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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选择合宜的领域，帮助人自助，才是公益
每年的“99公益日”已经变成公益界和公众参与公益的一场盛事，数据显示，2015～2020年6年时间，历届的捐款金额增加17倍，捐款人次增加27倍。互联网平台大大扩展了公益的参与度，对越来越广泛的捐赠人而言，如何更能捐出“好公益”呢？
首先，捐款额“多”并不就意味着“好”。宏观的捐赠额度当然是衡量公益事业发展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比如美国慈善捐赠额保持在GDP的2%以上，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也只是超过了GDP的0.1%，这是公益慈善体量的直接反映。
但是，对于每一个捐赠者而言，把眼光放在捐赠额上，就未必越“多”越是“好”公益;对于公益组织而言，也未必筹款越“多”越是“好”公益。毕竟，对于公益事业而言，宗旨的实现才是目的，资源永远只是手段。
“好”捐赠的第一个原则是公益目的导向，所以必须体现捐赠者的选择性。“捐向什么”比“捐了多少”更值得关注。
至少要看到以下几方面的捐赠者选择：其一，领域的选择，组织宗旨的公益价值是什么，比如儿童、环境、社区、公益创新，所有的公益价值都有其意义，但绝不是每个人每个组织都要助力所有价值，选择自己看重的价值去找项目，比随机偶遇更有效。
其二，组织的选择，“捐给谁”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宗旨的清晰、公开透明的程度、以往公益项目的运作能力，最好在能了解的基础上捐。
其三，项目的选择，人们通常喜欢捐那些直接救助弱者的项目，而会忽略长生命周期的、赋权以减少弱者出现的、公益行业基础支持的、服务公益服务者的、艺术人文等“大公益”的项目，这些都需要更深入的公益理解和公益视野。
其四，捐赠方式的选择，比如偶捐还是持续捐赠，面向当下还是具有长期安排的战略性捐赠等。早在一百年前，卡内基就提出过“给钱未必是好公益”，他甚至认为，不分情况地滥发爱心，还不如不捐;只有选择合宜的领域，帮助人自助，才是公益。
“好”捐赠的另一个原则是做公益参与者而不只是金钱给出者。成熟的公益组织，会将“99公益日”这样的募捐盛会作为资金战略筹款中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而不会作为主要资金来源。他们一定有可持续的募捐伙伴关系，特别是“月捐人”模式也开始得到重视。
一个人在一年内每月捐100元，和一次捐1200元，对于公益的价值是同样的吗？一个公益组织有100个每月100元的月捐人，和它从一个出资人那里募得12万元，对组织而言哪个更好？
从资金额而言，二者都是等同的，但从公益价值、公益生命力而言，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持续捐赠者的意义，除了资金的稳定性、持续性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额外公益价值，就是他们也是公益的深度参与人。月捐人一定是在了解组织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他们也是认同组织宗旨的价值共同体。
“好”捐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基本的原则，就是捐贈的志愿性。第三部门也被称为“志愿部门”，就体现出志愿性对于公益慈善或者广义的第三部门而言，是个基底色。
我们从公益发展的历史就能看到，财产权的保障恰是公益部门发达的前提。财产的权利意味着，财富拥有者对于自己的财产有充分的安全感和自主权，公益实际上是其财富要实现自身更大价值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一项社会义务。当财富拥有者对自己的财产没有完全自主权、甚至不得不将拿出自己的财产视为一种义务的时候，也是公益部门消亡的时候。
无论是行政的强制性，还是与财产其他权利相关联的隐性强制性，或者道德绑架压力带来的强制性，即使一时出现更多的捐赠额，实质都是破坏公益的。捐赠排行榜就是一件需要警惕的事情，如果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捐赠义务观”，特别是强行在不同财富拥有者之间做比较，甚至认为不捐少捐，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惩罚，那真是在刨公益的根基了。
“99公益日”唤起公众的参与，同时也有企业的配捐规则。配捐是这些年受到争议的一个焦点，因为丰富而复杂的配捐规则和算法，使得每年参加公益日筹款的组织，在某些程度上会变得算法导向，而对宗旨导向构成一定挑战。
2021年腾讯公益平台主动提出依据法律和“公益行业规范和公益慈善伦理”，认定违规筹款行为并作出相应惩罚措施，虽然目前规范主要限于惩罚措施，这仍是使配捐朝向“好”公益的回应努力。不过这是一个平台规则、捐赠者自身、筹款的公益组织，及社会公众共同形成的氛围，从捐赠额关注，到公益价值和公益组织宗旨关注，才能使体量快速增长的捐赠捐出“好”公益。
每年的“99公益日”已经变成公益界和公众参与公益的一场盛事，数据显示，2015～2020年6年时间，历届的捐款金额增加17倍，捐款人次增加27倍。互联网平台大大扩展了公益的参与度，对越来越广泛的捐赠人而言，如何更能捐出“好公益”呢？
首先，捐款额“多”并不就意味着“好”。宏观的捐赠额度当然是衡量公益事业发展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比如美国慈善捐赠额保持在GDP的2%以上，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也只是超过了GDP的0.1%，这是公益慈善体量的直接反映。
但是，对于每一个捐赠者而言，把眼光放在捐赠额上，就未必越“多”越是“好”公益;对于公益组织而言，也未必筹款越“多”越是“好”公益。毕竟，对于公益事业而言，宗旨的实现才是目的，资源永远只是手段。
“好”捐赠的第一个原则是公益目的导向，所以必须体现捐赠者的选择性。“捐向什么”比“捐了多少”更值得关注。
至少要看到以下几方面的捐赠者选择：其一，领域的选择，组织宗旨的公益价值是什么，比如儿童、环境、社区、公益创新，所有的公益价值都有其意义，但绝不是每个人每个组织都要助力所有价值，选择自己看重的价值去找项目，比随机偶遇更有效。
其二，组织的选择，“捐给谁”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宗旨的清晰、公开透明的程度、以往公益项目的运作能力，最好在能了解的基础上捐。
其三，项目的选择，人们通常喜欢捐那些直接救助弱者的项目，而会忽略长生命周期的、赋权以减少弱者出现的、公益行业基础支持的、服务公益服务者的、艺术人文等“大公益”的项目，这些都需要更深入的公益理解和公益视野。
其四，捐赠方式的选择，比如偶捐还是持续捐赠，面向当下还是具有长期安排的战略性捐赠等。早在一百年前，卡内基就提出过“给钱未必是好公益”，他甚至认为，不分情况地滥发爱心，还不如不捐;只有选择合宜的领域，帮助人自助，才是公益。
“好”捐赠的另一个原则是做公益参与者而不只是金钱给出者。成熟的公益组织，会将“99公益日”这样的募捐盛会作为资金战略筹款中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而不会作为主要资金来源。他们一定有可持续的募捐伙伴关系，特别是“月捐人”模式也开始得到重视。
一个人在一年内每月捐100元，和一次捐1200元，对于公益的价值是同样的吗？一个公益组织有100个每月100元的月捐人，和它从一个出资人那里募得12万元，对组织而言哪个更好？
从资金额而言，二者都是等同的，但从公益价值、公益生命力而言，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持续捐赠者的意义，除了资金的稳定性、持续性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额外公益价值，就是他们也是公益的深度参与人。月捐人一定是在了解组织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他们也是认同组织宗旨的价值共同体。
“好”捐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基本的原则，就是捐贈的志愿性。第三部门也被称为“志愿部门”，就体现出志愿性对于公益慈善或者广义的第三部门而言，是个基底色。
我们从公益发展的历史就能看到，财产权的保障恰是公益部门发达的前提。财产的权利意味着，财富拥有者对于自己的财产有充分的安全感和自主权，公益实际上是其财富要实现自身更大价值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一项社会义务。当财富拥有者对自己的财产没有完全自主权、甚至不得不将拿出自己的财产视为一种义务的时候，也是公益部门消亡的时候。
无论是行政的强制性，还是与财产其他权利相关联的隐性强制性，或者道德绑架压力带来的强制性，即使一时出现更多的捐赠额，实质都是破坏公益的。捐赠排行榜就是一件需要警惕的事情，如果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捐赠义务观”，特别是强行在不同财富拥有者之间做比较，甚至认为不捐少捐，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惩罚，那真是在刨公益的根基了。
“99公益日”唤起公众的参与，同时也有企业的配捐规则。配捐是这些年受到争议的一个焦点，因为丰富而复杂的配捐规则和算法，使得每年参加公益日筹款的组织，在某些程度上会变得算法导向，而对宗旨导向构成一定挑战。
2021年腾讯公益平台主动提出依据法律和“公益行业规范和公益慈善伦理”，认定违规筹款行为并作出相应惩罚措施，虽然目前规范主要限于惩罚措施，这仍是使配捐朝向“好”公益的回应努力。不过这是一个平台规则、捐赠者自身、筹款的公益组织，及社会公众共同形成的氛围，从捐赠额关注，到公益价值和公益组织宗旨关注，才能使体量快速增长的捐赠捐出“好”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