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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淦林,1932年出生,江西南昌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传媒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96年获韬奋国丁奖一等奖,1997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
自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以来,丁淦林在新闻学的治学之路上锤炼耕耘了数十年。即便已桃李满门、德高望重,但这位鹤发老人的平和蔼然令人可敬可亲。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老先生的身体始终微微前倾,清淡怡人的大家之风就这样在不疾不徐的讲述中慢慢铺展。“老老实实地为学科添砖加瓦最重要”、“新闻史研究需要世界眼光”等鲜明的观点让人如沐春风。
复旦激励我不断前行
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两位中学老师——江西吉安私立中学至善中学校长兼英语老师陈启昌和高中语文老师王泗原的出现给了丁淦林一生难以磨滅的教诲。陈启昌的“事业心”和王泗原的“认真做学问”都早已潜移默化地流进了丁淦林的学术生命,并成为他一生长期坚守、不离不弃的美德。
1955年,丁淦林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他的人生就与复旦紧紧相连。其实,当时丁淦林高考的梦想是北大经济系。1951年,丁淦林考大学是在杭州考的。那时全国分为华北、中南、华东几个大区。原本想报考北大经济系的他报名时正好感冒发烧,有些迷迷糊糊,一看见窗口打开,就进去报了名,结果出来一看,报的是华东区。当时报了华东就不能再报华北,所以他把第一志愿填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全国总共招生30人,他如愿被录取。正是因为阴差阳错,丁淦林的人生与复旦结下了不解之缘。
复旦大学在2005年百年校庆时曾经出版过一套丛书,名叫《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丁淦林说:“复旦不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是确定了我的人生。”与他相伴一生的“复旦”二字对于他人生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特别的意义。丁淦林感言:“‘复旦’就是‘旦复旦兮’,就像《礼记》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时刻激励我、鞭策我要不断前进。”
曾领导创办过两份报纸
丁淦林认为,新闻专业的教师一定要懂得实践,否则课很难教好。“对新闻实践的知识要经常去了解,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发空论,就会有一种实际感情。”丁淦林虽然几十年来都在复旦,但干过多种工作,实践锻炼也很丰富。
1955年毕业时,他被分配到新闻系中外新闻事业研究室。但“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留在学校做研究的时间很少。1958年,他就创造了两个“第一”。一个是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招生报《招生通讯》,另一个是带领复旦新闻系学生创办了第一份基层报《合金钢》。
1958年到1960年,丁淦林曾连续三年借调到上海招生委员会参与全上海的高考招生工作。1958年办了《招生通讯》以后,高教部学生司司长就找他,说这个报纸作用不错。后来,全国各地都办了这种招生报纸:铅印四开小报,四到八个版,不定期出版,上面有专业介绍,如何准备考试等相关内容。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辑部出版这个报纸时还会给他寄上一份。
同样是在1958年,丁淦林带领学生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参加劳动,炉前炼钢。在那里主持创办了《合金钢》报(最初名字叫《五钢报》)。每年暑假也不得闲,都有社会工作。
1961年,他曾到南京《新华日报》工作半年。1964年到1966年,他又先后在上海市奉贤县、上海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秘书工作,兼任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劳动实习队领队。
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点点滴滴,丁淦林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津津乐道。他认为,新闻系教师一定要与新闻实践单位有联系,否则,学问做得再好,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成为全国新闻学院惟一公选的院长
丁淦林不求闻达,不迷做官,只愿踏踏实实的教书做学问。这种态度一直贯穿于他的人生。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他选择的都是学术研究。
1963年复旦大学推进机构改革,成立社会科学处并下设教学、科研两个组,丁淦林被任命为科研组组长,主抓全校的文科科研工作,同时还负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辑任务。一年后,复旦大学的“四清运动”(注:“四清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丁淦林想趁搞运动的机会离开在学校担任的行政岗位。当时,还有个机会,就是让他做领队带全校的六四届青年教师到基层锻炼。于是,他带了六十多人下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离开学校行政工作岗位,回去当老师了。丁淦林把这当作是一场“胜仗”,而战利品就是还他书生本色,予他三尺讲台。
“文革”期间,教师队伍与工宣队之间闹矛盾。作为业务组组长的丁淦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但没有留下来教书,又被下派到农村学大寨工作队。1976年到1977年,丁淦林在上海奉贤县(今天的奉贤区)下放了一年,帮助整顿公社,负责内查外调。时刻梦想回去做老师的丁淦林也时刻在等待机会。“文革”后不久,复旦大学新闻系面临着办学、招生等问题。当时,新闻系已经没有领导班子,工宣队虽然没有撤走,但根本不懂招生、教学这一套。新闻系老师向组织提出要马上调丁淦林回来。他又一次回到了教师的岗位。
1986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第一任院长是曾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徐震。1989年“六四事件”中,由于学生乱了一阵,而徐震先生又生病,学院一时无人领导,于是教师们决定投票选举院长。丁淦林当时不想参加选举,学校党委组织部找他谈话说:“你是党员,应该参加。”结果一选,支持他的票占绝对多数。这样一来,这位不愿做官的知识分子却成为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历史上唯一一位由教师公选的院长。直到2001年退休时,丁淦林还在学院的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新闻研究所、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兼任着多项职务。至今,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的他依旧活跃在新闻学研究的阵地,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余热。
传授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而是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丁淦林喜欢教书,喜欢与学生交流。他常说:“与学生的关系使我的心态非常舒畅、年轻化,这是其他任何职业都不可能有的。”数十年来,丁淦林也总结了一套独特的择才标准与育才之道。他认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最重要的。作为老师,绝不能排斥同自己个性不一样的学生。老师应该尊重不同个性的学生和不同的思想。为此,丁淦林带的学生里面有研究中国的,有研究外国的,有研究新闻史的,也有研究新闻理论的,还有研究传播学的,但他都不排斥。对于研究新闻史的,他可以直接指导其研究内容。对于其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不能直接指导内容,但可以从方法和材料选择上给予指导。
丁淦林说:“我传给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因为新闻学科本身的东西就是这些,也没有什么秘密好传给他们。我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治学态度;一个是治学方法。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传授知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他正确的思维和做学问的方法,树立做人治学的典范作用。”
作为新闻史学专家,丁淦林认为,培养新闻史教师的两条重要原则就是“通”、“专”并举和注重掌握第一手资料。比如,过去凡是从事新闻史研究的老师,我都要求他们对这一门课程要能通讲,也就是对整个脉络有全局的了解。此外,他还要求新闻史老师要有自己的领地,也就是自己的专长。只有“通”、“专”并举,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史教师。
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特点,就是回到第一手材料分析。丁淦林说:“人家介绍得再好,也是人家的第二手看法,不是原始的。对第一手资料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治学方法。”
新闻史研究需要世界眼光
当前,新闻学研究的视角已越来越宽广。丁淦林对新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新闻学研究有三点需要高度重视:一是要加强理论建设,夯实学科基础。新闻学体系还不完善,主要是学理性不强,政策阐释多于理论分析,甚至对某些基本概念还存在争论。只有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确立准确解释的基本概念,构建科学的理论架构,学科地位才会提高。二是把学科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两者并重,以极大的兴趣研究现实问题。业务单位着重进行对策性研究,院校著重进行学理研究。三是广采众长,多学科协作。除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以外,近年凸显了新闻学、传播学同科学技术的联系,特别是同信息科学的联系。要使多学科知识能为“我”所用,促进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
自参加工作时起,丁淦林就在新闻史研究的道路上一直坚守,从未动摇。他说,研究新闻史很有意思,因为历史是活的,同现实密切相连。分析历史情况就像分析现实生活一样,很有趣,很生动。
对当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现状,丁淦林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我们的新闻史还是比较闭塞的新闻史,缺乏世界眼光。但这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史,原来是写解放区抗战,国民党抗战就不写。现在是加了个国民党抗战,但也没有写与世界的联系。毕竟,抗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再比如,辛亥革命的新闻史,我们研究辛亥革命都是研究中国媒体怎么报道,很少去研究当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像《字林西报》、《大陆报》是怎么报道的。
丁淦林认为,和新闻理论比起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比较平稳,但直到今天,新闻史的体系基本上还是深受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影响。我们将来需要找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新的新闻史理论体系。今后的新闻史研究迫切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创新,包括理论体系和框架等。当前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已经开始反思了,但具体怎么走出去还要一个过程。当然,新的框架还没有形成就用老的,未立不破。
年近八旬的丁淦林教授谦逊温和的气质数十年来始终如一。他平实如水的回忆娓娓而至,所触及的问题表现出高度的清醒和敏锐的慎思。他不爱用华丽的词汇,更不爱溢美之辞,却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启示。这是大师的情怀,更是思想的力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自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以来,丁淦林在新闻学的治学之路上锤炼耕耘了数十年。即便已桃李满门、德高望重,但这位鹤发老人的平和蔼然令人可敬可亲。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老先生的身体始终微微前倾,清淡怡人的大家之风就这样在不疾不徐的讲述中慢慢铺展。“老老实实地为学科添砖加瓦最重要”、“新闻史研究需要世界眼光”等鲜明的观点让人如沐春风。
复旦激励我不断前行
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两位中学老师——江西吉安私立中学至善中学校长兼英语老师陈启昌和高中语文老师王泗原的出现给了丁淦林一生难以磨滅的教诲。陈启昌的“事业心”和王泗原的“认真做学问”都早已潜移默化地流进了丁淦林的学术生命,并成为他一生长期坚守、不离不弃的美德。
1955年,丁淦林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他的人生就与复旦紧紧相连。其实,当时丁淦林高考的梦想是北大经济系。1951年,丁淦林考大学是在杭州考的。那时全国分为华北、中南、华东几个大区。原本想报考北大经济系的他报名时正好感冒发烧,有些迷迷糊糊,一看见窗口打开,就进去报了名,结果出来一看,报的是华东区。当时报了华东就不能再报华北,所以他把第一志愿填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全国总共招生30人,他如愿被录取。正是因为阴差阳错,丁淦林的人生与复旦结下了不解之缘。
复旦大学在2005年百年校庆时曾经出版过一套丛书,名叫《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丁淦林说:“复旦不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是确定了我的人生。”与他相伴一生的“复旦”二字对于他人生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特别的意义。丁淦林感言:“‘复旦’就是‘旦复旦兮’,就像《礼记》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时刻激励我、鞭策我要不断前进。”
曾领导创办过两份报纸
丁淦林认为,新闻专业的教师一定要懂得实践,否则课很难教好。“对新闻实践的知识要经常去了解,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发空论,就会有一种实际感情。”丁淦林虽然几十年来都在复旦,但干过多种工作,实践锻炼也很丰富。
1955年毕业时,他被分配到新闻系中外新闻事业研究室。但“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留在学校做研究的时间很少。1958年,他就创造了两个“第一”。一个是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招生报《招生通讯》,另一个是带领复旦新闻系学生创办了第一份基层报《合金钢》。
1958年到1960年,丁淦林曾连续三年借调到上海招生委员会参与全上海的高考招生工作。1958年办了《招生通讯》以后,高教部学生司司长就找他,说这个报纸作用不错。后来,全国各地都办了这种招生报纸:铅印四开小报,四到八个版,不定期出版,上面有专业介绍,如何准备考试等相关内容。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辑部出版这个报纸时还会给他寄上一份。
同样是在1958年,丁淦林带领学生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参加劳动,炉前炼钢。在那里主持创办了《合金钢》报(最初名字叫《五钢报》)。每年暑假也不得闲,都有社会工作。
1961年,他曾到南京《新华日报》工作半年。1964年到1966年,他又先后在上海市奉贤县、上海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秘书工作,兼任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劳动实习队领队。
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点点滴滴,丁淦林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津津乐道。他认为,新闻系教师一定要与新闻实践单位有联系,否则,学问做得再好,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成为全国新闻学院惟一公选的院长
丁淦林不求闻达,不迷做官,只愿踏踏实实的教书做学问。这种态度一直贯穿于他的人生。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他选择的都是学术研究。
1963年复旦大学推进机构改革,成立社会科学处并下设教学、科研两个组,丁淦林被任命为科研组组长,主抓全校的文科科研工作,同时还负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辑任务。一年后,复旦大学的“四清运动”(注:“四清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丁淦林想趁搞运动的机会离开在学校担任的行政岗位。当时,还有个机会,就是让他做领队带全校的六四届青年教师到基层锻炼。于是,他带了六十多人下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离开学校行政工作岗位,回去当老师了。丁淦林把这当作是一场“胜仗”,而战利品就是还他书生本色,予他三尺讲台。
“文革”期间,教师队伍与工宣队之间闹矛盾。作为业务组组长的丁淦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但没有留下来教书,又被下派到农村学大寨工作队。1976年到1977年,丁淦林在上海奉贤县(今天的奉贤区)下放了一年,帮助整顿公社,负责内查外调。时刻梦想回去做老师的丁淦林也时刻在等待机会。“文革”后不久,复旦大学新闻系面临着办学、招生等问题。当时,新闻系已经没有领导班子,工宣队虽然没有撤走,但根本不懂招生、教学这一套。新闻系老师向组织提出要马上调丁淦林回来。他又一次回到了教师的岗位。
1986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第一任院长是曾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徐震。1989年“六四事件”中,由于学生乱了一阵,而徐震先生又生病,学院一时无人领导,于是教师们决定投票选举院长。丁淦林当时不想参加选举,学校党委组织部找他谈话说:“你是党员,应该参加。”结果一选,支持他的票占绝对多数。这样一来,这位不愿做官的知识分子却成为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历史上唯一一位由教师公选的院长。直到2001年退休时,丁淦林还在学院的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新闻研究所、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兼任着多项职务。至今,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的他依旧活跃在新闻学研究的阵地,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余热。
传授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而是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丁淦林喜欢教书,喜欢与学生交流。他常说:“与学生的关系使我的心态非常舒畅、年轻化,这是其他任何职业都不可能有的。”数十年来,丁淦林也总结了一套独特的择才标准与育才之道。他认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最重要的。作为老师,绝不能排斥同自己个性不一样的学生。老师应该尊重不同个性的学生和不同的思想。为此,丁淦林带的学生里面有研究中国的,有研究外国的,有研究新闻史的,也有研究新闻理论的,还有研究传播学的,但他都不排斥。对于研究新闻史的,他可以直接指导其研究内容。对于其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不能直接指导内容,但可以从方法和材料选择上给予指导。
丁淦林说:“我传给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因为新闻学科本身的东西就是这些,也没有什么秘密好传给他们。我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治学态度;一个是治学方法。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传授知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他正确的思维和做学问的方法,树立做人治学的典范作用。”
作为新闻史学专家,丁淦林认为,培养新闻史教师的两条重要原则就是“通”、“专”并举和注重掌握第一手资料。比如,过去凡是从事新闻史研究的老师,我都要求他们对这一门课程要能通讲,也就是对整个脉络有全局的了解。此外,他还要求新闻史老师要有自己的领地,也就是自己的专长。只有“通”、“专”并举,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史教师。
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特点,就是回到第一手材料分析。丁淦林说:“人家介绍得再好,也是人家的第二手看法,不是原始的。对第一手资料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治学方法。”
新闻史研究需要世界眼光
当前,新闻学研究的视角已越来越宽广。丁淦林对新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新闻学研究有三点需要高度重视:一是要加强理论建设,夯实学科基础。新闻学体系还不完善,主要是学理性不强,政策阐释多于理论分析,甚至对某些基本概念还存在争论。只有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确立准确解释的基本概念,构建科学的理论架构,学科地位才会提高。二是把学科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两者并重,以极大的兴趣研究现实问题。业务单位着重进行对策性研究,院校著重进行学理研究。三是广采众长,多学科协作。除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以外,近年凸显了新闻学、传播学同科学技术的联系,特别是同信息科学的联系。要使多学科知识能为“我”所用,促进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
自参加工作时起,丁淦林就在新闻史研究的道路上一直坚守,从未动摇。他说,研究新闻史很有意思,因为历史是活的,同现实密切相连。分析历史情况就像分析现实生活一样,很有趣,很生动。
对当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现状,丁淦林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我们的新闻史还是比较闭塞的新闻史,缺乏世界眼光。但这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史,原来是写解放区抗战,国民党抗战就不写。现在是加了个国民党抗战,但也没有写与世界的联系。毕竟,抗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再比如,辛亥革命的新闻史,我们研究辛亥革命都是研究中国媒体怎么报道,很少去研究当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像《字林西报》、《大陆报》是怎么报道的。
丁淦林认为,和新闻理论比起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比较平稳,但直到今天,新闻史的体系基本上还是深受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影响。我们将来需要找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新的新闻史理论体系。今后的新闻史研究迫切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创新,包括理论体系和框架等。当前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已经开始反思了,但具体怎么走出去还要一个过程。当然,新的框架还没有形成就用老的,未立不破。
年近八旬的丁淦林教授谦逊温和的气质数十年来始终如一。他平实如水的回忆娓娓而至,所触及的问题表现出高度的清醒和敏锐的慎思。他不爱用华丽的词汇,更不爱溢美之辞,却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启示。这是大师的情怀,更是思想的力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