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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鼓励企业自愿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
2020年，完成“脱贫”任务的中国，开始迈入“共富”的新赛道。在“共同富裕”目标和“第三次分配”浪潮之下，企业如何秉承自愿原则，更好地参与其中，在“公益”中实现“共益”，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快速响应
在中央财经委“8·17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腾讯宣布增资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投入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早在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首期500亿元资金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主要投向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的前瞻性探索。
至此，腾讯已连续规划投入1000亿元资金，按照当天披露的半年报，超过今年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903.54亿元。腾讯对此表示，将充分发挥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增进社会福祉、助力共同富裕方面进行持续探索。
不仅是腾讯，多家企业也纷纷响应“共同富裕”号召。8月24日，拼多多宣布董事会批准了一项100亿元的农业科技研究专项基金，解决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面临的关键问题。
8月30日，吉利控股集团发布共同富裕计划细则，其中包括实行股权奖励计划，让更多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吉利汽车董事会共批准3.5亿股额度，首批1.67亿股向1万多名员工授予，按当日收盘价计算，市值约为45亿港元。
9月2日，阿里巴巴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为促进十大行动落地，阿里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
“浙江民企占比很高，高科技企业相对较多，他们参与共同富裕的过程，并不只是捐钱，而是结合了自身优势，从不同方面对共同富裕作出贡献。”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告诉《中国慈善家》，浙江省的4个智库联盟中也包括企业联盟，它们为实现共同富裕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从政府角度，也希望企业能够有更多的参与，为浙江省的共同富裕献计献策，同时能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李实说。
而在关键时点的表态，也能看出企业的战略倾向和布局。8月30日，美团CEO王兴在财报后的电话会上称，“共同富裕本身就植根于美团的基因中”。王兴曾于6月将所持的10%股票划转个人基金，计划投入公益，价值约160亿元。9月6日，刘强东将京东集团总裁的位置交给徐雷，并表示自己将把更多时间投入到长期战略设计、年轻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事业中。
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要求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在阿里巴巴的千亿公益预算中，有200亿元的共同富裕发展基金，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在不久前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共同富裕基金將首先在浙江省的26个重点关注山区县落地，重点用于消除城乡收入差别，包括对26个县产品的重新定位和升级。
那么，这笔捐赠的受益对象，究竟是当地老百姓，还是地方政府？
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认为，关键还是要看200亿元如何使用，是全部划归财政，还是有一些项目设计、科学实施。浙江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在共同富裕话题上，依然有很多的公益项目可以探索。
“企业参与共同富裕，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企业做好，而不在于捐多少钱。”李实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要解决民生的问题，解决就业的问题，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如果发展得好，能够不断增加就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就已经尽到了企业的本分。
因此，怎样能够保持企业创新的活力，能够不断的发展，不断吸收就业，特别是要吸收一些高质量的就业，从而给企业的员工增加收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才是企业参与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如果每一个企业都能做好，政府的压力也会大大减少。”李实说。
不仅仅是出钱
《中国慈善家》梳理近年来胡润慈善榜发现，企业家捐赠多集中在教育、社会公益、扶贫、赈灾、医疗等领域，传统公益中的扶危救困依然是企业捐赠的主要方向。
“如果企业只是出钱捐款，没有将公益、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进行科学的规划，那么无法发挥捐赠资金的最大效益，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资金的浪费。”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说。
陆璇认为，企业本身有主营业务的优势，从业务层面，能够给利益相关方很多的支持。对于一些政府暂时顾及不到的社会领域，企业慈善和民间力量可以先做社会创新，再逐步纳入社保或政府购买服务。
此外，但在一些针对社会痛点的领域，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可以先行。例如，社会创新项目做好了，或许就能吸引到影响力投资，创新的资金也有了来源。
实际上，针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到底是公益更多，还是产业更多？阿里巴巴在集团内部曾展开多次讨论，最终得出结论，国家要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的发展，是做大蛋糕，分好蛋糕。“阿里巴巴作为一个产业平台和生态体系，应该可以有所作为。” 胡晓明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
胡晓明透露，千亿预算中，800亿元是与产业结合的行动计划，围绕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高质量就业、弱势群体关爱等方向，主要是助力包括加大科技投入，扶持欠发达地区数字化建设;扶持中小微企业成长;助推农业产业化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出海;助力高质量就业;帮助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促进城乡数字生活均等化;缩小数字鸿沟，加强弱势人群服务与保障;支持基层医疗能力提升等具体行动。
“传统的慈善在发展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症结，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没有解决。” 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健指出，如果想帮助一个村的村民致富，传统的慈善是送米面粮油送钱，但依然解决不了贫穷的问题。不如拿这笔钱给村子修一条路，村里的人出去方便了，外面的人进来也方便，这个村的资源就流动起来。 “基础设施是慈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以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这些企业，在产业投入方面，抓住了未来慈善行业的方向。”李健说。
受疫情的影响，这两年我国制造类、服务类的企业都受到较大冲击，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经济效益不如以前，甚至大幅下降，参与公益慈善除了出钱，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除了出钱，还可以出技术，或者是出人力。”李健说。
在选择做公益的抓手上，一些互联网企业延续自己的垂直优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公益立项，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有技术支持，也有成熟的产业链。拼多多选择助农，依托的是其下沉市场的实力;京东发展医疗健康，则是依托京东健康分拆上市，以及强大的物流优势。
而互联网和公益的结合，也让公益有了广泛参与性。阿里的95公益周，腾讯的99公益日，都是利用互联网的特性，让公益成为了一场慈善的狂欢和盛宴。
互联网技术解决了传统公益很多的痛点。互联网企业做线上公益平台，不但满足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价值目标，更为公益组织提供了便捷，大大提高募集资金效率，同时，互联网也便于对捐赠信息及时公示，解决信息不透明的难题。此外，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则保证了公益资金和项目的可追踪和可监督。
尴尬的企业公益
在陆璇看来，一个企业要成为“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或者社会责任，首先应该建立一个更清晰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能够界定清楚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并对实质性议题进行投入。同时，利用主营业务的优势去制定合理的战略，量化它的社会价值目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五个维度，去做更多的有利于环境，有利于社区，有利于消费者的事情。“如果一个企业连ESG都做不好，就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然而，很多企业在公益项目和慈善布局上缺乏战略性，公益和企业发展的联系并不紧密，公益部门不创造利润，只知伸手要钱，往往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面对一些周期较长的公益项目，难以发挥其效益。因此，除了设立公益基金，与专业的社会组织、基金会合作之外，成立企业基金会，逐渐成为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的新模式。
中国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出自腾讯。2007年6月，在腾讯创立第9年，时任首席行政官陈一丹主导腾讯投入2000多万元发起成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据腾讯官网消息，集团每年向腾讯基金会捐出部分利润，截至2019年底，集团和员工已分别向腾讯基金会捐款约43亿元人民币和6900万元人民币。
四年后，2011年12月，阿里巴巴集团及子公司投入5000万元发起成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承诺每年将阿里巴巴集团营业收入的3‰用于公益事业，作为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也被称为“千三公益基金”。据《阿里巴巴公益基金2019年度报告》，2019年度捐赠收入总额9113.8万元，支出9842.6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公益基金會发起人、荣誉理事长陈一丹是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是集团合伙人。从基金会理事长的级别配置能看出企业对公益慈善的重视，公益板块在集团内部享有很高的话语权，公益慈善和企业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内化为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实际上，这种组织架构在一些国外知名企业中较为常见，由一名副总级高管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这种安排是基于所在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因为一旦在社会责任方面出现问题，企业主营业务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能看到，某国际知名品牌一旦被爆出血汗工厂，性别歧视，环境污染等问题，就会遭到消费者的强烈抵制，还要面临监管层的重罚。
“如果一个制造了社会问题的企业，他们不去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做其他的公益，我认为是不合适的。”陆璇表示，如果企业在自身的第一圈层，比如直接影响到的消费者方面都有问题，很难让人相信他们能做好公益慈善。
这些年来，中国的慈善氛围日益浓厚，逐渐形成向善的文化。在陆璇看来，中国慈善文化相当复杂和多元，现阶段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还不够，公益慈善在中国社会的话语权依然不高，因此，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公益慈善的地位有待提升。
从企业角度，公益慈善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价值共创的过程，对于企业社会价值和品牌美誉度都有正面的提升。因此，将企业社会责任、公益慈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也是对股东和投资者的交代。
李健经常参与一些企业基金会的评估，很多企业基金会没有专职人员，主要功能只是花钱走账。在他看来，很多企业搞公益慈善，主要是为了维护政企关系，但如果直接投到政府的项目，无法享受税收优惠，而企业基金会让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企业慈善出现的一些问题，背后原因就在于企业对公益慈善的态度，如果基金会只是企业一个附属部门，独立性和话语权自然不高。”
但实际上，基金会都是单独注册的，是独立法人，所以企业还没有意识到慈善公益对企业真正的价值，而国外的一些企业，则是将慈善当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不光是未来要捐多少钱，而是将慈善作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未来慈善要做到什么阶段，对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会有怎样的帮助等。“如果企业将慈善看作企业社会责任的升级版，就应该非常重视公益慈善在整个企业目标实现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种边缘化的，可有可无的一种方式。”李健说。
除了边缘化和话语权的缺失，在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中，企业捐赠和企业家捐赠往往混为一谈。在胡润慈善榜的统计中，会有意识将两者分开统计，但大多数时候很难区分。
陆璇认为，一小部分企业的慈善捐助行为并非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是为了满足企业家个人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实现。因此，在捐款方向上，更多的是凭借企业家个人的喜好，可能会出现某个领域的公益资源一拥而上，供需不平衡，加剧公益组织之间的马太效应。同时，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特别是对于公众企业而言，用企业资金为企业家个人情怀买单，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损害作为中小股东的投资人的利益。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企业基金会之外，设立企业家个人名义的基金会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阿里巴巴，除了阿里巴巴基金会，还有马云基金会，前者主要资助公益创投、环境治理、弱势群体创就业、救灾减灾等公益项目，体现企业战略和业务优势。后者则开展一些教育领域的捐赠，比如乡村教师项目等，满足了教师出身的马云个人捐赠的偏好。
从个人角度，相比一次性大额现金捐赠，股票捐赠方式一方面能避免企业在金融市场产生波动，同时被捐赠的股票在投票权行使上，仍将依从捐赠人个人意志。因此，这种方式成为企业家群体中流行的方式，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都采取过此类捐赠方式。
“推”和“拉”
胡润在发布2021年胡润慈善榜时表示，按最近几年财富创造的速度，5年后中国应该能有十来个万亿级企业家，“这些超级财富创造者绝对‘富可过三代’。财富如何传承给后代，或是捐赠给慈善事业，是很多企业家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胡润提出，中国高净值人群未来3年的捐赠目标是总资产的1%。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如何鼓励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摆在了政策制定者的面前。一些研究者建议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如此，高净值人群在面临财富代际转移时，会面临是将财富留给后代，还是做慈善的选择。
这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并不鲜见。美国联邦遗产税使用超额累进制，起征点是100万美元，税率分成18个等级，从18%到50%，遗产越多，税率越高。1987年，英国遗产税的个人起征点在7.1万英镑，随后起征点水平逐年调高，目前的起征点为32.5万英镑，税率为40%。日本采取继承税制，即根据各个继承人继承遗产数额的多少课税，是典型的分遗产税制，税率共分13个档次，从10%到70%，税率最高达70%。德國遗产税制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从7%到50%不等。与之相对的，这些国家慈善机构的税率很低，基本都是象征性的，比如1%左右。
在李健看来，鼓励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分为“推”和“拉”两种，税收手段主要是“推”，而“拉”则是鼓励性的政策，除了诸如中华慈善奖这类名誉之外，还可以在诸如税收优惠、积分落户政策、政府资源让渡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倾斜。
“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慈善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李健表示，道德包含道德无损主义和道德利己主义，前者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后者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得到互惠。如果要求企业一定要无偿做慈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巨大成本，很难鼓励企业自愿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从慈善角度，互利互助这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李健说。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家不断强调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公益板块在中国企业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或越来越重，对公益专业化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目前中国公益组织的专业人才极度缺乏，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较低，专业度较高的社会组织不多，以至于企业在捐款时，可选择性不高。
这也使得慈善捐赠缺乏市场化配置，大量的捐赠资源重复投向某一领域，形成资源的浪费。
“整个慈善领域没有实现类似市场化的配置方式，”陆璇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真正放开慈善市场，允许更多的慈善组织进入这一领域，“现在的问题是，放水养鱼这个过程还没做，就已经开始严管，导致慈善组织的供给侧不足。”
在陆璇看来，捐赠人如果不是为了某种营销目的，不是为了维系政府关系的目的，都会关心资金的去向与实际效果。所以那些比较成熟的，信誉度、专业度较高的社会组织就会脱颖而出。捐赠人将钱捐给这些组织，发现做得很好，就会继续捐，这个组织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慈善市场有太多的限制，导致慈善组织的供给不足，优秀的组织数量少，捐赠人拿着钱却不知道捐给谁。所以要鼓励第三次分配，还需要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政府一方面要放权，一方面要让利，真正放开慈善市场。”
“我们还要纠正一个观念，就是公益的非营利性。”陆璇表示，目前很多中国的企业基金会只是被动地接受企业股权或资金捐赠的部门，极少会去做真正的“基金”。但在国外，一些成功的企业基金会相对独立，不仅仅是扮演公益慈善引擎角色的资助型基金会，同时也是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个合格的机构投资人，保值增值收入已经成为基金会重要的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1936年，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的儿子爱德索尔·福特捐资2.5万美元在美国成立了福特基金会。基金会既不接受捐款，也不募款，福特父子去世后，其赠与（包括股票等）使福特基金会成为当时最大的基金会，而那笔初始资金和福特父子的遗赠就是福特基金会的全部资产。
从创立起，福特基金会就是用这些资产的投资收益维持着基金会的运转和发展，目前已经有大概140亿美元的规模。据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谷青介绍，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基金会每年至少需要花掉本金的5%用于公益慈善的目的。本金的另外95%就继续投资到市场中去。
谷青表示，在福特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方式中，一种是只追求社会回报，不求任何财务回报的资金使用方式，即项目资助，也是目前基金会最主要的资金使用方式。此外，也有既追求社会回报，也追求财务回报的双底线投资。“福特基金会的投资团队尽最大努力保证本金稳定增长下去，让它的收益持续不断维持基金会运作，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公平发展的宗旨和目标。”
“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合理、更宽松的环境，让企业自主选择做怎样的慈善。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将做慈善的权力留给企业捐赠人自己判断。”陆璇说。
2020年，完成“脱贫”任务的中国，开始迈入“共富”的新赛道。在“共同富裕”目标和“第三次分配”浪潮之下，企业如何秉承自愿原则，更好地参与其中，在“公益”中实现“共益”，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快速响应
在中央财经委“8·17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腾讯宣布增资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投入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早在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首期500亿元资金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主要投向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的前瞻性探索。
至此，腾讯已连续规划投入1000亿元资金，按照当天披露的半年报，超过今年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903.54亿元。腾讯对此表示，将充分发挥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增进社会福祉、助力共同富裕方面进行持续探索。
不仅是腾讯，多家企业也纷纷响应“共同富裕”号召。8月24日，拼多多宣布董事会批准了一项100亿元的农业科技研究专项基金，解决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面临的关键问题。
8月30日，吉利控股集团发布共同富裕计划细则，其中包括实行股权奖励计划，让更多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吉利汽车董事会共批准3.5亿股额度，首批1.67亿股向1万多名员工授予，按当日收盘价计算，市值约为45亿港元。
9月2日，阿里巴巴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为促进十大行动落地，阿里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
“浙江民企占比很高，高科技企业相对较多，他们参与共同富裕的过程，并不只是捐钱，而是结合了自身优势，从不同方面对共同富裕作出贡献。”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告诉《中国慈善家》，浙江省的4个智库联盟中也包括企业联盟，它们为实现共同富裕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从政府角度，也希望企业能够有更多的参与，为浙江省的共同富裕献计献策，同时能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李实说。
而在关键时点的表态，也能看出企业的战略倾向和布局。8月30日，美团CEO王兴在财报后的电话会上称，“共同富裕本身就植根于美团的基因中”。王兴曾于6月将所持的10%股票划转个人基金，计划投入公益，价值约160亿元。9月6日，刘强东将京东集团总裁的位置交给徐雷，并表示自己将把更多时间投入到长期战略设计、年轻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事业中。
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要求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在阿里巴巴的千亿公益预算中，有200亿元的共同富裕发展基金，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在不久前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共同富裕基金將首先在浙江省的26个重点关注山区县落地，重点用于消除城乡收入差别，包括对26个县产品的重新定位和升级。
那么，这笔捐赠的受益对象，究竟是当地老百姓，还是地方政府？
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认为，关键还是要看200亿元如何使用，是全部划归财政，还是有一些项目设计、科学实施。浙江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在共同富裕话题上，依然有很多的公益项目可以探索。
“企业参与共同富裕，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企业做好，而不在于捐多少钱。”李实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要解决民生的问题，解决就业的问题，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如果发展得好，能够不断增加就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就已经尽到了企业的本分。
因此，怎样能够保持企业创新的活力，能够不断的发展，不断吸收就业，特别是要吸收一些高质量的就业，从而给企业的员工增加收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才是企业参与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如果每一个企业都能做好，政府的压力也会大大减少。”李实说。
不仅仅是出钱
《中国慈善家》梳理近年来胡润慈善榜发现，企业家捐赠多集中在教育、社会公益、扶贫、赈灾、医疗等领域，传统公益中的扶危救困依然是企业捐赠的主要方向。
“如果企业只是出钱捐款，没有将公益、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进行科学的规划，那么无法发挥捐赠资金的最大效益，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资金的浪费。”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说。
陆璇认为，企业本身有主营业务的优势，从业务层面，能够给利益相关方很多的支持。对于一些政府暂时顾及不到的社会领域，企业慈善和民间力量可以先做社会创新，再逐步纳入社保或政府购买服务。
此外，但在一些针对社会痛点的领域，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可以先行。例如，社会创新项目做好了，或许就能吸引到影响力投资，创新的资金也有了来源。
实际上，针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到底是公益更多，还是产业更多？阿里巴巴在集团内部曾展开多次讨论，最终得出结论，国家要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的发展，是做大蛋糕，分好蛋糕。“阿里巴巴作为一个产业平台和生态体系，应该可以有所作为。” 胡晓明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
胡晓明透露，千亿预算中，800亿元是与产业结合的行动计划，围绕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高质量就业、弱势群体关爱等方向，主要是助力包括加大科技投入，扶持欠发达地区数字化建设;扶持中小微企业成长;助推农业产业化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出海;助力高质量就业;帮助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促进城乡数字生活均等化;缩小数字鸿沟，加强弱势人群服务与保障;支持基层医疗能力提升等具体行动。
“传统的慈善在发展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症结，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没有解决。” 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健指出，如果想帮助一个村的村民致富，传统的慈善是送米面粮油送钱，但依然解决不了贫穷的问题。不如拿这笔钱给村子修一条路，村里的人出去方便了，外面的人进来也方便，这个村的资源就流动起来。 “基础设施是慈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以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这些企业，在产业投入方面，抓住了未来慈善行业的方向。”李健说。
受疫情的影响，这两年我国制造类、服务类的企业都受到较大冲击，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经济效益不如以前，甚至大幅下降，参与公益慈善除了出钱，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除了出钱，还可以出技术，或者是出人力。”李健说。
在选择做公益的抓手上，一些互联网企业延续自己的垂直优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公益立项，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有技术支持，也有成熟的产业链。拼多多选择助农，依托的是其下沉市场的实力;京东发展医疗健康，则是依托京东健康分拆上市，以及强大的物流优势。
而互联网和公益的结合，也让公益有了广泛参与性。阿里的95公益周，腾讯的99公益日，都是利用互联网的特性，让公益成为了一场慈善的狂欢和盛宴。
互联网技术解决了传统公益很多的痛点。互联网企业做线上公益平台，不但满足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价值目标，更为公益组织提供了便捷，大大提高募集资金效率，同时，互联网也便于对捐赠信息及时公示，解决信息不透明的难题。此外，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则保证了公益资金和项目的可追踪和可监督。
尴尬的企业公益
在陆璇看来，一个企业要成为“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或者社会责任，首先应该建立一个更清晰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能够界定清楚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并对实质性议题进行投入。同时，利用主营业务的优势去制定合理的战略，量化它的社会价值目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五个维度，去做更多的有利于环境，有利于社区，有利于消费者的事情。“如果一个企业连ESG都做不好，就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然而，很多企业在公益项目和慈善布局上缺乏战略性，公益和企业发展的联系并不紧密，公益部门不创造利润，只知伸手要钱，往往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面对一些周期较长的公益项目，难以发挥其效益。因此，除了设立公益基金，与专业的社会组织、基金会合作之外，成立企业基金会，逐渐成为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的新模式。
中国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出自腾讯。2007年6月，在腾讯创立第9年，时任首席行政官陈一丹主导腾讯投入2000多万元发起成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据腾讯官网消息，集团每年向腾讯基金会捐出部分利润，截至2019年底，集团和员工已分别向腾讯基金会捐款约43亿元人民币和6900万元人民币。
四年后，2011年12月，阿里巴巴集团及子公司投入5000万元发起成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承诺每年将阿里巴巴集团营业收入的3‰用于公益事业，作为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也被称为“千三公益基金”。据《阿里巴巴公益基金2019年度报告》，2019年度捐赠收入总额9113.8万元，支出9842.6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公益基金會发起人、荣誉理事长陈一丹是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是集团合伙人。从基金会理事长的级别配置能看出企业对公益慈善的重视，公益板块在集团内部享有很高的话语权，公益慈善和企业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内化为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实际上，这种组织架构在一些国外知名企业中较为常见，由一名副总级高管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这种安排是基于所在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因为一旦在社会责任方面出现问题，企业主营业务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能看到，某国际知名品牌一旦被爆出血汗工厂，性别歧视，环境污染等问题，就会遭到消费者的强烈抵制，还要面临监管层的重罚。
“如果一个制造了社会问题的企业，他们不去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做其他的公益，我认为是不合适的。”陆璇表示，如果企业在自身的第一圈层，比如直接影响到的消费者方面都有问题，很难让人相信他们能做好公益慈善。
这些年来，中国的慈善氛围日益浓厚，逐渐形成向善的文化。在陆璇看来，中国慈善文化相当复杂和多元，现阶段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还不够，公益慈善在中国社会的话语权依然不高，因此，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公益慈善的地位有待提升。
从企业角度，公益慈善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价值共创的过程，对于企业社会价值和品牌美誉度都有正面的提升。因此，将企业社会责任、公益慈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也是对股东和投资者的交代。
李健经常参与一些企业基金会的评估，很多企业基金会没有专职人员，主要功能只是花钱走账。在他看来，很多企业搞公益慈善，主要是为了维护政企关系，但如果直接投到政府的项目，无法享受税收优惠，而企业基金会让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企业慈善出现的一些问题，背后原因就在于企业对公益慈善的态度，如果基金会只是企业一个附属部门，独立性和话语权自然不高。”
但实际上，基金会都是单独注册的，是独立法人，所以企业还没有意识到慈善公益对企业真正的价值，而国外的一些企业，则是将慈善当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不光是未来要捐多少钱，而是将慈善作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未来慈善要做到什么阶段，对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会有怎样的帮助等。“如果企业将慈善看作企业社会责任的升级版，就应该非常重视公益慈善在整个企业目标实现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种边缘化的，可有可无的一种方式。”李健说。
除了边缘化和话语权的缺失，在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中，企业捐赠和企业家捐赠往往混为一谈。在胡润慈善榜的统计中，会有意识将两者分开统计，但大多数时候很难区分。
陆璇认为，一小部分企业的慈善捐助行为并非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是为了满足企业家个人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实现。因此，在捐款方向上，更多的是凭借企业家个人的喜好，可能会出现某个领域的公益资源一拥而上，供需不平衡，加剧公益组织之间的马太效应。同时，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特别是对于公众企业而言，用企业资金为企业家个人情怀买单，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损害作为中小股东的投资人的利益。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企业基金会之外，设立企业家个人名义的基金会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阿里巴巴，除了阿里巴巴基金会，还有马云基金会，前者主要资助公益创投、环境治理、弱势群体创就业、救灾减灾等公益项目，体现企业战略和业务优势。后者则开展一些教育领域的捐赠，比如乡村教师项目等，满足了教师出身的马云个人捐赠的偏好。
从个人角度，相比一次性大额现金捐赠，股票捐赠方式一方面能避免企业在金融市场产生波动，同时被捐赠的股票在投票权行使上，仍将依从捐赠人个人意志。因此，这种方式成为企业家群体中流行的方式，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都采取过此类捐赠方式。
“推”和“拉”
胡润在发布2021年胡润慈善榜时表示，按最近几年财富创造的速度，5年后中国应该能有十来个万亿级企业家，“这些超级财富创造者绝对‘富可过三代’。财富如何传承给后代，或是捐赠给慈善事业，是很多企业家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胡润提出，中国高净值人群未来3年的捐赠目标是总资产的1%。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如何鼓励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摆在了政策制定者的面前。一些研究者建议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如此，高净值人群在面临财富代际转移时，会面临是将财富留给后代，还是做慈善的选择。
这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并不鲜见。美国联邦遗产税使用超额累进制，起征点是100万美元，税率分成18个等级，从18%到50%，遗产越多，税率越高。1987年，英国遗产税的个人起征点在7.1万英镑，随后起征点水平逐年调高，目前的起征点为32.5万英镑，税率为40%。日本采取继承税制，即根据各个继承人继承遗产数额的多少课税，是典型的分遗产税制，税率共分13个档次，从10%到70%，税率最高达70%。德國遗产税制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从7%到50%不等。与之相对的，这些国家慈善机构的税率很低，基本都是象征性的，比如1%左右。
在李健看来，鼓励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分为“推”和“拉”两种，税收手段主要是“推”，而“拉”则是鼓励性的政策，除了诸如中华慈善奖这类名誉之外，还可以在诸如税收优惠、积分落户政策、政府资源让渡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倾斜。
“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慈善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李健表示，道德包含道德无损主义和道德利己主义，前者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后者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得到互惠。如果要求企业一定要无偿做慈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巨大成本，很难鼓励企业自愿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从慈善角度，互利互助这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李健说。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家不断强调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公益板块在中国企业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或越来越重，对公益专业化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目前中国公益组织的专业人才极度缺乏，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较低，专业度较高的社会组织不多，以至于企业在捐款时，可选择性不高。
这也使得慈善捐赠缺乏市场化配置，大量的捐赠资源重复投向某一领域，形成资源的浪费。
“整个慈善领域没有实现类似市场化的配置方式，”陆璇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真正放开慈善市场，允许更多的慈善组织进入这一领域，“现在的问题是，放水养鱼这个过程还没做，就已经开始严管，导致慈善组织的供给侧不足。”
在陆璇看来，捐赠人如果不是为了某种营销目的，不是为了维系政府关系的目的，都会关心资金的去向与实际效果。所以那些比较成熟的，信誉度、专业度较高的社会组织就会脱颖而出。捐赠人将钱捐给这些组织，发现做得很好，就会继续捐，这个组织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慈善市场有太多的限制，导致慈善组织的供给不足，优秀的组织数量少，捐赠人拿着钱却不知道捐给谁。所以要鼓励第三次分配，还需要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政府一方面要放权，一方面要让利，真正放开慈善市场。”
“我们还要纠正一个观念，就是公益的非营利性。”陆璇表示，目前很多中国的企业基金会只是被动地接受企业股权或资金捐赠的部门，极少会去做真正的“基金”。但在国外，一些成功的企业基金会相对独立，不仅仅是扮演公益慈善引擎角色的资助型基金会，同时也是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个合格的机构投资人，保值增值收入已经成为基金会重要的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1936年，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的儿子爱德索尔·福特捐资2.5万美元在美国成立了福特基金会。基金会既不接受捐款，也不募款，福特父子去世后，其赠与（包括股票等）使福特基金会成为当时最大的基金会，而那笔初始资金和福特父子的遗赠就是福特基金会的全部资产。
从创立起，福特基金会就是用这些资产的投资收益维持着基金会的运转和发展，目前已经有大概140亿美元的规模。据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谷青介绍，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基金会每年至少需要花掉本金的5%用于公益慈善的目的。本金的另外95%就继续投资到市场中去。
谷青表示，在福特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方式中，一种是只追求社会回报，不求任何财务回报的资金使用方式，即项目资助，也是目前基金会最主要的资金使用方式。此外，也有既追求社会回报，也追求财务回报的双底线投资。“福特基金会的投资团队尽最大努力保证本金稳定增长下去，让它的收益持续不断维持基金会运作，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公平发展的宗旨和目标。”
“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合理、更宽松的环境，让企业自主选择做怎样的慈善。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将做慈善的权力留给企业捐赠人自己判断。”陆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