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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要么忍，要么滚”时，你会怎么选？
前些天，某公司女员工被侵害事件，连上了10个热搜，再一次引发社会对于性骚扰，特别是职场性骚扰的关注和讨论。
千万不要以为，您和性骚扰，还隔着一个吃瓜的距离。
性骚扰，在生活中可能无处不在。
地铁里的咸猪手，您遇到过吗？被人长时间盯着敏感部位看，您会觉得别扭吗？听到身边的人和你开了一个和性有关的玩笑，您笑得出来吗？电视剧里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动不动就强吻的情节，您认为很浪漫吗？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不是很正常吗？”抱歉，上述这些行为，当然，还有远远不止这些，都算是性骚扰，您或许认为没有问题，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被漠视的权利
与性侵仅有一线之隔的性骚扰，在本质上来说，重点并不是“性”，而是权利。
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性骚扰，其实是一种对人格权的侵犯。
但遗憾的是，在很多年里，法律并没有能够有效地维护遭遇性骚扰当事人的权利——例如，在2001年，中国出现了首例性骚扰案件，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强调了“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等内容。“性骚扰”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中，但此次修订，并未对性骚扰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作出任何界定。
现在，如果以“性骚扰”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可以检索到730篇法律文书。其中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为案由的占比约为44%，人格权纠纷为案由的占比约为30%——在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作为新增加的民事案件案由。在这之前，因为没有独立的案由，性骚扰案件往往都只能以身体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一般人格权纠纷等案由进行起诉和审判。
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害者希望通过法律维权时，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障碍，是当时的法律并未对“性骚扰”作出明确的定义。也因为如此，还有很多的受害者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遭到性骚扰。
直到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可以认定为“性骚扰”的行为，包括：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
虽然，民法典只是列出了性骚扰可能出现的形式，要对性骚扰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写道：性骚扰行为会影响受骚扰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侵害人格尊严、自由，损害其形象和自尊，严重的性骚扰甚至造成被骚扰者的恐惧、自闭和盲目依赖，还可能涉及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引起社会的较大关注。
事实有那么严重吗？当然，我们可以看几组数据。
在2016年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编著的《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中显示，超三成在校大学生曾遭性暴力或性骚扰，35.1%的调查对象曾遭遇过基于性别的性暴力或性骚扰。
在2018年的一份《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212名女性和21名男性受访者中，有150名女性和5名男性曾遭受过职场性骚扰。而多份同类型调查显示，有50%～70%的员工曾在工作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2018年3月，《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有超过83.7%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其中，42.2%遭遇不止一次，18.2%遭遇5次以上。包括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被开与性相关的玩笑，被展示猥亵文字与图片，被碰触身体与隐私部位，甚至还有6.3%的记者被迫发生性行为。
性骚扰，可能就在您身边，在这世界上的每个角落，不分行业，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尴尬的性骚扰维权
最近，接连有多位知名男性艺人被公开指控性骚扰甚至性侵，而在企业、媒体、公益等领域，针对性骚扰的指控也屡见报端。
2018年，一位女性社会工作者起诉自己的领导刘某于2015年对其实施了性骚扰，被骚扰的受害者还包括她的同事们。2019年6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判令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双方对此结果都不认可并提出了上诉。但二审驳回了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这是继最高院新增案由后，第一例明确以“性骚扰”为案由的判决，也是近年来公开举报性骚扰或性侵案的诉讼中，首次以受害方胜利告终的诉讼案。
这起诉讼持续了两年，虽然胜诉，但仅仅只是得到了“赔礼道歉”，法院驳回了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或因没有向法院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造成了精神损害。二审法官还认定，性骚扰行为必须要有过度的标准，只有认定过度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何为过度？这并非法定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现行《民法典》的规定，受到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看到，性骚扰，实际上本身还是侵犯人格权的民事责任的问题。性骚扰的行为人，应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赔偿精神损害等。而作为受害人提出的诉求能最终被法院所认可的，也仅限于上述的责任承担内容。
当然，如果性骚扰进一步发展成猥亵行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处罚。如果出现了强制、暴力等情况，那么则有可能构成的罪名还包括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侮辱罪或者强奸罪，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性骚扰案件的起诉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特别是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基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对于具有私密、隐蔽特点的性骚扰行为，受害人能留存的证据也是非常有限的。取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特别是在这样的案件中，受害人通常都还会对自身名誉受损担忧，因此也导致了非常多的受害人选择“忍气吞声”。 更值得担忧的不是起诉要求高，而是反诉成本低。
2018年，一位女生在网络上发文指控前同事邓某在2009年曾对其进行性骚扰。邓某否认指控，并反诉该女生名誉侵权。由于间隔时间久远，该女生只能提供心理医生出具的咨询证明，2020年10月，法院最终认定其“并未提供任何其他直接证据证明‘性侵（未遂）/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因此“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地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
这位女生，被判决必须向邓某支付1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
权力不许妄为
其实，性骚扰，除了权利，还有一个词不得不提，那就是权力。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性骚扰行为，都发生在职场，发生在上下级关系中。一方凭借自己的权力，用某种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比如升职加薪，要求甚至强迫另一方提供性回报。还有盛行的职场酒桌文化，包括某些公司开展没有边界甚至存在性暗示的“破冰活动”。
在此过程之中，基于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另一方出于可能会被降职减薪甚至被辞退的风险，不得不接受一方提出的“条件”。这绝不应该被视为“受害者有罪论”。
当出现“要么忍，要么滚”时，您会怎么选？
其实，因为性骚扰、性侵丑闻而登上热搜的公司绝非只有眼前的这一家。
作为公司，有责任吗？当然。
在2018年《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中显示，69%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相关规定，89%表示没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课程或讲座。
时隔3年，在今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已经明确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在此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也明确提出，单位负有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安全保障义务。
简单来说，用人单位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不再是可选项，而已经成为了法定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设立对性骚扰防止和制止的措施，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在不断进步。从对相关案件的检索中也不难发现，近5年来，性骚扰的案件从数量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恰恰反映了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提高。
就在今年3月，民法典时代的首例性骚扰案件在上海宣判。在这起案件中，行为人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内容淫秽、低俗的骚扰短信干扰受害人的生活，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因此遭受严重影响。本案一审判决行为人赔偿受害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8万余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原告方举证的证据，包括了上千条微信、短信等騷扰信息，内容极其淫秽、低俗;被告两次写下的保证书，保证不再骚扰原告;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了被告多次以发送骚扰短信和拨打骚扰电话的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违法行为;此外，原告亲友等相关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原告在被告的骚扰下，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证据，依然是胜诉的根本。
所以，遇到性骚扰或性侵，一定要学会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增强证据意识，及时固定保存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调取并保留监控录像，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如果造成精神创伤的，应接受相关心理治疗并且保存诊断记录。此外，电话录音、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短信、电子邮件等带有骚扰信息的电子文件也都可以作为证据，应该完整保留证据原件，必要的时候进行公证。
反性骚扰，不仅需要每个人的自我保护，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
因此，我们期待看到更为行之有效的法律配套制度和执行机制，建立起一个多方位协作的性骚扰防止和干预机制，比如，妇联、工会、各类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只有各方共同努力，受害者才能更有勇气站出来，勇敢地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想推荐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位女旷工因受够了男旷工的性骚扰，在律师的帮助下，发起美国第一场性骚扰集体诉讼案的故事。
影片的片名，正应该是我们对待性骚扰的态度：
决不让步。
前些天，某公司女员工被侵害事件，连上了10个热搜，再一次引发社会对于性骚扰，特别是职场性骚扰的关注和讨论。
千万不要以为，您和性骚扰，还隔着一个吃瓜的距离。
性骚扰，在生活中可能无处不在。
地铁里的咸猪手，您遇到过吗？被人长时间盯着敏感部位看，您会觉得别扭吗？听到身边的人和你开了一个和性有关的玩笑，您笑得出来吗？电视剧里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动不动就强吻的情节，您认为很浪漫吗？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不是很正常吗？”抱歉，上述这些行为，当然，还有远远不止这些，都算是性骚扰，您或许认为没有问题，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被漠视的权利
与性侵仅有一线之隔的性骚扰，在本质上来说，重点并不是“性”，而是权利。
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性骚扰，其实是一种对人格权的侵犯。
但遗憾的是，在很多年里，法律并没有能够有效地维护遭遇性骚扰当事人的权利——例如，在2001年，中国出现了首例性骚扰案件，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强调了“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等内容。“性骚扰”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中，但此次修订，并未对性骚扰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作出任何界定。
现在，如果以“性骚扰”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可以检索到730篇法律文书。其中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为案由的占比约为44%，人格权纠纷为案由的占比约为30%——在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作为新增加的民事案件案由。在这之前，因为没有独立的案由，性骚扰案件往往都只能以身体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一般人格权纠纷等案由进行起诉和审判。
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害者希望通过法律维权时，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障碍，是当时的法律并未对“性骚扰”作出明确的定义。也因为如此，还有很多的受害者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遭到性骚扰。
直到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可以认定为“性骚扰”的行为，包括：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
虽然，民法典只是列出了性骚扰可能出现的形式，要对性骚扰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写道：性骚扰行为会影响受骚扰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侵害人格尊严、自由，损害其形象和自尊，严重的性骚扰甚至造成被骚扰者的恐惧、自闭和盲目依赖，还可能涉及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引起社会的较大关注。
事实有那么严重吗？当然，我们可以看几组数据。
在2016年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编著的《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中显示，超三成在校大学生曾遭性暴力或性骚扰，35.1%的调查对象曾遭遇过基于性别的性暴力或性骚扰。
在2018年的一份《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212名女性和21名男性受访者中，有150名女性和5名男性曾遭受过职场性骚扰。而多份同类型调查显示，有50%～70%的员工曾在工作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2018年3月，《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有超过83.7%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其中，42.2%遭遇不止一次，18.2%遭遇5次以上。包括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被开与性相关的玩笑，被展示猥亵文字与图片，被碰触身体与隐私部位，甚至还有6.3%的记者被迫发生性行为。
性骚扰，可能就在您身边，在这世界上的每个角落，不分行业，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尴尬的性骚扰维权
最近，接连有多位知名男性艺人被公开指控性骚扰甚至性侵，而在企业、媒体、公益等领域，针对性骚扰的指控也屡见报端。
2018年，一位女性社会工作者起诉自己的领导刘某于2015年对其实施了性骚扰，被骚扰的受害者还包括她的同事们。2019年6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判令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双方对此结果都不认可并提出了上诉。但二审驳回了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这是继最高院新增案由后，第一例明确以“性骚扰”为案由的判决，也是近年来公开举报性骚扰或性侵案的诉讼中，首次以受害方胜利告终的诉讼案。
这起诉讼持续了两年，虽然胜诉，但仅仅只是得到了“赔礼道歉”，法院驳回了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或因没有向法院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造成了精神损害。二审法官还认定，性骚扰行为必须要有过度的标准，只有认定过度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何为过度？这并非法定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现行《民法典》的规定，受到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看到，性骚扰，实际上本身还是侵犯人格权的民事责任的问题。性骚扰的行为人，应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赔偿精神损害等。而作为受害人提出的诉求能最终被法院所认可的，也仅限于上述的责任承担内容。
当然，如果性骚扰进一步发展成猥亵行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处罚。如果出现了强制、暴力等情况，那么则有可能构成的罪名还包括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侮辱罪或者强奸罪，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性骚扰案件的起诉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特别是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基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对于具有私密、隐蔽特点的性骚扰行为，受害人能留存的证据也是非常有限的。取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特别是在这样的案件中，受害人通常都还会对自身名誉受损担忧，因此也导致了非常多的受害人选择“忍气吞声”。 更值得担忧的不是起诉要求高，而是反诉成本低。
2018年，一位女生在网络上发文指控前同事邓某在2009年曾对其进行性骚扰。邓某否认指控，并反诉该女生名誉侵权。由于间隔时间久远，该女生只能提供心理医生出具的咨询证明，2020年10月，法院最终认定其“并未提供任何其他直接证据证明‘性侵（未遂）/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因此“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地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
这位女生，被判决必须向邓某支付1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
权力不许妄为
其实，性骚扰，除了权利，还有一个词不得不提，那就是权力。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性骚扰行为，都发生在职场，发生在上下级关系中。一方凭借自己的权力，用某种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比如升职加薪，要求甚至强迫另一方提供性回报。还有盛行的职场酒桌文化，包括某些公司开展没有边界甚至存在性暗示的“破冰活动”。
在此过程之中，基于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另一方出于可能会被降职减薪甚至被辞退的风险，不得不接受一方提出的“条件”。这绝不应该被视为“受害者有罪论”。
当出现“要么忍，要么滚”时，您会怎么选？
其实，因为性骚扰、性侵丑闻而登上热搜的公司绝非只有眼前的这一家。
作为公司，有责任吗？当然。
在2018年《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中显示，69%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相关规定，89%表示没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课程或讲座。
时隔3年，在今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已经明确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在此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也明确提出，单位负有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安全保障义务。
简单来说，用人单位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不再是可选项，而已经成为了法定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设立对性骚扰防止和制止的措施，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在不断进步。从对相关案件的检索中也不难发现，近5年来，性骚扰的案件从数量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恰恰反映了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提高。
就在今年3月，民法典时代的首例性骚扰案件在上海宣判。在这起案件中，行为人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内容淫秽、低俗的骚扰短信干扰受害人的生活，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因此遭受严重影响。本案一审判决行为人赔偿受害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8万余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原告方举证的证据，包括了上千条微信、短信等騷扰信息，内容极其淫秽、低俗;被告两次写下的保证书，保证不再骚扰原告;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了被告多次以发送骚扰短信和拨打骚扰电话的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违法行为;此外，原告亲友等相关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原告在被告的骚扰下，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证据，依然是胜诉的根本。
所以，遇到性骚扰或性侵，一定要学会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增强证据意识，及时固定保存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调取并保留监控录像，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如果造成精神创伤的，应接受相关心理治疗并且保存诊断记录。此外，电话录音、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短信、电子邮件等带有骚扰信息的电子文件也都可以作为证据，应该完整保留证据原件，必要的时候进行公证。
反性骚扰，不仅需要每个人的自我保护，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
因此，我们期待看到更为行之有效的法律配套制度和执行机制，建立起一个多方位协作的性骚扰防止和干预机制，比如，妇联、工会、各类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只有各方共同努力，受害者才能更有勇气站出来，勇敢地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想推荐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位女旷工因受够了男旷工的性骚扰，在律师的帮助下，发起美国第一场性骚扰集体诉讼案的故事。
影片的片名，正应该是我们对待性骚扰的态度：
决不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