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挥手从兹去
那场告别，距今已一个世纪之遥，时间为1920年10月16日清晨，地点在当时的北京东车站①：远赴苏俄的瞿秋白与前来送行的亲友，执手话别，挥手辞行——其情其景，秋白本人在《饿乡纪程》中如是记载：
10月16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②
人生总有告别时。大多的告别实属平常，挥挥手，道声保重，甚或不经意间便默然别过，了无痕迹——生活中，太多这样的日常细节。但有些告别却意味深长，叫人铭心刻骨，比如，上述那场百年前的告别，实在是瞿秋白一生中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慨然前往苏俄，归来已是“职业革命家”，并最终殉难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一场改变一个人的精神取向和人生路向的告别，尽管在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它犹如一粒碎屑，却是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转身而去，挥手间竟一脚跨入20世纪中国革命史——这固然为他本人始料未及，送行的所有亲友恐怕谁也没预想得到。那场告别因此超越了日常细节的意义，而具有历史关节的分量。
同行的还有李宗武、俞颂华两位，他们三人均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记者身份共赴苏俄③。根据秋白记载，当日送行者分明有两类：一为“亲戚兄弟”，二是“几位同志”。前者以瞿纯白为代表，其为秋白堂兄，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自1916年2月秋白母亲因贫自杀后，瞿纯白就成为秋白及其胞弟云白、垚白的接济人，“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④失母的三兄弟，其时，兄弟三人均寄居在北京瞿纯白家中;后者指的是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等，耿是瞿秋白俄文专修馆同学，郑就读于铁路管理学校，瞿菊农虽年小秋白一岁，却是他的远房堂叔，时为汇文大学堂学生。除此之外，当日是否还有其他“亲友”前来车站送行？查现存资料，无法考求。
说起来，瞿秋白与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等人的交往与友情，颇具“同人小群体”性质，其形成实有机缘巧合因素：他们都住在北京东城，附近有基督教青年会会所，会所图书馆里年轻学子经常不期而遇，由相遇而来往，共同的文学兴趣促成他们的投合与神交。郑振铎日后回忆：“那时，常聚在一起的朋友们，有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瞿秋白和我，还有耿济之的弟弟式之等六七人。为了我们全都住东城，为了兴趣的关系，我们在无形中竟形成了一个集团。”⑤他以抒情笔调深情述及其时他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倾心与挚爱。
我们那时候对于俄罗斯文学是那么热烈地向往着、崇拜着，而且是具有那么热烈地介绍翻译的热忱啊！⑥
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⑦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瞿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⑧
这或许就是这些文学青年的早期文学实践。他们最初的文学译介，获得了社会接受：“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叢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⑨
共同的文学爱好及译事活动，促成这群青年学子意趣认同。时值新文化运动播扬熏染，新思潮化育新青年，青春激扬，意气风发，革新社会成为其精神认同;而由“巴黎和会”触发，“五四运动陡然爆发”，这个“无形中竟形成了”的青年“集团”，人人“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⑩。他们并非“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声名显赫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许德珩等，他们作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学生会”，加入到学生运动中;所以，郑振铎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发难者;打‘赵家楼’的一幕，我们没有参加。可是，我们都代表着我们的学校参加了学生会。秋白和济之都是俄专的代表。世英是燕大的代表。我是铁路学校的代表。我们是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的。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都很秘密。”？輥？輯？訛
共同参与学生运动的经历，无疑增强了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诸位的交往与友情，也使这个青年“集团”的精神兴奋点由文学扩展到广阔的社会领域，而青春激情一旦被触发，迫切欲求对世界发声——恰好来了机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要办一份青年刊物，委托时常在其会所聚首的郑振铎、瞿秋白等负责;凭借青年会下属的社会实进会出资，《新社会》旬刊于1919年11月问世。“发刊词”申明同人宗旨：“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輥？輰？訛
概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輥？輱？訛
《新社会》以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编辑部通讯地址为北京东城区石槽胡同6号郑振铎住处。郑氏回忆办刊情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秋白、济之、世英、地山和我，共五个人。经理部的事务，由青年会的一位学生干事负责，我负责编辑和校对的事。……我们经常地讨论着编辑方针;这些会议，在秋白寓所举行的不少。为的是他身体不好，有肺病的征候，而且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我们到的时候，他每每是还坐在床上，也就拥被而谈，滔滔不绝。”？輥？輲？訛在“五四”时代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新社会》是一份由青年学子创办的综合性期刊，刊文除新文学创作（小说、诗歌）外，更多社会时事评论与思想文化评论，其间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五四青年”的高迈情怀及民族、国家关切，尽显其间。他们因共同的文学兴趣聚到一起，由创办同人杂志结合成“同人小群体”，对于“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的理想憧憬，既是他们的精神共相，也显示着新文化运动中“学生辈”的普遍精神取向。一代人的青春，恰与一个民族的精神新生遇合，青春激越，万马齐鸣。 因为刊名中“社会”两字，《新社会》被当局认定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出至第十九期（1920年5月1日）即“被警察厅封闭了”？輥？輳？訛，存世仅只半年。同人心有不甘，“愤慨极了”，“特别是秋白，主张非再接再厉地干下去不可”？輥？輴？訛，遂费尽心思说动青年会，另创新刊。新刊何以为名？郑振铎与瞿秋白产生了分歧：郑氏“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但他并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出来，大家也就都赞成我的意见，当即定名为《人道》。”？輥？輵？訛瞿秋白为何“不赞成”《人道》这一刊名？他在《饿乡纪程》中透露了自己的看法：
《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心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輥？輶？訛
而郑振铎日后如此解释他和瞿秋白在《人道》命名一事上的“争论”：“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地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是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們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輥？輷？訛瞿秋白思想悄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与他在“五四”前后参与颇为活跃的学生社团活动密切相关，其中尤其是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輦？輮？訛的活动，是他思想转向的肯綮所在。
《人道》以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瞿菊农任职员部部长，郑振铎为编辑部部长，编辑部通讯处仍在郑振铎住处，月刊董事会中则增加了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第1期（创刊号）于1920年8月推出，封底的“本刊启事”中明言：“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期满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輦？輯？訛第2期也已编就，要目与第1期要目同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其中赫然列有瞿秋白的《新村运动与社会主义》。就在此时，基督教青年会迫于当局压力，以经费短缺为借口，即行停办——《人道》月刊仅出一期，即寿终正寝。
尽管办刊受挫，《新社会》《人道》“同人小集团”却因共同的社会历练而增进了同人友情。1920年10月16日清晨，瞿秋白登车启程之际，回身挥手作别;月台上，同人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殷殷招手——在道别与送别之际、挥手与招手之间，那一份青春的深情厚谊，凝定为一则生动细节，镶嵌在大历史中，摇动不已……临行之际，秋白对亲情、友情的切身感受，定然超越寻常。他心有牵挂，担忧“新嫁到北京”的三妹的处境（“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輦？輰？訛）和“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的精神状态（“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輦？輱？訛）。告别之时，他心有憧憬，体验着“不可思议的情感”和“奇感”，因而“触目都成异象”。关山重重，前路难料，“俄国远处万里，交通梗塞”，“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因此“暂时须得像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的手续”？輦？輲？訛，所以他称此番告别为——“最后的诀别”。
他将万般感慨捆扎起来，“一挥手，决然就走！”？輦？輳？訛
他说：“我愿去，我不得不去。”？輦？輴？訛
二 为了告别的聚会
即今所见秋白亲友回忆，有关他赴俄一事颇多述及，至于北京东车站的告别场景，却所载寥寥，远不及他本人记述真切动情。毕竟，比之送行人，远行者的情感体验更为强烈，也尤为细致：“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断断续续的思绪，转展不已”……此间文字无不表述着他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离情别绪。比较而论，时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郑振铎，他的日后回忆则简约得一句带过——
记得我们很兴奋地送他上火车，他也很愉快地像新生了似的踏上了远远的征途。？輦？輵？訛
这是郑氏1955年的追记，距1920年的告别现场已有35年之遥。35年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业已取得全国胜利，而瞿秋白作为其早期领导者，早已被镌刻于革命先烈谱系中。成功的革命建构起自身的历史记忆，其叙述逻辑不仅贯穿于大历史勾勒，也贯彻进个人史描述。依循革命历史记忆的叙述逻辑，瞿秋白远赴苏俄并在莫斯科加入中共，由此投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人生转折点便获得生命重生的意蕴——郑氏所谓“像新生了似的”，正乃此意！不过，推究而论，1920年10月16日在北京东车站挥手道别时，瞿秋白内心实在难有“新生”之感：前途未卜，凶险难料，此时焉知此行即是“新生”？情有牵挂，心存担忧，告别恰似“最后的诀别”，“很愉快”多为亲友面前的表象，说他“像新生了似的”，实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建构革命历史记忆的叙述逻辑，造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追加意义。
实际上，北京东车站告别前夜，即1920年10月15日夜，郑振铎等一众好友就为秋白特意举行了一次送别聚会。此事在郑氏回忆中不见，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约略提及，他在表达赴俄动机后，补充交代——
这是1920年10月15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说的话。？輦？輶？訛
“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中，漏掉了一位——王统照，其时他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已白话小说《纪念》等在新文学文坛初露头角，也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三十年后，即1950年，正是这位在瞿氏记载中被遗漏了的当日好友，握笔书写《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他的回忆复原了那晚聚会的现场情景：这显然是好友们郑重其事安排的，地点在北京东城耿济之住处，“距高大城墙不远一个胡同的小院落里的南屋里”，“窗前一只长方形的木案上摆设了几大盘的花生、鸡蛋糕、糖果”，是“他们自己凑齐钱来买的”，等待的气氛有些沉闷，“他们的面色沉沉地，都提不起平常时高谈阔论的兴致”;因为办理护照事宜，“远行人”很晚才赶来—— 约莫又过了一小时，他们专在那儿等待叫作瞿秋白的方匆匆地从夜风中冲进。一身西装衣服上抖满了街尘。刚走入客厅，他立即摘下眼睛用手绢擦抹，高亢而迅利地说出他迟到的缘故。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问他。
“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瞿秋白的面容又瘦又苍白，与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恰好成一对照。但他们是一个专科学校中很要好的同班，又是新近同毕业的两位精通俄文的青年。
“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隔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瞿秋白总是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虽然明儿大早他要走上现时极少中国人愿意去与能够去的国度的长途。
瞿秋白一到之后，香烟气立刻在屋子中喷发出来，还有一两个人陪着他一同吸。谈话在断续中进行，把以前的沉闷打破。但大家却不多谈这个远行人到了那边怎样作通讯的工作，怎样明了那个举行空前大革命国度的情形。因为现时迢迢的铁道还不能够无阻碍的畅通，而在边界上如何度过一时也无从想起。总之对这个消息疏少的大革命后不久的国度的情形，他们也只是从报纸杂志上略略知道一点罢了。
自然，这一方的话便不易多谈，而且大家虽然都抱着欢迎新时代曙光的熱情，可是在给他送行的前夜，反而对本题找不出多少话说。
他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至于在那个大国的空前的大革命后，负有人民使者任务的青年，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
他们拉杂说到上海北京的新文章，说到由南方来明天与瞿秋白同行的某报馆的特派记者……还是被送行的人，他的精彩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像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点疲劳，他一样还把精神提起。
快近十点了，风吹得更大。他们有的住在西城，路那么远，也得给这被送行的人得到半夜的休息。于是微感黯然却又同怀着壮旺的心情下，他们便在这所房子的门前冒着严寒的北风，一个个紧握住这位勇敢活泼的青年人的手珍重道别……于是，每个与会者各怀了一颗热烈又是沉重的心由黑暗中分别散去。
文中述及瞿秋白和耿济之（即“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新近同毕业”，实为作者记忆差错，其时他俩距毕业尚有半年时间。毕业在望即远赴苏俄，也可见秋白确是下定决心、断然而行。王统照印象中，欢送聚会上瞿秋白依然“洒脱”“活泼”，谈笑风生，意气风发，尽管天一亮就将远行，且前程难料——“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王氏印象大约不谬，有郭绍虞回忆佐证：郭氏也是当晚送别聚会的参加者，时隔60余年，89岁高龄的他接受访谈时，以“英气”一词概括瞿秋白的当日神情——他（即指瞿秋白——引者注）走的时候，我曾去聚会送了他。瞿秋白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一般青年都有一种恹气，他比较的没有。我好像感到他和别人不一样，有一股英气。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及他的地方。因为有这样一种概念，我一向钦佩他。？輦？輷？訛
尽管王统照笔下瞿秋白的言谈神情，有着难以掩饰的兴奋，“说话又快又响亮”，“高亢而迅利”，好友们对他敬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但同时不无担忧——为他“瘦弱的身体”，因为大家知道：“他不时地咳嗽着，脸色很苍白”，又时常熬夜，“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輧？輮？訛。聚会之中，即有好友脱口而出——太冷！太冷！不要说现在的莫斯科，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够受。你虽然皮大衣，可是身子骨……
王氏回忆，无疑保存了“五四”时代知识青年交往与友情的一幕生动历史场景，有关瞿秋白的细节性描摹，跃然眼前。但记忆总是有所选择和遗漏的，如聚会上瞿秋白就赴俄动机的述说，显然不在王氏记忆笔书中，好在秋白本人在《饿乡纪程》里有一长段记述。或许，就在欢送聚会上，他与好友间有论辩，话题即有关他赴俄目的。对此，他决然表白——“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輧？輯？訛
若将王统照的回忆和瞿秋白的记载合归一处，1920年10月15日夜那场送别聚会，便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情境，历史现场的生动情态赫然凸显，更有意义的是——一代青年的精神情状如在眼前：志趣相投的一群年轻人，“为了告别的聚会”，他们“各怀了一颗热烈又是沉重的心”，“珍重道别”又“各自勉励”。这是一场典型的“五四式”告别，远行人抱定“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輧？輰？訛勇往前行，送行者“抱着欢迎新时代曙光的热情”郑重送别，个体生命自觉负载着社会担当，思想或有稚嫩，情感不无伤感，然而精神自有高远追求，心魂壮阔而豪迈。
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那场送别聚会，感受到那个时代奋发激越的青春情怀，隔着一个世纪，犹然氤氲缭绕……
三 送别诗与告别诗
1920年10月15日深夜，送别聚会散去后，不过数时，第二天（10月16日）一早，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又赶到北京东车站，为远行人送行。车站送行紧接着聚会送别，真个是“相见时难别亦难”！车行人去，当晚，秋白一行停宿天津，他与前来探望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即张太雷）及俄文专修馆同学张昭德，“晚间抵足长谈”？輧？輱？訛。张太雷已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并着手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年中，他抵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至1922年春回国，其间，介绍同学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乃后话，且略不表。话说秋白一行三人滞留天津两日，至10月18日“晚上十一二点钟光景”？輧？輲？訛，上京奉车，往奉天（即今沈阳）去——就在18日早晨，他们接着了耿济之、郑振铎和瞿菊农寄来的送别信和送别诗，瞿秋白当日复信并附诗相和。 耿济之与郑振铎一道署名的送别诗题名《追寄秋白宗武颂华》，有小序：“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书此追寄三兄。”？輧？輳？訛诗为现代白话诗，共4节，首节是——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地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輧？輴？訛
全诗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首节前两行与末节前两行相同（“汽笛一声声催着，/车轮慢慢地转着。”），第二节二三两行则与末节三四两行一致（也是全诗最后两行，“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由此形成前后呼应的抒情旋律。诗篇飘散着“五四文学”的青春感伤气息，思念则是情感主调，其间“红光”“新世界”“‘自由’之国”，指谓苏俄，“羡慕”一词直露表述抒情主体的情感取向，而对苏俄及革命的情感倾侧，依稀可辨“五四青年”的精神流向，也可触及“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历史脉动。值得注意的是：耿、郑送别诗中“红光”一词及其修辞意蕴，在秋白日后书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成为对苏俄及革命的固定指称，例如——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輧？輵？訛
1917年之秋，俄罗斯红光燭天，赤潮澎湃，虽然深寂的僻乡，余波荡漾，犹与沙岸石砾相搏击，激励清刷。革命的风暴时期，群众集会的社会心理现万丈光焰，不可阻的伟力。——二十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輧？輶？訛
而假若放阔视阈，将李大钊高昂呼唤的“赤旗”？輧？輷？訛，与瞿秋白等年青一代心驰神往的“红光”，视为同类隐喻修辞谱系，则可察见“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修辞，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渐成呼应的历史规痕。
瞿菊农的送别诗题为《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兄”“侄”区分显示出某种礼仪考究，也表露出其与秋白更深一层的家族关系。较之耿、郑诗作对“红光”及“新世界”的“羡慕”之意，瞿菊农诗篇表达着“改变”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意愿——对“新世界”“新社会”期盼与向往，显然是《新社会》同人的理念、情感认同，而其笔涉“宇宙的大调和”，则隐约可识“五四”时代“泛爱”哲学的思潮印记。而我更为注意的是瞿菊农诗作首节——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
“悲惨惨”“乌沉沉”的“黑甜乡”，无疑指称彼时中国现实社会。这一隐喻修辞得到瞿秋白的呼应：写于1920年11月4日（正值赴俄途中滞留哈尔滨）的《饿乡纪程》“绪言”，开首即是“我”对“黑甜乡”的主体感受——
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那里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
从“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黑甜乡”，“挣扎着起来”，往“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然而却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饿乡”去，心愿只在于——“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輨？輮？訛。瞿秋白此间的“黑甜乡”隐喻，显见是呼和了瞿菊农送别诗里的同一比喻，而以“黑甜乡”喻指现实社会，则反映出“五四青年”某种广泛认知。
更有意趣的是：若将瞿菊农的送别诗和耿、郑两位的送别诗合归一处观照，则可见出——前者的“黑甜乡”隐喻与后者的“红光”隐喻，分别表露着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和对苏俄社会的向往，两者恰成某种情感-认知逻辑，由此犹可窥见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青年的某种精神取向。联系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其间多有对本土现实社会的批判、对外国列强的义愤，而在批判与义愤间，世界格局中的社会主义苏俄，作为正面形象升起于北方地平线，犹如“红光”（“新世界”）显现于“黑甜乡”之远方。由此而观，“黑甜乡”与“红光”两则隐喻修辞，隐含着时代的思想信息;而百年前那两首送别诗，在青春的离情别绪之外，还凝结着“五四青年”的精神取向。
10月18日清早接着耿济之、郑振铎和瞿菊农的送别信、送别诗，当日，瞿秋白即在天津复信并附诗寄出，当晚登车继行。复信有言：“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黑暗-光明的比喻显然回应同人送别诗中“黑甜乡”与“红光”的隐喻修辞;“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輨？輯？訛则是回应瞿菊农诗中“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的喻义。秋白的应和诗共分三节，首节以“邮差”自喻——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輨？輰？訛
末节则承应瞿菊农诗“采花酿蜜”的比喻——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輨？輱？訛
“邮差”和“采花酿蜜”，分明是瞿秋白对赴俄之行的角色自喻，其表达内涵实则是他本人的赴俄“志愿”：“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运动”“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輨？輲？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中求一灯塔”？輨？輳？訛。在“乌沉沉，黑魆魆”的“黑甜乡”，与“红光”所在的“饿乡”之间，做个传信的“邮差”，像蜜蜂那样“采花酿蜜”，形象地表白瞿秋白内心的民族-国家担当，与其“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宏愿，具有一致的内在命意。
耿济之、郑振铎和瞿菊农的两首送别诗，以及瞿秋白的告别诗，均刊于1920年10月25日北京《晨报》，与该报外派记者的信息，一并发表。揆测报社意图，一来是将外派记者之举昭告读者，唤起对国外通讯的期待，二来也是为特派记者远行，作个纪念。4日之后，即1920年10月29日，《晨报》又发郭绍虞（署名“绍虞”）诗，题为《流星——赠秋白、颂华、仲武，时三人有赴俄之行》。郭氏1919年来到北京，为《晨报·副镌》特约撰稿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交往密切。1920年10月15日晚，一众同人在耿济之住处为秋白举行送别聚会，郭也到场，王统照《恰恰是三十年了》文中，他被唤名“少与”;第二天清晨，郭是否也到北京东车站送行？现存资料难考其实。《流星》一诗将远赴苏俄的瞿、俞、李比作“三颗流星冲开凝雾/直往西北飞去”，“打破”了“沉沉睡去”的世界“这岑寂境地”—— 太阳的中轴为你们震荡，
行星的轨迹为你们错忒。
动了！动了！
宇宙动了！
动的宇宙呀！
新的宇宙呀！
郭诗显见“五四抒情”表征，将友人赴俄比作流星“冲”“飞”，且由此联想宇宙之“动”、期盼“新的宇宙”，想象未免夸张，却着实表现出阔达的视界与高远的襟怀，“创造”的憧憬酣畅飞扬。想来郭诗可能并未寄达远行者手中，因为《饿乡纪程》里没有抄录，郭诗因此鲜为人知？輨？輴？訛。但千真万确，它与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瞿秋白的诗作一起，构成了百年前那场青春告别的诗墨留存。若将这4首诗篇，放回那幕告别的历史现场观照，那些感慨和抒情依旧散发着“五四青年”的意气与声韵，挥之不去！
四 后来
后来的事，众所周知。但比较着看，却意味深长——
自1920年10月16日在北京东车站登车启程，经过长约100天的艰难行旅，瞿秋白一行于1921年1月25日终于抵达莫斯科。就在他们喁喁前行之际，现代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经1920年11月至12月间酝酿，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12位发起人中，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即瞿菊英）、王统照、郭绍虞、许地山等《新社会》同人赫然在列。当初的《新社会》同人，正是筹建文学研究会的活跃分子。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设想：假若瞿秋白身在北京，他也会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中。
1922年9月，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饿乡纪程》的最初面世版本;约两年后，1924年6月，他的《赤都心史》也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依旧是“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种。这或许是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之间，最具文学意义的交集，他这两部著作均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而得以问世，无疑得力于当初《新社会》同人的推荐之功——郑振铎陈述其事：《新俄国游记》（1953年编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时，恢复原名《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即由其“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里，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輨？輵？訛
1923年，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第81期公布《本刊特约撰稿者》名单，瞿秋白位列其中。同年，《文学》第100期纪念号上，《本刊特别启示——文学负责编辑者》中，瞿秋白名录其间。他与现代中国这一著名文学社团间的联系，犹如草蛇灰线，隐约可辨。
但自从1920年10月16日清晨，在北京东车站“握手言别”，瞿秋白与当初的《新社会》同人便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在苏俄加入中国共产党，归来已是“职业革命家”，而郑振铎、耿济之等当日志同道合的好友，则继续耕耘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领地。归国后头几年，瞿秋白与《新社会》同人尚有往来，其时郑振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据叶圣陶回忆：“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輨？輶？訛茅盾也曾记载：1923年郑振铎成婚时，瞿秋白雕刻印章、诙谐奉送，并以“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为题即席讲演，光彩照人，惹得满堂喝彩，也足见彼此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輨？輷？訛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相互交往诸多不便，难有聚首。郑振铎回忆他与秋白的最后一面，竟是在上海宝山路上——我从工厂里放工回家，在这条路上步行着，他坐在人力车上，头戴一顶打鸟帽，低低地压在额前。我们彼此互望了一眼，但并没有点头打招呼。从此就成了人天之隔。？輩？輮？訛——这一幕，真叫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而我相信他们“彼此互望”间，一定都会记起当年联手创办《新社会》的青春往事，记起那年在北京东车站“握手言别”的情景……
1935年5月，福建长汀，身陷囹圄的瞿秋白“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輩？輯？訛，在后世聚讼纷纭的《多余的话》中，述及当年“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他一定记起当日《新社会》同人特意为他远行而筹办的送别聚会，车站挥别的场景一定浮上心头，他一定还记得青年同人的送别诗和他自己挥笔而就的告别诗。他述说自己投身革命后“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輩？輰？訛时候，他感慨“徒然抱著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輩？輱？訛的时候——他一定是在想念着依然在文艺领域前行的昔日同人们！
在《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间，我注意到这两条记载：“一九一九一月 与耿济之瞿世英等组织《新社会》杂志”“一九二〇八月 应北京《晨报》聘起程赴俄任通信员”——日期有误？輩？輲？訛，事项不爽，在“生命的尽期”，回忆一生来路，他将“组织《新社会》杂志”和“起程赴俄”视为人生重要节点。而在这两个节点上，一帮青年同人就在他身边。
他们曾经志同道合的友情，是他一生中的美好之物！
那场告别，距今已一个世纪之遥，时间为1920年10月16日清晨，地点在当时的北京东车站①：远赴苏俄的瞿秋白与前来送行的亲友，执手话别，挥手辞行——其情其景，秋白本人在《饿乡纪程》中如是记载：
10月16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②
人生总有告别时。大多的告别实属平常，挥挥手，道声保重，甚或不经意间便默然别过，了无痕迹——生活中，太多这样的日常细节。但有些告别却意味深长，叫人铭心刻骨，比如，上述那场百年前的告别，实在是瞿秋白一生中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慨然前往苏俄，归来已是“职业革命家”，并最终殉难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一场改变一个人的精神取向和人生路向的告别，尽管在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它犹如一粒碎屑，却是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转身而去，挥手间竟一脚跨入20世纪中国革命史——这固然为他本人始料未及，送行的所有亲友恐怕谁也没预想得到。那场告别因此超越了日常细节的意义，而具有历史关节的分量。
同行的还有李宗武、俞颂华两位，他们三人均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记者身份共赴苏俄③。根据秋白记载，当日送行者分明有两类：一为“亲戚兄弟”，二是“几位同志”。前者以瞿纯白为代表，其为秋白堂兄，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自1916年2月秋白母亲因贫自杀后，瞿纯白就成为秋白及其胞弟云白、垚白的接济人，“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④失母的三兄弟，其时，兄弟三人均寄居在北京瞿纯白家中;后者指的是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等，耿是瞿秋白俄文专修馆同学，郑就读于铁路管理学校，瞿菊农虽年小秋白一岁，却是他的远房堂叔，时为汇文大学堂学生。除此之外，当日是否还有其他“亲友”前来车站送行？查现存资料，无法考求。
说起来，瞿秋白与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等人的交往与友情，颇具“同人小群体”性质，其形成实有机缘巧合因素：他们都住在北京东城，附近有基督教青年会会所，会所图书馆里年轻学子经常不期而遇，由相遇而来往，共同的文学兴趣促成他们的投合与神交。郑振铎日后回忆：“那时，常聚在一起的朋友们，有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瞿秋白和我，还有耿济之的弟弟式之等六七人。为了我们全都住东城，为了兴趣的关系，我们在无形中竟形成了一个集团。”⑤他以抒情笔调深情述及其时他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倾心与挚爱。
我们那时候对于俄罗斯文学是那么热烈地向往着、崇拜着，而且是具有那么热烈地介绍翻译的热忱啊！⑥
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⑦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瞿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⑧
这或许就是这些文学青年的早期文学实践。他们最初的文学译介，获得了社会接受：“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叢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⑨
共同的文学爱好及译事活动，促成这群青年学子意趣认同。时值新文化运动播扬熏染，新思潮化育新青年，青春激扬，意气风发，革新社会成为其精神认同;而由“巴黎和会”触发，“五四运动陡然爆发”，这个“无形中竟形成了”的青年“集团”，人人“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⑩。他们并非“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声名显赫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许德珩等，他们作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学生会”，加入到学生运动中;所以，郑振铎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发难者;打‘赵家楼’的一幕，我们没有参加。可是，我们都代表着我们的学校参加了学生会。秋白和济之都是俄专的代表。世英是燕大的代表。我是铁路学校的代表。我们是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的。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都很秘密。”？輥？輯？訛
共同参与学生运动的经历，无疑增强了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诸位的交往与友情，也使这个青年“集团”的精神兴奋点由文学扩展到广阔的社会领域，而青春激情一旦被触发，迫切欲求对世界发声——恰好来了机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要办一份青年刊物，委托时常在其会所聚首的郑振铎、瞿秋白等负责;凭借青年会下属的社会实进会出资，《新社会》旬刊于1919年11月问世。“发刊词”申明同人宗旨：“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輥？輰？訛
概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輥？輱？訛
《新社会》以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编辑部通讯地址为北京东城区石槽胡同6号郑振铎住处。郑氏回忆办刊情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秋白、济之、世英、地山和我，共五个人。经理部的事务，由青年会的一位学生干事负责，我负责编辑和校对的事。……我们经常地讨论着编辑方针;这些会议，在秋白寓所举行的不少。为的是他身体不好，有肺病的征候，而且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我们到的时候，他每每是还坐在床上，也就拥被而谈，滔滔不绝。”？輥？輲？訛在“五四”时代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新社会》是一份由青年学子创办的综合性期刊，刊文除新文学创作（小说、诗歌）外，更多社会时事评论与思想文化评论，其间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五四青年”的高迈情怀及民族、国家关切，尽显其间。他们因共同的文学兴趣聚到一起，由创办同人杂志结合成“同人小群体”，对于“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的理想憧憬，既是他们的精神共相，也显示着新文化运动中“学生辈”的普遍精神取向。一代人的青春，恰与一个民族的精神新生遇合，青春激越，万马齐鸣。 因为刊名中“社会”两字，《新社会》被当局认定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出至第十九期（1920年5月1日）即“被警察厅封闭了”？輥？輳？訛，存世仅只半年。同人心有不甘，“愤慨极了”，“特别是秋白，主张非再接再厉地干下去不可”？輥？輴？訛，遂费尽心思说动青年会，另创新刊。新刊何以为名？郑振铎与瞿秋白产生了分歧：郑氏“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但他并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出来，大家也就都赞成我的意见，当即定名为《人道》。”？輥？輵？訛瞿秋白为何“不赞成”《人道》这一刊名？他在《饿乡纪程》中透露了自己的看法：
《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心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輥？輶？訛
而郑振铎日后如此解释他和瞿秋白在《人道》命名一事上的“争论”：“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地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是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們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輥？輷？訛瞿秋白思想悄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与他在“五四”前后参与颇为活跃的学生社团活动密切相关，其中尤其是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輦？輮？訛的活动，是他思想转向的肯綮所在。
《人道》以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瞿菊农任职员部部长，郑振铎为编辑部部长，编辑部通讯处仍在郑振铎住处，月刊董事会中则增加了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第1期（创刊号）于1920年8月推出，封底的“本刊启事”中明言：“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期满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輦？輯？訛第2期也已编就，要目与第1期要目同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其中赫然列有瞿秋白的《新村运动与社会主义》。就在此时，基督教青年会迫于当局压力，以经费短缺为借口，即行停办——《人道》月刊仅出一期，即寿终正寝。
尽管办刊受挫，《新社会》《人道》“同人小集团”却因共同的社会历练而增进了同人友情。1920年10月16日清晨，瞿秋白登车启程之际，回身挥手作别;月台上，同人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殷殷招手——在道别与送别之际、挥手与招手之间，那一份青春的深情厚谊，凝定为一则生动细节，镶嵌在大历史中，摇动不已……临行之际，秋白对亲情、友情的切身感受，定然超越寻常。他心有牵挂，担忧“新嫁到北京”的三妹的处境（“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輦？輰？訛）和“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的精神状态（“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輦？輱？訛）。告别之时，他心有憧憬，体验着“不可思议的情感”和“奇感”，因而“触目都成异象”。关山重重，前路难料，“俄国远处万里，交通梗塞”，“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因此“暂时须得像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的手续”？輦？輲？訛，所以他称此番告别为——“最后的诀别”。
他将万般感慨捆扎起来，“一挥手，决然就走！”？輦？輳？訛
他说：“我愿去，我不得不去。”？輦？輴？訛
二 为了告别的聚会
即今所见秋白亲友回忆，有关他赴俄一事颇多述及，至于北京东车站的告别场景，却所载寥寥，远不及他本人记述真切动情。毕竟，比之送行人，远行者的情感体验更为强烈，也尤为细致：“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断断续续的思绪，转展不已”……此间文字无不表述着他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离情别绪。比较而论，时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郑振铎，他的日后回忆则简约得一句带过——
记得我们很兴奋地送他上火车，他也很愉快地像新生了似的踏上了远远的征途。？輦？輵？訛
这是郑氏1955年的追记，距1920年的告别现场已有35年之遥。35年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业已取得全国胜利，而瞿秋白作为其早期领导者，早已被镌刻于革命先烈谱系中。成功的革命建构起自身的历史记忆，其叙述逻辑不仅贯穿于大历史勾勒，也贯彻进个人史描述。依循革命历史记忆的叙述逻辑，瞿秋白远赴苏俄并在莫斯科加入中共，由此投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人生转折点便获得生命重生的意蕴——郑氏所谓“像新生了似的”，正乃此意！不过，推究而论，1920年10月16日在北京东车站挥手道别时，瞿秋白内心实在难有“新生”之感：前途未卜，凶险难料，此时焉知此行即是“新生”？情有牵挂，心存担忧，告别恰似“最后的诀别”，“很愉快”多为亲友面前的表象，说他“像新生了似的”，实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建构革命历史记忆的叙述逻辑，造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追加意义。
实际上，北京东车站告别前夜，即1920年10月15日夜，郑振铎等一众好友就为秋白特意举行了一次送别聚会。此事在郑氏回忆中不见，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约略提及，他在表达赴俄动机后，补充交代——
这是1920年10月15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说的话。？輦？輶？訛
“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中，漏掉了一位——王统照，其时他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已白话小说《纪念》等在新文学文坛初露头角，也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三十年后，即1950年，正是这位在瞿氏记载中被遗漏了的当日好友，握笔书写《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他的回忆复原了那晚聚会的现场情景：这显然是好友们郑重其事安排的，地点在北京东城耿济之住处，“距高大城墙不远一个胡同的小院落里的南屋里”，“窗前一只长方形的木案上摆设了几大盘的花生、鸡蛋糕、糖果”，是“他们自己凑齐钱来买的”，等待的气氛有些沉闷，“他们的面色沉沉地，都提不起平常时高谈阔论的兴致”;因为办理护照事宜，“远行人”很晚才赶来—— 约莫又过了一小时，他们专在那儿等待叫作瞿秋白的方匆匆地从夜风中冲进。一身西装衣服上抖满了街尘。刚走入客厅，他立即摘下眼睛用手绢擦抹，高亢而迅利地说出他迟到的缘故。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问他。
“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瞿秋白的面容又瘦又苍白，与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恰好成一对照。但他们是一个专科学校中很要好的同班，又是新近同毕业的两位精通俄文的青年。
“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隔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瞿秋白总是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虽然明儿大早他要走上现时极少中国人愿意去与能够去的国度的长途。
瞿秋白一到之后，香烟气立刻在屋子中喷发出来，还有一两个人陪着他一同吸。谈话在断续中进行，把以前的沉闷打破。但大家却不多谈这个远行人到了那边怎样作通讯的工作，怎样明了那个举行空前大革命国度的情形。因为现时迢迢的铁道还不能够无阻碍的畅通，而在边界上如何度过一时也无从想起。总之对这个消息疏少的大革命后不久的国度的情形，他们也只是从报纸杂志上略略知道一点罢了。
自然，这一方的话便不易多谈，而且大家虽然都抱着欢迎新时代曙光的熱情，可是在给他送行的前夜，反而对本题找不出多少话说。
他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至于在那个大国的空前的大革命后，负有人民使者任务的青年，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
他们拉杂说到上海北京的新文章，说到由南方来明天与瞿秋白同行的某报馆的特派记者……还是被送行的人，他的精彩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像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点疲劳，他一样还把精神提起。
快近十点了，风吹得更大。他们有的住在西城，路那么远，也得给这被送行的人得到半夜的休息。于是微感黯然却又同怀着壮旺的心情下，他们便在这所房子的门前冒着严寒的北风，一个个紧握住这位勇敢活泼的青年人的手珍重道别……于是，每个与会者各怀了一颗热烈又是沉重的心由黑暗中分别散去。
文中述及瞿秋白和耿济之（即“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新近同毕业”，实为作者记忆差错，其时他俩距毕业尚有半年时间。毕业在望即远赴苏俄，也可见秋白确是下定决心、断然而行。王统照印象中，欢送聚会上瞿秋白依然“洒脱”“活泼”，谈笑风生，意气风发，尽管天一亮就将远行，且前程难料——“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王氏印象大约不谬，有郭绍虞回忆佐证：郭氏也是当晚送别聚会的参加者，时隔60余年，89岁高龄的他接受访谈时，以“英气”一词概括瞿秋白的当日神情——他（即指瞿秋白——引者注）走的时候，我曾去聚会送了他。瞿秋白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一般青年都有一种恹气，他比较的没有。我好像感到他和别人不一样，有一股英气。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及他的地方。因为有这样一种概念，我一向钦佩他。？輦？輷？訛
尽管王统照笔下瞿秋白的言谈神情，有着难以掩饰的兴奋，“说话又快又响亮”，“高亢而迅利”，好友们对他敬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但同时不无担忧——为他“瘦弱的身体”，因为大家知道：“他不时地咳嗽着，脸色很苍白”，又时常熬夜，“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輧？輮？訛。聚会之中，即有好友脱口而出——太冷！太冷！不要说现在的莫斯科，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够受。你虽然皮大衣，可是身子骨……
王氏回忆，无疑保存了“五四”时代知识青年交往与友情的一幕生动历史场景，有关瞿秋白的细节性描摹，跃然眼前。但记忆总是有所选择和遗漏的，如聚会上瞿秋白就赴俄动机的述说，显然不在王氏记忆笔书中，好在秋白本人在《饿乡纪程》里有一长段记述。或许，就在欢送聚会上，他与好友间有论辩，话题即有关他赴俄目的。对此，他决然表白——“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輧？輯？訛
若将王统照的回忆和瞿秋白的记载合归一处，1920年10月15日夜那场送别聚会，便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情境，历史现场的生动情态赫然凸显，更有意义的是——一代青年的精神情状如在眼前：志趣相投的一群年轻人，“为了告别的聚会”，他们“各怀了一颗热烈又是沉重的心”，“珍重道别”又“各自勉励”。这是一场典型的“五四式”告别，远行人抱定“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輧？輰？訛勇往前行，送行者“抱着欢迎新时代曙光的热情”郑重送别，个体生命自觉负载着社会担当，思想或有稚嫩，情感不无伤感，然而精神自有高远追求，心魂壮阔而豪迈。
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那场送别聚会，感受到那个时代奋发激越的青春情怀，隔着一个世纪，犹然氤氲缭绕……
三 送别诗与告别诗
1920年10月15日深夜，送别聚会散去后，不过数时，第二天（10月16日）一早，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又赶到北京东车站，为远行人送行。车站送行紧接着聚会送别，真个是“相见时难别亦难”！车行人去，当晚，秋白一行停宿天津，他与前来探望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即张太雷）及俄文专修馆同学张昭德，“晚间抵足长谈”？輧？輱？訛。张太雷已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并着手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年中，他抵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至1922年春回国，其间，介绍同学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乃后话，且略不表。话说秋白一行三人滞留天津两日，至10月18日“晚上十一二点钟光景”？輧？輲？訛，上京奉车，往奉天（即今沈阳）去——就在18日早晨，他们接着了耿济之、郑振铎和瞿菊农寄来的送别信和送别诗，瞿秋白当日复信并附诗相和。 耿济之与郑振铎一道署名的送别诗题名《追寄秋白宗武颂华》，有小序：“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书此追寄三兄。”？輧？輳？訛诗为现代白话诗，共4节，首节是——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地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輧？輴？訛
全诗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首节前两行与末节前两行相同（“汽笛一声声催着，/车轮慢慢地转着。”），第二节二三两行则与末节三四两行一致（也是全诗最后两行，“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由此形成前后呼应的抒情旋律。诗篇飘散着“五四文学”的青春感伤气息，思念则是情感主调，其间“红光”“新世界”“‘自由’之国”，指谓苏俄，“羡慕”一词直露表述抒情主体的情感取向，而对苏俄及革命的情感倾侧，依稀可辨“五四青年”的精神流向，也可触及“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历史脉动。值得注意的是：耿、郑送别诗中“红光”一词及其修辞意蕴，在秋白日后书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成为对苏俄及革命的固定指称，例如——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輧？輵？訛
1917年之秋，俄罗斯红光燭天，赤潮澎湃，虽然深寂的僻乡，余波荡漾，犹与沙岸石砾相搏击，激励清刷。革命的风暴时期，群众集会的社会心理现万丈光焰，不可阻的伟力。——二十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輧？輶？訛
而假若放阔视阈，将李大钊高昂呼唤的“赤旗”？輧？輷？訛，与瞿秋白等年青一代心驰神往的“红光”，视为同类隐喻修辞谱系，则可察见“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修辞，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渐成呼应的历史规痕。
瞿菊农的送别诗题为《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兄”“侄”区分显示出某种礼仪考究，也表露出其与秋白更深一层的家族关系。较之耿、郑诗作对“红光”及“新世界”的“羡慕”之意，瞿菊农诗篇表达着“改变”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意愿——对“新世界”“新社会”期盼与向往，显然是《新社会》同人的理念、情感认同，而其笔涉“宇宙的大调和”，则隐约可识“五四”时代“泛爱”哲学的思潮印记。而我更为注意的是瞿菊农诗作首节——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
“悲惨惨”“乌沉沉”的“黑甜乡”，无疑指称彼时中国现实社会。这一隐喻修辞得到瞿秋白的呼应：写于1920年11月4日（正值赴俄途中滞留哈尔滨）的《饿乡纪程》“绪言”，开首即是“我”对“黑甜乡”的主体感受——
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那里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
从“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黑甜乡”，“挣扎着起来”，往“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然而却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饿乡”去，心愿只在于——“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輨？輮？訛。瞿秋白此间的“黑甜乡”隐喻，显见是呼和了瞿菊农送别诗里的同一比喻，而以“黑甜乡”喻指现实社会，则反映出“五四青年”某种广泛认知。
更有意趣的是：若将瞿菊农的送别诗和耿、郑两位的送别诗合归一处观照，则可见出——前者的“黑甜乡”隐喻与后者的“红光”隐喻，分别表露着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和对苏俄社会的向往，两者恰成某种情感-认知逻辑，由此犹可窥见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青年的某种精神取向。联系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其间多有对本土现实社会的批判、对外国列强的义愤，而在批判与义愤间，世界格局中的社会主义苏俄，作为正面形象升起于北方地平线，犹如“红光”（“新世界”）显现于“黑甜乡”之远方。由此而观，“黑甜乡”与“红光”两则隐喻修辞，隐含着时代的思想信息;而百年前那两首送别诗，在青春的离情别绪之外，还凝结着“五四青年”的精神取向。
10月18日清早接着耿济之、郑振铎和瞿菊农的送别信、送别诗，当日，瞿秋白即在天津复信并附诗寄出，当晚登车继行。复信有言：“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黑暗-光明的比喻显然回应同人送别诗中“黑甜乡”与“红光”的隐喻修辞;“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輨？輯？訛则是回应瞿菊农诗中“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的喻义。秋白的应和诗共分三节，首节以“邮差”自喻——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輨？輰？訛
末节则承应瞿菊农诗“采花酿蜜”的比喻——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輨？輱？訛
“邮差”和“采花酿蜜”，分明是瞿秋白对赴俄之行的角色自喻，其表达内涵实则是他本人的赴俄“志愿”：“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运动”“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輨？輲？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中求一灯塔”？輨？輳？訛。在“乌沉沉，黑魆魆”的“黑甜乡”，与“红光”所在的“饿乡”之间，做个传信的“邮差”，像蜜蜂那样“采花酿蜜”，形象地表白瞿秋白内心的民族-国家担当，与其“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宏愿，具有一致的内在命意。
耿济之、郑振铎和瞿菊农的两首送别诗，以及瞿秋白的告别诗，均刊于1920年10月25日北京《晨报》，与该报外派记者的信息，一并发表。揆测报社意图，一来是将外派记者之举昭告读者，唤起对国外通讯的期待，二来也是为特派记者远行，作个纪念。4日之后，即1920年10月29日，《晨报》又发郭绍虞（署名“绍虞”）诗，题为《流星——赠秋白、颂华、仲武，时三人有赴俄之行》。郭氏1919年来到北京，为《晨报·副镌》特约撰稿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交往密切。1920年10月15日晚，一众同人在耿济之住处为秋白举行送别聚会，郭也到场，王统照《恰恰是三十年了》文中，他被唤名“少与”;第二天清晨，郭是否也到北京东车站送行？现存资料难考其实。《流星》一诗将远赴苏俄的瞿、俞、李比作“三颗流星冲开凝雾/直往西北飞去”，“打破”了“沉沉睡去”的世界“这岑寂境地”—— 太阳的中轴为你们震荡，
行星的轨迹为你们错忒。
动了！动了！
宇宙动了！
动的宇宙呀！
新的宇宙呀！
郭诗显见“五四抒情”表征，将友人赴俄比作流星“冲”“飞”，且由此联想宇宙之“动”、期盼“新的宇宙”，想象未免夸张，却着实表现出阔达的视界与高远的襟怀，“创造”的憧憬酣畅飞扬。想来郭诗可能并未寄达远行者手中，因为《饿乡纪程》里没有抄录，郭诗因此鲜为人知？輨？輴？訛。但千真万确，它与耿济之、郑振铎、瞿菊农、瞿秋白的诗作一起，构成了百年前那场青春告别的诗墨留存。若将这4首诗篇，放回那幕告别的历史现场观照，那些感慨和抒情依旧散发着“五四青年”的意气与声韵，挥之不去！
四 后来
后来的事，众所周知。但比较着看，却意味深长——
自1920年10月16日在北京东车站登车启程，经过长约100天的艰难行旅，瞿秋白一行于1921年1月25日终于抵达莫斯科。就在他们喁喁前行之际，现代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经1920年11月至12月间酝酿，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12位发起人中，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即瞿菊英）、王统照、郭绍虞、许地山等《新社会》同人赫然在列。当初的《新社会》同人，正是筹建文学研究会的活跃分子。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设想：假若瞿秋白身在北京，他也会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中。
1922年9月，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饿乡纪程》的最初面世版本;约两年后，1924年6月，他的《赤都心史》也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依旧是“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种。这或许是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之间，最具文学意义的交集，他这两部著作均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而得以问世，无疑得力于当初《新社会》同人的推荐之功——郑振铎陈述其事：《新俄国游记》（1953年编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时，恢复原名《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即由其“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里，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輨？輵？訛
1923年，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第81期公布《本刊特约撰稿者》名单，瞿秋白位列其中。同年，《文学》第100期纪念号上，《本刊特别启示——文学负责编辑者》中，瞿秋白名录其间。他与现代中国这一著名文学社团间的联系，犹如草蛇灰线，隐约可辨。
但自从1920年10月16日清晨，在北京东车站“握手言别”，瞿秋白与当初的《新社会》同人便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在苏俄加入中国共产党，归来已是“职业革命家”，而郑振铎、耿济之等当日志同道合的好友，则继续耕耘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领地。归国后头几年，瞿秋白与《新社会》同人尚有往来，其时郑振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据叶圣陶回忆：“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輨？輶？訛茅盾也曾记载：1923年郑振铎成婚时，瞿秋白雕刻印章、诙谐奉送，并以“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为题即席讲演，光彩照人，惹得满堂喝彩，也足见彼此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輨？輷？訛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相互交往诸多不便，难有聚首。郑振铎回忆他与秋白的最后一面，竟是在上海宝山路上——我从工厂里放工回家，在这条路上步行着，他坐在人力车上，头戴一顶打鸟帽，低低地压在额前。我们彼此互望了一眼，但并没有点头打招呼。从此就成了人天之隔。？輩？輮？訛——这一幕，真叫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而我相信他们“彼此互望”间，一定都会记起当年联手创办《新社会》的青春往事，记起那年在北京东车站“握手言别”的情景……
1935年5月，福建长汀，身陷囹圄的瞿秋白“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輩？輯？訛，在后世聚讼纷纭的《多余的话》中，述及当年“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他一定记起当日《新社会》同人特意为他远行而筹办的送别聚会，车站挥别的场景一定浮上心头，他一定还记得青年同人的送别诗和他自己挥笔而就的告别诗。他述说自己投身革命后“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輩？輰？訛时候，他感慨“徒然抱著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輩？輱？訛的时候——他一定是在想念着依然在文艺领域前行的昔日同人们！
在《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间，我注意到这两条记载：“一九一九一月 与耿济之瞿世英等组织《新社会》杂志”“一九二〇八月 应北京《晨报》聘起程赴俄任通信员”——日期有误？輩？輲？訛，事项不爽，在“生命的尽期”，回忆一生来路，他将“组织《新社会》杂志”和“起程赴俄”视为人生重要节点。而在这两个节点上，一帮青年同人就在他身边。
他们曾经志同道合的友情，是他一生中的美好之物！