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之后，我到老家的县城工作。这一待就是十八年。十八年，这个数字有点恐怖，可仔细想想，也就是弹指刹那。从税务所到征管科，从征管科到办公室，再到党委办公室，每一段历程似乎都简单得如同一张白纸，再仔细想想，其实白纸上写了很多字，只不过时间长了，字都被风吹走了。
　　在这十八年里，因为热爱，我断断续续地写着小说。从刚开始写作时的遮遮掩掩（怕同事们知道，被认为不务正业），到后来的坦然面对，其实对文学的理解深刻、自然了很多。文学是什么？写作者和非写作者的理解肯定不同，即便同为写作者，对它的理解肯定也天差地别。于己而言，说心里话，文学是我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那部分。有一次我还说出了“文学是我的信仰”这样的话，被朋友善意地小讽了一下。可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从小学就做着作家梦，如今真的成了一名作家，对于坚持做了三十多年的事情而言，难道不可称之为“信仰”吗？最起码，在写作读书时，心里的安全感是最强的，我仿佛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在说：瞧，你没有浪费光阴。是的，不写作、不读书时，我总有种无可抑制的犯罪感，好像在背着法律干什么罪恶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有坐在书房里，那种犯罪感才会一点点消退，哪怕一个字写不出来，只要顺手拿起本书，翻开，焦虑就会被大大稀释，内心也逐渐变得安宁。
　　可是，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我更多的时间是在谋生计，这无可厚非，而且正当得神圣，关键是在自由时间里，我又在做什么呢？好像在酒桌上的时候比较多。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喜欢饮酒，也许我有些孤独，喜欢高朋满座、众生欢乐的感觉？这么说很做作，尤其是作为一名中年男人这么说。不管怎样，在自由时间里，我无疑是焦虑的，这种焦虑的后果就是，清晨醒来时无比懊恼自责。这样的浪费时间与自我忏悔已经成了某种惯性的循环，始终困扰着我。当然，喝酒也有它的好处，比如加深了朋友间的情谊，比如，会道听途说些匪夷所思的事件。
　　在縣城，酒桌是个奇妙的场所，它无时无刻不散发着酒精和麦芽糖的味道、菜肴的味道、人的味道和故事的味道。在见证一群人慢慢醉倒的过程中，我们大抵会分泌一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跟欲望没有关联，它印证着人的精神是如何飞扬起来，进而身不由己的。他们的声音、他们面部的表情和他们的肢体动作都在酒精的引诱下发生了质的变化。我想，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故事，也许不是事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变形以及他们下意识的改编。你可能很难想象县城里会发生那么多你根本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事件，这些事件，通常与爱情、官场和阴谋有关，个别时候，也会有温暖的底色。这些事件会在我的脑子里过滤，然后变成一粒粒种子，落在我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某一天，它们也许会慢慢生根、发芽，变成小说的枝干，也许，它们就是种子，默默死掉了。
　　朋友弋舟说我的小说是“一手生活”，小说里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有来源的。这话没错，但我只能说他说对了一半。生活中得来的，也只是几粒种子而已，它能否成为小说，要看时光给我的启示，即便它真的成长为一篇小说，虚构肯定是它的本质。有时候，在种子成为小说的过程中，我感到了某种无能为力。无疑，那是我才华干瘪的有力佐证，它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羞耻感。在写《直到宇宙尽头》时，分娩的痛苦让我差一点要放弃。里面的事件是真实的，但我无法把生活的逻辑和小说逻辑有效结合起来。即便是真实的事情，写出来却感觉虚假苍白。这个短篇小说完成后，我又小心翼翼地修改了半年多，才彻底心安，觉得可以投稿了。作为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我发觉，反而是那些不甚明晰、暧昧的事件，在种子成长为植物的过程中有种野蛮的、荒唐的生命力，写起来反而顺手自信。《风中事》是一个朋友的爱情故事，他断断续续给我讲了三年，往往在他给我磕磕巴巴叙述新恋情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他前女友的所有故事。写这篇时，我完全偏离了他的生活经验，构想了某种类似于影子的城堡。小说写完后我给他看。他说，你写的是谁啊？我想，这可能是他对我无意识的赞美吧？
　　今年，是有点特殊的一年。读了那么多书，当了两年的专业作家，为何不能把写作速度提起来？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每个月写一个短篇。前四个月坚持得很好，而且基本上是两三天一篇。这四篇小说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没有日常生活中“种子”的诱因。它们诞生的速度让我有些讶异和怀疑，不过朋友们读后，都认为不错，我这才放心了些，而且信誓旦旦地要坚持写下去。第五个月的时候就卡住了，我发现，当以这样的速度写下去时，我似乎被某种东西限制了，它与天气炎热无关，与写作时间无关，而是与对小说的理解、与某种意义的延缓有关。我想，还是放慢一些吧——这么想时，我又在自问，是否在为谋杀时间找借口？瞧，我是个多么矛盾的写作者。
　　然而可以确信的是，我肯定会一直写下去。我还能写点什么？应该还很多，生活的罅隙处，总有阳光照进来。而且，也只有不停地写下去，我的负罪感才能被冲刷得浅淡些，才能安生地活着。
　　写吧，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责任编辑 鹿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