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曾在诗里盛赞妻子杨绛的容貌：
　　缬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取红花和雪洗面的典故在这里：《太平御览》引唐虞世南《史略》：“北齐卢士深妻，崔林义之女，有才学，春日以桃花靧儿面。咒曰：‘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悦。取白雪，取红花，与儿洗面作妍华。取花红，取雪白，与儿洗面作光泽。取雪白，取花红，与儿洗面做华容。’”
　　意境是不能更美了，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围城》里唐晓芙的人物原型到底是谁虽然尚有争议，但有了上述钱钟书的诗作为旁证，唐晓芙“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说她的肤色是取之于作家的夫人，应该问题不大。杨绛说钟书有“誉妻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钱是“炫妻狂魔”。钱是才子而不风流，虽然据说在遇上杨绛前曾心仪过赵萝蕤——后来的陈梦家夫人，但婚后便没什么有实锤的风流韵事。钱钟书曾半夜抄起竹竿帮自家猫儿与邻居林徽因家的猫儿打架，连杨绛都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可是钱钟书偏偏不看主妇面。要知道那可是林徽因啊，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文化精英多为之倾倒，“太太的客厅”里的是这样一些客人：胡适、金岳霖、徐志摩、费正清、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许多年后，作家闫红还写了一篇《人人都爱林徽因》，可钱钟书不但不对这位芳邻报以青眼，甚至还写了一个短篇《猫》来影射、讽刺她和她的丈夫及客人，连林徽因也入不了他的眼，何况寻常女子，对此只能理解为他的眼里只有自己夫人。
　　广为人知的是，钱钟书说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娶她之前从没想过结婚，娶她之后从没有后悔过，也从没想过娶别人”，“难得地兼妻子、情人、朋友于一身”。对于一个妻子来说，这已经是最高评价了。杨绛对于钱钟书是妻子、情人、朋友，其实她还兼有另一重鲜为人知的角色：母亲。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中写道：有一次，杨绛要捐掉一件她为钟书织的旧衣，钟书双手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杨先生说：“我很感动。我待钟书，慈母的成分很多。他从小嗣出，没有慈母……这对他性格的形成，很有关系。”
　　在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她历数钱钟书小时候的种种“糗事”，这固然是出于对丈夫的强大信心：瑕不掩瑜、欲扬先抑，但另一方面，能爱一个人的缺点、爱一个人最狼狈的样子才是真爱，杨绛对这一切娓娓道来，如同一位慈爱的母亲，读者几乎可以看到她脸上欣赏的微笑：“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大约母亲看自己的孩子，总会觉得他瘦弱、忠厚、可怜。
　　杨绛在散文《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中说：“杨绛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之处。”“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这段话，可以算作杨绛与钱钟书夫妇关系的总结：首先要懂得这“痴气”是天才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是其天才的另一面。其次，要深爱具有这样性格的钱钟书。要之，用自己毕生的付出，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钱钟书身上的这些特质并使之自由地发展。简言之就是：懂得、深爱、成全。
　　“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所有喜爱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这份高度自信、毫不谦虚，确实也是有根基的：杨绛对丈夫的无私付出贯穿一生，如同母亲对儿子。钱钟书生活能力极差，“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厨房失火了只会和七八岁的女儿一起喊“娘！快快快快快！！！”钱、杨的一世婚姻，杨绛在家务琐事上付出良多。
　　从新婚游学海外起，杨绛便承担了所有家务，钱钟书有诗记之：
　　卷袖围裙为口忙，
　　朝朝洗手作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
　　欲觅仙人辟谷方。
　　孤岛时期他们困守上海，杨绛已是成名的剧作家，而钱钟书仍然籍籍无名，钱钟书多年后写诗回忆当年心境：“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为了支持钱钟书写《围城》，杨绛“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这“灶下婢”一做就是一生。錢钟书去世后多年，他们共同生活的三里河寓所天花板上还印着杨绛爬高换灯泡不小心留下的手印，因为那是钟书在世时留下的，杨绛舍不得擦去。钱钟书卧病住院的生命最后几年，杨绛自己也已是八旬老人，她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只求男先女后，弄错了次序就糟糕了。”她以闺秀、才女之资，一生甘愿照料、打理钱钟书的生活，使他能专注于文学创作和研究，最大程度上发挥他的天才，这是她对丈夫最深情的成全。即使在死亡面前，照顾钟书仍是她此生最大的使命。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将届期颐之年、多病之身，为了躲避痛苦而翻译哲学作品《斐多》，为记录他们一家一生的悲欢而创作回忆录《我们仨》，亲自或组织人手为钱钟书整理卷帙浩繁的读书笔记并出版。可以说，这位老人一直活在“我们仨”的记忆里，她一个人在这孤独的人世间为他们仨而活，为钱钟书而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绛是真正意义上的“未亡人”。她活得十分温婉、低调，只有在捍卫亲人声名的极少数时刻，方显露出百岁老人内心强悍、语调铿锵的本色。2013年，北京某拍卖公司欲拍卖一批钱钟书书信，一百零二岁的杨绛坚决反对，不惜将对方告上法庭，终于成功阻止了拍卖，保护了亲人的隐私。至于此举是否不利于对钱钟书的深入研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思念而不止于思念，悲伤而代之以坚强前行，抓紧生命的每分每秒为亲人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这便是这位世纪老人的可敬之处。
　　像杨绛这样留学欧美、对西方文化浸淫很深的女性，本应该天然具有更强的女性意识。钱杨夫妇1935年留学牛津，英国作家伍尔芙于1929年发表了女权主义经典《一间自己的屋子》，杨绛也算经历过女权思潮的洗礼，但她却有着十分近于封建社会的婚姻观，她评论三姑母杨荫榆：“她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可见她认为身为女人，人生首要在于恋爱和婚姻。杨绛还说过：我的父母是最模范的夫妻。我们三个出嫁的姐妹，常自愧不能像妈妈那样和顺体贴，远不如。我至少该少别扭些，少任性些，可是没做到，我心上也负疚。认为女性在婚姻中天生就该“和顺体贴”，会因为自己还不够“和顺体贴”而自愧。她绝不是不懂女权、自我意识欠缺，而是她对丈夫的爱超越了自我意识。杨绛说：我爱丈夫超过爱我自己。信然。
　　有人说，男人在十多岁时需要黛玉，给他梦和诗，与他心灵契合;二十多岁时需要宝钗，引导他、襄助他上进;三十多岁时需要熙凤，帮他拓展人脉、打理事业;四十多岁需要袭人，以女性的温柔抚慰他，照顾他的生活;五十多岁需要袭人，六十多岁需要袭人，七十多岁需要袭人……临终前需要袭人。钱钟书何其幸运，杨绛一身而兼黛玉、宝钗、熙凤，最难得是她还愿意为他做袭人，只因为他是钱钟书。而杨绛说：“我做过各种工作……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可见她也甘之如饴，感激命运让自己遇到他。
　　杨绛以自己的爱和付出成全了钱钟书，杨绛因此也许少写了几部作品，但同时，世人得以看到《围城》，看到《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而钱钟书感激、珍视这份付出，报之以卓越的文学、学术成就以及对妻子的敬爱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