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德国留学，我偶然结识了这位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华侨。老人叫林汉南，现住德县斯图加特，老家在闽南。“人生的爱大概有3种，年幼时父母的爱，成家后夫妻的爱，年老了子女的爱。”和老人闲聊一个下午，他反复唠叨着这一句话。很遗憾，这3种爱他都没有真正地享受过。
　　老人的父母上个世纪初叶到法国里昂，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缺少劳动力，大批中国劳工涌入法国，构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次欧洲移民潮。林汉南老人就是在那个年代出生在欧罗巴的土地上。
　　林汉南老人的父母最初都在里昂做苦工，后来，举家迁到阿尔萨斯地区。纳粹德国势力扩张后，阿尔萨斯并入大德意志版图，他们一家又搬到了斯图加特。在那里，他的母亲因痨病去世，父亲无力照顾年幼的他，就托同乡把他辗转带回了闽南老家。在闽南，在他的祖母身边，他终于亲吻了家乡的土地，尔后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成年后，参加过戴笠的忠义救国军，在浙江西部山区抗日。至今，老人还保存着当年的士兵证和肩章。在后人面前，这是炫耀的资本，其价值超过了豪宅名车；在福建同乡面前，这是他证明自己根在祖国大陆的重要物件。
　　二战结束后，林老终于在德国和失散近20年的父亲见了面。他继承了父亲一生攒下的财产——一家洗衣店。父亲把账本和店契颤颤抖抖地递到他手里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也许是20年的天各一方冲淡了父子之情，林老说他当时没有太多伤感。安葬好父亲后，他就当起了小老板，同时计划着妻儿的赴欧事宜。
　　他至今仍记得离开祖国那一年，他年纪尚不足而立。妻子在上海的十六铺老码头与他惜别，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望着起锚离岸的邮轮，听着低鸣的汽笛声，岸上的妻子含着眼泪和甲板上的他挥手告别。“一路小心，在欧洲等我们娘儿俩！”正是妻子的这句话支撑着他，使他在偷渡欧洲的路上没有绝望。邮轮只到新加坡，他上了岸，成了“流民”（当时的偷渡客别称），后与另几个“流民”搭乘一般英国的大货船到了里昂。法国警察挥舞木棍不允许他们上岸，他们只得返回大货船。后来英国船长将他们混装在货物包里吊放在码头上，待到午夜，他们破包而出，逃离港区，终于来到法国。
　　一年又一年，他只能在梦中与妻儿相聚。想不到妻子在十六铺老码头上的送行竟成了诀别，而酣睡在襁褓里的幼儿形象竟在他的脑海里反反复复闪现了37年！
　　林老曾几次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查询国内妻儿的下落，答复始终是“查无此人”。直到37年后，一天，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站在林老的跟前，他才知道，这就是他的儿子。“中山装”看着林老书桌上那张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上海虹口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指着那个身穿旗袍的女人说：“老母亲早就病逝了。”
　　“中山装”告诉他，他走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母亲没能搭上南逃的列车和远涉重洋的客船，留在闽南老家守着夫家的20多亩薄田。“四清”运动中，母亲趁着还年轻，改嫁给生产队长的弟弟，摘掉了“地主婆”的帽子，自己也跟着改姓。
　　“中山装”瞅着全家福上那个穿西装、手握金属手杖的年轻男人，终于勉强地叫了他一声“爸爸”。听到那声“爸爸”，他哭了，几十年来终究没能再见妻子一面，唯一的骨肉也早已改掉祖宗的姓。他只能仰天长叹，心如刀绞。
　　林老的儿子没有留在德国陪他，一来那时祖国大陆政策还紧，手续麻烦；二来儿子对他没什么感情，也没想留下来。
　　几十年来除了洗衣店勉强运作外，老人没有拓展其他业务。他反复强调不喜欢做生意，在这一点上有愧于自己的父亲，没能把家业壮大兴旺。
　　老华侨家里有一个女保姆，是他雇的第17个女佣。女佣住在他别墅的底层，平时除了负责清洁工作外，只需要照顾老人的一日三餐。老人吃了几十年的福建菜，改不了口味。薯条和比萨饼只是偶尔预订外卖。我冒昧地问了他一些个人问题：“在国外几十年为什么不另外成一个家呢？”
　　“几十年来女人倒是找过几个，可是都没什么感情，仅仅是为排遣寂寞而已。我心里一直想着家乡的妻儿，盼着有一天团聚。”
　　“但您终究应该结婚呀，挑一个您中意的，现在不就有了依靠？”
　　“那些女人都说我太老实，嫌我没出息，发不了财，最后一个个跟别人跑了。我哪里是老实，可能是心太软吧。你问问她，”他指指女佣，“我店里雇请的每一个工人，都是福建来的同乡，整天哭哭啼啼地说想家、想孩子，从我这里要这要那的。一会儿孩子病了，问我要钱；一会儿弟弟要结婚了，缺钱，要我预支薪水先寄回去；过不了多久又是什么丈母娘死了，伸手问我借钱。我不像做生意，倒像做慈善了。”说到这里，老人有些激动。
　　“有时还是我贴路费让他们回老家。我一直跟他们讲，别离家太久了，钱是挣不完的，家人团聚才最快乐。好好地在家种田、做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有令尊高堂，身旁有妻相伴，下有子女绕膝，多好啊！我的儿子，我的骨肉，从满月后到37岁，我一直没见过，最后跟了别人姓……”老人又开始絮叨。
　　（摘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