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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看来,肖像画是由画匠来画的,而作为著名画家的徐悲鸿,亦画过一批肖像画。这批肖像画,有油画,有国画,亦有素描,人物表情各异,个个逼真传神。本来创作都忙不过来的徐悲鸿,为何要画这批肖像画呢?其实,每一幅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1939年,徐悲鸿画了国画《黄震之像》。画中黄震之侧身坐在一棵苍松之下,神态悠然安详,和蔼可亲。黄震之曾在上海经商,亦是一位颇有眼力的书画收藏家。他喜欢到上海暇余总会的赌场去玩,在场内租有一间休息室。1915年,父亲刚病故的徐悲鸿,到上海寻找半工半读机会泡了汤,吃住都成了问题。他去审美画馆送画换钱,正好邂逅上了黄震之先生,两人便聊起书画来。看过徐悲鸿的画后,黄震之十分惊讶其绘画技艺,简直不敢相信就是眼下这位年轻人所作。于是,他将徐悲鸿带回到了上海暇余总会,安顿在自己的休息室里,让徐悲鸿有了一个作画读书的去处。每到夜晚,他总是要吩咐赌场伙计为徐悲鸿送去夜宵,生怕让其再忍饥挨饿。徐悲鸿十分清楚,自己显然不能就这样好吃好住地待着。他由习过武的好友黄警顽摆架势,先后画了一百多幅谭拳示意图,取名为《谭拳图说》。然后,由黄警顽帮助拿到中华书局去出版,获得了三十元的稿酬,这对初出茅庐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上海寻求半工半读的初衷,日夜坚守在休息室内学习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二年上海震旦大学的招生考试中,他终于成为该校法文系的学生,入学注册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特改为了“黄扶”,这两件喜事的接踵而来,让徐悲鸿看到了自己人生新的希望,很快重新振作起来。在黄震之先生六十寿辰之际,为纪念这段特殊情缘,徐悲鸿画了这幅《黄震之像》。
在上海震旦读书期间,徐悲鸿得到了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的赏识,姬把他推荐给了年过花甲的康有为,成为其最后一位入室弟子。康有为不仅倡导社会改良,亦主张“美术革命”,有着很高的书画修养。他看过徐悲鸿的画作后,亲书“写生入神”四个大字予以奖掖、鼓励。为开阔徐悲鸿的视野,他常常将徐悲鸿带到家中,让其欣赏自己收藏的历代书画名家的真迹。徐悲鸿一幅幅看,他一幅幅讲,将自己的鉴赏体会和盘托出。他教导徐悲鸿一定要学习西画的优秀画法,用解剖、透视、结构这些新的知识改造中国画。在路线上,他建议可以先去日本,待欧洲战事结束后再到法国去,并亲自为其出国留学四处写信联络,找人帮忙。徐悲鸿按照康有为的指点,到日本学习回来后,便提出了“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的国画革新思路。他以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而颓败的主要原因是“守旧”,“要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奇耻大辱”。于是,他身体力行将西画画法融入中国画之中,让中国画在他笔下变得见筋见骨,造型准确,更加逼真传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画革新的第一人。徐悲鸿迅速取得这般成就,无疑与康有为的悉心指导息息相关。为感恩康有为先生的教诲,1926年,徐悲鸿从新加坡返回中国后,在上海画了油画《康有为像》,画中康有为发须花白,但风采依旧,精神矍铄,那种饱经风霜、从容不迫的政治家风度跃然画中。
欧洲战事结束后,徐悲鸿开始筹备赴法留学。康有为的大弟子、名士罗瘿公是个热心人,为帮徐悲鸿取得公费留学名额,他将其推荐给了教育总长傅增湘。徐悲鸿特画了一幅画,带去拜见傅总长,傅增湘看到后,满脸喜悦,举起拇指大加赞赏,表示愿意为徐悲鸿留学提供帮助。然而,事情并没想象的那么顺利,待第一榜出国名单出来后,徐悲鸿却发现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他感到被人作弄了,于是,给傅增湘总长去一封斥责的信。而过了不久,出国名单的第二榜出来了,徐悲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面。看到这个峰回路转的结果,徐悲鸿高兴得跳起来,但想起前晌给傅总长写信的事,心里又很是不安,感到无脸再去见傅总长。当时徐悲鸿正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担任导师,蔡元培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给傅增湘写信,帮徐悲鸿进行圆合。当再次去拜见傅总长时,徐悲鸿战战兢兢,不知说什么好,傅总长却与上次一样,毫无芥蒂,让徐悲鸿更是感到羞愧。很多年之后,徐悲鸿回想起此事,仍是十分感激地说:“我飘零十载,转走千里,求学之难,难至如此。我对黄震之、傅增湘两位先生,是终生感戴其德,而不敢忘记的。”1935年,已在中央大学做教授的徐悲鸿,利用寒假时间专程北上看望已退休的傅增湘,并花六天的时间,画了油画《傅增湘像》。画中傅增湘戴着一副眼镜,身穿旧式长袍,手握着一卷书,坐在书桌前,将其儒雅之士的风范表现得惟妙惟肖。
1939年和1941年,徐悲鸿先后画了素描《黄孟奎像》和《黄曼士像》。这两幅肖像虽是素描,但画得逼真传神,气质不凡。1919年3月,徐悲鸿带着妻子蒋碧微启程赴法国留学。蒋碧微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家里却因为反对她与徐悲鸿结合,与其断了来往。到法国后,徐悲鸿只得把一人的经费分成两人用,往往“有了今天的,没有明天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他们不得不找机会外出打工,徐悲鸿到商店帮人布置橱窗,蒋碧微为百货公司做些刺绣,由于手头紧张,徐悲鸿有时遇上自己心仪的画、喜欢的书,往往犹豫很久都不敢买下来。有幸的是,徐悲鸿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正在法国游历的新加坡华侨黄孟奎。他对徐悲鸿的画非常欣赏,随之给予了一些接济,但他一时无法给予徐悲鸿更大的支持。不久,他应陈嘉庚之邀回国,供职于厦门大学,心里却仍然惦记着徐悲鸿。他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写信,请其设法帮助徐悲鸿。黄曼士想了个办法,邀徐悲鸿到新加坡为富人画像,由他负责张罗,他事先为徐悲鸿打广告:“纵使你有钱有地位,百年之后默默无闻。唯有大师为你画像,名画带你流芳百世。”吸引了不少的人,徐悲鸿因此赚了一笔不小的钱。单说为陈嘉庚及其家人画像,他就得到了二千五百块大洋的报酬。有了这笔钱,他远在法国的妻子的生活得以迅速改善,自己购画买书、完成学业的经费问题也迎刃而解。对黄氏兄弟的这段情谊,他始终不能忘怀,特画了《黄孟奎像》、《黄曼士像》两幅素描,以示纪念。
从这批肖像画背后的故事可以看出,出身卑微的徐悲鸿在成长的路上曾经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爱才惜才之心,也就没有开创中国画一代新风,成为画坛巨匠的徐悲鸿。徐悲鸿深深懂得“施人勿念,受施勿忘”的古训,对曾经提供帮助的人除献与自己的画艺外,他还用其他各种途径努力予以回报。1927年,他公布为人画肖像画的润格时,特注明“黃姓者减半”,用这种惠泽所有黄姓人的方式,感恩黄震之、黄警顽、黄孟奎和黄曼士。他还总是寻找机会上门看望年迈的康有为、傅增湘,特别是后来得知黄孟奎因病住在澳洲时,他把为新加坡企业家陈笃山重画《寒江独钓图》的报酬全部汇给了黄孟奎。徐悲鸿能屡获贵人相助,自然与他这样懂得感恩有关,但寻根究底,我想恐怕还是他一直勤奋努力,自身拥有令人赏识的艺术才华,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1939年,徐悲鸿画了国画《黄震之像》。画中黄震之侧身坐在一棵苍松之下,神态悠然安详,和蔼可亲。黄震之曾在上海经商,亦是一位颇有眼力的书画收藏家。他喜欢到上海暇余总会的赌场去玩,在场内租有一间休息室。1915年,父亲刚病故的徐悲鸿,到上海寻找半工半读机会泡了汤,吃住都成了问题。他去审美画馆送画换钱,正好邂逅上了黄震之先生,两人便聊起书画来。看过徐悲鸿的画后,黄震之十分惊讶其绘画技艺,简直不敢相信就是眼下这位年轻人所作。于是,他将徐悲鸿带回到了上海暇余总会,安顿在自己的休息室里,让徐悲鸿有了一个作画读书的去处。每到夜晚,他总是要吩咐赌场伙计为徐悲鸿送去夜宵,生怕让其再忍饥挨饿。徐悲鸿十分清楚,自己显然不能就这样好吃好住地待着。他由习过武的好友黄警顽摆架势,先后画了一百多幅谭拳示意图,取名为《谭拳图说》。然后,由黄警顽帮助拿到中华书局去出版,获得了三十元的稿酬,这对初出茅庐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上海寻求半工半读的初衷,日夜坚守在休息室内学习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二年上海震旦大学的招生考试中,他终于成为该校法文系的学生,入学注册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特改为了“黄扶”,这两件喜事的接踵而来,让徐悲鸿看到了自己人生新的希望,很快重新振作起来。在黄震之先生六十寿辰之际,为纪念这段特殊情缘,徐悲鸿画了这幅《黄震之像》。
在上海震旦读书期间,徐悲鸿得到了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的赏识,姬把他推荐给了年过花甲的康有为,成为其最后一位入室弟子。康有为不仅倡导社会改良,亦主张“美术革命”,有着很高的书画修养。他看过徐悲鸿的画作后,亲书“写生入神”四个大字予以奖掖、鼓励。为开阔徐悲鸿的视野,他常常将徐悲鸿带到家中,让其欣赏自己收藏的历代书画名家的真迹。徐悲鸿一幅幅看,他一幅幅讲,将自己的鉴赏体会和盘托出。他教导徐悲鸿一定要学习西画的优秀画法,用解剖、透视、结构这些新的知识改造中国画。在路线上,他建议可以先去日本,待欧洲战事结束后再到法国去,并亲自为其出国留学四处写信联络,找人帮忙。徐悲鸿按照康有为的指点,到日本学习回来后,便提出了“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的国画革新思路。他以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而颓败的主要原因是“守旧”,“要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奇耻大辱”。于是,他身体力行将西画画法融入中国画之中,让中国画在他笔下变得见筋见骨,造型准确,更加逼真传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画革新的第一人。徐悲鸿迅速取得这般成就,无疑与康有为的悉心指导息息相关。为感恩康有为先生的教诲,1926年,徐悲鸿从新加坡返回中国后,在上海画了油画《康有为像》,画中康有为发须花白,但风采依旧,精神矍铄,那种饱经风霜、从容不迫的政治家风度跃然画中。
欧洲战事结束后,徐悲鸿开始筹备赴法留学。康有为的大弟子、名士罗瘿公是个热心人,为帮徐悲鸿取得公费留学名额,他将其推荐给了教育总长傅增湘。徐悲鸿特画了一幅画,带去拜见傅总长,傅增湘看到后,满脸喜悦,举起拇指大加赞赏,表示愿意为徐悲鸿留学提供帮助。然而,事情并没想象的那么顺利,待第一榜出国名单出来后,徐悲鸿却发现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他感到被人作弄了,于是,给傅增湘总长去一封斥责的信。而过了不久,出国名单的第二榜出来了,徐悲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面。看到这个峰回路转的结果,徐悲鸿高兴得跳起来,但想起前晌给傅总长写信的事,心里又很是不安,感到无脸再去见傅总长。当时徐悲鸿正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担任导师,蔡元培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给傅增湘写信,帮徐悲鸿进行圆合。当再次去拜见傅总长时,徐悲鸿战战兢兢,不知说什么好,傅总长却与上次一样,毫无芥蒂,让徐悲鸿更是感到羞愧。很多年之后,徐悲鸿回想起此事,仍是十分感激地说:“我飘零十载,转走千里,求学之难,难至如此。我对黄震之、傅增湘两位先生,是终生感戴其德,而不敢忘记的。”1935年,已在中央大学做教授的徐悲鸿,利用寒假时间专程北上看望已退休的傅增湘,并花六天的时间,画了油画《傅增湘像》。画中傅增湘戴着一副眼镜,身穿旧式长袍,手握着一卷书,坐在书桌前,将其儒雅之士的风范表现得惟妙惟肖。
1939年和1941年,徐悲鸿先后画了素描《黄孟奎像》和《黄曼士像》。这两幅肖像虽是素描,但画得逼真传神,气质不凡。1919年3月,徐悲鸿带着妻子蒋碧微启程赴法国留学。蒋碧微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家里却因为反对她与徐悲鸿结合,与其断了来往。到法国后,徐悲鸿只得把一人的经费分成两人用,往往“有了今天的,没有明天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他们不得不找机会外出打工,徐悲鸿到商店帮人布置橱窗,蒋碧微为百货公司做些刺绣,由于手头紧张,徐悲鸿有时遇上自己心仪的画、喜欢的书,往往犹豫很久都不敢买下来。有幸的是,徐悲鸿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正在法国游历的新加坡华侨黄孟奎。他对徐悲鸿的画非常欣赏,随之给予了一些接济,但他一时无法给予徐悲鸿更大的支持。不久,他应陈嘉庚之邀回国,供职于厦门大学,心里却仍然惦记着徐悲鸿。他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写信,请其设法帮助徐悲鸿。黄曼士想了个办法,邀徐悲鸿到新加坡为富人画像,由他负责张罗,他事先为徐悲鸿打广告:“纵使你有钱有地位,百年之后默默无闻。唯有大师为你画像,名画带你流芳百世。”吸引了不少的人,徐悲鸿因此赚了一笔不小的钱。单说为陈嘉庚及其家人画像,他就得到了二千五百块大洋的报酬。有了这笔钱,他远在法国的妻子的生活得以迅速改善,自己购画买书、完成学业的经费问题也迎刃而解。对黄氏兄弟的这段情谊,他始终不能忘怀,特画了《黄孟奎像》、《黄曼士像》两幅素描,以示纪念。
从这批肖像画背后的故事可以看出,出身卑微的徐悲鸿在成长的路上曾经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爱才惜才之心,也就没有开创中国画一代新风,成为画坛巨匠的徐悲鸿。徐悲鸿深深懂得“施人勿念,受施勿忘”的古训,对曾经提供帮助的人除献与自己的画艺外,他还用其他各种途径努力予以回报。1927年,他公布为人画肖像画的润格时,特注明“黃姓者减半”,用这种惠泽所有黄姓人的方式,感恩黄震之、黄警顽、黄孟奎和黄曼士。他还总是寻找机会上门看望年迈的康有为、傅增湘,特别是后来得知黄孟奎因病住在澳洲时,他把为新加坡企业家陈笃山重画《寒江独钓图》的报酬全部汇给了黄孟奎。徐悲鸿能屡获贵人相助,自然与他这样懂得感恩有关,但寻根究底,我想恐怕还是他一直勤奋努力,自身拥有令人赏识的艺术才华,这才是真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