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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评析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3-0111-02
近代中国的学术天空可谓群星闪耀，大师云集。钱穆先生以其精深的史学造诣和深厚的国学底蕴为世人称道，为一代学人楷模，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亲历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和承受巨变的艰难历程，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空前冲击和失败。钱穆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思路和问题意识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他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更是学人之典范，他的作品自然流露出对本国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文化深深的热爱。以其爱之深，故痛之切，既为中国近代所遭受之空前失败和屈辱痛心，也在深深地反省究竟传统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一败涂地；以其爱之深，更为传统文化在近代所遭受的曲解和诋毁深深不平，对于时人主张全盘西化彻底割裂中华传统的主张深恶痛绝；以其爱之深，故苦心孤诣。力求突破时人扣在传统文化“封建”、“专制”、“黑暗”、“腐朽”的不实的、虚妄的批判，揭示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和优点，绝不忍深爱之传统文化蒙受不白之冤；以其爱之深，故执着地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适应新的时代的精神。不忍它就此为时代所抛弃。因而，钱穆先生做学问，体现着一个炎黄子孙对于祖国文化的深挚的热爱和爱国的满腔热诚，他的作品的核心和主题，也在于此，让人读了不禁深深为之感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将其于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接受何敬之先生之邀所作的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五篇讲演的演讲记录整理增补而成的一部小书。此书篇幅虽小，然称其“小书”，实乃钱穆先生自谦之语。在我看来。该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使其如清澈之溪流从读者心中汩汩流过，清浊立见，得失自知。这正是史学大师做学问的风范。在其博大精深的知识积淀之上，纵览无遗的大师眼光梳理之下，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如大江般奔腾而出。正是由于钱先生学问境界之高，这些思考和见解的表达是那样的自然，读者被其所激发的思考和感悟也是那样的自然。学识深刻，见解精深，文笔却是那样的简单清晰，读起来毫无艰深晦涩之感，反而兴味盎然，看似平淡无奇，反复咀嚼却是字字珠玑。读这样的著作，所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之增长，更是对大师境界的领略。
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先生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由于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而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讲制度，同时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先生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钱先生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因为一国之政府。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才是第一义。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先生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对此，《联邦党人文集》中早有论述。钱先生之眼光和取境，何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但无论得失，均是抱着平和的心态和同情理解的态度去分析的。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读来不禁深为古人叹服。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甚少建树。反而颇多过失。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明代论之甚详，一则明代夹于元清之间，地位特殊；二则清代制度多因袭明代，述明则及清；三则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和黑暗的发端，把握了明代，就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把握。虽然对于清代的分析以批判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这里区分了制度和法术之别。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的一些度量和分寸是制度；而法术是出于私的，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清代全无制度，他所有的制度，都是照搬着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有意思的是，钱先生还在这里比较了东西方主权观的不同，让人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西方讲政治，先要讲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专制，主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试想，中国这样大，同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他的主权怎可能只掌握在一人手中?主权的掌控，肯定是在一个集体手中。中国的政权，实际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而士人并非阶级而是一种流品，通过考试和选举制度将政府和社会联结在一起，因而中国的士人政权从来不存在主权问题，来自社会、具有极大社会流动性的士人阶层其实很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权应是在民的。而这样的士人政权在发展到明代时，已由于专制之加强而有些许变味，到了清代，则是彻底变质为一部族政权，成了维护满人部族统治的工具，将其称之为黑暗专制应是不冤。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应是适于清代的，但不应笼而统之，适用到整个中国历史，一笔抹杀几千年的文治武功。
钱穆先生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钱先生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 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
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其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事实上，当皇权和相权，即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又设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如钱穆先生所言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但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两相结合，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理论走向的一个不错方向，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钱先生认为，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如何合理地安排和分散整个社会的才智和力量，是执政者要好好考量的问题，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的特征有所侧重，一方面也要做到平衡、协调社会的各种力量和各种价值判断，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好好解决的问题。
钱先生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极见功力，极为精到，无愧史学大师的眼光。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特定制度实施的时代的人们切实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时代隔得久远之后，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如果这样，就如一个成年人因为自己不睡摇篮了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一样，是非常可笑的。这便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在这点上也使我想起了阿兰·布卢姆在其《巨人与侏儒》中写到的，现代人总以为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够看得远，并为此沾沾自喜，但须知巨人就是巨人，他们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就站上去的。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割裂传统，走进现代，但是否传统就真的那么糟糕，那么不可取以至于要全盘打倒、彻底否定呢?同时，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我们的主体意识又在哪里?我们如何去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要是丢失了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抹杀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共尊共信心又从何而来呢?
我想，明了此理，应不负钱宾四先生了。
责任编辑：黎 峰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3-0111-02
近代中国的学术天空可谓群星闪耀，大师云集。钱穆先生以其精深的史学造诣和深厚的国学底蕴为世人称道，为一代学人楷模，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亲历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和承受巨变的艰难历程，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空前冲击和失败。钱穆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思路和问题意识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他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更是学人之典范，他的作品自然流露出对本国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文化深深的热爱。以其爱之深，故痛之切，既为中国近代所遭受之空前失败和屈辱痛心，也在深深地反省究竟传统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一败涂地；以其爱之深，更为传统文化在近代所遭受的曲解和诋毁深深不平，对于时人主张全盘西化彻底割裂中华传统的主张深恶痛绝；以其爱之深，故苦心孤诣。力求突破时人扣在传统文化“封建”、“专制”、“黑暗”、“腐朽”的不实的、虚妄的批判，揭示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和优点，绝不忍深爱之传统文化蒙受不白之冤；以其爱之深，故执着地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适应新的时代的精神。不忍它就此为时代所抛弃。因而，钱穆先生做学问，体现着一个炎黄子孙对于祖国文化的深挚的热爱和爱国的满腔热诚，他的作品的核心和主题，也在于此，让人读了不禁深深为之感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将其于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接受何敬之先生之邀所作的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五篇讲演的演讲记录整理增补而成的一部小书。此书篇幅虽小，然称其“小书”，实乃钱穆先生自谦之语。在我看来。该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使其如清澈之溪流从读者心中汩汩流过，清浊立见，得失自知。这正是史学大师做学问的风范。在其博大精深的知识积淀之上，纵览无遗的大师眼光梳理之下，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如大江般奔腾而出。正是由于钱先生学问境界之高，这些思考和见解的表达是那样的自然，读者被其所激发的思考和感悟也是那样的自然。学识深刻，见解精深，文笔却是那样的简单清晰，读起来毫无艰深晦涩之感，反而兴味盎然，看似平淡无奇，反复咀嚼却是字字珠玑。读这样的著作，所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之增长，更是对大师境界的领略。
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先生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由于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而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讲制度，同时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先生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钱先生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因为一国之政府。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才是第一义。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先生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对此，《联邦党人文集》中早有论述。钱先生之眼光和取境，何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但无论得失，均是抱着平和的心态和同情理解的态度去分析的。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读来不禁深为古人叹服。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甚少建树。反而颇多过失。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明代论之甚详，一则明代夹于元清之间，地位特殊；二则清代制度多因袭明代，述明则及清；三则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和黑暗的发端，把握了明代，就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把握。虽然对于清代的分析以批判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这里区分了制度和法术之别。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的一些度量和分寸是制度；而法术是出于私的，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清代全无制度，他所有的制度，都是照搬着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有意思的是，钱先生还在这里比较了东西方主权观的不同，让人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西方讲政治，先要讲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专制，主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试想，中国这样大，同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他的主权怎可能只掌握在一人手中?主权的掌控，肯定是在一个集体手中。中国的政权，实际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而士人并非阶级而是一种流品，通过考试和选举制度将政府和社会联结在一起，因而中国的士人政权从来不存在主权问题，来自社会、具有极大社会流动性的士人阶层其实很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权应是在民的。而这样的士人政权在发展到明代时，已由于专制之加强而有些许变味，到了清代，则是彻底变质为一部族政权，成了维护满人部族统治的工具，将其称之为黑暗专制应是不冤。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应是适于清代的，但不应笼而统之，适用到整个中国历史，一笔抹杀几千年的文治武功。
钱穆先生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钱先生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 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
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其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事实上，当皇权和相权，即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又设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如钱穆先生所言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但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两相结合，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理论走向的一个不错方向，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钱先生认为，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如何合理地安排和分散整个社会的才智和力量，是执政者要好好考量的问题，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的特征有所侧重，一方面也要做到平衡、协调社会的各种力量和各种价值判断，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好好解决的问题。
钱先生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极见功力，极为精到，无愧史学大师的眼光。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特定制度实施的时代的人们切实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时代隔得久远之后，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如果这样，就如一个成年人因为自己不睡摇篮了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一样，是非常可笑的。这便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在这点上也使我想起了阿兰·布卢姆在其《巨人与侏儒》中写到的，现代人总以为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够看得远，并为此沾沾自喜，但须知巨人就是巨人，他们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就站上去的。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割裂传统，走进现代，但是否传统就真的那么糟糕，那么不可取以至于要全盘打倒、彻底否定呢?同时，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我们的主体意识又在哪里?我们如何去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要是丢失了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抹杀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共尊共信心又从何而来呢?
我想，明了此理，应不负钱宾四先生了。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