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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懋澄在《九钥集》、《九钥别集》[1]中的孝子故事，有用奇谋“以妻易母”之孝，也有敬鬼神“割股疗亲”之孝，小说结尾还常用“论赞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盛重之传》和《吴中孝子》中“孝子”方式各异的行孝行为进行孝道之“问”的再审视，宋懋澄的重“孝”轻“情”、“理”和移孝于忠的孝道观跃然纸上。
關键词：宋懋澄；《吴中孝子》；《盛重之传》；孝子；孝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引言：
宋懋澄（1569—1620）[2]，字幼清，号稚源，一作自源[3]，华亭人，万历壬子举人，是晚明杰出的文言小说家。他将“稗官”家言同“羣经诸史”、“国朝掌故”相提并论，并在自己的文集中专开“稗”编，这在封建王朝时代绝无仅有之事。1949年以前，一直没有专著或者专题性论文来研究宋懋澄的文言小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宋懋澄的关注和相关研究有所增加。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生卒年考和文言小说，有少量对其尺牍、游记散文和他在文言小说史地位的论述。关于他文言小说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性、纪实性等方面；论及部分小说故事流变、与后期流变故事的比较分析。但纵观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从宋懋澄的文学文本出发，结合他的思想和所处时代背景来重点探讨他对于孝行和孝道评价倾向的文章几乎没有。我们分析讨论宋懋澄的孝道观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他的价值取向，更深入地理解其文学作品，更好的熟悉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孝子”与孝道之“问”
宋懋澄文言小说中关于“孝子”的篇目不多，但《盛重之传》和《吴中孝子》是很有代表性的小说。这两篇小说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身处不同矛盾、不同人物关系中的“孝子”，以及他们方式各异的行孝行为。宋懋澄通过在小说结尾分别以“宋生曰”和“宋幼清曰”的形式直接将他的主观感受融入小说作品中，阐明自己的见解。这对我们了解和分析他的孝道思想是十分必要的直接材料。
（一）“以妻易母”的冷酷孝子
《吴中孝子》：姑苏一卖酒商人，妻与寡母不和。趁卖酒人在三吴经商时，其妻将寡母以五金卖于武康人为保姆，并以第三女驾舟接母散心为名，骗寡母至武康。卖酒人归后，其妻骗其“侬娘作夜度娘，不知也？”卖酒人子虽疑，但苦无实凭。后其客武康，偶遇母，但没有仓促带回母亲。一日，他设计诈称与妻去常熟虞山烧香，将妻子带至武康人家，以妻换母归。
宋懋澄以如下论辞结尾小说：
宋生曰：“废人喜述此事，盖以其处变不扰也。”[4]
宋懋澄常以“废人”自居，这里可认为是他的看法，论及“喜述”原因，为“其处变不扰也”。
《吴中孝子》和传统称颂孝行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是彩衣娱亲、卧冰求鲤这类单一人物关系，而是主人公在家庭这一复杂社会性、多重性人物关系中去处理家庭矛盾。从小说名字可知宋懋澄将卖酒人归为“孝子”，肯定他的行为。据“处变不扰”可观宋懋澄对人物的评价着重于他在处理家庭矛盾时的冷静与智谋，更多关注理性的一面，甚至觉得“以妻易母”是充满智慧的处理方式。这究竟是否合理，我们可从以下不同角度去探求卖酒人的孝义人情。
从家庭而言，婆媳关系最为棘手，作为婆媳间的桥梁，集儿子与丈夫角色于一体的男子态度和作为是家庭能否和谐相处的关键。然而卖酒人并没有起到协调作用，他将更多的精力置于作客他乡，对于家庭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其人复作客于三吴”，家中“妻与姑不相能”，这一情况应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且没有得到缓解，致使其妻“佯疾而令其姑当垆”，计谋为姑做媒他处，最终家庭残缺不整。
孔子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可见，满足父母的生活保障是最基本的，在养老、尊老的同时使父母生活舒畅是更高层次的“孝”。但卖酒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的不重视让家庭关系趋于紧张，家庭成员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媳妇矛盾带来更多的哀愁甚至是愤怒，老人安能乐？
其次，母亲被媳妇捏造为“不安于嫠，当垆以择字”，并被暗地卖与他人。这不仅在心灵上对她伤害，还毁其名声，使其受辱。《礼记·祭义》：“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卖酒人只是做到后者，并未关注她心里的需求，只满足生活上的供应，缺乏精神上的承欢。
再者，不言妻子的行为是非与否，在面对被丈夫施计、欺骗，最后以武康人“受其妇还其母”结局，不知其作何想。她对丈夫的深信换来命运的转变，她在武康人家如何自适、面对世人，这都是卖酒人不曾想的。这种蔑视人情的行孝方式，是其人格的缺陷和伦理道德的丧失。在宋懋澄他们“喜述”卖酒人冷静不乱、“处变不扰”的情形下，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卖酒人内心的冷酷无情，和行孝方式的愚昧、极端。
（二）“割股疗亲”的愚昧孝子
《盛重之传》叙述了重之对于母亲的种种孝行，但全篇笔墨集中于书写他“割股疗亲”一事，兼之宋懋澄最后对此事给以明确评价，所以重点讨论此处。
重之母亲复患病，“鬼神不习于灵”，恍惚中记起鹅血可疗，苦于子夜无缘得鹅，认为鹅同我，念及“乌则反哺”，故先后割左臂、右股以疗亲。
宋懋澄在结尾处针对方希古[5]先生“割股非孝也”之文进行了议论：
……以为此生，父母授之，茍我身可以疗亲，犹鼠肝虫臂，乌知为孝与非孝……及作《重之传》，而始悟先生之言，非若今之博士家，徒为诡辞，以骇人耳目者也……嗟呼！能割股者，必能为君亲死者也，能死君亲者，可割可无割也，自揣己之不能，因妬其行而非之者，吾甚为君亲忧之矣。
他将亲与君、孝与忠联系起来，不反对“割股疗亲”行为，但他非议的是自己做不到而用“非孝”这一借口否定这种行为，同时又因妒忌能做到的人而将此行为定为“非孝”的人。把儒家孝道和孝悌品行引入国家官员制度，注重为官者孝德，使之成为朝廷选拔、罢黜官员的重要依据和参考，是明清倡导孝文化在官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割股疗亲”这种行为始于唐代，因为统治者的推崇和国家的旌表奖赏，被愈演愈烈。这不是常人都能做到的，诚是孝的极致，但这种行为无科学依据，也有失人伦对等的恕道。在传统中国，身体的完整无缺是孝道的基本表现，《孝经》开宗明义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通过割股等自残行为来行孝，这些残酷行为与儒家宣扬的孝的观念相违背，同时一个自身伤残的人又何谈奉养、赡养父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此行为就进行了批判：
……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残伤其支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务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6]
他指出用割肉等方式治病行为中对医学的误解和一些故意藉割股假孝来求旌表、逃避徭役的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类行为都丧失了人性、人情，缺乏合理性，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
二、重“孝”轻“情”、“理”
何者为“孝”？《尔雅》云：“善父母为孝。”《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简单的定义包含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孝”是一切道德的源泉，是社会秩序重要的基石。宋懋澄在当时就是一个以孝闻的侠义之士，不仅自身行孝，所娶妻妾均是如此：
内行修洁，事親孝，持身廉，振人之急，家无余货。
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先后以孝闻。[7]
他在肯定传统“孝行”的同时也认识到一些以孝为名谋取私欲的人并对其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他的孝道思想中因时代、社会性质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愚昧的观念。并且，他的小说创作继承“有补于世”的观念，强调因果报应的教化作用，使愚化理念更加突出。
《吴中孝子》中的卖酒人选择涉计“以妻易母”的行为，宋懋澄只看到他把母亲寻回的结果，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未深究，是否实为“孝子”值得斟酌。俞荣根先生说：“中国古代不存在纯粹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评价，而是以伦理评价左右法律评价，道德意识统率法律意识。”[8]法律对孝道的绝对维护让人们的愚昧行为不受约束，在认识上也出现偏差，将孝视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伦理，只要在孝的名义下，即便是犯罪行为都可得到容忍甚至褒扬，“情”和“理”完全被忽视。
三、移孝于忠
中国传统道德是忠孝同构的，这个伦理文化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孝为教，以孝为忠。儒家在家言孝，在朝言忠，推孝及忠，移孝于忠。宋懋澄将亲与君、孝与忠联系起来，在议论小说《盛重之传》中的“割股疗亲”时说：
子舆氏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能如先生之捐躯以取义，斯足以定割股之是非。
能割股者，必能为君亲死者也，能死君亲者，可割可无割也，自揣己之不能，因妬其行而非之者，吾甚为君亲忧之矣。
他不否定、排斥“割股”这种行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表忠孝的方式。他认为只有能舍生取义、有忠君思想的人才有资格去议论割股的是非。
宋懋澄在进行小说创作时间接地维护封建道德体系和封建统治，当孝亲与忠君紧密联系时，孝道就从家庭伦理上升为政治伦理，作为维护统治的需要，逐渐被政治纲常化和极端化，传统的孝道思想也逐渐沦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这种孝道思想的转变，剥夺了人的独立人格，带有残酷性和冷漠性。“忠孝合一”思想在被应用过程出畸形化发展严重，导致人性的淡薄和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愚化人们的思想。
结语：
宋懋澄《吴中孝子》、《盛重之传》这两篇文言小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矛盾关系中透视出他的传统孝道思想，我们不能否认他对于当时人们的孝行有一定的积极认识和评价，但也应看到在当时孝道走向极端和愚昧的大背景下，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愚化性。同时，认识到中国的孝文化在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化中，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我们应理清其内涵，增强伦理道德认识，用“孝”行洗清“非孝”的糟粕。
注释：
[1]《九钥别集》四卷由明吴伟业据《九钥集》选录补充而成.
[2]袁行霈：吴书荫《宋懋澄生卒年及其九钥集的刊刻》，《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十卷第353页.
[3]明刊本李绍文《云间杂识》有宋懋澄序，篇末署年为“乙卯（一六一五）端阳日友弟宋懋澄自源甫顿首撰”.
[4]“废人”这类人物在日常行为上不同流俗，性格多桀骜不羁，特别是思想上表现出反正统的异端性.
[5]方孝儒，字希直，一字希古。因拒绝为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牵连亲友学生870余人遇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
[6]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3页.
[7]吴伟业：《宋幼清墓志铭》，《梅村家藏藁》卷四十七.
[8]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参考文献：
[1]宋懋澄，王利器校录.九钥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魏英敏.孝与家庭伦理[M].河南：大象出版社，1997.
[3]钱世明.论忠孝[M].北京：京化出版社，1999.
[4]肖忠群.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吴峰.论孝传统的形成和现代际遇[J].孔子研究，2001（4）.
[6]肖忠群.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2004（4）.
[7]秦进财，张玉.<孝经>与两汉的孝行[N].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8]余新忠.明清时期孝行的文本解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
關键词：宋懋澄；《吴中孝子》；《盛重之传》；孝子；孝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引言：
宋懋澄（1569—1620）[2]，字幼清，号稚源，一作自源[3]，华亭人，万历壬子举人，是晚明杰出的文言小说家。他将“稗官”家言同“羣经诸史”、“国朝掌故”相提并论，并在自己的文集中专开“稗”编，这在封建王朝时代绝无仅有之事。1949年以前，一直没有专著或者专题性论文来研究宋懋澄的文言小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宋懋澄的关注和相关研究有所增加。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生卒年考和文言小说，有少量对其尺牍、游记散文和他在文言小说史地位的论述。关于他文言小说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性、纪实性等方面；论及部分小说故事流变、与后期流变故事的比较分析。但纵观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从宋懋澄的文学文本出发，结合他的思想和所处时代背景来重点探讨他对于孝行和孝道评价倾向的文章几乎没有。我们分析讨论宋懋澄的孝道观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他的价值取向，更深入地理解其文学作品，更好的熟悉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孝子”与孝道之“问”
宋懋澄文言小说中关于“孝子”的篇目不多，但《盛重之传》和《吴中孝子》是很有代表性的小说。这两篇小说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身处不同矛盾、不同人物关系中的“孝子”，以及他们方式各异的行孝行为。宋懋澄通过在小说结尾分别以“宋生曰”和“宋幼清曰”的形式直接将他的主观感受融入小说作品中，阐明自己的见解。这对我们了解和分析他的孝道思想是十分必要的直接材料。
（一）“以妻易母”的冷酷孝子
《吴中孝子》：姑苏一卖酒商人，妻与寡母不和。趁卖酒人在三吴经商时，其妻将寡母以五金卖于武康人为保姆，并以第三女驾舟接母散心为名，骗寡母至武康。卖酒人归后，其妻骗其“侬娘作夜度娘，不知也？”卖酒人子虽疑，但苦无实凭。后其客武康，偶遇母，但没有仓促带回母亲。一日，他设计诈称与妻去常熟虞山烧香，将妻子带至武康人家，以妻换母归。
宋懋澄以如下论辞结尾小说：
宋生曰：“废人喜述此事，盖以其处变不扰也。”[4]
宋懋澄常以“废人”自居，这里可认为是他的看法，论及“喜述”原因，为“其处变不扰也”。
《吴中孝子》和传统称颂孝行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是彩衣娱亲、卧冰求鲤这类单一人物关系，而是主人公在家庭这一复杂社会性、多重性人物关系中去处理家庭矛盾。从小说名字可知宋懋澄将卖酒人归为“孝子”，肯定他的行为。据“处变不扰”可观宋懋澄对人物的评价着重于他在处理家庭矛盾时的冷静与智谋，更多关注理性的一面，甚至觉得“以妻易母”是充满智慧的处理方式。这究竟是否合理，我们可从以下不同角度去探求卖酒人的孝义人情。
从家庭而言，婆媳关系最为棘手，作为婆媳间的桥梁，集儿子与丈夫角色于一体的男子态度和作为是家庭能否和谐相处的关键。然而卖酒人并没有起到协调作用，他将更多的精力置于作客他乡，对于家庭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其人复作客于三吴”，家中“妻与姑不相能”，这一情况应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且没有得到缓解，致使其妻“佯疾而令其姑当垆”，计谋为姑做媒他处，最终家庭残缺不整。
孔子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可见，满足父母的生活保障是最基本的，在养老、尊老的同时使父母生活舒畅是更高层次的“孝”。但卖酒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的不重视让家庭关系趋于紧张，家庭成员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媳妇矛盾带来更多的哀愁甚至是愤怒，老人安能乐？
其次，母亲被媳妇捏造为“不安于嫠，当垆以择字”，并被暗地卖与他人。这不仅在心灵上对她伤害，还毁其名声，使其受辱。《礼记·祭义》：“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卖酒人只是做到后者，并未关注她心里的需求，只满足生活上的供应，缺乏精神上的承欢。
再者，不言妻子的行为是非与否，在面对被丈夫施计、欺骗，最后以武康人“受其妇还其母”结局，不知其作何想。她对丈夫的深信换来命运的转变，她在武康人家如何自适、面对世人，这都是卖酒人不曾想的。这种蔑视人情的行孝方式，是其人格的缺陷和伦理道德的丧失。在宋懋澄他们“喜述”卖酒人冷静不乱、“处变不扰”的情形下，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卖酒人内心的冷酷无情，和行孝方式的愚昧、极端。
（二）“割股疗亲”的愚昧孝子
《盛重之传》叙述了重之对于母亲的种种孝行，但全篇笔墨集中于书写他“割股疗亲”一事，兼之宋懋澄最后对此事给以明确评价，所以重点讨论此处。
重之母亲复患病，“鬼神不习于灵”，恍惚中记起鹅血可疗，苦于子夜无缘得鹅，认为鹅同我，念及“乌则反哺”，故先后割左臂、右股以疗亲。
宋懋澄在结尾处针对方希古[5]先生“割股非孝也”之文进行了议论：
……以为此生，父母授之，茍我身可以疗亲，犹鼠肝虫臂，乌知为孝与非孝……及作《重之传》，而始悟先生之言，非若今之博士家，徒为诡辞，以骇人耳目者也……嗟呼！能割股者，必能为君亲死者也，能死君亲者，可割可无割也，自揣己之不能，因妬其行而非之者，吾甚为君亲忧之矣。
他将亲与君、孝与忠联系起来，不反对“割股疗亲”行为，但他非议的是自己做不到而用“非孝”这一借口否定这种行为，同时又因妒忌能做到的人而将此行为定为“非孝”的人。把儒家孝道和孝悌品行引入国家官员制度，注重为官者孝德，使之成为朝廷选拔、罢黜官员的重要依据和参考，是明清倡导孝文化在官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割股疗亲”这种行为始于唐代，因为统治者的推崇和国家的旌表奖赏，被愈演愈烈。这不是常人都能做到的，诚是孝的极致，但这种行为无科学依据，也有失人伦对等的恕道。在传统中国，身体的完整无缺是孝道的基本表现，《孝经》开宗明义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通过割股等自残行为来行孝，这些残酷行为与儒家宣扬的孝的观念相违背，同时一个自身伤残的人又何谈奉养、赡养父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此行为就进行了批判：
……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残伤其支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务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6]
他指出用割肉等方式治病行为中对医学的误解和一些故意藉割股假孝来求旌表、逃避徭役的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类行为都丧失了人性、人情，缺乏合理性，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
二、重“孝”轻“情”、“理”
何者为“孝”？《尔雅》云：“善父母为孝。”《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简单的定义包含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孝”是一切道德的源泉，是社会秩序重要的基石。宋懋澄在当时就是一个以孝闻的侠义之士，不仅自身行孝，所娶妻妾均是如此：
内行修洁，事親孝，持身廉，振人之急，家无余货。
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先后以孝闻。[7]
他在肯定传统“孝行”的同时也认识到一些以孝为名谋取私欲的人并对其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他的孝道思想中因时代、社会性质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愚昧的观念。并且，他的小说创作继承“有补于世”的观念，强调因果报应的教化作用，使愚化理念更加突出。
《吴中孝子》中的卖酒人选择涉计“以妻易母”的行为，宋懋澄只看到他把母亲寻回的结果，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未深究，是否实为“孝子”值得斟酌。俞荣根先生说：“中国古代不存在纯粹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评价，而是以伦理评价左右法律评价，道德意识统率法律意识。”[8]法律对孝道的绝对维护让人们的愚昧行为不受约束，在认识上也出现偏差，将孝视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伦理，只要在孝的名义下，即便是犯罪行为都可得到容忍甚至褒扬，“情”和“理”完全被忽视。
三、移孝于忠
中国传统道德是忠孝同构的，这个伦理文化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孝为教，以孝为忠。儒家在家言孝，在朝言忠，推孝及忠，移孝于忠。宋懋澄将亲与君、孝与忠联系起来，在议论小说《盛重之传》中的“割股疗亲”时说：
子舆氏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能如先生之捐躯以取义，斯足以定割股之是非。
能割股者，必能为君亲死者也，能死君亲者，可割可无割也，自揣己之不能，因妬其行而非之者，吾甚为君亲忧之矣。
他不否定、排斥“割股”这种行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表忠孝的方式。他认为只有能舍生取义、有忠君思想的人才有资格去议论割股的是非。
宋懋澄在进行小说创作时间接地维护封建道德体系和封建统治，当孝亲与忠君紧密联系时，孝道就从家庭伦理上升为政治伦理，作为维护统治的需要，逐渐被政治纲常化和极端化，传统的孝道思想也逐渐沦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这种孝道思想的转变，剥夺了人的独立人格，带有残酷性和冷漠性。“忠孝合一”思想在被应用过程出畸形化发展严重，导致人性的淡薄和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愚化人们的思想。
结语：
宋懋澄《吴中孝子》、《盛重之传》这两篇文言小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矛盾关系中透视出他的传统孝道思想，我们不能否认他对于当时人们的孝行有一定的积极认识和评价，但也应看到在当时孝道走向极端和愚昧的大背景下，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愚化性。同时，认识到中国的孝文化在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化中，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我们应理清其内涵，增强伦理道德认识，用“孝”行洗清“非孝”的糟粕。
注释：
[1]《九钥别集》四卷由明吴伟业据《九钥集》选录补充而成.
[2]袁行霈：吴书荫《宋懋澄生卒年及其九钥集的刊刻》，《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十卷第353页.
[3]明刊本李绍文《云间杂识》有宋懋澄序，篇末署年为“乙卯（一六一五）端阳日友弟宋懋澄自源甫顿首撰”.
[4]“废人”这类人物在日常行为上不同流俗，性格多桀骜不羁，特别是思想上表现出反正统的异端性.
[5]方孝儒，字希直，一字希古。因拒绝为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牵连亲友学生870余人遇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
[6]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3页.
[7]吴伟业：《宋幼清墓志铭》，《梅村家藏藁》卷四十七.
[8]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参考文献：
[1]宋懋澄，王利器校录.九钥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魏英敏.孝与家庭伦理[M].河南：大象出版社，1997.
[3]钱世明.论忠孝[M].北京：京化出版社，1999.
[4]肖忠群.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吴峰.论孝传统的形成和现代际遇[J].孔子研究，2001（4）.
[6]肖忠群.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2004（4）.
[7]秦进财，张玉.<孝经>与两汉的孝行[N].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8]余新忠.明清时期孝行的文本解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