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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臻写诗多年，诗歌曾多次获奖、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或诗歌集。
和早先的写作一样，叶臻近几年（这里谈论的叶臻创作时段指2013年至今）的诗大多仍写的是日常。但他不再是苦苦寻求诗意的日常，而是将着眼点放在日常的诗意上。前者为了寻求诗意的日常，往往预设了选择诗写的方向，也就将日常分成诗意的和非诗意的，究其本质，这还是将写作的客体和主体对立，外在于写作对象的创作思维。实质上，还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抽象的诗写方式。而将着眼点放在日常的诗意，则是首先接受日常，接受芸芸众生的普通生活，接受自我的当下与现实的人生。就是面向自我，面向真实的内心。照古人的说法，就是“虚心涵泳，切记体察”，就是承认“主体性里面便有神性”，就是在“直观中领会”，重视存在的“缘在”，一句话，就是追求一种“事实的诗意”，“日用即道”，何须他求？随着这种审美思维的转变，在具体的诗写上，叶臻在葆有叙事和语言精准的同时，不是为诗意去寻找诗意，而是首先进入日常，在日常中修心悟道，重新审视自我与日常。不是在日常中刻意地挖掘诗意或者硬性地抵达，而是让事实呈现，在呈现中使得诗意自然地蕴含，澄明朗照。显然，这样的诗歌书写，很多功夫是在诗歌之外，是在诗写之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平时对日常的“虚心涵泳，切记体察”，取决于诗人对日常人生的态度，那种真正对世事亲情、衣食男女、生老病死的格物致知的功夫与功夫中饱含的珍惜与容纳。故此，叶臻许多的诗作是有本事性质的，有些诗篇甚至就是写他的父辈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歌依靠的不仅是词语的力量，不是单单口语叙事和没有隐喻就能奏效的，更不能容纳星星点点的口水。相反，叶臻的日常叙事是“在日常生存中的自身理解”，“是在实际的生存中充满热情地融入于事物之中”“在所牵挂操劳着的事物中理解了我们自己”（海德格尔语）。这是人生领悟的提炼，是一种修行的舍利子，是有着生命之痛与存在之光的。因而，这样的日常叙事有着一种日常的本色与气息，有着一种人性的丰富与温暖，有着生存操劳的人的体面与尊严。这样的诗歌书写是有着坚实的诗意内核的。而他的语言也有了鲜明的变化。如果说早先他的诗歌语言是有力量的，那么，这种力量的获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纯诗那样的技艺修为，多少有些生硬，有时甚至失之于“用力过猛”，有些不够自然，少了一种举重若轻的灵动与无中生有的包蕴。那么，转变后的叶臻诗歌的语言则是本真的，有时甚至是类似于唠家常的拉呱。这样的语言使得诗写的事实葆有着原生态，很少有那种刻意与猛劲，是一种减法的写作，有着绵里藏针的效果。在看似波澜不兴的诗歌语流里，葆有着诗意的闪烁与绵长。从而语言与叙事真的是相得益彰。比如在《手》中，诗人写道：
母亲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后/就包不了饺子了/春节回家这几天/常常是母亲的手像饺馅一样/被我的手包着/有时是母亲的手像饺皮一样/把我的手包着/母子二人就这样包着新年的饺子/但由于不停的颤抖/很快就露出了生活的荠菜、肉末/和铜钱
这是一首写亲情的诗。诗中写的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日常情景。母亲因为患了帕金森综合征，春节包饺子的多年习俗在今年发生了改变。诗人用心体察着这样的变化，体察着操劳的母亲与母亲的操劳，并以诗歌记录下这一切。诗中将母亲的手与饺子皮的联想与类比，自然而巧妙。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诗人的感恩与珍爱得以呈现，生活的滋味与真谛也得以揭示。整首诗有意识地对语词与叙事加以控制，没有通常口语诗的拉杂，也没有一般抒情诗的矫揉与夸饰。一切都是事实，是事实的自然呈现，是“虚心涵泳，切记体察”的水到渠成。
比如《带泥的土豆》：
张三的父亲/去世多年/有一天晚上/从梦里/给他拉来/一架子车土豆/土豆从车上拿下来/先拿的四个/是赵钱孙李/随后拿的四个/是周吴郑王/接下来的八个/是冯陈褚卫/蒋沈韩杨……/504个土豆/黄泥一样的肤色/他的父亲/用旱烟杆/蹭着鞋底上的泥/对他说：“这些土豆呀，/都有斤两，/个个在土里长，/又在土里埋。”/说完之后/自个儿走进那个最小的土豆/就没有再出来
这首诗从抒情主人公的称呼到土豆，从寻常的姓氏到素朴的劳作，从黄泥一样的肤色到鞋底的泥……诗人以一种近乎絮叨的口语陈述出来。这些是寻常百姓的日常，土豆一样的百姓的一生，土里长土里埋。这就是诗人“所牵挂操劳的事物”，在这样对日常的牵挂与操劳中，诗人领会这日常，理解着土豆一样的百姓，也理解着生命和自我。这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融入;是一种直观，又是一种体察。而诗歌的语气与节奏，意象与细节，剔尽了修饰的臃肿和造作的附着物，像一盘地道的农家菜一般，实在而耐人品味。值得称道的是诗歌结尾有一个超现实的小细节，“自个儿走进那个最小的土豆/就没有再出来”。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视角下的艺术观照，它实现了其他一些艺术手法难以实现的审美效果，是将心理现实与世俗现实的糅合，进而超越了一般诗歌中现实的平面化与苍白，是对日常的独特体验与深刻敏锐的洞察。实际上，这是叶臻日常叙事的非常鲜明的特点，在上面那首《手》的结尾以及其他一些优秀诗作中也是如此。这就不是一般口语诗所能轻易企及的写作难度与高度了。
叶臻诗歌书写的艺术超越，还表现在他的历史叙事。历史诗写是叶臻诗歌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叶臻对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审视与判断，既有他作为诗人的立场和情感，又有着民间的普通民众的立场和情感，特别是农民与城市底层的立场与情感。这两者往往是有着密切的交融的，是重叠一致的，这也决定了叶臻历史诗写的精神向度、审美视角与叙事原则。叶臻的历史叙事也是关注于日常的情景。诗人刻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事，回避那些非常态的突发的或者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节点，而是沉入到历史的日常记忆里，一如直面现实的日常，如此，诗人在诗歌创作时俨然进入了历史的现场，进入到历史的日常场景之中，以个我历史生存的真实呈现，还原历史的真相。如这首《生育的事》：
姐姐大我六岁/六年间/处在生育旺盛期的母亲/居然没有生育//姐姐生于1957年/我生于1963年/母亲说/这六年间/我们村饿死了好多人/中国饿死了好多人//母亲又说/生育哪是人的事/是粮食的事/是米和小麦的事/是树叶树皮的事/是观音土的事 还有《1970年的猪肉》：
小时候/家穷/家家穷/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整个村子/都闻不到肉味/偶有一户人家/买了半斤猪肉/天没黑透/我就早早地跑到/他家的下风口/闻肉香/闻着闻着/就感到鼻子/比嘴有福/如果是月夜/我伸出的舌头上/还会铺一层/唾沫/和猪油一般的月光
这一段历史，对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永远不该被遗忘的。的确，我们都对此耳熟能详。但知道的不一定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诗歌的艺术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对自以为知道的有重新的发现与更深刻的感受。叶臻让你以身体来感知历史，同时更以身体的方式不断唤醒你对历史的记忆与反思。说真的，我还真的没见过以如此的语言写这段历史。没有渲染，没有情绪的宣泄，没有夸饰铺张的词语与臃肿庞杂的修辞……语言的简洁洗练几乎是骨感的，唯其骨感，才有历史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它让你在目光接触诗歌的同时，就有了令人惊悚与心寒的触觉，仿佛你是在触摸这语言，触摸当年瘦骨嶙峋、骨瘦如柴的肌体，触摸到饥肠辘辘与苟延残喘，触摸生命的卑贱与廉价，触摸对人的存在与尊严的恣意漠视与刻意践踏的那个特殊的时代。骨感的语言呈现出了骨感的历史——这是悲哀与凄凉的骨感，是令人恐惧与绝望的骨感。在这里，稍有一点口水与叙事的拉杂，都有可能稀释历史的凝重，都有可能减轻记忆的负荷与灾难的重量，都是对曾经的苦难与冤死的魂魄的亵渎与不敬。这里不仅显示了叶臻对汉语诗歌技艺的美学追求，那种寻求突破与超越的艰辛努力，更显示出叶臻对历史的尊重与担当。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指引我们追求真相，在追求真相的途中，我们将学会明辨是非与善恶。正如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转引自《何谓历史学》，王小菊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8月，第43页）而只有明白了是非善恶，人才有可能如人一样地活着。而任何戏说历史或者任意打扮历史的行为都是对人自身的背叛与辱没。“描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最好的想象，最杰出的想象，只要把事实说出来，就是最完美的隐喻、鲜活的隐喻。”（《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这样的关于诗歌事实与隐喻关系的论断，我想，说出像叶臻诗中这样的事实，并且像叶臻这样的说出，大约可以算作对于坚论断的最好阐释和证明。布罗茨基说，留住记忆是诗人的天职。
从上述我们不难看出近年来叶臻诗歌的坚守与超越。而我以为，最能体现叶臻诗歌艺术可贵的探索与大胆超越的，还表现在叶臻日常叙事过程中坚持的批判态度，表现在日常经验的呈现时的艺术的直觉、深刻的哲理与锐利的思维。
叶臻诗歌的日常叙事有意避开了当下诗坛流行的底层叙事或者说苦难叙事，那种执着于某个行业或者某类人群的特定的生活状态的叙事。当然，我们在这里绝没有否定这类叙事的美学价值与现实批判意义，相反，我们认为这也是诗人的使命与职责，传达底层的呼声，揭示苦难的真相，也是诗歌的光荣与价值所在。我们所要指出的是，苦难叙事或者底层叙事在诗歌表现层面来说，侧重于向外的、显性的叙事，而叶臻所选择的则是人性的、命运的、存在意义上的日常叙事，这种叙事则是倾向于内在的、隐性的。而这样的内在的隐性的，由于其更加日常化和隐蔽化，常常为人们习焉不察，对其发现与批判的难度更大。事实上，这也是当下诗歌的一个非常薄弱的方面。著名诗人陈先发就对其深有感触，他说：“批判性的匮乏，是本土性中的最大问题。”（http：//blog.sina.com.cn/chenxianfa.2008年9月28日）在这一点上，叶臻有着和陈先发一样的自觉与忧虑，他的许多优秀诗作都是对日常的批判性书写。
加工碑石的老李头/在梦里/将半成品的碑石/排成一排/一块块竖起来/一开始，这些碑石/还排列有序/很快，就乱了起来/其中，排在十三号位置的/插到了第二的位置/排在后面的/都不愿意了/一个个吵着嚷着/往前挤/老李头很生气/拿着扩音器大吼：/“在这里排队/还不守规矩/这又不是在超市/抢购打折的鸡蛋”
这首题为《排队》的诗，描述了一个墓碑加工场的情景。一块碑石就是一个亡灵。而这些亡灵即使在阴间也改不掉贪图便宜、排座次、抢位置的心理痼疾和插队的陋习。对日常的超现实的写法，凸显了某些国人到死都改不掉的人性的丑陋，虽是日常的情形，但反映出传统的丑陋的劣根性。而加工碑石的老李头在斥责亡灵的同时，居然理解和接受抢购鸡蛋就可以往前挤的行为。活人和死者形成了映衬，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使人觉得不齿和可笑。再看《七窍无眠》：
我睡着了/我的嘴没睡/呼噜奔驰/像开了一夜的火车/鼻炎旷日持久/右鼻孔堵塞/靠左鼻孔加倍出气/耳朵也没睡/左耳一只鸡刚打鸣/右耳一只鸡又报晓/眼睛看似闭上了/却冷不丁/从眼皮下挤出/两滴咸咸的哭声/一面镜子立在梦侧/我刚一探头/就看到了一张/喧嚣的老脸
这也是有些超现实意味的诗。全诗以略带夸张的手法，写了人的七窍无眠。七窍何以无眠？源自人处在这样的喧嚣与忙碌的时代。生活像一列奔驰不息的火车，旷日持久的劳碌与操心，时时都有唤醒的警示，即使在梦里也不得安眠，处处都能看到我们喧嚣的躁动不安的脸庞……这是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带来的灾难，是人在今天难以逃脱的宿命，一切都无处藏身，一切都不得幸免。读了这样的诗，你觉得身处于喧嚣躁动的中心，无怪乎有科学家研究统计，当代人的睡眠是一大问题，于是，人类史无前例地有了“睡眠日”。而睡眠的背后是什么？是现代人不可遏止的欲望，是生存的焦虑与压抑，是物质化时代人的异化与精神的沉沦，是心灵的无以安顿和惶然……诗人的批判意识十分鲜明。
责任编辑 何冰凌
和早先的写作一样，叶臻近几年（这里谈论的叶臻创作时段指2013年至今）的诗大多仍写的是日常。但他不再是苦苦寻求诗意的日常，而是将着眼点放在日常的诗意上。前者为了寻求诗意的日常，往往预设了选择诗写的方向，也就将日常分成诗意的和非诗意的，究其本质，这还是将写作的客体和主体对立，外在于写作对象的创作思维。实质上，还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抽象的诗写方式。而将着眼点放在日常的诗意，则是首先接受日常，接受芸芸众生的普通生活，接受自我的当下与现实的人生。就是面向自我，面向真实的内心。照古人的说法，就是“虚心涵泳，切记体察”，就是承认“主体性里面便有神性”，就是在“直观中领会”，重视存在的“缘在”，一句话，就是追求一种“事实的诗意”，“日用即道”，何须他求？随着这种审美思维的转变，在具体的诗写上，叶臻在葆有叙事和语言精准的同时，不是为诗意去寻找诗意，而是首先进入日常，在日常中修心悟道，重新审视自我与日常。不是在日常中刻意地挖掘诗意或者硬性地抵达，而是让事实呈现，在呈现中使得诗意自然地蕴含，澄明朗照。显然，这样的诗歌书写，很多功夫是在诗歌之外，是在诗写之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平时对日常的“虚心涵泳，切记体察”，取决于诗人对日常人生的态度，那种真正对世事亲情、衣食男女、生老病死的格物致知的功夫与功夫中饱含的珍惜与容纳。故此，叶臻许多的诗作是有本事性质的，有些诗篇甚至就是写他的父辈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歌依靠的不仅是词语的力量，不是单单口语叙事和没有隐喻就能奏效的，更不能容纳星星点点的口水。相反，叶臻的日常叙事是“在日常生存中的自身理解”，“是在实际的生存中充满热情地融入于事物之中”“在所牵挂操劳着的事物中理解了我们自己”（海德格尔语）。这是人生领悟的提炼，是一种修行的舍利子，是有着生命之痛与存在之光的。因而，这样的日常叙事有着一种日常的本色与气息，有着一种人性的丰富与温暖，有着生存操劳的人的体面与尊严。这样的诗歌书写是有着坚实的诗意内核的。而他的语言也有了鲜明的变化。如果说早先他的诗歌语言是有力量的，那么，这种力量的获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纯诗那样的技艺修为，多少有些生硬，有时甚至失之于“用力过猛”，有些不够自然，少了一种举重若轻的灵动与无中生有的包蕴。那么，转变后的叶臻诗歌的语言则是本真的，有时甚至是类似于唠家常的拉呱。这样的语言使得诗写的事实葆有着原生态，很少有那种刻意与猛劲，是一种减法的写作，有着绵里藏针的效果。在看似波澜不兴的诗歌语流里，葆有着诗意的闪烁与绵长。从而语言与叙事真的是相得益彰。比如在《手》中，诗人写道：
母亲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后/就包不了饺子了/春节回家这几天/常常是母亲的手像饺馅一样/被我的手包着/有时是母亲的手像饺皮一样/把我的手包着/母子二人就这样包着新年的饺子/但由于不停的颤抖/很快就露出了生活的荠菜、肉末/和铜钱
这是一首写亲情的诗。诗中写的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日常情景。母亲因为患了帕金森综合征，春节包饺子的多年习俗在今年发生了改变。诗人用心体察着这样的变化，体察着操劳的母亲与母亲的操劳，并以诗歌记录下这一切。诗中将母亲的手与饺子皮的联想与类比，自然而巧妙。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诗人的感恩与珍爱得以呈现，生活的滋味与真谛也得以揭示。整首诗有意识地对语词与叙事加以控制，没有通常口语诗的拉杂，也没有一般抒情诗的矫揉与夸饰。一切都是事实，是事实的自然呈现，是“虚心涵泳，切记体察”的水到渠成。
比如《带泥的土豆》：
张三的父亲/去世多年/有一天晚上/从梦里/给他拉来/一架子车土豆/土豆从车上拿下来/先拿的四个/是赵钱孙李/随后拿的四个/是周吴郑王/接下来的八个/是冯陈褚卫/蒋沈韩杨……/504个土豆/黄泥一样的肤色/他的父亲/用旱烟杆/蹭着鞋底上的泥/对他说：“这些土豆呀，/都有斤两，/个个在土里长，/又在土里埋。”/说完之后/自个儿走进那个最小的土豆/就没有再出来
这首诗从抒情主人公的称呼到土豆，从寻常的姓氏到素朴的劳作，从黄泥一样的肤色到鞋底的泥……诗人以一种近乎絮叨的口语陈述出来。这些是寻常百姓的日常，土豆一样的百姓的一生，土里长土里埋。这就是诗人“所牵挂操劳的事物”，在这样对日常的牵挂与操劳中，诗人领会这日常，理解着土豆一样的百姓，也理解着生命和自我。这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融入;是一种直观，又是一种体察。而诗歌的语气与节奏，意象与细节，剔尽了修饰的臃肿和造作的附着物，像一盘地道的农家菜一般，实在而耐人品味。值得称道的是诗歌结尾有一个超现实的小细节，“自个儿走进那个最小的土豆/就没有再出来”。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视角下的艺术观照，它实现了其他一些艺术手法难以实现的审美效果，是将心理现实与世俗现实的糅合，进而超越了一般诗歌中现实的平面化与苍白，是对日常的独特体验与深刻敏锐的洞察。实际上，这是叶臻日常叙事的非常鲜明的特点，在上面那首《手》的结尾以及其他一些优秀诗作中也是如此。这就不是一般口语诗所能轻易企及的写作难度与高度了。
叶臻诗歌书写的艺术超越，还表现在他的历史叙事。历史诗写是叶臻诗歌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叶臻对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审视与判断，既有他作为诗人的立场和情感，又有着民间的普通民众的立场和情感，特别是农民与城市底层的立场与情感。这两者往往是有着密切的交融的，是重叠一致的，这也决定了叶臻历史诗写的精神向度、审美视角与叙事原则。叶臻的历史叙事也是关注于日常的情景。诗人刻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事，回避那些非常态的突发的或者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节点，而是沉入到历史的日常记忆里，一如直面现实的日常，如此，诗人在诗歌创作时俨然进入了历史的现场，进入到历史的日常场景之中，以个我历史生存的真实呈现，还原历史的真相。如这首《生育的事》：
姐姐大我六岁/六年间/处在生育旺盛期的母亲/居然没有生育//姐姐生于1957年/我生于1963年/母亲说/这六年间/我们村饿死了好多人/中国饿死了好多人//母亲又说/生育哪是人的事/是粮食的事/是米和小麦的事/是树叶树皮的事/是观音土的事 还有《1970年的猪肉》：
小时候/家穷/家家穷/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整个村子/都闻不到肉味/偶有一户人家/买了半斤猪肉/天没黑透/我就早早地跑到/他家的下风口/闻肉香/闻着闻着/就感到鼻子/比嘴有福/如果是月夜/我伸出的舌头上/还会铺一层/唾沫/和猪油一般的月光
这一段历史，对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永远不该被遗忘的。的确，我们都对此耳熟能详。但知道的不一定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诗歌的艺术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对自以为知道的有重新的发现与更深刻的感受。叶臻让你以身体来感知历史，同时更以身体的方式不断唤醒你对历史的记忆与反思。说真的，我还真的没见过以如此的语言写这段历史。没有渲染，没有情绪的宣泄，没有夸饰铺张的词语与臃肿庞杂的修辞……语言的简洁洗练几乎是骨感的，唯其骨感，才有历史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它让你在目光接触诗歌的同时，就有了令人惊悚与心寒的触觉，仿佛你是在触摸这语言，触摸当年瘦骨嶙峋、骨瘦如柴的肌体，触摸到饥肠辘辘与苟延残喘，触摸生命的卑贱与廉价，触摸对人的存在与尊严的恣意漠视与刻意践踏的那个特殊的时代。骨感的语言呈现出了骨感的历史——这是悲哀与凄凉的骨感，是令人恐惧与绝望的骨感。在这里，稍有一点口水与叙事的拉杂，都有可能稀释历史的凝重，都有可能减轻记忆的负荷与灾难的重量，都是对曾经的苦难与冤死的魂魄的亵渎与不敬。这里不仅显示了叶臻对汉语诗歌技艺的美学追求，那种寻求突破与超越的艰辛努力，更显示出叶臻对历史的尊重与担当。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指引我们追求真相，在追求真相的途中，我们将学会明辨是非与善恶。正如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转引自《何谓历史学》，王小菊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8月，第43页）而只有明白了是非善恶，人才有可能如人一样地活着。而任何戏说历史或者任意打扮历史的行为都是对人自身的背叛与辱没。“描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最好的想象，最杰出的想象，只要把事实说出来，就是最完美的隐喻、鲜活的隐喻。”（《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这样的关于诗歌事实与隐喻关系的论断，我想，说出像叶臻诗中这样的事实，并且像叶臻这样的说出，大约可以算作对于坚论断的最好阐释和证明。布罗茨基说，留住记忆是诗人的天职。
从上述我们不难看出近年来叶臻诗歌的坚守与超越。而我以为，最能体现叶臻诗歌艺术可贵的探索与大胆超越的，还表现在叶臻日常叙事过程中坚持的批判态度，表现在日常经验的呈现时的艺术的直觉、深刻的哲理与锐利的思维。
叶臻诗歌的日常叙事有意避开了当下诗坛流行的底层叙事或者说苦难叙事，那种执着于某个行业或者某类人群的特定的生活状态的叙事。当然，我们在这里绝没有否定这类叙事的美学价值与现实批判意义，相反，我们认为这也是诗人的使命与职责，传达底层的呼声，揭示苦难的真相，也是诗歌的光荣与价值所在。我们所要指出的是，苦难叙事或者底层叙事在诗歌表现层面来说，侧重于向外的、显性的叙事，而叶臻所选择的则是人性的、命运的、存在意义上的日常叙事，这种叙事则是倾向于内在的、隐性的。而这样的内在的隐性的，由于其更加日常化和隐蔽化，常常为人们习焉不察，对其发现与批判的难度更大。事实上，这也是当下诗歌的一个非常薄弱的方面。著名诗人陈先发就对其深有感触，他说：“批判性的匮乏，是本土性中的最大问题。”（http：//blog.sina.com.cn/chenxianfa.2008年9月28日）在这一点上，叶臻有着和陈先发一样的自觉与忧虑，他的许多优秀诗作都是对日常的批判性书写。
加工碑石的老李头/在梦里/将半成品的碑石/排成一排/一块块竖起来/一开始，这些碑石/还排列有序/很快，就乱了起来/其中，排在十三号位置的/插到了第二的位置/排在后面的/都不愿意了/一个个吵着嚷着/往前挤/老李头很生气/拿着扩音器大吼：/“在这里排队/还不守规矩/这又不是在超市/抢购打折的鸡蛋”
这首题为《排队》的诗，描述了一个墓碑加工场的情景。一块碑石就是一个亡灵。而这些亡灵即使在阴间也改不掉贪图便宜、排座次、抢位置的心理痼疾和插队的陋习。对日常的超现实的写法，凸显了某些国人到死都改不掉的人性的丑陋，虽是日常的情形，但反映出传统的丑陋的劣根性。而加工碑石的老李头在斥责亡灵的同时，居然理解和接受抢购鸡蛋就可以往前挤的行为。活人和死者形成了映衬，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使人觉得不齿和可笑。再看《七窍无眠》：
我睡着了/我的嘴没睡/呼噜奔驰/像开了一夜的火车/鼻炎旷日持久/右鼻孔堵塞/靠左鼻孔加倍出气/耳朵也没睡/左耳一只鸡刚打鸣/右耳一只鸡又报晓/眼睛看似闭上了/却冷不丁/从眼皮下挤出/两滴咸咸的哭声/一面镜子立在梦侧/我刚一探头/就看到了一张/喧嚣的老脸
这也是有些超现实意味的诗。全诗以略带夸张的手法，写了人的七窍无眠。七窍何以无眠？源自人处在这样的喧嚣与忙碌的时代。生活像一列奔驰不息的火车，旷日持久的劳碌与操心，时时都有唤醒的警示，即使在梦里也不得安眠，处处都能看到我们喧嚣的躁动不安的脸庞……这是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带来的灾难，是人在今天难以逃脱的宿命，一切都无处藏身，一切都不得幸免。读了这样的诗，你觉得身处于喧嚣躁动的中心，无怪乎有科学家研究统计，当代人的睡眠是一大问题，于是，人类史无前例地有了“睡眠日”。而睡眠的背后是什么？是现代人不可遏止的欲望，是生存的焦虑与压抑，是物质化时代人的异化与精神的沉沦，是心灵的无以安顿和惶然……诗人的批判意识十分鲜明。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