变的，这也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政治表达的基本面向，即掌握并实践“道”的原理。
在儒家经典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教导，而佛教经典亦谆谆教导佛弟子“诸恶莫做，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可以说，以儒家文化为主轴的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种劝善惩恶的社会教化体系。善与恶是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礼记·曲礼》：“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教对于人伦关系的建构与运作，是借由担任礼教推动者与指导者的主体，通过惩恶扬善的方式，将礼仪教化渗透到百姓日用生活的各项细节中，以良知之教来化育民众，使向善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方式与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传统文艺承载着教化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介，它连接着中国传统的“道”和文艺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后者通过演绎这个方式来表现对“道”的理解与感悟，以此教化他人，完善自我。西汉王充在《论衡》中谈道：“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中国传统文艺的教化功能是推动个人步入修、齐、治、平的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培育君子的素养和公共舆论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文艺的诸多载体是广泛而长久地流传于民间的大众集体智慧之结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民众认同感，其中的态度与评价往往是其劝善功能的写照，体现了深受儒学教育熏陶的天下生民对于家国天下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态度，并呈現出社会演进的特点。传统文艺的劝善方式呈现出了传承性与多元性的特点。儒家忠孝节义、道德自修与果报阴骘等观念，在近代以来对社会民众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通过说善人、述善事、宣善理的方式，不少传统文艺工作者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地传播真善美，不单用诗词歌赋等文字形式，还集绘画与说唱故事等于一体。近代以来，不仅文艺作品的题材与载体愈趋向于多样化和通俗化，其中宣扬的劝善主旋律，也随之逐渐清晰起来。
从劝善的目的出发，在灾荒或战乱时期涌现的以助赈为要旨的书画雅集等活动，反映出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天下苍生的同理心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在灾荒或战乱时期积极劝赈，是传统文艺的一大特点。明代河南虞城人杨东明创作了《饥民图说》，将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灾荒与流民呈现在版画中，目的是唤起皇帝对灾民的同情心，以拨款赈济。清代善人余治绘图多幅，裱作挂屏，以悬茶坊酒肆、寺院庙宇等公共场所，以广善缘。苏州善士谢家福于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的“丁戊奇荒”中，与一些画家合作设计并刊刻了“河南奇荒铁泪图”，并带动了劝赈书籍的风行，借助因果报应推动义赈的展开。中国近代早期实业家郑观应以诗劝世，不仅实践了行善济世的理想，还创作了《十可省歌》等劝善诗。民国初年海派画家王一亭根据沪上的慈善传统创作了多幅流民图，以画技助赈。文艺作品不仅在灾荒战乱时期起到了助赈劝善的作用，也广泛向民众宣明了正确的伦理道德标准与日常行为规范。近代以来，宝卷等文艺形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它寓娱乐于教化之中，而具体内容不外乎是孝敬父母、友善邻里、患难相恤等基本伦理道德。而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等文体，更是将言志载道与平凡切近的日常生活合为一体，反映出对于父子、长幼、夫妇、君臣、朋友这五伦的理解与实践。
从中国文艺的演进过程来看，它同时伴有一种在商业经济与世俗文化的浸染下所谓“离经叛道”的作品大量涌现的趋势，从而使“道”不自觉地远离了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责任。《尚书·大禹谟》有云：“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意思是说“满”会招致损害，而“谦”能够获益，这符合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则。就文艺作品而言，流水线化的生产很可能会引起作品粗制滥造的问题，而一些自命精雕细琢的作品，却是无病呻吟或是蜻蜓点水的脱离社会之作。文如其人，从文艺作品到文艺工作者其实是一面镜子、一道门槛，从外在表象能够看到它的内在肌理。一些文艺工作者“离经叛道”的表现，大体上是重职业而轻责任。重职业，即重视商品经济与技术革新给文艺创作带来的便利与机遇，重视职业本身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名声，惯用西方理论与技术来裁剪中国本土文艺作品的价值与审美，轻视对“道”的传承，从而使文艺创作与研究陷入了泥淖。
对于中国文艺而言，思想与价值才是创作的灵魂，一切外在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教化体系的辅助性手段。通过社会大众乐闻乐见的文艺载体，文艺工作者必须将反映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传递给社会大众，在尊重传统文艺与敬畏文艺之“道”的基础上，创作出属于当代中国的文艺作品。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它联系着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责任。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注重传统的继承与素质的渐修的基础上，重视言行的表率，讲规矩、守秩序、重责任，努力从传统文艺中发掘更多导人向善的元素，创作出更好的文艺作品。
在儒家经典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教导，而佛教经典亦谆谆教导佛弟子“诸恶莫做，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可以说，以儒家文化为主轴的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种劝善惩恶的社会教化体系。善与恶是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礼记·曲礼》：“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教对于人伦关系的建构与运作，是借由担任礼教推动者与指导者的主体，通过惩恶扬善的方式，将礼仪教化渗透到百姓日用生活的各项细节中，以良知之教来化育民众，使向善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方式与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传统文艺承载着教化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介，它连接着中国传统的“道”和文艺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后者通过演绎这个方式来表现对“道”的理解与感悟，以此教化他人，完善自我。西汉王充在《论衡》中谈道：“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中国传统文艺的教化功能是推动个人步入修、齐、治、平的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培育君子的素养和公共舆论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文艺的诸多载体是广泛而长久地流传于民间的大众集体智慧之结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民众认同感，其中的态度与评价往往是其劝善功能的写照，体现了深受儒学教育熏陶的天下生民对于家国天下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态度，并呈現出社会演进的特点。传统文艺的劝善方式呈现出了传承性与多元性的特点。儒家忠孝节义、道德自修与果报阴骘等观念，在近代以来对社会民众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通过说善人、述善事、宣善理的方式，不少传统文艺工作者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地传播真善美，不单用诗词歌赋等文字形式，还集绘画与说唱故事等于一体。近代以来，不仅文艺作品的题材与载体愈趋向于多样化和通俗化，其中宣扬的劝善主旋律，也随之逐渐清晰起来。
从劝善的目的出发，在灾荒或战乱时期涌现的以助赈为要旨的书画雅集等活动，反映出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天下苍生的同理心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在灾荒或战乱时期积极劝赈，是传统文艺的一大特点。明代河南虞城人杨东明创作了《饥民图说》，将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灾荒与流民呈现在版画中，目的是唤起皇帝对灾民的同情心，以拨款赈济。清代善人余治绘图多幅，裱作挂屏，以悬茶坊酒肆、寺院庙宇等公共场所，以广善缘。苏州善士谢家福于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的“丁戊奇荒”中，与一些画家合作设计并刊刻了“河南奇荒铁泪图”，并带动了劝赈书籍的风行，借助因果报应推动义赈的展开。中国近代早期实业家郑观应以诗劝世，不仅实践了行善济世的理想，还创作了《十可省歌》等劝善诗。民国初年海派画家王一亭根据沪上的慈善传统创作了多幅流民图，以画技助赈。文艺作品不仅在灾荒战乱时期起到了助赈劝善的作用，也广泛向民众宣明了正确的伦理道德标准与日常行为规范。近代以来，宝卷等文艺形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它寓娱乐于教化之中，而具体内容不外乎是孝敬父母、友善邻里、患难相恤等基本伦理道德。而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等文体，更是将言志载道与平凡切近的日常生活合为一体，反映出对于父子、长幼、夫妇、君臣、朋友这五伦的理解与实践。
从中国文艺的演进过程来看，它同时伴有一种在商业经济与世俗文化的浸染下所谓“离经叛道”的作品大量涌现的趋势，从而使“道”不自觉地远离了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责任。《尚书·大禹谟》有云：“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意思是说“满”会招致损害，而“谦”能够获益，这符合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则。就文艺作品而言，流水线化的生产很可能会引起作品粗制滥造的问题，而一些自命精雕细琢的作品，却是无病呻吟或是蜻蜓点水的脱离社会之作。文如其人，从文艺作品到文艺工作者其实是一面镜子、一道门槛，从外在表象能够看到它的内在肌理。一些文艺工作者“离经叛道”的表现，大体上是重职业而轻责任。重职业，即重视商品经济与技术革新给文艺创作带来的便利与机遇，重视职业本身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名声，惯用西方理论与技术来裁剪中国本土文艺作品的价值与审美，轻视对“道”的传承，从而使文艺创作与研究陷入了泥淖。
对于中国文艺而言，思想与价值才是创作的灵魂，一切外在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教化体系的辅助性手段。通过社会大众乐闻乐见的文艺载体，文艺工作者必须将反映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传递给社会大众，在尊重传统文艺与敬畏文艺之“道”的基础上，创作出属于当代中国的文艺作品。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它联系着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责任。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注重传统的继承与素质的渐修的基础上，重视言行的表率，讲规矩、守秩序、重责任，努力从传统文艺中发掘更多导人向善的元素，创作出更好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