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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交流需要遵从交流各方的面子观。本文在分析中国以及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的面子文化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在交际中如何维护面子的问题。
关键词：中西方；面子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2
一、前言
交通运输的方便快捷和经济全球化的进深入发展，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与必然需求。交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谈话人对彼此文化特别是面子文化的了解程度的影响。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差异，中西方（本文主要指中国和英语国家）形成了各自的面子观。尽管面子这一概念具有普遍性，但在特定的社会它又受到该文化规则的制约。研究、学习中西方面子文化，探讨其跨文化交际的策略和指导原则，对于促进人们的有效交流与和谐相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中国的面子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占据其核心的地位。两千年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世世代代的农民被束缚在他们赖以生存作息的土地上。除了战争和饥荒，农民几乎是一成不变，不管是社会阶层还是所处的地理环境。”(胡文仲，1988)。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为基础的价值观，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的社会性，注重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力，关注群体的作用，而把个人和个性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人们以群体为中心，个人的情绪、愿望、隐私等相对于群体来讲无足轻重，做事喜欢讲“面子”，以贬抑自己来突出他人或群体。这种集体性的面子，在重视人际关系价值观的背后，是以倾向群众价值为主导。
面子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它抽象不可捉摸，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它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林语堂，1936）。“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脸集中体现人的自身形象或表现”；“面子偏向互动双方所处关系状况”，是一种“心理地位”（陆小英，2010）。以脸、面子为依据，可将社会中的人分成四类：A类（有脸、有面子）、B类（有脸、没面子）、C类（没脸、没面子）和D类（没脸、有面子）。“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鲁迅语)。这样的分类，可以指导人们在交际中如何针对目标对象的不同而选择相应的维护面子得策略。其特征如表1所示。
三、西方的面子文化
高夫曼(Goffman)将面子定义为一个人积极、正面的社会价值。他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的为自己赢取正面社会价值的自我体现。在交际过程中，面子表现为个体拥有的社会形象。这种形象必须体现一致性和约定俗成性，任何不按照此“面子规约”行事的人都会被认为是稀奇古怪、不合常理的。英国学者布朗和莱文森(Brown& Levinson，B&L)在高夫曼关于面子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子理论”(Face Management View)，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与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两类，积极面子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与赞许，这种愿望一旦获得满足，积极面子就得以维护；消极面子指希望有自主的自由，不因迁就他人而使自己受到干预。积极面子是人们交际中所遵循的对别人支持的交往原则，在交际中体现为关注对方，常表现为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恭维等；消面子指交际者的个性方面，它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不完全受群体所束缚。B&L的礼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概念：面子(face)、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在面子保全论中，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即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所具有的“面子”也即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争取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B&L认为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讲究礼貌就要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社会际中既要尊重对方的积极面子，又要照顾到对的消极面子。
四、面子的跨文化交际实践
（一）中国文化偏重于对积极面子的维护
在西方，除了在重要场合会用比较正式的称呼外，人们根本不考虑双方在年龄、职业、职衔还是其它方面的差别，一开始就直呼名字。即便在正式场合经过正式介绍后，他们也常主动地说“Call me Tom/Jack…if you like”来摆脱礼节约束。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的称谓就复杂、正式得多，认为用于称谓的词要体现敬意，才能充分照顾到对方的积极面子。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一辈的人，我们要叫叔叔阿姨；对同辈的人，年幼的称年长的为哥哥姐姐；而对老一辈的则称呼为爷爷奶奶。在官职称谓上，下属称呼上级时一般都用姓氏加行政职务，比如“赵经理”“张主任”等，以示尊重，同时也满足了对方积极面子的需要。“老”字加姓的称呼在中国最流行，如“老李”对中国人来说是敬称，但这种叫法，西方人听了会非常恼怒，因为他们最忌讳“老”字，谁也不想老得太快。试想一想，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老教授被一位美国青年直呼其名是怎样的心情?而面对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太太，你可以直呼她为“玛丽”或“珍妮”吗?这在中国人看来均为大不敬（王轶楠，杨中芳，2005）。
（二）西方文化侧重于对消极面子的维护
下面是一段很有代表性的对话:
Q:Tom，you look pale .What’s the matter?
A:I’m feeling sick. A cold，maybe.
Q:I think you should go and see the doctor. Drink more water. Did you take any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works well. Would you like to try? Put on more clothes and have a good rest.
A:You’re not my mother，are you?
類似的对话经常发生在中国人和来华留学生之间的。显然，A最后的回答很是不愉快，这来自于他对Q在第二次对话中表现出来的过多热情的反感，认为这种热情冒犯了他的个人独立自主，从而威胁了其消极面子。对于Q来说，“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但是，如果这样的对话发生在两个中国之间，对方听了心里会感到热乎乎的，觉得这是别人在关心自己，根本不会觉得威胁了自己的消极面子。在交流中，希望能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余地，而不愿意得到过多的“强制性”帮助。例如，售货员在询问顾客时说是“Can I help you?”而不是直接说“What do you want?”；他们邀请某人吃饭或做客时一般会说“I wonder if you could…”，而不是直接说“Come to my house…”，这种问话方式给对方留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他可以答应也可以拒绝，即使拒绝了也不会造成尴尬。中西方文化对不同面子策略的偏爱在很多场合中都有体现。比如几个中国人在一块吃饭时，常常会不停地说“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别停筷子”。相比之下，美国人在一起吃饭时通常说“Help yourself!”他们关注的是尊重对方自由选择的权利——吃与不吃，吃多还是吃少。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倾向于满足交际对方的消极面子，是典型的消极礼貌面子策略的应用。因此我们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会把邀请、允诺等行为看作是威胁了对方的消极面子，根源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中没有或很少有这个概念。
除了重视更多选择机会外，西方人还看重个人的独立自主，他们希望独自享受自己的自由空间而不喜欢受到别人的干涉，因此“隐私”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比较而言，中国人的隐私的范围就比在西方文化中的小多。中国文化中的礼貌的行为有可能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例如，中国人在路上遇到了熟人，一般会问“你上哪儿去啊?”但如果以这样的方式问西方人，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觉得你在打探他们的隐私（廉洁，2007）。中国人之间可以问收入、年龄、某物的价值是多少等问题，但在西方文化中一般不能询问类似的私人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不礼貌的，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下面是一段摘自《百合花》(茹志鹃，1958)的对话：
女同志：哪里人呐？
通讯员：天……天目山人。
女同志:你多大了?
通讯员:十九。
女同志:参加革命几年了?
通讯员:一年。
女同志:你怎样参加革命的?
通讯员: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女同志: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通讯员:娘，爹，弟妹。
女同志:你还没娶媳妇吧?
这样的对话在西方人看来不像是亲切的谈话，反而像严肃的审讯。但在中国文化中，这却代表着关心和亲热，并非不礼貌的行为。对西方人而言，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向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询问类似一些问题，他们会感到对方在粗暴地干涉其隐私，也即是严重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几位刚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来到宿舍，关灯休息了。这时却听到负责接待的中国教师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轻轻地摸摸同学们的被盖，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生怕吵醒他们。老师是一番好心，想看看学生休息得怎么样，检查屋子是否暖和。在中国的寄宿学校里这是常事，而且学生会因得到教师如此关心而深受感动。然而外国学生却会为此大为恼火，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私生活。的确，他们可以反问:谁允许你“偷偷摸摸”进来“乱摸乱碰”?
由于西方人比中国人更重视独立和隐私，因此有很多在中国文化看来并不会威胁对方消极面子的话题在西方人眼中却是“私人领地，不容侵犯”，其中包括:收入、年龄、开支、政治倾向、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因此我们在跟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这些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如果我们真想知道，可以通过间接或婉转的提问来获取信息。例如，我们可以用“Was it very expensive?”来代替“How much did it cost?”以此方式，可以让对方有更多的余地来回答问题，同时也照顾到了对方的消极面子。
五、结论
积极面子和消極面子理论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不同的侧重。当然考虑到在这当中有地域和性别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程度可能略有差异，但总的方向和趋势不变，那就是中国文化更侧重于对积极面子的维护，而西方文化更侧重于对消极面子的维护。在熟知宏观的面子文化的前提下，注重交流细节，才会获得成功而友好的社会交往活动。
参考文献：
[1]郝义侠.面子理论在大学英语课堂师生互动中的应用[J].河海大学学报,2006,(3).
[2]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台北[M].1989.
[3]李春玲.面子心里及其与自我和谐的关系[D].华东师范大学.
关键词：中西方；面子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2
一、前言
交通运输的方便快捷和经济全球化的进深入发展，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与必然需求。交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谈话人对彼此文化特别是面子文化的了解程度的影响。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差异，中西方（本文主要指中国和英语国家）形成了各自的面子观。尽管面子这一概念具有普遍性，但在特定的社会它又受到该文化规则的制约。研究、学习中西方面子文化，探讨其跨文化交际的策略和指导原则，对于促进人们的有效交流与和谐相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中国的面子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占据其核心的地位。两千年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世世代代的农民被束缚在他们赖以生存作息的土地上。除了战争和饥荒，农民几乎是一成不变，不管是社会阶层还是所处的地理环境。”(胡文仲，1988)。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为基础的价值观，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的社会性，注重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力，关注群体的作用，而把个人和个性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人们以群体为中心，个人的情绪、愿望、隐私等相对于群体来讲无足轻重，做事喜欢讲“面子”，以贬抑自己来突出他人或群体。这种集体性的面子，在重视人际关系价值观的背后，是以倾向群众价值为主导。
面子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它抽象不可捉摸，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它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林语堂，1936）。“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脸集中体现人的自身形象或表现”；“面子偏向互动双方所处关系状况”，是一种“心理地位”（陆小英，2010）。以脸、面子为依据，可将社会中的人分成四类：A类（有脸、有面子）、B类（有脸、没面子）、C类（没脸、没面子）和D类（没脸、有面子）。“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鲁迅语)。这样的分类，可以指导人们在交际中如何针对目标对象的不同而选择相应的维护面子得策略。其特征如表1所示。
三、西方的面子文化
高夫曼(Goffman)将面子定义为一个人积极、正面的社会价值。他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的为自己赢取正面社会价值的自我体现。在交际过程中，面子表现为个体拥有的社会形象。这种形象必须体现一致性和约定俗成性，任何不按照此“面子规约”行事的人都会被认为是稀奇古怪、不合常理的。英国学者布朗和莱文森(Brown& Levinson，B&L)在高夫曼关于面子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子理论”(Face Management View)，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与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两类，积极面子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与赞许，这种愿望一旦获得满足，积极面子就得以维护；消极面子指希望有自主的自由，不因迁就他人而使自己受到干预。积极面子是人们交际中所遵循的对别人支持的交往原则，在交际中体现为关注对方，常表现为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恭维等；消面子指交际者的个性方面，它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不完全受群体所束缚。B&L的礼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概念：面子(face)、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在面子保全论中，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即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所具有的“面子”也即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争取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B&L认为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讲究礼貌就要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社会际中既要尊重对方的积极面子，又要照顾到对的消极面子。
四、面子的跨文化交际实践
（一）中国文化偏重于对积极面子的维护
在西方，除了在重要场合会用比较正式的称呼外，人们根本不考虑双方在年龄、职业、职衔还是其它方面的差别，一开始就直呼名字。即便在正式场合经过正式介绍后，他们也常主动地说“Call me Tom/Jack…if you like”来摆脱礼节约束。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的称谓就复杂、正式得多，认为用于称谓的词要体现敬意，才能充分照顾到对方的积极面子。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一辈的人，我们要叫叔叔阿姨；对同辈的人，年幼的称年长的为哥哥姐姐；而对老一辈的则称呼为爷爷奶奶。在官职称谓上，下属称呼上级时一般都用姓氏加行政职务，比如“赵经理”“张主任”等，以示尊重，同时也满足了对方积极面子的需要。“老”字加姓的称呼在中国最流行，如“老李”对中国人来说是敬称，但这种叫法，西方人听了会非常恼怒，因为他们最忌讳“老”字，谁也不想老得太快。试想一想，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老教授被一位美国青年直呼其名是怎样的心情?而面对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太太，你可以直呼她为“玛丽”或“珍妮”吗?这在中国人看来均为大不敬（王轶楠，杨中芳，2005）。
（二）西方文化侧重于对消极面子的维护
下面是一段很有代表性的对话:
Q:Tom，you look pale .What’s the matter?
A:I’m feeling sick. A cold，maybe.
Q:I think you should go and see the doctor. Drink more water. Did you take any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works well. Would you like to try? Put on more clothes and have a good rest.
A:You’re not my mother，are you?
類似的对话经常发生在中国人和来华留学生之间的。显然，A最后的回答很是不愉快，这来自于他对Q在第二次对话中表现出来的过多热情的反感，认为这种热情冒犯了他的个人独立自主，从而威胁了其消极面子。对于Q来说，“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但是，如果这样的对话发生在两个中国之间，对方听了心里会感到热乎乎的，觉得这是别人在关心自己，根本不会觉得威胁了自己的消极面子。在交流中，希望能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余地，而不愿意得到过多的“强制性”帮助。例如，售货员在询问顾客时说是“Can I help you?”而不是直接说“What do you want?”；他们邀请某人吃饭或做客时一般会说“I wonder if you could…”，而不是直接说“Come to my house…”，这种问话方式给对方留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他可以答应也可以拒绝，即使拒绝了也不会造成尴尬。中西方文化对不同面子策略的偏爱在很多场合中都有体现。比如几个中国人在一块吃饭时，常常会不停地说“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别停筷子”。相比之下，美国人在一起吃饭时通常说“Help yourself!”他们关注的是尊重对方自由选择的权利——吃与不吃，吃多还是吃少。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倾向于满足交际对方的消极面子，是典型的消极礼貌面子策略的应用。因此我们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会把邀请、允诺等行为看作是威胁了对方的消极面子，根源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中没有或很少有这个概念。
除了重视更多选择机会外，西方人还看重个人的独立自主，他们希望独自享受自己的自由空间而不喜欢受到别人的干涉，因此“隐私”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比较而言，中国人的隐私的范围就比在西方文化中的小多。中国文化中的礼貌的行为有可能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例如，中国人在路上遇到了熟人，一般会问“你上哪儿去啊?”但如果以这样的方式问西方人，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觉得你在打探他们的隐私（廉洁，2007）。中国人之间可以问收入、年龄、某物的价值是多少等问题，但在西方文化中一般不能询问类似的私人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不礼貌的，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下面是一段摘自《百合花》(茹志鹃，1958)的对话：
女同志：哪里人呐？
通讯员：天……天目山人。
女同志:你多大了?
通讯员:十九。
女同志:参加革命几年了?
通讯员:一年。
女同志:你怎样参加革命的?
通讯员: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女同志: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通讯员:娘，爹，弟妹。
女同志:你还没娶媳妇吧?
这样的对话在西方人看来不像是亲切的谈话，反而像严肃的审讯。但在中国文化中，这却代表着关心和亲热，并非不礼貌的行为。对西方人而言，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向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询问类似一些问题，他们会感到对方在粗暴地干涉其隐私，也即是严重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几位刚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来到宿舍，关灯休息了。这时却听到负责接待的中国教师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轻轻地摸摸同学们的被盖，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生怕吵醒他们。老师是一番好心，想看看学生休息得怎么样，检查屋子是否暖和。在中国的寄宿学校里这是常事，而且学生会因得到教师如此关心而深受感动。然而外国学生却会为此大为恼火，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私生活。的确，他们可以反问:谁允许你“偷偷摸摸”进来“乱摸乱碰”?
由于西方人比中国人更重视独立和隐私，因此有很多在中国文化看来并不会威胁对方消极面子的话题在西方人眼中却是“私人领地，不容侵犯”，其中包括:收入、年龄、开支、政治倾向、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因此我们在跟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这些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如果我们真想知道，可以通过间接或婉转的提问来获取信息。例如，我们可以用“Was it very expensive?”来代替“How much did it cost?”以此方式，可以让对方有更多的余地来回答问题，同时也照顾到了对方的消极面子。
五、结论
积极面子和消極面子理论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不同的侧重。当然考虑到在这当中有地域和性别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程度可能略有差异，但总的方向和趋势不变，那就是中国文化更侧重于对积极面子的维护，而西方文化更侧重于对消极面子的维护。在熟知宏观的面子文化的前提下，注重交流细节，才会获得成功而友好的社会交往活动。
参考文献：
[1]郝义侠.面子理论在大学英语课堂师生互动中的应用[J].河海大学学报,2006,(3).
[2]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台北[M].1989.
[3]李春玲.面子心里及其与自我和谐的关系[D].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