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敬铭《山水图》轴

来源 :书与画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fjyasp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敬铭(1667—1721),字丹思,一字未岩,号味闲,今上海嘉定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自幼喜文学,尤嗜诗词书画。康熙四十六年,皇帝南巡,王敬铭献画后称旨,入值畅春园,充武英殿纂修。进士及第后,康熙夸耀说“是朕一手培养出来的”。王敬铭“好义山,后学东坡,间信长吉”,其画取法宋元四家,山水学王原祁,清腴闲远,书卷之气,溢于纸墨,为王原祁四大弟子之一,闻名于世,人称“书画状元”。
  嘉定博物馆藏有一幅嘉定首位状元王敬铭《山水图》轴。此幅画纵153.5厘米,宽65.5厘米,是一幅未完成的画稿,或是王敬铭生前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
  此山水画虽为未完成作品,但架构已成,山峦、岩石、树木错落有致,亭台、屋舍掩映山间,构图饱满,疏密有序.层峦叠嶂,气势壮观。尤其是画上留白处同邑清史学巨擘钱大听及王鸣盛的题跋,为此幅作品的考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几位史学巨匠在尺幅之间的笔墨交流,使得此画更显神秘和珍贵。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后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专心讲学和著述。为乾嘉学派大师,著有《廿二史考异》等。钱大听跋曰:“未岩修撰早为麓台入室弟子,笔法苍劲,骎骎欲度骅骝前。登第未久,即赴玉楼之召。尺素流传.人争宝之。此本虽未完,而架构密致,一展阅间,如见经营惨淡之迹。鹤溪主人其善藏之,勿为好事豪夺也。”后附七绝诗四首:“缣素风流数太原,奉常墨妙启儿孙。麓台已老耕烟死,又见吾乡画状元。”“浴堂西畔早修书,红杏诗才小宋如。几辈句胪矜第一,评量能事要推渠。”“买画金多胆太豩,纷纷赝鼎重人间。匡庐真目谁能识?一幅模糊未了山。”“衣钵当年付阿谁?残缣断楮尽堪师。督邮善马何人赏?地下休笑济叔痴。”诗后标注“鹤溪于修撰为诸父行”,落款为“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二月廿日,钱大昕观,因题句”。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晚号西庄,别署耕养斋主人。乾隆十九年(1754)一甲二名进士,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为乾嘉学派大师,著有《十七史商榷》等。王鸣盛跋曰:“此幅乃吾家未岩殿撰所作未成本也,笔意规仿黄一峰老人,苍秀生动,可云具体。未岩归道山后,笔墨流传者已多零落,大幅尤为难得。此虽未成,丘壑已备,吾弟宣善藏之。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长夏,西庄鸣盛题。”
  二位史学大师的题跋中提到,此画的收藏者为“鹤溪主人”,王鸣盛称其为“吾弟”。据《光绪嘉定县志》载,鹤溪主人应为王鸣盛之弟王鸣韶。王鸣韶(1732—1788),原名廷谔,字夔律,一字鶴溪,诸生。其古文清简,画亦雄秀,诗列“江左十子”之一。钱大听于诗文后标注“鹤溪于修撰为诸父行”,诸父即伯父或叔父,王鸣韶虽比王敬铭小60多岁,但却为王敬铭的叔父辈,这对于研究同为王姓一族的王敬铭一支和王鸣盛一支的渊源提供了佐证。
  除钱大听,王鸣盛题跋外,画轴左侧绫边上还有近代余绍宋的跋。余绍宋(1883—1949),浙江龙游县人,号越园、樾园、别署寒柯,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民国元年(1912)任司法部参事,平生旨趣尽在金石书画,画学论著、方志编纂,为近代著名史学家、鉴赏家,书画家和法学家。余绍宋跋曰:“是幅得钱竹汀、王西庄两先生题识,始知为未岩殿撰所作。未岩者,嘉定王丹思先生之别号也。《画征录》《百幅庵画寄》诸书俱载其别号为‘味闲’,唯王安甫《昔梦录》作‘未岩’,盖‘未岩’‘味闲’音略同,别号国不妨别写耳。先生之画出于麓台,故笔法酷似,然亦别具风格。其遗迹传世极少,巨幅尤罕见。此幅为未完之本,殆始作干将殁之前,弥足珍贵。而章法谨严,勾勒轮廓具见骨力,似更胜于平昔所作。钱、王两先生所称信非虚誉。吾友新之先生于先生为族裔,而西庄先生之五世孙也,生平于其先德所遗刻意搜访,往曾刊《先泽残存》若干卷行世,志趣可知。顷复以重值收得此画.持以示余,属为加跋,谓将以贻子孙。余甚嘉其志,以为足以风末俗之忘本蔑先者,故乐为题之,又不第赏斯画之高妙也已。丁丑(1937)仲春之月,龙游余绍宋记于杭州寓居之寒柯堂。”
  由以上跋文可知,此画最先由王鸣韶收藏,其间可能几易其主,所幸王鸣盛五世孙王新之生平寻访先德所遗,得知后花重金购回。王新之(1879-1963),名元增,字新之,王鸣盛玄孙。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后因科举制度的废除,王新之东渡扶桑留学,就读于东京日本警监学校,受学于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博士。回国后他积极推行监狱改良,曾任奉天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民国元年首任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他著有《日本监狱实务》《北京监狱纪实》《中国监狱之沿革及现今状况》《监狱学》等,可以说是清末民初狱制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行者。民国初王新之和余绍宋都供职于司法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请余绍宋作跋也在情理之中。
  1962年王新之先生将此画捐赠给嘉定博物馆。在几代人的精心呵护下,王敬铭山水巨幅完好无损地重新回到家乡,在这里得到了更为妥善的保存、展示、研究和传承。这或是此墨宝最理想的归宿,亦是对先人最好的慰藉。
其他文献
日本古原宏伸编著的《董其昌的书画》(二玄社出版)一书中,有一幅《烟江叠嶂图》卷,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董其昌的同名图卷,經过比较,两卷的质地、尺寸、构图、题识基本一致。究竟孰真孰伪,或倶真倶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上海博物馆所藏图卷(以下简称“上本”)为绢本,水墨画,纵30.5厘米,横156.4厘米,卷首有董其昌楷书录苏轼题王定国所藏王诜《烟江叠嶂图》长诗:  书王定国
期刊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生卒年史无记载,台湾学者翁同文在《王诜生平考略》中考证其为“一〇四八年生,一一〇四至一一二二年卒”,笔者在《王诜生卒年新考》一文中则进一步将其精确为“一〇五一年生,卒于一一一四年后至一一一七年八月前”。他是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后,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尚公主,为驸马都尉,历官定州观察使、开国公、赠昭化军节度使,谥荣安,是一名真正的贵族士大夫。  《东坡集》《画史》《豫章黄先
期刊
吴昌硕先生是一代又一代才俊中的佼佼者,安吉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上孕育了吴昌硕独特的艺术禀赋和艺术性格。吴昌硕离开故乡以后,四处游访,艰难行径,开阔了他的眼界和胸怀,他在诗、书、画、印各方面绽放出非凡的艺术才华,最后定居于上海,独树风格。最终成为后海派开山代表,近現代承前启后的艺术巨匠。  20世纪初是中国画本体自觉的阶段,吴昌硕以雄强的文化精神、美学追求.开创了全新的艺术境界,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
期刊
苏轼(一三〇七——一一〇一),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进士,曾任凤翔府签判、密州知州、湖州知州、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诗歌题材广泛,清新雄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风豪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自如豪放,为
期刊
颜真卿(七〇八—七八四,一作七〇九—七八五),宇清臣,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官亚原太守,历迁刑部尚书,太子太师,赠司徒,封鲁国公,谥文忠。唐代书家。少孤贫,乏纸笔,以黄土扫墙学书。晚以篆意融入真書,字有金石气,独辟蹊径,一改初唐士人风靡二王之积习,雄健豪放,后世书家多以为可与羲,献旧体抗衡。是继王书法后的又一高峰。他的传世书迹极多,《颜勤礼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传世墨迹有《祭侄文稿》
期刊
葛兆光先生曾言研究近代史的益处:“一是未经开发的文献还相当多,左右采撷不仅本身就是乐趣,可以多所发现更是让人常常有自豪感:二是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演变的头绪复杂,传统、现代、来方、西方在这里交汇,而越是复杂的历史,解释的空间就越大;三是这段历史一头连着悠久的古代,一头连着自己生活的当代,历史的回忆和想象、当代的观察和体验,都可能在这里参与历史的制作和解释。”葛先生所言确实有其道理,近现代美术的文献
期刊
2017年11月,上海市嘉定博物馆举办了“风雅练川——嘉定明清书画展”,不少珍贵的馆藏文物首次与观众见面,其中明代程嘉燧的画《摹叔明山水图轴》,排在展示的前列,颇为引入瞩目。作为“嘉定四先生”之一的他,祖籍并不在嘉定,但他与嘉定的关系可谓渊远流长。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号松圆、偈庵,又号“松圆老人”,晚年皈依佛教,释名“海能”,明代书画家、诗人。程嘉燧的祖籍是南直隶徽州歙县长翰山,
期刊
我得识苏小松先生,缘于其公子苏文轩兄,他和我是同门好友,自2013年我们一起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师从徐建融先生研究美术史,转瞬已近五年了。事实上,在认识文轩兄之前,我便在一次画展上观摩过小松先生的山水画作。当时,同好宋元的我,便对这路画风有亲近感。随着与文轩兄逐渐熟悉,我才知道这位苏小松先生竟然是我同门师兄弟的父亲。经其介绍,我便有缘拜会小松先生,慢慢得知他少年时曾随花鸟画大家江寒汀先生的高足蕉
期刊
新年伊始,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和朝仓雕塑馆联合推出“吴昌硕与其时代——苦铁没后90年”特展。这三家文博机构均地处日本东京台东区,而且,前者国立博物馆就在以艺术场馆密集而著称的上野公园近邻,其他两馆也相距不远。  当然,三家联合舉办这样的展览,首先得力于各自丰富的藏品。东京国立博物馆规模之大、藏品之富,自不待言,其中的吴昌硕及其相关藏品,多为收藏家高岛菊次郎、林宗毅以及篆刻家小林斗
期刊
在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子希冀通过长年不懈的寒窗苦读,有朝一日中举人、威进士,甚至名列鼎甲,一举威名天下知。如若能登上鼎甲之首,那更是无限的荣光。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十分注重考生的书法水平,尤其是清代的殿试,偏重书法,故而当时的士子们在书法上都接受过非常扎实的训练,这种训练尤其强调馆阁体的书写。但是,获得功名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书写上不再拘束于馆阁体,开始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有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